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 鲁迅与左联的一段恩怨（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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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时，人们多与周扬联系起来，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最不满的实际上是田汉。

 

因为胡风而结怨

 

　　1934年7月，穆木天被捕；9月25日，《大晚报》上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穆木天出来后即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汉奸，为此，胡风辞去了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职务。辞职后，胡风便到沙汀家去找周扬，周扬正好在那儿。胡风将自己从韩侍桁那儿听说的话告诉周扬，周扬没有否认穆的告密，也没作任何决定，只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

 

　　10月上旬，由田汉来接替胡风在“左联”的工作。交接会上，胡风提出了穆木天污蔑造谣一事，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示要和周扬这种态度斗争到底。大约两三个月后，田汉约胡风和周扬见面，为即将到外地的洪深饯行。尽管田汉将胡风拉到阳台上单独谈了一些话，却只字不提“左联”的事。胡风辞去“左联”职务时，曾把情况简单地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就在胡风辞职不久，周扬找到夏衍，“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夏衍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鲁迅，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之后，鲁迅表示同意，约定下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时间，夏衍在住家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意外的是，除周、阳之外，还来了一个田汉。当时夏衍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退了席。田汉喜欢热闹，有时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

 

有些不愉快的见面

 

　　尽管夏衍早就发现鲁迅对田汉不满，但田汉已来了，不好叫他不去。他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山就带他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室，还送来了茶点。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见图）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

 

　　“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后，“左联”的内部矛盾完全公开，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过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鲁迅对田汉的“憎恶和鄙视”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就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但以后没再看见鲁迅对田汉有不满的记载。鲁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在1934年8月出版的《社会月报》上头条发表后，因最后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8月31日出版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便出现了绍伯的《调和》，称鲁迅是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尽管后来的文字告诉我们，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时非常气愤，但从相关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并无反应。直到11月14日，鲁迅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后来，鲁迅在说到自己为何向《戏》周刊编者“发牢骚”时说：“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结合鲁迅书信可以看出，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的：11月1日给窦隐夫的信、11月5日给萧军的信、11月8日给郑振铎的信都提到了对“同人”、“上海文人”的不满，由此可推断，直到10月底，鲁迅才知道绍伯即田汉。也就是说，与“四条汉子”见面时，鲁迅很可能还不知道绍伯即田汉。

 

　　从此，鲁迅私人信件中便出现了大量对田汉不满的文字：1934年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即著名的“横站”说）、12月2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935年1月15日和2月7日给曹靖华的信以及4月28日给萧军的信。除这些指名道姓的信件外，一些表达对“左联”同人不满而未指名道姓的信件，实际上也主要是针对田汉的，如：1934年12月6日和12月1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2月28日给曹靖华的信，1935年1月17日给徐懋庸的信、2月9日和3月13日及4月23日给萧军萧红的信、5月22日和6月24日给曹靖华的信。由此可见，胡风离职后的半年多时间，鲁迅最不满的是田汉，因为这段时间“鞭扑”鲁迅的是田汉——直到1935年2月田汉被捕，“左联”的行政书记一直是田汉。鲁迅称周扬为“元帅”，最早的文字是1935年6月28日给胡风的信，从这以后，鲁迅最不满的左翼同人便是周扬了。

 

鲁迅对田汉行为不满的原因在于：“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鲁迅的《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后，夏衍“看后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对此，鲁迅的评价是：“‘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田汉化名绍伯的文章已让鲁迅愤怒，田汉的解释更无疑是火上浇油：“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另外，田汉还说了什么鲁迅“名誉好，乱说也无害”一类的话。

所有跟帖： 

• 其实理解鲁迅，并不需要知道这些来龙去脉。鲁迅其人，全都在他的作品中。 -云易- ♀ (67 bytes) () 04/16/2011 postreply 15:43:23

• 这些东东是史实，也不能算无聊。 -8哥- ♂ (115 bytes) () 04/17/2011 postreply 13: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