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

来源: 英二于 2011-01-15 11:43:0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86503 bytes)

两种自由概念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普世价值”这个词在冷战后曾经如日中天，在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仍然是横行于世。“两种自由概念”是英国学者伯林1958年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著名演讲。50年过去，在今天读这篇文章仍然是非常的有意义。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BY ISAIAH BERLIN伯林

在近代历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多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的翻搅。观念有时候就会形成一股不受拘制的动力，对广大人群产生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些力量会变得极为暴烈，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因此相当危险。

一百多年以前，德国诗人海涅 (Heine) 就曾经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海涅认为康德的巨著《纯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是一把处决了欧洲 “自然神论” 的宝剑。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变成一种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海涅并预言，有朝一日，费希特 (Fichte) 及谢林的浪漫信仰，将由他们狂热的德国信徒，转用于抵拒西方的自由文化，因而产生可怕的效果。事实证明，海涅的预测并非完全错误。然而，如果教授真正能发挥这种能致命的力量，那么，可不是也只有其他教授或思想家、并非政府或国会，才有办法化除他们的力量么？

我们的哲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活动所具有的这些破坏力。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被自己在抽象领域内的卓越成就冲昏了头。这些哲学家们虽然用一种盲目的烦琐哲学式的迂腐态度，将哲学与政治这二种不同领域分别开来，政治却仍然盘根错节地和各种哲学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认为：政治思想由于缺乏稳定的素材，无法用定型的概念、抽象的模式、或其他适用于逻辑或语言分析的精妙工具来加以处理，因此就径自忽略了政治思想。也就是说，只在哲学上追求一种 “方法的统一”，从而拒绝所有无法用这个方法加以处理的素材。那么我们就等于是自暴自弃，放任一些原始幼稚的、未经批判的政治信仰左右了我们的生活。

除非我们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问题，我们可能就无法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态度和活动。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公开战争，这两种思想体系中最古老的政治问题是服从与强制。“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我必须服从吗？” “如果我不服从？我会不会受到强制？谁来强制？强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名义强制？为什么？”

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问题是：剥夺他的什么自由？

第一种自由称为 “消极的” (negative)自由。是回答 “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可以被容许去做，或成为某种角色，而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涉？” 第二种意义的自由，称之为 “积极的” (Positive)自由，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

“消极”自由的观念

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行动的范围之内，我是自由的。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这个范围如果被别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 (coerced)，或是被奴役 (enslaved)了。

但是，强制一词无法涵盖所有“不能” 的形式——例如，我是瞎子不能阅读；或者，我无法理解黑格尔作品中的晦涩部分。正如因为我跛了脚，所以无法去跑步，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强制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内，对我横加干涉。因此，惟有在某人使你无法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说你缺乏政治自由。仅仅是没有能力达成某一个目的，并不代表缺乏政治自由。

自由的范围可能有多大、应该有多大。当然不能漫无限制，因为 “自然的” (natural)自由，会导致社会混乱，在这种混乱中，弱者的自由会被强者剥夺。因为人类的诸多目的与活动，不会自动地趋于和谐，所以他们愿意为 “自由” 本身而限制自由。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必须由法律施以限制。但是，同样，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据此，就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这一道界限应当划在何处，极费争论。但大体说来，人类毕竟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任何人的活动是完全 “私人”而永不干扰到别人的活动。“梭子鱼的自由，就是鲸鱼的末日”。于是，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约束，另一部分的人才能享有自由。

有人说过：“一个牛津大学院长的自由，和一个埃及农夫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 这一句话隐藏着某些真实而重要的道理。对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生了病、不识字的人，说要给他们政治权利，而且不让政府来干涉他们，等于在嘲弄他们的落魄；因为他们必须先获得医疗上的帮助，必须先接受教育，然后才能够了解他们所能享有的自由，再进一步去运用这种自由。事实上，对于无力运用自由的人，自由又算是什么呢？正如一位十九世纪俄国激进作家所宣称的：在某些情况下，皮靴优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个人自由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重要需求。因为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不受任何挫折。埃及农夫在享有个人自由之前，必须先获得衣物与医药，同时他对后者的需要也更甚于前者。

自由并不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一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平、正义，不是文化，也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平静的良心。

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但是完全的自我放弃，便是自我挫败。我们必须至少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致于 “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那么，这个最低限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抛弃它，就是违逆了我们的人性本质，这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然则，所谓人性本质却又是什么东西？它又隐含了哪些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一向争论不休。然而，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自由都是 “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

在古代，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把个人自由当做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理想。康多塞曾经说过，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没有个人权利；就犹太、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出现于世界的古代文明而言，情形也是一样。即使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无论就个人或社群而论，不愿遭受侵犯、而愿自行其是的欲望。隐私权的意识，个人关系的领域自有其神圣性的意识，是来自于一种晚出的自由概念；这种自由的概念本身发展完全的时间，不太可能早过文艺复兴时代。可是，这种自由概念的式微，却将成为文明死亡，以及整个道德观死亡的标记。但这种自由观念的第三特征可能更加重要。即：这种意义下的自由，与专制政体并非不能相容。这个意义下的自由，它所涉及的主要是 “控制的范围”。正如在一个民主社会，事实上也可能剥夺一个公民在别种形式的社会里，所能享有的许多自由。 “谁统治我？” 和 “政府干涉我多少？” 这两个问题，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积极”自由的概念

“自由” 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我希望成为一个 “行为者” (doer)——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

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和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逻辑差距，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 “消极” 与 “积极” 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在历史上，“积极”与“消极”的自由观，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逻辑常理，终至演变成直接的冲突。

要弄清楚这个现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了解自主 (self—mastery) 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力。最初，这也许是并无害处的影响力。“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这种想法并没有害处可言。但是，正如黑格尔学派所想探讨的：我会不会是自然的奴隶？我会不会是我自己那种 “不受约束” 的激情的奴隶？这些难道不也同样是 “奴隶”？进而言之，有些人是政治上的、或法律上的奴隶，有些人则是道德或精神上的奴隶？随后，人类就把这个 “自我” 看成理智、看成 “更高层次的本性”。看成 “真实的”、“理想的”、或“自主的”自我。

这个真实的自我，还可以被看成某种比个人更广泛的东西，一个层面的社会整体，例如：一个部落、种族、教会、国家，以及由现在活着的人、已逝者、和末到人世者所构成的 “伟大社会” 等。这个 “整体” 于是被看成 “真正的”（true）自我，它将集体的、“有机的”（organic）、独一无二的意志，强加在顽抗的 “成员”身上，从而获得它自己的 “更高层次” 的自由。

在思想史上，强制他人，要将他们提升到 “更高”的自由水平。这一类语言之所以能显得有理，是因为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的名义来对人们施以强制是有理由的。如此一来，很容易认为，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强制他们。于是，我们就是在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理性并且也和我一样，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不会抵制我。

一旦采取这样的观点，其立足点就可能忽视人类或社会的实际愿望，借 “真实” 自我为名，并且代表那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却还坚持认为：只要是人类的真正目标，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

这种吊诡，经常被人揭露出来。主张说：“我知道什么对X君有好处，而他本人并不知道”，甚或说：“我为了X本人好，才忽视他的愿望”。把X实际上追求、并选择的东西，和假如X可能会去选择的东西之间画上等号，是一种可怕的作伪，是一切主张 “自我实现” (self— relization) 的理论核心。

主张说：基于某些我自己无法看到的 “好处” 的缘故，别人可以对我施以强制力，认为这样做有时会对我自己有好处，实际上，它还可能会扩大我的自由范围，这是一回事；主张说：“如果对我有好处，那我就不算是被人强加压力，因为不论我自己是否知道，这是我的‘意志’本身要求我这么做的，而且，不论我这可怜的臭皮囊，我这愚蠢的脑袋，如何强烈地反对它，不论我如何绝望地反对那些由于仁心善意，而努力把它强加在我身上的人士，我仍是自由的、或仍是‘真正’自由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积极的” 自由观念，认为自由即是 “自主” (self-mastery)，实已暗示了自我分裂之意。已经轻易地助成了人格的剖分为二；其一是先验的、支配的控制者，另一则是需要加以纪律、加以约束的一堆欲望与激情。这个事实证明：自由的概念，直接导源于自我、个人的看法。对人施以足够的操纵，则自由是什么意思，便唯操纵者的意愿是从。近代历史已经昭然显示，这个问题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已。

总结来说，“消极的” 与 “积极的” 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对比，与区别正相一致。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 “积极” 自由的意义，我们要问的是：“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 而不是去问：“ 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自由地做哪些事？”。

民主与个人自由间的关连，远比拥护者所认为的稀薄。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可能和希求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欲望同样深刻。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一种欲望，或许还发生得更早。但是，这两种欲望所希求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实际上，它们的区别非常重大，以致于造成了今天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因为相信 “消极的” 自由概念的信徒，认为 “积极的” 自由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 “积极的” 自由观念则认为，自由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