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政治改革
毛泽东说，“什么是政治呢？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
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天理、道理、真理。中国的天道是在人伦中，仁义礼智信，是格物致知，是讲人的正心诚意。老庄讲天道五常，是大公无私，天人合一的道统，按天命尽人事，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以说老毛和中国的传统是相通的。
天道到宋代转为天理，也就是今天说的道理。齐家治国，还是为人处世，都要讲道理。什么是道理呢？ 明代的王阳明说是“心即理”。做事凭良心，遇事讲道理，良心即道，是做人行为的准则。
如何来判定良心呢？毛泽东的方法很简单，判断良心的标准就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以大局为重的，就会凭良心办事。反之，凡事都为自己考虑的怎么会按良心办事呢？
这个判断并不简单，如果往深处往广度扩展，就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定位和走向。
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自由和民主是二片盖着西方社会“私”处的无花果叶子。自由资本主义是先设定人有罪的法制社会，实行的是个人主义的丛林规则。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没有集体主义的概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到中国，又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挖掘出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会通的东西。严复对老庄的思想作过“自由主义”的阐释。不过，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心灵自由”，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没什么关系。中国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的社会里，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宣扬个人主义的成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相煎迫之时，和现在相比，除了发展的层次不同，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让知识分子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之间感到困惑。到了新文化运动，胡适一批自由主义精英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国家是由个人积成的，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他们是在个人优先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从一种观念在中国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但是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选择了立场相对的马克思主义？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民族救亡时代的责任相背离，从根本上说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也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而同样是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联系在一起，这种理念更符合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因。
从19世纪末的100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又卷土重来，其势锐不可当，又一次造成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极度混乱，但是所遭遇的处境在本质上与10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要在中国完全变色成功，需要完成两件大事，一是要割裂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传统，二是要跨越在近代已入人心的毛泽东思想。如果过不去这两道集体主义坎子，自由主义在中国还只能是望洋兴叹。
中国的近代政治与中国制度的走向所面临的仍然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选择。这里并不是说所有制，而是说政治要走向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政治就是要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办事，要让人民满意。” 这样的政治就是“天下为公”的政治。
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情，以个人主义来取代集体主义传统。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向取决于自由主义精英在最后的突围中获得成功，或是被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一剑封喉，而逐渐走向“为公”的政治。
毛泽东说，“什么是政治呢？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
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天理、道理、真理。中国的天道是在人伦中，仁义礼智信，是格物致知，是讲人的正心诚意。老庄讲天道五常，是大公无私，天人合一的道统，按天命尽人事，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以说老毛和中国的传统是相通的。
天道到宋代转为天理，也就是今天说的道理。齐家治国，还是为人处世，都要讲道理。什么是道理呢？ 明代的王阳明说是“心即理”。做事凭良心，遇事讲道理，良心即道，是做人行为的准则。
如何来判定良心呢？毛泽东的方法很简单，判断良心的标准就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以大局为重的，就会凭良心办事。反之，凡事都为自己考虑的怎么会按良心办事呢？
这个判断并不简单，如果往深处往广度扩展，就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定位和走向。
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自由和民主是二片盖着西方社会“私”处的无花果叶子。自由资本主义是先设定人有罪的法制社会，实行的是个人主义的丛林规则。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没有集体主义的概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到中国，又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挖掘出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会通的东西。严复对老庄的思想作过“自由主义”的阐释。不过，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心灵自由”，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没什么关系。中国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的社会里，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宣扬个人主义的成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相煎迫之时，和现在相比，除了发展的层次不同，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让知识分子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之间感到困惑。到了新文化运动，胡适一批自由主义精英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国家是由个人积成的，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他们是在个人优先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从一种观念在中国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但是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选择了立场相对的马克思主义？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民族救亡时代的责任相背离，从根本上说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也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而同样是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联系在一起，这种理念更符合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因。
从19世纪末的100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又卷土重来，其势锐不可当，又一次造成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极度混乱，但是所遭遇的处境在本质上与10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要在中国完全变色成功，需要完成两件大事，一是要割裂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传统，二是要跨越在近代已入人心的毛泽东思想。如果过不去这两道集体主义坎子，自由主义在中国还只能是望洋兴叹。
中国的近代政治与中国制度的走向所面临的仍然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选择。这里并不是说所有制，而是说政治要走向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政治就是要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办事，要让人民满意。” 这样的政治就是“天下为公”的政治。
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情，以个人主义来取代集体主义传统。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向取决于自由主义精英在最后的突围中获得成功，或是被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一剑封喉，而逐渐走向“为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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