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揭秘、网恋：壮观幻象与现实能力》

维基揭密网站（Wikileaks）将美国的外交机密文件公布出来，引起了轩然大波。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1971年7月3日——）是“维基揭密”的创始人，他之所以被称为“黑客罗宾汉”，是因为他坚信，透露公共治理机构的秘密文件和信息，对大众来说是件有益的事，而9万多份驻阿美军秘密文件的泄密让他足以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1989年，东欧各国纷纷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1990年，柏林墙倒下。1991年，东西德統一，苏联解体。1999年，华沙条约军事组织正式解散，冷战时代也随之结束。21世纪已经被标示为后冷战时代，然而间谍活动仍然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仍然具有非常有潜力的剩余价值。

 

阿桑奇的私生活放荡不羁，为人也有些阴阳怪气，此番被以强奸罪遭遇牢狱之灾，实在是美国为遮丑而给阿桑奇小鞋穿，抛开这种不是秘密的手段不提，阿桑奇其实是很符合通俗文化，特别是好莱坞电影那种喜欢将网络黑客描绘成“礼法岂为吾辈而设”的大智慧的浪漫想像。

 

在不成比例的炒作过后，人们是否扪心自问，阿桑奇与维基揭密是否真的突破了政治高压，颠覆了主流权利结构了吗？在这种意义上，那9万多份驻阿美军秘密文件，包括揭露情报的方式，是否真的能赋予公众某种权利或者能导致真正的改变？

 

1971年，“披头四”（Beatles）音乐组合之一的约翰‧连侬（John Lennon）在移居纽约后，在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同世界之歌《Imagine》之前，便写过一首名为《Power to the People》的政治抗议曲。大同世界、还权于民本来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然而，今日接过人民万岁这面大旗的，不是那些眼睛里泛着奇异光辉的理想主义者或摇滚巨星，而是头脑清醒、处事严谨的新闻媒体。人们不禁要问，以维基揭密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所做所为，是否标志着权力中心向公众倾斜的巨大变化，还是媒体的标新立异，把一个壮观的幻像当作真相，利用互联网给予使用者的那种无远弗届、无所不知的虚假的全能感，等同与一种能改变现实的能力？

 

大概没有谁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经悄然成为当今的时代精神之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与持续的发展，资讯与广义上的知识变得伸手可及，加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给人类生活和生存处境带来的变化，人们似乎有足够的条件和意愿追求作为普通人的权利，例如，对知情权、话语权的掌握和追求。

 

为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提供理论依据，早在维基揭密以身试法之前，是作家的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写的那本题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畅销书。作家认为，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随着资讯和知识的获得变得唾手可得，世界将逐渐被拉平为一个接近平等的竞争环境：国家间的藩篱，或存在于技术、资源、生活品位，乃至智力上的差距，都会被缩短，甚至被抹掉。

 

对弗里德曼带给我们的展望，其实并不难加以考察，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世界，也无疑问地为普通人提供了发言表达和分享介入的平台，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互联网并没有改变荧屏背后人与人的界限和关系，无法改变在现实社会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此，在根本的权力关系没有改变的状况下，互联网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普通人释放创造力的同时，也可能令原本已经存在的矛盾和压榨变得更彻底、更不留丝毫的空间。

 

维基揭密所揭露的机密文件，除了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为普通人枯燥的生活提供调剂和谈资以外，并不构成实质后果的知识转移。这些文件提供的有关国与国之间在有关外交事务的观点或对话，是片面的、零碎的甚至是扭曲的，人们并不能把这些文件拼凑起来而得出可靠的结论或完整的图像。不仅如此，互联网上不乏闲得发慌的人，一天到晚穿着各式各样的马甲造谣挖坑儿，引着各种幺蛾子乱飞，天天都以公开和合法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以阳谋的方式继续着网上的“奇迹”，又怎么会怕人揭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