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发了一文后，趁假期出门去了，后来才看到知凡奖励了好几个大问号：“什么是左翼右翼？？？如何划分？？？是不是每个人都被划分成左或者右，为什么？？？”
正琢磨着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如鹅一样的草根百姓，在黄四郎眼中，鹅城小民就得如鹅一般地牧，鹅整天在思考着左右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吧？如果鹅城的小民如鹅一般地被虚拟了，当然，谁又能知道作为精英人物“牧”是不是同样被虚拟了呢？或者，鹅城的小民希望的只是得到一份工作，因为一份稳定的收入而正在享受社会，他们中的每个人如何的能被划分成左或右呢？
电影是假的，然而社会的格局总是存在的
《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是两位知名学者合著的一本小书。Stephen Holmes，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一直研究自由主义，另一位作者叫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法学教授，专长是宪法学和法理学。
这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美国的右派认为此书太“左”。指责两位作者“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布满了仇恨”。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国家”，称此书为“20世纪里对暴政最无耻的辩护之一”。而左派虽然认为此书有可取之处，但觉得它分量不够，甚至还有点保守主义的痕迹，因为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一本书，出现截然不同的评论，在敏感领域非常平静的美国，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作者到底说了什么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其实，作者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管保护什么权利都必须依靠由公共财政支撑的政府机制，权利是有代价的。这也是书名的由来：《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人们对这个简单的事实居然熟视无睹，原因恐怕与讨论生存条件时往往忽略空气的重要性一样。但从这个毫无争议性的观察可以推演出几条极具争议性论断，却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所有的权利都是有成本的“积极权利”
问题仍然涉及到财主，官府和小民的三角关系。可以想象，鹅城小民和精英人物所要求的权利显然不同，因此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与“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自由主义者洛克把“消极自由”看作人的自然权利，属于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是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政府的职责是保护这些权利，而不能侵犯它们。但是，在学者霍布斯的眼里，自由主义精英言必所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竟然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对立物。“公民社会”本身，以及“公民社会”中公民行使的“消极自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可想而之。霍布斯认为，这些，基本上就是居心莫测的，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鹅城小民想要的显然是“积极权利”，但是很多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右翼自由主义者都对积极自由或积极权利发起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积极权利有三大罪状。一是极其昂贵。无论是充分就业、医疗保险、最低收入保 障、失业救济，还是残疾人士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人福利都需要政府负担庞大的公共开支。二是侵犯私有产权，在自由主义者眼中，“税收即盗窃”（taxation is stealing）。靠税收转移支付来保证积极权利的实现无异于劫富济贫，这当然是一种犯罪。三是扩大了政府的规模与权限。自由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假如政府必须存在的话，其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 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让国家缩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标，必须把“积极权利”批倒批臭。比如在中国，福利国家的雏形连影子还没有，自由主义者徐友渔就已经在鹦鹉学舌，说什么积极权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
右翼自由主义者希望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积极权利的实现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极权利的实现不需要靠政府，是没有成本的。 但Holmes和Sunstein的第一条推论却是，消极权利的实现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没有区别。
自由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免受政府干预是实现消极权利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是事实上，被自由主义者奉为神明的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最昂贵的权利之一，Holmes和Sunstein以例举的数字说明政府的各个部门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必须承担的，巨额天文数字的财政开支，一点也不比社会福利开支逊色。捅破了这层关系，区分权利的消极与积极已毫无意义。因为实际上所有的权利都是需要成本的积极权利。
权利是政治问题而不是道义问题
权利既有绝对成本，又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绝对成本是指保护某种权利必需花费的绝对金额。机会成本的意思是，用于保护了这种权利就不一定有经费来保护其它权利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拥有无限的财力，足以保护所有类别公民的权利。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汲取能力。在美国，这个比重约为 30％左右；在多数欧洲国家，该比重更高达40％以上。权利保护与公共财政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政府负担规范运作的国防、行政、司法、执法、监察体系的平衡，要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存权，必须有所取舍，决定哪些权利最值得保护。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优先保护的是所谓消极权利，即诸如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他们把这些权利称为“自然权利”，并断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但是事实上，没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优先保护的为什么就应该是黄四郎的私有财产权而不是鹅城小民的生存权呢？在现实中，一国公民享受哪些权利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道义问题。
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 要。假如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对鹅城的穷人而言，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Holmes和Sunstein进一步指出，保护穷人福利权利的出发点不是什么道义原则，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稳定。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了使他们能安分守己的容忍剥削所提供的一种补偿而已。假如在黄四郎一边的右翼精英连这个妥协也不愿意做，那么谁能保证像鹅城那样的天下大乱不会发生呢？
权利不是“个人”的；所有权利都是公共财产（public goods）。
右翼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个体”的人，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但“权利是有成本的”这个观察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权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从属于某些不由他们选择的社群（种族、民族、阶级、国家等）。人们之所以需要权利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里，彼此间免不了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假如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因为权利的成本不是由个人来负担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信仰“个人主义”，却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公民单独为自己享受的每一项权利付费。恰恰相反，权利的成本是由全体公民分担的，权利的保护是由公共权威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右翼自由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
基于资本强势的立场，右翼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能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是零和关系：假如国家能力太强，个人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只有在弱政府下，个人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逻辑结论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必须削弱国家能力。而Holmes和Sunstein的结论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弱势的普通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 没有国家权威，就没有公民权利（statelessness spells rightlessness）。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当好官被黄四郎消灭在路上，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因此，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destatization），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
由此看来，左翼右翼的差别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其站的立场不同。下半身站在鹅城小民立场的，上半身就有了左翼思想； 下半身站在精英阶层一边的，上半身自然的就在右翼。当然，在全球范围，强势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也往往意味着官府的立场，再说，小民怎能与精英同日而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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