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拜因的“文化诗学”（下）
霍尔拜因的艺术有大量的素描作品，常常是当作草稿，其中的人文表达的更为放松精彩。
“死亡之舞” （TheDance of Death）的主题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相当普遍。它出现在壁画，彩色玻璃，木雕，金工，木刻，版画和印刷书籍中。这个主题也可以发现在文学著作中。但最多的仍然是绘画，不但画在公墓的围墙上，画在殡仪馆，甚至在大教堂里。在巴黎“无辜者公墓”的《死亡之舞》作于1425年，可能是最古老的这种画作之一；1450年至1500年间在意大利比萨 （Pisa）公墓的“死亡的胜利”可算是这一主题的最著名画作之一。还有一幅1463年的30公尺长巨型作品《鲁贝克的死神》（Lübeck'sdance of death），表现死神与各阶层的人，从教皇到婴儿的死亡之舞。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型的“死亡之舞”作品，1701年曾经被AntonWortmann的一幅相似油画新作所取代，不过这幅新作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 “死亡之舞”在中世纪最著名的雕塑作品是德国雕塑家和画家伯恩特.诺特克（BerntNotke，1430-1500）1482年为爱沙尼亚塔林（Tallinn）的著名祭坛所创作的那一件。
《Lübeck's dance of death》，1463，局部
不过，“死亡之舞”的主题，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小霍尔拜因的《死亡之舞》（The Dance of Death）木刻系列。现收藏在斯宾塞博物馆（TheSpencer Museum of Art）的一幅《死亡和骑士》（Death and the Knight），1538年由梅尔基奥尔和加斯帕.特雷克塞兄弟（BrothersMel choir and Gaspard Trechsel）在里昂印刷出版，是系列整组四十一幅木刻的证据（后来霍尔拜因又补充了10幅）。但也有说首批书籍早在1530年就已印出。图像是说人类生命的全程总是有死亡伴随。死亡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人的必然归宿。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Death and the Knight, 1538Woodcut，65mmx 50mm，Giftof Mark L. Morris, Jr., Family, 1994.013
系列包括的内容从上帝造人起，到第三幅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死亡就与人形影不离 了。《死亡之舞》一一列述了“死神的出发”，来到人的跟前，最终将他们带走。不论是教皇君王、 士兵商人、老人孩子、新娘新郎，男女祭司，修女修士、情人赌徒、酒鬼妓女、强盗乞丐———他那个时代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物无一例外。霍尔拜因强调的似乎是，这些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各有不同：老年人憧憬永久的安息，以微笑来迎接死亡，于是死神便慈祥地搀扶着他走向坟墓；皇帝显然不肯舍弃皇冠，商人则留恋他的财物，但死神总是不顾一切地执行自己的使命，无情地将他们拖走。《死亡之舞》是由霍尔拜因绘画设计，其中的很多是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雕刻工匠汉斯.吕措比格尔（HansLützelburger）制作的。这些木刻描绘的很详尽，很好的显示了技能，特别是考虑它们只有扑克牌一半的大小（2X2.5英寸），在很小的空间里表达主题。线条极为经济，却有戏剧性的效果；吕措比格尔熟练技巧将霍尔拜因的线条完美的转换到木板上。《死亡之舞》被公认是“插图艺术的最高典范”。
霍尔拜因：《The Dance of Death》1523–25.Published 1538.
在《死亡之舞》之前，霍尔拜因还创作过一套《死亡字母》（The Alphabet of Death）。这是从A到Z，除了I和U可以与J和V互换，按字母顺序刻了24个字母，每个字母后都有死神在捕捉各阶层人物的情节。图中的字母大约只有一英寸见方，但风格与《死亡之舞》十分相近。
这种对死亡持续性的冥想，甚至专注，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相当高的自然死亡率。在世界史上，14世纪在欧洲是多灾多难的时期。黑死病（鼠疫），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于1347年在意大利北部和普罗旺斯地区流行，后经罗讷河谷北上袭向巴黎, 葡萄牙和英格兰，又波及德国，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开，并经北方回到俄罗斯。在这场历史的大悲剧中，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同时又发生了英格兰和法国因法国王位继承问题而始于1337终于1453年的“百年战争”。在瘟疫和战争中，人的命运是太难预测了。死亡不可抗拒的思想自然地形成。
死亡无可抗拒，尊卑皆无幸免。它传递给人的理念是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既然都难免一死，为什么还要过多的奢求？对于苦难的现实，也就不妨忍受吧，或及时行乐吧。因此不难想象，在“黑死病”流行期间出现了许多道德堕落的事件。“死亡之舞”主题流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应来传授道德原则。因此“死亡之舞”常常出现在教堂中，其隐含的信息是，死亡会毫无预警的造访人类。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活永远合乎道德，这也是为死亡作准备，因为这关系到死后，天堂还是地狱的归宿。
霍尔拜因的木刻“死亡之舞”提供了一个定义性的形象。死亡的拟人化，人性化，在冷峻的讽刺和机智的幽默中。让观者感觉到一些人文想像。因此也不难理解，它们经常的被复制。一个现存的很好的例子是霍尔拜因的一幅《死亡和战士》，作为十六世纪的一个银版印刷制品，由马克莫里斯（MarkL. Morris Jr. family）赠送给斯宾塞艺术博物馆。另一个例子是佛兰芒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在他12-13岁时就做了整个系列的笔墨临摹，这些图画是已知最早的鲁本斯作品。鲁本斯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保存着它们。
Peter Paul Rubens：《The Dance of Death》，
霍尔拜因的艺术与路德的宗教宣传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霍尔拜因回避了其他路德宣传员的一个共同元素。他们强调的信息是进入地狱鱼肚后的罪人们，会遭受的耸人听闻的悲惨场面。对于霍尔拜因，人类最后的敌人是死亡，他总是徘徊于这样一个存在于许多场合的主题，从不涉及人类在死后的遭遇。就如他的那些关于死亡的精湛雕版，就如在他的那幅，被视为他最重要绘画作品的《墓中的死基督》，这也许就是他自认的宗教真理，死亡也是剥去了一切教条后的终极表达。
Holbein：《The Ambassadors》，1533，Oil andtempera on oak panel，207 × 209 cm (81.5 × 82.28 in)
霍尔拜因（ Holbein）对死亡的关注还表现在一幅题为“大使”（The Ambassadors）的画中。这幅画的特别之处是它在所画的大使和他朋友正面像的前下方，又画了一片模糊的光影。行家认定这片光影是以另一个透视角度，按比例尺寸画上去的一个变形骷髅，它象征着死亡。在一幅图画中存在着两个画面，你想看清楚其中的一个，就会放弃另一个。这样的推论，使艺术史家对于霍尔拜因的表达深度感到惊讶。这种画面效果能抵制对于事实的确认，也能够对通常的“真实概念”提出质疑。霍尔拜因的“大使”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如果将这幅画与莫尔的《乌托邦》放在同一语言层面上，两者都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全书的上下两部分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扰乱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质疑和再现人的视域盲点。而霍尔拜因的视野则在于更为实际的另一世界--死亡。《大使》与《乌托 邦》的空间感应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而“文化诗学”对历史的“还原”只是对个别文本的重组与解释。“历史”被简化成“文化”，“文化”又被简化为“文本”。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简化，也真是体现了“文化诗学”的特征：任何阐释都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
《墓基督尸体》（The Body of the Dead Christ in the Tomb (anddetail, lower) 30.5 cm × 200 cm. Öffentliche Kunstsammlung，巴塞尔（Basel）
艺术史家并不知道霍尔拜因（Holbein）的真正想法是什么，他的《墓基督尸体》（The Bodyof the Dead Christ in the Tomb），是一个祭坛的墓壁画（predella）？一个独立作品？还是仅仅为一个坟墓空间的制作？但事实仍然是，画作极不寻常的扁平尺寸（30.5x 200厘米）使它成为艺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图像学对象。
在观者的眼里，进入这个作品就像进入了一具棺材，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具尸体。不过，这具尸体看起来不像所有普通的死亡。脸上奇特的表情，张着嘴，你似乎能听到，至少在一个虚拟的意义上说，是在喘最后一口气。对一个信徒来说，可能会猜测圣灵的存在。观者看到基督张着眼睛，正在看，他可能也同样理解死亡已经是一个事实，可能他正在看着天堂，他的灵魂可能已经在那里了。霍尔拜因想告诉说，即使死亡，基督看起来还是能说话，也许吧。
上帝儿子的身体，遭受了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能说明什么？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以偿付世界罪恶的身体，可以看到有三处伤口在他的侧身，他的手，和他的脚。他的额头没有伤口，也没有荆棘的痕迹。霍尔拜因画了基督身体的右侧。左侧在墓的阴影里。如果伤口是表明迹象，迹象是表明：死亡，和伤口的圣三位一体。
没有脂肪的干瘪身体，是选择了禁欲主义（asceticideal）。这个身体的两个显要体征，肚脐和生殖器。霍尔拜因也许想告诉我们，人文主义，以人为上帝，也会再次偿付这个世界的罪恶。一个突出的肚脐，像是腹部表面的一个按钮，它证明，即使是由一个处女所生，也不会少于一个人所应有的。（只有亚当在出生时没有肚脐，但是在整个绘画史上看，他也总是有一个肚脐）。肚脐和生殖器，是真正的肉体。阴茎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不是一个阴影。霍尔拜因让布面料的形状来表达一个真正的阴茎 ，由观众来判断大小。
在绘画中，体征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读：是神的儿子或是人的儿子。在画布的正中点，由手指为标志，分为左和右两部分。手指回握，而伸出中指。在西方，这个手势在当代的解读是淫秽，与渗入（penetration）有关。当然可以是用于某些渗透，女性生殖器，甚至是男性的。在高速公路上的不满意驾驶，就用这个手势送给对方，可是基督在他的墓中作这样的手势？霍尔拜因是在丑化基督，反基督画家？不太可能吧。这种粗俗的手势在西方图像学中完全是未知的，至少在公开的宗教艺术史。如果你仔细的寻找，在某些质朴绘画场景，有可能会用这个手势开一些捣蛋的玩笑。但是在基督的墓壁画？
所以呢？手势关注的是人。回顾旧文本中基督教的象征主义（Christian symbolism），如在著名的“星期日基督徒” （Sunday Christians）。其所有含义，无非是象征，寓言，每件事说的都不是其初始的意义，一切都在隐藏和揭示。声是无声，对耳朵的一切杂音意味着听的能力。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有谁还有听觉的能力？
因此，在这个寓言，手比手要表达的多；中指比中指意味的更多。手？灵魂，生命的原则；关于每个手指的含义，从古人继承到的是：拇指？ “感恩”；食指？ “努力达到的光明”；无名指？ “受苦，遗憾”；小手指？ “建议，显示，呈现”；中指？“检测，衡重”（Examine， weigh）。
因此，在霍尔拜因的画中，中指的伸展有一点可以想像：“它不关阴茎的什么事”，与渗入无关。在这个作品的中心点，在显要的位置，霍尔拜因对我们说：“在于检测”。检测什么？中指的行为作为绘画的刺点，由指甲标志的指尖像在书写什么。
那么，是什么需要检测？在死亡三天以后，在复苏的永恒身体上，是基督身体上的寿衣（裤衩）。这是一个“教案”。每幅画能给予的名副其实的礼物是一个等待被破译的谜。在宗教画里，这个谜常常不难被发现：虽然有或多或少的巧妙伪装。在这里：“看看这个寿衣，如果它是一个死亡的死亡标志，以及，或者，如果你的生活是一个仍然在忏悔中的基督徒，就不妨模仿你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激情”。
在整个二十世纪，寿衣被搁置起来，人们相信基督的神话，但这块面料仍然在说。昨天历史上的一个真实图标（icona），在今天会是什么？即使他死了，基督仍然在说。或者，更精确的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将不停止的说。他不会停止发言。在这里的是一个在整个二十世纪相当健谈的尸体。尽管他说的可听见的声音可能越来越弱。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在瑞士巴塞尔的画馆里因为这一幅绘画萌发了精神危机。“看了这幅画，有人会丧失信仰的！” 为什么？是作为人的儿子的下半身，是因为那块面料吗？还是因为神的儿子，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死亡这么可怕，自然是如此强大，怎样才能战胜它们呢？现在连他都战胜不了，人们又怎能克服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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