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事件

来源: 英二于 2011-02-03 20:57:5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9123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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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事件

埃及事件的发展令人关注，对任何当权者，说胆战心惊，可能不会有过。对于该事件的取向，则是各说各的，巴不得把祸水引开，然后再趁机捞几根稻草。

埃及事件的背景

是什么引发了人民的起义？当然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关民众的切身利益。百分之十的通货膨胀率，是不是与量化宽松大潮有关呢？货币贬值直接影响了贫民的口粮，也大规模的惩罚了普通民众的储蓄与小资本的运转。高企的失业率，西方国家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尤其是对于担心未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高失业率，最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已大幅增长，这种趋势导致人们更高的期望，但是现实在背道而驰。全球化进程只是让世界的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世界的近一半人口仍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尤其是金融危机，人口向贫困转化的趋势和程度，可以认作是这个世界可能的乱源。

有一个说法是独裁，埃及是民主制度，为什么又是独裁统治？民主制度和独裁的伴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民主制度内的独裁现象应该不足为奇，在很多情况下，常常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和隐匿程度有所差异而已。穆巴拉克的独裁显而易见，不容任何对他统治的挑战。穆巴拉克的权力意志没有界限，他对精英的选拔完全基于自己的喜好。而且统治阶层的腐败猖獗。穆巴拉克统治还有一个正义借口，且为世人所熟知，就是“反恐”。

近代埃及曾长期被法英占领，1922年独立，受法鲁克王朝统治。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成立埃及共和国，搞过社会主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述说的核心内容有三条：实行土地改革；实行企业国有化；改变分配方法，使人民利益的均衡化。然而，功败垂成，在后纳赛尔时代，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私有制依然强势存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纳赛尔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却是泛阿拉伯主义的社会党人，在他的影响下，埃及成为中东政治好斗的力量。他的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梦想曾经激发了阿拉伯的联合，并发动了两次对以色列的战争。纳赛尔的故事是提醒说，就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不会成为伊斯兰激进政权，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泛阿拉伯主义国家。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恐惧，每扇门后面都不是善主。毕竟，美国就曾经为纳赛尔在埃及的掌权而后悔不已。

如何来定位埃及事件？先说说几个基本概念。

民主和专制

埃及是什么性质的体制？按照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给一个国家定义“民主”或者“专制”。其衡量的标准据说是选举，一人一票。埃及每六年都举行一次选举，应该是民主体制，但仍然被定义为独裁；伊朗有西方参与监督的严格选举，也应该是民主体制，但被定义为邪恶。如果说民主体制与独裁与邪恶为伍，一定会让某些人大为恼火。但民主在很多方面确实很难自圆其说。那么再来看看“自由”。

自由是说资本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自然的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国家的体制对资本没有约束，资本拥有充分自由，资本的强势理所当然的会主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媒体。换一句话说，当资本控制了国家，这个国家即称谓“自由体制”。

那么反过来，如果国家控制了资本，就是“专制”。虽然这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但事实确实如此。在市场社会，资本自然的处于强势，那么，能够控制强势资本的必然是一种人为的强权，这也是“专制”这种说法的来源。因此，“自由”或者“专制”都是相对于资本而言。

人们说起“专制”，总是相当厌恶，专制让人痛恨。但是，其中是不是有资本主义精英的一厢说词呢？可以想象的是，对于被雇佣的弱势群体来说，由资本控制国家，为什么就一定是好事呢? 而国家对资本的专制，为什么就一定是坏事？况且，即使在资本成长的本身，对于后进的国家，只有组织起来的资本才有可能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抗衡。中国公有经济的生命力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对于体制的好恶，在本质上，是对于所有制的好恶。

那么，埃及是什么体制呢？显然，是民主体制，独裁统治，但不是专制体制。

革命概念和左右立场

有人把埃及事件认同为“颜色革命”，很乐意的与中国的六四事件相互联系。先说“革命”，在历史上，除了相对于宗教统治的宗教革命，革命必然的和社会的所有制发生关系。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红色革命，苏东剧变是改变颜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六四是一场被利用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社会自从引入私有经济，形成公私混杂的局面。很大的社会问题是在于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困境。需要辨认清楚的是，这种状况，是因为社会的资本强势过度，还是因为国家强势过度；是资本还不够自由，还是国家的调控不力。认识的不同，表现的就是左右对立。

资本强势过度，是左翼立场，因此应该迫使资本让利，需要扶持社会福利，需要保护弱势群体。自由主义右翼当然是相反，所谓国退民进，是要国家让路于资本自由。如果说是资本强势过度，中国问题就类似于美国问题。但是在中国，体制决定了国家调控的可能性，这就是中美差异。

再说埃及事件

示威者的要求似乎并不复杂，独裁者下台，当然不同的群体是各求所取。总的说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诉求，也不构成对资本统治的红色革命，这一要求对于国际社会的任何一方来说，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国际社会关心的并不会是自由广场抗议人群的利益取向，而是对各自地缘政治的权衡。

就如有人说，听起来有充足的理由欢迎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不幸的是，中东政治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美国长时间支持穆巴拉克，源于两个互相关联的恐惧：霍梅尼和纳赛尔。这两方面的忧虑今天仍然合情合理。

他们说，历史把我们全耍了。我们跟独裁者达成交易，收获的却是恐怖主义旋风。我们推进民主，却眼睁睁看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掌权。我们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却血洒索马里。我们入侵阿富汗然后撤离，却让塔利班接手。我们入侵阿富汗然后留下来，却脱不了身，到现在为止都看不到个头。然而，什么地方又能听到所有这些当地民众的微弱声音呢？

确实，历史自有其自己的轨迹，情势的发展难以预料，但当危机来临时，人就需要去认识和权衡其中一个个的未知，并在其中进行考量和选择，历史毕竟是由人民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