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当就是了。
附庸得累的,是小资,由她们去吧~!
下面转贴一段《南风窗》采访王绍光的,我认为极好。
引用: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