阳阳近来对地图颇有兴趣。今天又找出一本《小小寰宇》，一页一页地研究起来。看到北美地图的时候，他忽然问我∶“妈妈，没有人以前，霸王龙能不能随便从美国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美国？”
我告诉他，国与国的疆界是人划分的，没有人的时候，也没有国家，当然没有这样的限制。不过，我心里想，那时候，也许有些恐龙想划地为界也说不定呢。
爸爸出国的时候，阳阳不到三岁，到火车站送爸爸去北京，看著长长的火车，兴奋得跑来跑去，爸爸几次要抱他，他都不肯。第二天，他开始找爸爸。第三天，他开始哭。我带他到校园里散散心，不料所到之处，无不引起他的回忆。我带他去体育场，他说，我爸爸带我在这儿看过球。我们走过图书馆前的草坪，他说，我爸爸在这儿给我逮过蝴蝶。说著，泪水就往下流。我当时想，这孩子想爸爸的伤心，真比少年人失恋还要难过几分。
后来准备探亲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带著孩子。从清晨到中午，等待签证的长队在使馆外慢慢蠕动，阳阳等得不耐烦，一刻也不安生。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总算进了签证的大厅, 里面的队伍看起来不像外面那麽长，然而蜿蜒数行，人数委实不少。阳阳熬到了极限，说什麽都不听，妈妈抱也不肯。好不容易拉他回来，一松手又不见了。他大概觉得这样一跑一拉的很好玩，所以又兴奋起来，笑得咯咯咯的，跑得把护栏都撞倒了。
排在我们後面的两位男同胞友好地说：别排队了，轮到的时候，我们喊你。我到後面揽住阳阳，问他想不想去看爸爸，他说想；劝他听话，他说好。回去排队，没过两分钟便故态复萌。这一次，我带他到院子里，说，要是不听话，签证的叔叔就不给签证，他就不能去看爸爸了。不料他哭了起来，问我：“那怎麽办呢？”不让他见爸爸，这权力可太大了。那小小的心灵，大概终於领悟到，跨越他国的疆界，并不是一件可以随便的事情。
出国的经历，让不少中国人感慨系之，同时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心态。张承志在他的散文中写道∶“我目睹那些印度人，东欧人，拉美人，东南亚人，阿拉伯人在海关和领事馆时满脸的屈辱表情时，心便感到抽搐。更不用说中国人，世界对中国的歧视简直是绝对的。”我得承认他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说歧视不存在，那是痴人说梦。不过，我不赞成用绝对这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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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在济南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有一次期末考试，跟一位中年女教师一起监场。监考大概是人所能忍受的最枯燥的工作之一，之所以能够忍受，是因为它不大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工作。因为不说话实在无聊，那位女教师于是把我当作一个临时的知己。她聪明，所以看不起笨人；她生长在城市，因此瞧不起乡下人。不知怎麽，话头转到了胶东大学生身上。所谓胶东，指的是胶州湾以东的地区，在山东，胶东是富裕地区，文化教育都属上乘。这位女教师对我说：“看著胶东人挺有本事，其实谁瞧得起他们！说话一股土味儿，一听就知道是胶东出来的。”然后她说∶“其实，他们不说话也没有用——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胶东出来的。”
我笑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袭击了我。我说∶“猜猜我是哪里人。”
“济南人嘛，那还用问。”
“我是胶东人。”
她脸上顿时讪讪的。然後，她补救道∶“那你一定是烟台市的。“
“不是。”
“那你是县城里的。”
“不是。我是地地道道在乡下长大的。”然後我叉开话题，不去看她那一脸的尴尬。
我没有从此对她“敬”而远之，因为我知道，她所透露的，其实是人类很普遍的一种心态。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拿自己跟别人去比，以发现自己有什麽可以自傲的地方，以此安抚自己自卑的心。城里人固然瞧不起乡下人，而富人也瞧不起穷人，知识分子瞧不起大老粗，潇洒英俊的也瞧不起相貌丑陋的。甚至於，一个人实在没有什麽好骄傲了，只要他四肢健全，他还要瞧不起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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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的第二年，周末我在一家餐馆打工。有一次，拿著托盘走进工作间，一个美国女招待正在接饮料。我把托盘放到她的斜前方，因为放得重了，激起了很大的响声，同时饮料口噗嗤一声，喷出一团泡沫。她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Stupid”。
我知道她瞧不起中国人，但也没有想到她会如此放肆。最初几秒钟的震惊过去，我转过头，看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YOU ARE STUPID!"
她看着我，脸上的放肆开始收敛。她说，她不是说我。
以後的日子里我没有忘掉她的话，不过，我也没有表现得嫉恶如仇。我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种族哪一国人的弱点，而是人性的弱点。完美如耶稣基督，都免不了被厌弃被低视，我们怎能期望自己没有这样的遭遇？对来自他人的歧视，我们不无敏感，但我们常常忽视一点：我们自己，常常也在扮演歧视他人的角色。当我重复那个女招待的话时，我的潜台词是：我不像你，一辈子只会从事简单劳动。实际上，我们以自己的智力优势傲视他人，与他人以国籍肤色歧视我们，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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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时候，我们一方面对自己所受的歧视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却又对另一部分人歧视有加。我们固然为某些西方人有意无意的轻视感到不快，我们却也很少愿意去了解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感受和需要。我们中国人的歧视倾向完全不亚於别人：在北美，不少中国人言谈之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黑人、墨西哥人、印度人的鄙夷与不屑；在中国，低收入的农民承受着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村学生升入同样大学的分数比城市学生要高——也就是说，在中国，升学机会的不平等以政策形式固定下来，却没有人指出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歧视。抗议的声音一定是有的，但是像一个满心是话的哑巴，他的喉咙不可救药地坏掉了，所有的声音只轰鸣回响在自己的心中。只有到那一天，当公民的每一票都影响到政客的当选与否时，底层劳动人民的心声才会真正被倾听，被了解，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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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的疆界是有形的，心与心的疆界是无形的，但心与心的疆界是何等真实的一种存在。跨越国与国的疆界固然不易，跨越心与心的疆界就更难。我们常常忘记，在天父眼里，无论贫富，尊卑，也无论属於哪一块土地，我们的价值，我们被赋予的作为人的尊严，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被轻视的经历不是增加了我们对人性的了解而是使我们变得愤激偏狭，如果我们所经受的磨炼不是增加了我们的爱和宽容而是使我们变得自私阴郁，如果我们在他乡异国的努力不是赋予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力和更广大的同情心而是使我们自以为有了歧视他人的力量，那么，我们所有的苦痛都是白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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