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拜因的“文化诗学”（上）

Portrait of German artist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497 -1543) (Kean Collection)

 

霍尔拜因的“文化诗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大画家都擅长画人物肖像，但终生从事肖像画创作，成就盖世者唯有汉斯.小荷尔拜因（HansHolbein The Younger）一人。在十五六世纪的德国绘画史上，奥格斯堡的荷尔拜因家族占据了重要一页。被世人熟知的有老汉斯.荷尔拜因与他的两个儿子西格姆德和亚姆勃罗塞。而西格姆德的儿子就是小汉斯.荷尔拜因，他光耀了这个家族，也因此被誉为“完美的荷尔拜因”。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玛丽佐奇》（MaryZouch ，153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Her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皇家收藏。粉红粉笔和黑墨水29.4 x 21 cm

女仆《玛丽佐奇》　

“我站着一动不动。他是善良的，大师霍尔拜因，但我觉得他敏锐的眼光很尴尬。我不能正视他，他也是，因为他要求我不要盯着他和他的作品。他的短发茬很怪，说话很少，他的口音也很难懂。他用左手工作，这不是通常的方式。现在我只是等待，等待，直到他完成作品。我保持呼吸的平稳和我肩膀的位置。我的思想法转为内向，有点漂浮。我不是简单的玛丽佐奇（MaryZouch），我是一个候补夫人。

“这个早晨我拔我的眉毛，使我的头发直而平滑。在镜子里我看到一个椭圆形在一个椭圆里，我的脸就像一个光滑的棕色鸡蛋，帽子的边缘和它的刺绣拱在后面。我的金项链呼应着我美丽头发。我帽子的流线在我的视角以外，我可以看到大师霍尔拜因拿了桃花颜色的粉笔，另一个是为金黄的黄色。”

“他已经画了新皇后，我的女主人 - 简西摩（Jane Seymour），有丰富的红色和金色线条。一个有许多珠宝的帽子。我和紧裹着我乳房的黑色天鹅绒礼服在轻微的期待，我的胸针在浪漫的说话。是英勇的英仙座在拯救仙女座，锁着她的是石头，许多人想要被救出，从这个有巨大财富和巨大危险的院子。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避难所。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他的新妻子有点残忍，我常常哭。当我十五岁时，我恳求我的表兄阿伦德尔（LordArundel）把我从北安普顿县的哈灵顿（Harrington）庄园带走，并帮我在皇宫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现在一切都好，王后给我宝石边为我做新衣服。她已有了身孕，可能会给国王一个男孩，他将会很欢欣，我要等候，直到我变老。”

“不，不。大家都知道，虔诚的简皇后（Queen Jane）禁止她的女仆戴时髦的帽子。她让她们戴旧的有两个翅膀折回来的头饰，紧裹眉头的周围，外人不能知道我们是金发还是黑发。这是我，安妮盖恩斯福德（AnneGainsford），戴的是前一个王后安妮博林（AnneBoleyn）从法国带回来的帽子。这是戴着沉重胸针的我，没有仙女座和英仙座，但是命运的风使风向标的叶片转向。我一直在被转动，我曾经为安妮皇后（QueenAnne）和她的美貌，和有怒气的傲慢服务，最后我对抗了她，讲述了她与托马斯悦（ThomasWyatt），一个朝臣，诗人和已婚男子的游戏。她已经死在了刀下。现在我嫁给乔治佐奇（GeorgeZouche），一位退休绅士，这就是为什么我握着了婚姻的康乃馨，看那边我丈夫的肖像就挂在我旁边，我会是佐奇夫人。“M佐奇”，我家的女主人，我的生活的女主人。”

玛丽佐奇（Mary Zouch）参加了简西摩（Jane Seymour）的葬礼，她因为分娩死于1537年。玛丽是已去世的两个王后的仆人。五年后，为了“为国王和简王后的最后服务”，玛丽被授予十英镑的年金，结婚并有许多小孩。

对于这样一幅肖像，附带有诱人的故事，美丽的形象可能会有几种声音。一个生动素描背后，可能再现某些人文意义。谁又能说，玛丽在简皇后死后没有快乐呢？一种阐释可以被一个细节证实，比如说你注意到简西摩有关帽子的裁决。我们能够带走的真实，只是那些在作品本身及其产生过程中能够被发现的，以及在艺术家眼光特别的感觉中我们自己能找到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起“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sm ）作为一种艺术批评形式广泛地流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称其为“文化诗学”（culturepoetics），它的三个主要原则是：第一，将艺术始终作为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它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话语之间往来的被封闭，或艺术作品、艺术家与观者之间联系的被隔绝；第二， 艺术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是相互渗透，因此艺术的阐释要在“社会存在与艺术之间实行双向的调查”；第三，批评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阐释者地位，阐释者的意识应扩展进入作品的历史文化中，但同时也应承认，一个人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因此，任何阐释都只是阐释的一种。

这三条原则的互相联系：即划清了和非历史主义批评的界限；又强调了艺术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关系。因此“新历史主义”是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透明的历史主义。由于任何批评都是批评者依据自己所处文化立场的批评， 任何阐释者都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因而没有绝对客观的批评。也因此，“新历史主义”也是阐释者以现代立场重建历史语境的一种批评。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是尽量的返回作品和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社会上，沉降于同时代的文化氛围，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之类。通过这些 “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抵近过去的时代。因此也被称为“互文性”的研究。

绘画都有自己的故事。“M佐奇”的形象，被标记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时代，霍尔拜因把它存放在在他的工作室。绘画的女主角落在那里，直到1543年，艺术家45岁时死于在伦敦流行的瘟疫。

霍尔拜因什么时候进入宫廷社会不很明确。但在1536年他已经被称为“国王的画家”。他为亨利八世，他的几位妻子，和朝臣们画过很多肖像。亨利八世曾经批评他的肖像画过于美化他的妻子们。其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的画像可能在她被处死后被销毁了。霍尔拜因为国王在白色大厅宫殿上画的最大的一幅壁画，被1698年的大火所焚毁。不过整幅画的临摹作品都还保存着。

Portrait of Sir Thomas More. Oak, 74.2 × 59 cm. FrickCollection, New York.

 

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霍尔拜因生活的年代，也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丢勒、托马斯.莫尔，和马丁.路德的时代。1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文艺复兴的高潮。在梵蒂冈，拉斐尔（Raphael）和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正在教廷宫殿墙，或西斯廷教堂的天庭绘制壁画。在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重新获得权力并大力的资助艺术。 文艺复兴的艺术与思想向北流布，直至德国和英国。米开朗基罗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亨利七世国王设计陵墓时合作的同事，就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荷兰人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他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早期就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他也是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家的常客。

青年霍尔拜因1515年在瑞士的巴塞尔遇见伊拉斯谟，他为伊拉斯谟的讽刺小书《愚人颂》绘制插图，同时还为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绘制了插页。在那个年代，巴塞尔的宗教纷争已经日益激烈，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展开了公然的暴力斗争，新教徒攻击教堂，破坏宗教画。宗教改革者也反对在教堂悬挂绘画偶像，让肖像画家荷尔拜因的处境倍感艰难。与之相反，此时的英格兰在强有力的国王亨利八世统治下国泰民安，正处于繁荣时期。1526年他去了伦敦，伊拉斯谟为此向托马斯.莫尔写了一封推荐信。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以《乌托邦》一书而负盛名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想是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和消灭体脑对立。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是当时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影响力人物。

亨利八世的婚姻是都铎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这位蓝胡子的国王一生娶过6个妻子，并为此引起很多纷争。在当时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为了和妻子离婚再娶安妮.博林，他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任英国教会最高权威。颁布“叛国与异端法案”，并为此处死7万多人，约为当时英国人口的2%。其中就包括了反对他离婚、反对他兼任英国教会首脑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作为热心的天主教徒，莫尔曾把许多英国路德派信徒送上了火刑柱；现在情势改变，轮到他在“叛国”的罪名下被送去斩首。但这一带有血腥的政权转变形式，也从此奠定了英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霍尔拜因当时在伦敦就住在莫尔的宅邸，并为莫尔及其家人画了集体肖像画，这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幅不拘泥于形式的集体肖像画。这幅画于1752年被烧毁，但仍然存在一些摹本。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Painting Name: Sir Thomas More hisfather his household and his descendants。36”x 24” inches

 

知识精英《托马斯.克伦威尔》

托马斯.莫尔死后，霍尔拜因投向了新顾客克伦威尔，在1533年为他画了肖像。并因此被引入了王宫社会。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Cromwell，1485-1540）原是英国红衣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的心腹。沃尔西因为国王的离婚事件而倒台，而克伦威尔进入国王的阵营，为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婚姻起到了关键的幕后推动作用。逐平步青云，在1532年成为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克伦威尔的不平凡之处是他极其平凡的出身。他来自底层，做过商贩、士兵、会计。曾经在沃尔西的厨房里拣食残羹冷饭，后来成为能说多国语言的大律师。他能够“装饰房子、起草合约、驯猎鹰、画地图、阻止街头殴斗、搞定陪审团”。克伦威尔的轨迹预示了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起源。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Portrait of Thomas Cromwell 》，c1533，Oil onoak，61x 76 cm，FrickCollection ，New York。

历史小说《狼厅》（Wolf Hall）就是以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来讲述亨利八世的都铎王朝故事，并因此摘取了2009年布克大奖(Man Booker Prize)，此书的畅销程度一度威胁到丹.布朗的绝对地位。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对霍尔拜因画的《克伦威尔》作了一番评述：“在一个狭小空间，一个男子面色凝重，令人生畏地坐在一张书桌前，一种思绪万千的形象。他的脸光滑细腻，额头坚定，眼如鹰隼，几乎能像子弹一样弹出眼眶。手中攥着一卷纸，其中的力量，即使不握紧，手里的东西也不会被人抽走。”

曼特尔笔下的克伦威尔在看到自己的肖像时如何评说呢？“汉斯让我的皮肤光滑得像是交际花”，“手的抓握动作，毫无疑问是属于一位正紧握屠刀的屠夫”。克伦威尔对他的儿子说：“有人说他看上去像是个杀人犯，如今他觉得这个评价也许是准确的”。

其实历史上对克伦威尔的确切记载并不多，但这并不能断定说这本书都是虚假的，因为文学或艺术给我们的真实从来就不是历史学家给的。历史学家把一切让位于事件的因果逻辑；而文艺，不管是在曼特尔笔下，还是由霍尔拜因留给后人的笔触形象，都是走在真实的后面，把一切交付与观者的审视标尺和经验。

书名的“狼厅”是简.西摩的乡村别墅，1536年安妮.博林以通奸罪被处死的第二天，王后的女侍官简.西摩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三任王后。一年后，她死于难产。克伦威尔因为介入了亨利八世与其第四任王后、德国公主“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事。安妮面容丑陋、性格拘谨，克伦威尔利用画师误导了亨利八世，让婚后极度不满的亨利八世大为恼怒。3年后的1540年7月28日，在亨利八世迎娶第五任王后凯瑟琳.霍华德的同一天，克伦威尔在伦敦塔里被斩首，他的头颅被煮沸，钉在伦敦桥上。

不管怎样，克伦威尔堪称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他执掌权柄的近10年时间里，力促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他是近代英国君主议会制度的奠基者。他也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解散修道院以对抗罗马教廷，削弱和镇压地方割据势力，协助国王使英国从一个宗主国变成一个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of Rotterdam， 1523）。罗伯特雷曼兄弟收藏：198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Oilon wood 18.7x14.6cm

学界泰斗《伊拉斯谟》

霍尔拜因是因为受到伊拉斯谟的赏识而进入社会并逐渐获得成功，他最好的人物肖像也是3幅《伊拉斯谟》 （分别藏于巴塞尔和巴黎）。霍尔拜因画中的这位学界泰斗，神情饱含安详与文雅的气氛，设色也恰到好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of Rotterdam，1523）是西方最有名的肖像画之一。

荷尔拜因在创作一幅肖像画以前，经常用铅笔描绘细节，然后在纸上沿轮廓扎上小孔，铺在画布上，用炭粉将其转移到画布上。他对细节描绘非常详细、一丝不苟。这幅绘画的皮草非常逼真。用的金色也多于大多数其他的艺术家。以致产生一种能量被压缩到一个狭小空间的感觉。

强烈的蓝色背景，让形象显得有些对抗性。霍尔拜因还画过他头部的正面和背面（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艺术家只是画前面）。从复杂的绘图技巧观察脸面的下部，缠着于骨肉的皮肤在牙齿或下巴的伸展方式。看眼周和眼睛的定位，你几乎期望他会回过头来盯着你。

是什么使得霍尔拜因的画面尤其是人物，视觉并不特别讨人喜欢。比较与同时代的多瑙河画派著名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Cranach）的绘画，其人物的特征似乎是来自于一个中心的铸造，每个身体看起来都很相似，但仍然具有美感。而霍尔拜因的画像总是有很具体的性格。观众不一定会对艺术家与伊拉斯谟之间的友谊感兴趣。但可能被一种绘画的形式，对其涂料的处理，手法笔触和图像的构成吸引。因为绘画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是所有媒介中最具超越的。它超越的是被描绘的事实，并能与生活的经验相联系，也因此，绘画有时可以让人的情绪产生意外的变化。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三个萨克森公主：思蓓拉，艾米利亚和西多尼娅（Three Princesses of Saxony: Sibylla,Emilia and Sidonia ，1535）© Courtesy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Oil onlimewood,62x89cm

当一个画家看另一位画家的作品，甚至像这样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像是一个魔术师在其他作为观众的魔术师面前表演。问题是，他们是看到幻觉，还是他们看到了制造幻觉的能力？画家看别人的画，也许他们会注意图像的创作和它们如何被创作的过程；看幻影如何神奇的在矩形内出现；什么是图案的语法；什么是标志；什么是笔的触感。霍尔拜因有惊人的触觉，几乎不可见，因为它太微小，似乎是被一阵风吹到了画里。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这张画像，如果说皮毛的笔触是没有个性的，那么，它又是如何使得它看起来像是皮毛呢，如果皮毛不是标志，或者说这个标志不是象征性的符号，他画的只是一种状况，而不是象征，但是，它是不是还意味着其他什么呢？当亮光落下成就的很多小东西，它们使得皮毛变得柔软。被亮光命中的一些毛发落在其他毛发之间，铸就了一些阴影。想想在一条街上或在草地上，由电线杆投下阴影的差异。街道上的阴影会有清晰的边缘，但是当它击中了草，边缘就变得很柔和。

不必去画每一片草叶让人明白它们看上去是草，画的是草的状况。光照不同，落下的阴影也不同。这就是霍尔拜因设法在画里处理的。相比较的说，如果由一个民间的女子画苹果树，她画了树干和树枝，然后，将苹果挂在上面，你可以数画里的苹果有多少，它们是在画面上挂的。而在现实里，一些苹果可能在另一些后面，有一些会藏在树叶和枝条后。天真的，民间的或现代艺术家倾向于象征，每个标记再现一些事物。安德鲁惠斯（AndrewWyeth）就是，在很多方面，他就像一个天真的画家。你可以数着草的叶片，看着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在《克里斯蒂娜的世界》（1948）里，往山丘上爬行。这就是象征。

霍尔拜因的写实是否与众不同？看霍尔拜因是如何描绘这名男子的天鹅绒衣领。很多撅起的毛发，似乎每一个都投下了阴影。整体的看，使得表面显得非常柔软。要解读这些写实的笔触有些复杂。绘画的手法和图案的构成太多是有关绘画的经验。想想在文学中，海明威是如何利用其独特或平凡的词汇来堆砌一个简单又引人入胜的斗牛故事。

在技巧上，霍尔拜因在绘画中混合了大量的油彩和清漆。如果你从下往上看，你可以看到在图像的肉体部分是一个非常液性的釉面，不像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涂料应用，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干，以致当你看着他的画布，似乎觉得需要一杯水。 除了霍尔拜因的油彩使用，还有他的构成。图像由毛皮领的形状引动，使你的视线从衣领往上，他的头部就像一个开放的百合，就像格鲁吉亚奥基夫（GeorgiaO'Keeffe）的绘画主题，头像是一个黑色的山脉，与衣领之间的空隙像是有水快速流过的沟壑。这个绘画的抽象平面阅读很有意思，它呈现的形状是否有些像别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想象，想象伊拉斯谟的魅力何以能够经久不衰，它是如何经过霍尔拜因的视野完美的落实在他的图像里。

蒂塞德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Erasmus）1466年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伊拉斯谟——意思是“渴慕被爱的人”。据说青年伊拉斯谟在1487年深深迷上过一位被他称为“我灵魂之另一半”的男青年ServatiusRogerus。他曾对男青年写道：“我曾痛苦而不懈地追求过你。”但他此后的行为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如米开朗基罗那样的浪漫名声。

伊拉斯谟是后世文人或哲人众多典型的象征。比如，精通多种语言的他可能是第一个无国界主义者；也可能是第一位形象清晰的非暴力和平主义者；伊拉斯谟广博精良的学识，和机智幽默、远离钱权的作为，在当时腐臭荒唐，充满无知，迷信和欺骗的基督教社会中像是一股稀有的清风。

他最著名的书是1511年，只用了7天时间在莫尔的寓所写成的《愚人颂》（ThePraise of the Folly）。这本书在他的有生之年重印了40次，在当时的英国剑桥几乎人手一册。在这本小书中，伊拉斯谟一开始就指出人人都有的愚蠢天性。为什么人们会为了一时的快乐，而将自己终生束缚于一夫一妻制。为什么女人为了短暂的沉迷，愿意以生育的痛苦和为人母的烦难为代价呢？如果一个人面对这一切现实，或者知道未来的生活，她还会感到愉悦吗？然而，如果男人和女人们的天性都理智的停下来，社会的一切也就会化为乌有。

作者让“愚夫人”出场逗乐，她肆无忌惮，大放厥词。她首先为愚人大唱赞歌，强调饮食男女只有按自然的意志办事才有幸福；理性的人是不正常的变态；欢乐不是来自清新的思路和智慧的头脑，而是来自激情。作者借“愚夫人”之口，嘲笑当时的僧侣、神学家、君主和贵族；这些人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虚伪、阴暗、粗暴和可悲。

书中也讽刺了基督徒的信仰，世界是如何的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夏娃无辜的原罪，却导致了无情的惩罚，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中实施。“圣母被圣灵感孕生育了基督”。“教士们精于计算每一个灵魂呆在炼狱中的时间，再根据人们购买赎罪券得多少，来决定他们在炼狱中时间的长短”。“对于这些肆无忌惮的欺骗，该说些什么呢？”。伊拉斯谟的讽刺涉及到了僧侣、宗教审讯官、红衣主教和教皇。各种不同阶层的神职人员都沉溺于对金钱和巫术的追逐，至死不渝 。在这位讽刺家看来，他们贪图世俗的权力和流血的战争。如果没有人类的愚行和容易受骗的单纯，这样一种严密的组织怎么可能生存下来。

也许，伊拉斯谟凭着在剑桥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亨利八世对他的保护，他的另一篇著名的讽刺短文《尤利乌斯被挡在天国门外》（1514年）更是展现了一种无情的嘲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1513年去世，他在位期间资助了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才华。但是伊拉斯谟却想象了一段对话，描绘了彼得将尤利乌斯栏在天国门口的情形：

“彼得：让我再凑近点看看……传教士的长袍，但下面却是血迹斑斑的盔甲，眼神凶狠、嘴唇傲慢、面容无耻、浑身布满罪恶的伤疤，呼吸中充满酒气，被放浪破坏了健康。哦，你尽管恐吓吧，我来告诉你你到底是谁，……你就是刚刚从地狱回来的教皇尤利乌斯……”。

尤利乌斯：那你到底开不开门？彼得：我会给任何人开门，但除了你。”

伊拉斯谟作为欧洲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其独树一帜的宗教思想，被称为“基督的哲学”与经院哲学家的哲学对立。他批驳那些哲学家，脑袋里塞满了千奇百怪的术语、概念、命题、观点，以至公开辩论时不得不用很多帽子一只叠一只地包缚住自己的脑袋。他们的精力倾注于晦涩难解的命题，可他们殿堂般的研究体系全部是废话，因为他们的思想被一样的前辈和同行所占据，饱受精神的折磨，未尝体验到世俗青春的快乐就未老先衰。更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结论从来自信不疑，如有人反对便强迫他们屈服，就将对方视为异端，不惜动用宗教裁判所加以弹压、消灭。因此：“基督的形象被人的争论窒闷而死”。他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博学之士，但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神学家。”伊拉斯谟将神学家及专门布道的教士职业的神圣性抹得一干二净。

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是什么呢？在《愚人颂》里，基督是愚人，拯救灵魂的奥秘是愚蠢。伊拉斯谟把人拉到神的面前，把基督展现给他们看，基督放牧的是“最愚笨无知的羔羊”。基督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厌恶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智人、精明人和狡猾者。伊拉斯谟建立了直接的人神关系。在这种新型的人神关系中，根本在于让基督恢复人性。基督在其中不再严酷，是牧羊人，而非暴君；他唤人得拯救，而非惩人至奴隶。一句话，基督是生活的楷模，是人的原始模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