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小说观念

中国传统小说观念

 

现代学术史上，《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一直被当成六朝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代表。《搜神记》二十卷共四百六十余则故事，其中有前代典籍可据，或有当代及稍后其他着作可资相互参证者，竟占十分之八、九。” 由于讲求资料的信而有征，《搜神记》的内容往往被人当成史料，具有了补充正史的重要作用。

干宝自序虽然也强调《搜神记》的真实性，但也说不可能完全真实。艺术想象与细节虚构，使《搜神记》具有了“游心寓目”的文学魅力。史学夹杂虚构成分，也是六朝志怪之书的共同特征 ，如魏文帝作《列异》记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以史实杂以虚诞怪妄之说，因此《隋志》将六朝志怪之书列入史部。

《世说新语》自其问世，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隋志》将其录入小说类，《世说新语》和《搜神记》一样，在文体上也体现着文学与历史的交融。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记人事为主的书。书中涉及人物达一千五百余人，其中有曹操、曹丕、司马氏等帝王；有 王导、谢安、桓温等将相；有阮籍、嵇康等名士；有何晏、王弼、孙绰等清流；有支道林、慧远等高僧；甚至还有班婕妤、谢道蕴等女性，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人物画卷。这些人物绝大部分活跃在魏晋的历史舞台，是现实中的人，其生活年代和主要生平事迹往往有史可查。这使得《世说新语》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史学的意味。

《世说新语》主要是记人物的逸事传闻，虽不入正史，却能与史书相影。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多次引用《晋阳秋》、《续晋阳秋》、 《殷浩别传》等书中的内容，以补充《世说新语》的故事或纠正《世说新语》的不合史实之处，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世说新语》具有史书一样的价值和地位。实际上，《世说新语》一直为治史者所重，是后人了解魏晋社会政治、文学、哲学思潮、时代风尚等方面重要的史料。

《世说新语》表述材料的手法又极具文学性。其记人事，对人物行为举止、言谈笑貌的描写极具个性、神采与风度。说：“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就把王戎铿吝的本性刻画出来。又如记述王澄离京赴任之际，在送别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脱衣上树去抓雀子，“神色自若，旁若无人”，显示出王澄的任诞放达。 再如《惑溺》中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把闺房私语写得绘声绘色。

《搜神记》与《世说新语》都体现出文体的驳杂性。六朝时期正是各类文体的蜕变与转折时期，就小说而言，一方面虚构性因素在杂史中得到加强，表现出小说对史书的渗透；另一方面，小说又还没有完全脱离对史书的依赖。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云：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谈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 刘知己出于史家的论述恰恰道出了《搜神记》与《世说新语》文史兼容的特性。

《世说新语》是上千余则故事片断的联结，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简约有致、意蕴淳厚。日本学者菅原长亲说：“《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 包不尽之味于数句。”高僧竺常禅师也说：“片言以核理，只词以状事，体简而意渊，语微而旨远。

《搜神记》的故事，讲究结构布局，叙事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往往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而《世说新语》的记人记事，不重视交待时间、地点、环境，不重视事件的全过程，如“谡谡如劲松下风”，“眼灿灿如崖下电”。没有对话，动作，没有出场背景，只是用自然景物作比喻捕捉人物的风采神貌。有时甚至连比喻都不用，如“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直接对人物形貌下一断语了事。既没有形貌的具体描述、 景物的呼应衬托，也没有修辞手法的运用。

《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麈，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从而形成了一种幽默、诙谐、机智的美学趣味，如《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着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辗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通过吃鸡蛋这样一件小事，刻画了王述的急躁性格，读来让人捧腹。再如《刘伶纵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短短两句话，显得机智俏皮。

《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显示了文本的 趣味，幽默和愉悦。鲁迅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远实用而近娱乐”实为中的之论。

何谓“小说”？西方人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如韦勒克、沃伦说：“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 （fiction），也就是谎言”，巴尔扎克也把小说称为“庄严的谎话”。都指出了小说文体的虚构性；而作为叙事作品，通常认为“情节”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胡适就批评《世说新语》：“虽有剪裁却无结构，故不能称作短篇小说”。 但这些都是一时的小说观念，即不是后现代文学的小说观念，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一词，最早由《庄子·外物》道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与大道、大言相对的琐屑浅识之言。其后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着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但同时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认为小说家无甚可观。

班固这段话从两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界定，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小说是市井乡野、街头巷尾的谈资、闲话、杂说或异闻被知识分子记录加工而成的一种文体，小说的材料取自日常生活的谈资之类；其次从小说的价值定位来看，它无异于“君子弗为”的“小道”，与治国安邦的大道自然无涉。

在唐代至少是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传统的小说观念，也就是说，作品的体式篇幅、材料来源、文学趣味、价值取向几个 方面体现出“小”字，是衡量其是否为小说的主要标准。在中国小说史上，宋元以后随着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也被讲求情节、虚构、叙事等要素的小说观所取代了。

内容取自周昌梅 ：《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