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建构”作为当代话语
“肉食者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俾斯麦的名言“强者必遭妒嫉”听起来像是随后的辩称。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在解释“肉食者”群体的优秀性。比如：“弱势族群，是因为无能才变得弱势；强势族群，是因为能力强才变得强势”。萨特的情人比安卡写了《被勾引姑娘的回忆》说：“弱者之所以会成为牺牲品，不是因为强者 没有完善的道德，而是因为弱者没有足够的智力与其相对。”人的价值有高低之分，这种言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奴隶制的城邦社会。由少数优势群体和多数奴 隶构成的文明中心，连同处境“悲惨”的周边区域，这种社会形态与现代性的全球社会非常相像。
所以有人问，“文艺复兴”是复兴了什么？现代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其制度构建的文化基础是文艺复兴，说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奴隶制的复兴，是因为殖民化过程，在本质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复兴。
无论是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其内在的规则和结构，都是“中心－边缘”体系，边缘地区的生产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通俗的说法是“食利”，体面的说法是 “内含成本的对外转嫁制”。这种秩序的内涵还有：世界20% 地区的人口已经现代了，另外的80%就只能停留在门槛之外。其派生的内涵是，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环境无法承载更多的优秀人群。基于这种二八开的“黄金分割”，形成了当代的地缘政治。
道理也许简单，一些人吃肥了，另一些人自然的就会瘦身。就如社会对于艺术的投入是有限的，当有艺术品被“天价”了，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艺术品要被垃圾。在艺术品高价俱乐部的门槛之外，事实上，当今社会艺术家群体是很难谋生的。
就如有人说，像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人口要进入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不能被接受，就需要被“扳倒”。这种公开化的信心来自于何处呢？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中，“国家”是没有地位的。现代性以来的社会“主体”是资本， “资本与权力的交媾”是一种本能。是资本主导了全球性的“制度接轨”。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接轨”早期都会面临“资本的短缺”，就必然具有“亲资本”倾向， 会全力以赴的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就是在今天，已有了“相当资本积累”的中国，又怎么来理解政府的“亲资本”行为，或文人的“去国家”意识呢？不能否认所 有在体制内外存在的资本利益考量，体现的都是一种金权“交媾”的机制。
因此说，世界范围的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所谓制度性贫困，就如雇 佣和被雇佣的基本关系，是强势不断向弱势转嫁代价造成的。强势欺压弱势、弱势滑向边缘，现代性制度与贫富差距的扩大相关。这可以解释边缘地区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当弱势群体无法承受累加的成本时，就进一步转嫁给了环境；这也可以解释现代性把任何领域都纳入市场，这些领域就是另一种弱势环境，资本强势对诸如 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的占有并无怜悯之心。
有人在担心，文化没了，文化产业还会有吗？其实应该是反过来问：“文化产业了，还会有文化吗？”艺术被市场了，艺术也就被异化了。对于现代性来说，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失去了本来面目，它们与人的生态关系已经疏远了。
有关制度的“亲资本”政策倾向，最近就有一个重要动向，文化部明确的把文化的产业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场主体”。“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其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一个市场社会，资本对文化的投资，文化建构的市场性无可避免。这种文化形态通常是全球性资本主体普遍性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利润取向无可非议，比如画廊的 功能就是销售，它的展览是为了销售的利润。然而，就如“学校的产业化”，“美术馆的画廊化”在本质上都是去文化行为。文化的公共财政投入如果不是致力于建 构整体的人文环境，而是参与文化的市场化竞争，把人文领域移交给资本，除了把文化堕落为赢利手段，还有更深一层的谋划。因为资本的品性会决定文化的形态， 原因是市场是可以被垄断的。如社会媒体的垄断，会产生了人类视野的“井口化”；艺术话语的垄断，会导致全球当代艺术的同质化。这都涉及到了当今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的病态已相当明显，探其根源？现代人就像井底之蛙，它们把一个被设置的“井口”误认为整个世界。有人问现代文化的主脉是什么？就应该问现代性的主体是什么？是市场总要培殖自由与欲望，文化的资本导向，意味着“井口”的欲望化。正是这种被自由的欲望文化，在瓦解人类的价值尺度。文化具有时间的整体性（历史的当下化）和空间的整体性。就如中国人历来强调的以史为鉴，当代文化必须接通人类历史的整体空间，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历史性的，精神是沉积性的。如果说是“井口”文化的局限性产生了现代社会的病态性，那么，文化的“整体性建构”，就是要开阔天空，打通文化的历史精神血脉，让文化回归自然的生态。
“整体性建构”是说在水平中的垂直建构。资本具有它的生命活力，它的行为本能是积累和利润，它的形态就像水的渗透无所不在。因此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市场化，商品化，利润化的建构都是“水平”的。如果我们审视现代性以来的社会建构形态，可以想象为追逐利润，资本洪 流的泛滥之势，以及这种“水淹”景象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那么怎么来理解“垂直”结构呢？就如在水流中建构的大小坝渠，“垂直性”体现的是对资本流动的 “调控”行为，以及它所行使的社会处理机制。
资本的“水淹”和其相对应的“立坝”就是当代政治。是“水平性”建构了现代性，对于市场水平 性建构的信心是基于自由的资本市场能够带来效率和繁荣的说词。但在资本主义世纪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永远不会熄灭的利益战争，有效市场理论就像在用来骗白痴，而市场失灵则可能给公共社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在另一方面，是市场建构在成果分配上的失衡。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世界的贫困人口反而急剧增加。近来在全球各地的抗议人群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人类共有的，对于水平性建构的普遍性担忧。
资本作为现代主义主体能在危机中延续，如果说是由于它在舆论和体制辩护中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某些“垂直性”建构，如劳动法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才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对于他者的挑战，在混乱里重新形成秩序，这就是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精神。在主体的意义上把自己重新论述，把自己当成异己来思考，把异己当作自我发展的环节来自我的更新，这就是能不断自我生产、建树、和扩张的尼采哲学。现代，或后现代理论思潮的产生都与现代性主体的延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一次次的周边扩张，到了今天，已经引发了成本转嫁不出去的当代危机。以“剩余流入”为前提的福利建构，也就成了欧美社会难以化解的体制性难题。社会财富流 向了富人，政府财政来源难以维持，债务经济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虚拟经济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建构特征。
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是反映这一世界体系的结构、本质、规律、和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以后，或许越来越接近某种转折点，这种转折会如何的发生？那么，又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建构形态呢？
仍然从“主体”性来看，毛**是以革命的形式，限制了资本市场的水平流动。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资本与利润脱离关系成为“生产资料”。新中国的前30年。建构 的是以“人”为主体的“垂直”系统。这种建构是一种时时刻刻在遭受上游压力的阻力结构。后30年，闸门被打开了，重新的私有化首当其冲，“生产资料”复原为资本，被资本洪流冲垮的“垂直”建构包括了劳动分配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从“人的生态”主体重新回到“资本”主体的转换过程。体现在生产关系上，比如，劳动者从主人的“铁饭碗”形态重新回到了被雇佣地位。
有认为，没有“垂直性”干预的市场，将会是混乱的霍布斯丛林；而被严格限制的市场，则会是毫无生气的死水。这虽然关系到了建构的“整体性”。然而，如果现时的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体普遍性的一部分，那就模糊了视野。有两个简单的现实，首先，中国并没有被承认是全球资本主体普遍性的一员，对西方来说，中国仍然存在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阻力”，中国是不合格的他者。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承认了资本的主体性，认同强权搏垒，丛林法则，而由此完全的抛弃自身建构形式，那就步入了被“周边”的陷阱。
那么，中国建构形态的不同在那里？
人们总是乐意讨论中国的传统性，然而，在当代中国 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新中国前30年所建构的垂直系统。是那些仍然能中流砥柱的大坝。比如说，中国最基本的“垂直”建构就是土地公有制，土地的公有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社会福利制度不能覆盖的现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就是他们的保障，相对于高失业率越来越成为爆炸性问题的西方社会，土地的公有就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建构，和能够产生自身循环的保障。
比如说备受攻击的中国公有制大企业，在市场化的今天，它们除了“积累和利润”的资本特性，还有其“公共生产资料”的一面，因此它可以放弃“利润”考量，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建设。人们常常批评公有制企业的亏损，而事实上，正是这种“亏损”才促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合理性配置。以公共投资来拉动增长，带动就业，也因此避免了资本规律中以劳动力与生产过剩互为因果的周期性危机。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在很多高端领域的整体建设。
“整体性建构”的建设性和前卫性 ，是在于它突破地心引力的垂直性，是“垂直性”才使建构具有了整体性特征。“整体性建构”的前卫性也就是它的当代性。
在 “整体性建构”形态中，如果说资本是具有活力的部分，“垂直性”就是对资本进行限制和疏通的部分。就像水利工程中的“坝渠”，对于水流的规范是为了水资源更合理的利用，“旱涝保收”不就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人类希望吗？据说古埃及在雅赫摩斯统治期间，无论是从河水给土地所带来的滋润方面，还是从土地给人带来的物产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雅赫摩斯定下的法律是，每个埃及人每年都必须申报财产与维持生计的方法，任何人如果不是通过诚实的手段谋生，就会被处死。 当然，现代人对于这样的古老法律一定会嗤之以鼻。但对于现代性的资本强势来说，“垂直性”是面对资本主体的抗拒性建构；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另一面，“垂直性”建构是面向大众，扶持弱势的建构。这些弱势包括了人类群体，自然环境，和文化艺术等人文领域。如果说这种“垂直性”是专制的，它的意义正是相对于现代主体的“垄断”和专制，因为“垂直性”是面对“强势”的强势建构。从根本上说，“整体性建构”是一种主体性建构。
在现时中国的体制内外，有两种危害社会的群体，一种是“经济蛀虫”，一种是“文化蚯蚓”，无论是在腐蚀还是松懈，它们在意的都是要扳倒“整体性”。它们痛恨一切限制自由流动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具有足够的自由动能；它们看到的满眼都是“垂直性”的强势，但对“垂直性”所阻挡的另一种强势则心领意会；它们不会在意“垂直性”所能保护的弱势存在，但是对自身利益的受限会感到痛心疾首；它们看不到社会存在的整体性，而注目的是自身利益的安全性与通畅性。
相对于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对艺术生态的扭曲，对于艺术的整体性建构来说，市场是一个水平性标尺，如《一亿颗葵花籽》，从资本的投入，到制作过程的雇佣和被雇佣，从展览 的广告效应到最后销售利润的产生，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市场化过程。比如天价的当代艺术，与天价艺术家，显然都是市场行为的产物。有意思的是环绕在“明星” 人物周围的当代文化。古人还有“食肉者卑鄙”的寄语，这是在提醒食肉者的占有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的占有。就是给街边乞讨者施舍的富人有时也会感到难堪， 这是因为他们想到了社会蛋糕占有的不公。相对于文艺批评家对于明星的热情，“明星”人物本身反而常常会显得沉默，这是出于一种对市场行为的自知之明。当然也有自以为是的，如果真的自认是圣人下凡，可能是心中有了这样的语言：“强势，是因为优秀才成就了强势，弱势，是因为无能才变得弱势”。
艺术领域是不是遭遇“水淹”的重灾区？问题之一是关于公共财政对艺术的投入，是致力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大众艺术生态建构，还是热情的演出与资本市场的“夫唱妻和”。现在的场景是公有文化机构在纷纷的市场转制，拍卖公司热衷于天价操作，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也同样的对“天价”情有独钟，把天价艺术家供为“镇院 瑰宝”就是很好的例证。
需要认识的是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繁荣。更多的艺术大亨，更高的艺术“利润”，和艺术本身相去甚远。艺术的“整体性建构”是当代课题，它具有的建设性，探索性，实验性，和先锋性，但它的最简易标尺，其实是在明星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在市场势力与大众生态之间，在强势文化与弱势发声之间。毕竟，当代是大众到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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