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上说曹植的文章“骨气奇高,辞彩华茂”。这句话包含了这样的意思:文章,分为“骨气”和“辞采”两个部分。辞采,就是文笔,好比武术的套路,拳腿的招式。而“骨气”,指的是内涵,类似于功夫中的内功。
韩寒评老舍,巴金,茅盾等文学大家,说他们文笔太差了。那是因为,首先,他不知道,文笔是个技术活儿。而技术是依靠前人的积累而不断进步的。比如,出自大文豪胡适的早期白话诗歌是这样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相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前者,不过登堂,而后者,已然入室了。
第二,尤其从韩寒后来的文字来看,他不知道“骨气”对文章的重要性。
借用高士的一段话来说明“骨气”:人之生也,各有所秉。得气之清者,聪明睿智也。 得气之浊者,或顽或冥。其气之醇也,斯为孝忠。其气之壮也,斯为杰雄。古圣先贤兮,其得气之中也。若彼暴虐残佞,其秉邪恶之气而赋形耶。
而一个作者的清浊,厚薄,正邪,最终会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先人品论曹操的诗歌,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郁”,评曹植的诗则说,“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正是诗如其人。又如我辈读常凯山日记,读到的是“日记抗日,地图开疆”,以及“不问苍生问鬼神”。而读陈公博替汪精卫辩解的文字,则见到“巧言令色,鲜有仁。 所以,“文如其人”者,骨气也。
巴金茅盾我无缘多读。而拜读过老舍之后,就看到他的博大和醇厚力透纸背,更见一片丹心照汗青。
而一个时代的“骨气”也会投影到文学作品中去。汉末的慷慨悲凉,造就了“建安风骨”。之后的唐诗宋词元曲,都与各自的时代彼此成就。
至于文笔和文章的关系,类似包装和商品的。而商品社会包装的重要性,韩寒以及与他同城的余秋雨辈是恰如其分的深知的,这也算是时代的烙印。
他辈若流星。无需多言,却说曹植。钟嵘在《诗品》中说曹植“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
郭沫若的看法则是相反的,郭的《论曹植》,曹植的粉丝们看了愤然说,题目应该改为《论曹植的一无是处》。郭沫若说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说曹植之为政,说“他在所封的地方上并不见到有什么德政,怎么样去爱抚当时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郭沫若还有句话非常有趣:他说曹植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入都坐飞机了。我们就该把当年为铺设铁轨奋斗过的人忘之脑后一样。我却认为,身为中国人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抬头,历史的长河里,有无数星斗。
其实两人的说法都各有渊源。钟嵘生处南北朝时代,《诗品》的 出现,是为反对齐梁形式主义靡费文风的产物,自然,曹植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成了钟眼中的上品。至于郭沫若,则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去要求一千七百年前的诸侯,曹植当然一无是处。而我辈对前人的评价,也不可能脱离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有幸处于大国和大时代,各种思潮在碰撞中整合,这其中,中华传统的文化必将在反思之后重建。且让我们对过往,尤其是列祖列宗的足迹,献上温情脉脉的敬畏。
且让我们透过曹植,稍微领略长河深处,蓬莱文章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