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非洲朋友佛佛纳一直都说卡扎菲好。
他认为卡扎菲有两大功绩。
第一， 驱逐西方石油公司，把石油收归国有。而不像现在一些被西方称为“民主”的非洲国家的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石油储备量。而2008年西方对中国奥运会抵制背后的一大诱因就是，这些国家居然敢自作主张把自己的石油卖给中国。
第 二， 统一。卡扎菲不但统一了利比亚。他还认为，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联邦，他也将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卡扎菲曾数次策划与利比亚周边国家合并，这些合并的对象包括 埃及、叙利亚、突尼斯、苏丹，乍得。卡扎菲也一直至于联合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他大力提倡利比亚人和非洲黑人通婚。西方人曾经取笑卡扎菲自以为上帝，想创造 新的人种。
分而治之，一向是西方分化广大第三世界的最好武器。与之抗衡的，就是统一。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儿，仿佛战国时的合纵与连横。
以上这两条卡扎菲的功绩加起来，就是釜底抽薪。所动摇的正是地球村，这个弱肉强食的体系的根本。而西方正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层。故而卡扎菲和试图做同样两件事的萨达姆，不殊途且同归。
二
类似佛佛纳的看法大概会被称为左派。
有人说，关于左派右派，中西方的标准不同。
其实，如果把地球村看作一个整体的话，东西方的标准是一致的：站在资本家立场的，是右派。比如富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穷国的精英们。前者把印度人能吃两顿饭了，把中国人喝得起牛奶看作是罪恶（德国总理墨克尔）。而后者则说，宁赠友邦，是不予家奴。
而他们对立面的，则是左派。比如穷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富国的社会主义。右派们正在借由全球化基于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而左派们，还因为宗教，人种，文化，利益的差别，而各立山头。
以左派宗师的观点，自从阶级社会开始，人类每一个大的进步，总是由剥削相对缓和的新阶级取代旧阶级。
比 如，春秋时代，齐国的封建地主代表田氏取代奴隶主代表姜氏。这个过程，有武装斗争，也有和平演变，比如田氏以大斗借出，小斗借入的方法，使得国民“归之如 流水”。 又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以“人权”取代“神权”“君权”而赢得民众，并且最终战胜原来的封建贵族，而让人类进入新的纪元。
非洲左派佛佛纳说，西方人以前是霸占非洲矿产。现在没有力量霸占了，改偷了。比如马里的供水系统，原本是欧洲公司提供的，可是欧洲人常常故意把设备弄坏， 然后再问当地政府要高价修理。弄回国去修理。以前马里人没有办法，可是现在就可以找中国人打交道了。 而我听到另外的非洲人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他们说，西方人以前是见什么抢什么。而现在西方的公司，总是想用一块钱换走一千块钱。就好像最早的探险家 用玻璃珠子换钻石。他举例说，如果今天我们和欧洲人签合同，他们立刻就要钱，然后一直要钱要到２０１３年以后，还不一定能工作。而和中国人的合同，人家当 时就能干，而且晚上不睡觉的工作的。
我遇到的北非人说，现在连穆斯林的宗教用品都是中国制造。而他旁边一个娶了中国人的阿尔及利亚人说，我们比你们还强，我们的口号是“中国制造，老婆也要”。
史书上说到田氏代齐说，“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如同现在的非洲人放弃其原先的宗主国。而把他们祖先故地的原材料卖给出价更合理的中国人，同时也把他们的市场也同时打开。
而西方人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指责，或可类比欧洲民主革命的时候，有的人在起劲批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发现了批评者屁股上的“封建主义”的尾巴。
三
却说在市场，以及原材料的竞争中因为经济规律而失败的一方，直接把商场变成了血淋淋的战场。佛佛纳说，前段时间马里一直集会为卡扎菲祷告。马里人集结去利比亚为保卫卡扎菲而战。
后来，利比亚战争越来越不利于卡扎菲。佛佛纳有些沉默了。不过，他还是说，你看着吧，西方的势力五年之内，还是要进一步从非洲溃退出去的。
他还举例说，前几年，法国军队的一架飞机在马里降落，然后被马里人打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个士兵的眼睛都被挖去了一只。他的意思大概是，法国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佛佛纳为此对前不久的科特迪瓦非常不满。因为科特迪瓦居然请法国军队参与内战。这不单是与虎谋皮。而且和西方人越来越退出非洲的大背景不符合。
他的眉飞色舞让我立刻想到，国内的媒体聚焦于西方，却对我们原本应该依靠的对象，非洲人的动向却关注极少。
而 现在卡扎菲已经尘埃落定，有人说，“综观卡扎菲的一生，他始终没真正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没弄清真正的敌人，自然也不可能团结真正的朋友，表现就是投机取巧反复无常，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敌人始终是敌人，本能争取的朋友却全部得罪光，最后孤 立无援，只剩下挨打”。
斯人已去，也把前车之鉴，留给后师。
四
最后，顺便说一句，包括佛佛纳在内的很多非洲人说，非洲人的思维方式更像中国人，而和西方人相差比较大。比如尊敬老人。村子里面，如果有很老的老人自己劳作的话，人家就都会问他，你的儿子呢？然后大家会鄙夷这家的儿子们。
又比如，佛佛纳证实过，马里的一些村庄千百年来保持相同的规模。这是因为，每当村庄中的人口超过某个规定的数值，人们就认为，冥冥之中将会有灾祸降临。故而，人们通过杀死婴儿来保持村庄人口不变。
这样的残忍，却避免了由于人口过渡增长，而导致的饥荒，屠杀等更大的灾难。以眼前的个人的牺牲保证族群长期利益。这在中国文化里，也屡见不鲜。却和注重短期的，个体的利益的西方选举文化大相径庭。
而这些文化制度上的相似性或许无关人种。可能更是进入工业时代之前的人类社会的共性。而工业社会以来，在片面的人权民主的指导下，人类社会的道路如脱缰的 野马，已经走到危机四伏的绝境了。
这前所未有的四百年，或许人们过于强调上天赋予的权利，却忘记了，与此同时，应当担负同等责任。
或许，人们过渡依赖制度。导致这个体系僵化而漏洞百出。却忘记了德治于心与法规于外的平衡。
新的思想，或许会在绝境里诞生。并将产生在民族融合的草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