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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医生手记: 于 2010-01-05 10:59:37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41348 bytes)

孙中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威胁或政治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①这数百计的不平等条约，几如重重枷锁，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使其失去了独立和统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修改或废除奴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下简称“废约”），成为中国走向国家统一和独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一项重要任务。
　　孙中山毕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奋斗，他始终强烈反对不平等条约，并把它视为谋求祖国独立和统一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但是，在“废约”问题上呈现的是一个颇为曲折、复杂和矛盾的逐渐推移过程，有着明显的演进阶段。
　　本文拟就孙中山与“废约”问题的发展变化轨迹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孙中山生活的1866至1925年间，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年代。从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订《中法新约》，到1901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订《辛丑条约》，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犹如台风掀起的割地、赔款的狂潮，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同时也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爱国志士，投身到反抗斗争中。
　　面临着国家权益被列强分割、祖国陷于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在十九世纪末酝酿民族斗争时，就了解中国是受着“五洲列强”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在国际上是处于“奴隶”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难、国家的贫弱和残破的激发下，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所以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他就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其危害。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指出：“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大声惊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②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出发点，他提出了“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组织起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求摆脱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半独立国”的不平等地位，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
　　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加紧的现实、使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更加明确，他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驳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论调，警告帝国主义者如胆敢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定会“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使他们“无安枕之时”。④他联络爱国志士，“合成大团”，要立志“‘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的炽热爱国热忱和坚决反侵略思想，为他以后的“废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观条件。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用以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与外国所结条约，皆陷于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厄境”。⑤基于对不平等条约的切肤之痛，他明确地表示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愤慨和批判。他说：“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使其能“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⑥，使中华民族陷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孙中山称不平等条约为“卖身契”、“铁锁链”。他在探析国家民族危机严重的原因时，与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认识到是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落到“半独立国”、“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二者，并列为欲实行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⑦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识，表示出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愿望，对不平等条约甚为不满，欲以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的“废约”反帝思想究竟始于何时？
　　往昔论者多认为它产生在二十年代，即1923年以后。从现有史料来考察，我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具有“废约”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相继发表了一些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言论。他痛切地指出：“中国向来与外人所订条约不良，丧失主权”⑧，致使其“外交之棘手，系因条约”⑨。基于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孙中山提出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除去”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并宣称将要求各国同意重订海关税则，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迨辛亥革命既起，孙中山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前途，怀着十分乐观的希望。国家过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败积弱自招其祸，推翻清廷后一个新的***自然要独立自主于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国前，即11月23日，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栽谈话中，明确指出：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实现近代中国“早想抹掉的屈辱历史。”⑩***甫告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务要“一洗而去”“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⑾。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曾对“废约”问题进行了研讨，商议如何进行的对策。它在发布的《***对于租界应守的规则》中，针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租界内强行设立审判机关会审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权，以维护司法主权独立的主张。⑿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答复南京《大陆报》记者问及“领事裁判权其将撤废乎？”时，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当撤弃，一俟改革既定，即须实行此事。”⒀他已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至今仍为“半独立国”，“盖以中国现在尚未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⒁，提出在“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⒂他还强调要裁去通商口岸、收回租界，严词拒绝了外国在上海扩张租界的企图，认为“此乃华人之意志，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当然之理也。”⒃
　　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3月，孙中山又以“力谋国际平等”作为《同盟会总章》中政纲之一，积极地谋求摆脱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还多次要求废除侵略者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一再强调：“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⒄；“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将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国人，皆受日本管辖。”⒅
　　与此同时，孙中山1911年冬在上海与外报记者谈话，1912年8月9日在北京与报馆记者谈话，同年9月29日在济南与报馆记者谈话时，均有类似争取国家权益的主张。
　　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对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作了考虑，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后进行“废约”之事。当时，尽管他尚未明确提出“废约”这一概念，但是他萌发了除掉不平等条约的初步设想，并提出了收回国家权益的一些具体主张，冀求逐步砸碎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铁锁链”。这虽然只能说是孙中山“废约”思想的萌芽阶段，却已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废约”思想初露端倪，从而为后来提出成熟的“废约”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在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危害的认识日渐深刻，政治态度日趋明朗。照常理推论，他在南京登上***的权力舞台后，本应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带来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当时政局极不稳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列强都未承认***，在清帝退位后他们也仍只与袁世凯发生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孙中山所预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自然无法进行。客观形势使他也无暇顾及“改约”和“废约”的设想。
　　不仅如此，孙中山不但未能再提出反帝“废约”口号，却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言行差距甚大，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情况。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公开声明：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的赔款”、“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均认为有效”，“亦照日尊重之”，并“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⒆实际上，早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他便明确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律保护。”⒇迨辛亥革命爆发后，又通过《通告全国书》等方式，表示：“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前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所借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各国租界，一律保全……”。（21）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不过是重申前议而已。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思想仍是矛盾的，具有着两面性。1912年5月，他曾提出取消各通商口岸的租界，这自然是中国主权独立完整的合理要求。然而，6月他在提出废除通商口岸制度时，又表示愿以“开放中国各方”为代价实现这一要求。他说：废除通商口岸制度、“此乃华人之志意，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然吾人必将开放中国各方，以为酬偿。”并说：“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将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欧洲诸国满意，然后请其裁去口岸。”（22）这里，虽仅只涉及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局部问题，孙中山的态度也是软弱无力，未显示出坚强的原则的立场。与此同时，在公开的宣言和讲演中，再也见不到孙中山反帝“废约”的激烈文字，代之的是妥协退让的言论。
　　对于孙中山出现的这种苍黄反复，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理解？
　　过去，许多论者指出是由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使然。毋庸讳言，孙中山承认不平等条约，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协软弱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仅此笼统地解释，既不够全面，也难以对事实的原委阐释清楚。我认为，若将这一矛盾变化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上进行考察、对辨析孙中山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动机是有帮助的。
　　检阅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奋斗史，可以看出：他在相当长时间的革命活动中，一直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组织国内人民的斗争上，同时也找不到怎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唤醒并组织起来的方法，而是过于重视列强诸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以，从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不断想方设法地寻求和争取外国朋友和组织的支持及援助，并确曾得到过日、英、美等国进步势力和人士的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这些进步势力??来，甚至对待后者还寄予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期盼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援和谅解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以完成自己拯救祖国的重任。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力量极为悬殊，特别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革命势力根本不能与之抗衡。因此，孙中山不能不担忧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同时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承认。特别是民国初年的政局，是特殊复杂和极端不稳定，亟需千方百计地去谋求自立。在这一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孙中山面对现实，思绪纷繁，既要“维持国体”，保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又要使“艰难顿挫”的革命能够成功，如此双管齐下显然力所不逮，难以兼顾。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只有先清内自立，再图御外“废约”，待“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23）所以，孙中山权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废约”的抉择，使用克制的态度，在制定政策时采取了应变方策和措施。他企图在“各种改革完成时”，“俟大局底定”，再着手“废约”的计划。因此，他不敢与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抗争，不仅没有在收复主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而且也不敢明确提出“废约”口号，以避免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敌意。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在商议“废约”问题时的态度，可以从一个方面佐证孙中山采用妥协措施的缘由。外交部官员们指出：“查自海禁开后，始与各国互订条约，……各种失败，日久变成例案，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24）但又认为，新政府刚成立，各国没有承认，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夺取的权利“我们倘宣布取消，它就完全帮助清方，我们恐怕就站不住了。”并明智地认识到：“对于废约或修正，总须国家完全统一，国内有相当办法。”所以，只有打倒清廷建立统一政府后，“合力建设，再谋对外”。当前“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25）
　　当然，孙中山用承认不平等条约及列强既得权利的妥协，以求达到自立目的行为，与他自己倡言的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持国体”的愿望相去甚远，它既偏离了拯救祖国的伟大奋斗目标，也同当时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迅速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相违悖，不利于调动而且可能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的妥协和退让，是孙中山在没有找到可靠支持力量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迷误、幻想和不适当的策略运用，是受当时历史条件所制约的。众所周知，历史发展本身就充满着矛盾，经常呈现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一人一身同时就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因而人们当处于客观形势复杂多变之时，他们的思想行动一时间出现了复杂多变一特别是具有复杂革命经历的孙中山，在思想上呈现出多元性和矛盾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依据具体的历史背景，阐明矛盾变化的原委及其内心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孙中山的这种妥协和退让，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他宣布承认不平等条约，是以列强放弃支持清廷、不干涉中国革命为前提的。在同盟会《对外宣言》中声明：“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与各国所借外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26）1908年孙中山发动云南河口起义，革命军向各国发表宣言，表示承认已有的条约，但同时声明：“外国人若有援助清政府妨害革命军者，革命军即将其认作敌国。”（27）起义爆发后，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通告各国书》，在表示条约有效的同时，宣布清政府于革命军起义以后与各国所订之条约、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攻革命军者，“即视同敌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书》中，孙中山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申明条约“认为有效，至于条件期满为止”，以及其他诸条“都含有不是完全承认的意旨”。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虽然出于策略需要而承认了不平等条约，但他却根据形势发展灵活应变，既有妥协又有斗争，防止外人与清廷的勾结，以尽量减少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概而言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废约”思想和行动，在认识上是正确与失误并存，坚强性与软弱性并有的两重性，而尤以失误与软弱占主导。他这样做，尽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企图用“忍让”、“妥协”的办法，作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一策略明显地具有严重的缺陷。孙中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但却意识不到若宣布代表人民心声的“废约”主张，将会激起多么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协”、“忍让”的结果，自然事与愿违，使他的美好愿望始终不能成为现实。

　　三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中，孙中山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斗争、苦闷和探索的坎坷旅程。他的“废约”思想也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
　　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斗争，孙中山在承受挫折和极大痛苦中，曾不遗余力为争取列强的外援而多方活动。然而，对于他争取外援的呼吁，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反应十分冷淡，孙中山所得到的只是一次次的嘲弄、轻侮和吃亏上当。相反，列强还支持袁世凯篡权和极力扶持南北军阀。正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绞杀下，辛亥革命的果实丧失贻尽，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随着痛苦教训的积多，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或者说时代的变化）的助力，诸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19年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的成立，都给了孙中山以积极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他对列强和人民的认识与态度逐渐明朗，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从而对敌友我三方面力量对比的认识逐步提高，开始改变过去对列强不敢抗衡，对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和态度逐步提高后，孙中山随之转变了对“废约”的态度，最终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废约”主张。
　　早在1918年夏季，孙中山开始对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提高了认识，流露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意向。他曾断然宣称：“救国，须救到无条件收回青岛及其他一切领土主权为止”（28），并于翌年初嘱告参加巴黎和会的国民党人说：在和会上”宜提出取消中国与列强所订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掠之各地。”（29）同年5月的《护法宣言》中，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要解除“一切有损主权危及国脉之条约”。1920年12月，孙中山再次严正宣告：“对外必须使***条件悉行废弃”（30）。在中***人积极帮助和人***动的推动下，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第一次公开以宣言的形式提出“废约”的主张，宣布对外要“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31）“废约”这一振奋人心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对“废约”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的重大转折。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里，以纲领形式重申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32）、在通过制定的七条《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前五条都与“废约”有关，明确宣布要废弃列强在华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这表明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适乎人群需要”，对帝国主义本质和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已达到一个光辉的高度。他的“废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至此已经正式形成。
　　孙中山的“废约”活动，不仅于言论上的一般理论批判和道义上的谴责、反对，以及积极地提出“废约”的要求，而且又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废约”的口号，坚决地将其作为政纲之一列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勇敢地转入了采取斗争的实际行动，并以此为中心组织和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掀起了广泛的“废约”运动的高潮。
　　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先是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他在1920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并坚定表示：“我们革命党，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33）。之后，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号召群起参加“废约”的斗争。孙中山号召工人组成一个“大团体”，“和外国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34）；号召学生，‘我们要以后不做各国人的奴隶，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强调：“这就是做人的、做学生的和做一般国民的，对于民族主义应该有的责任。”（35）1923年冬的“关余事件”，则是孙中山“废约”斗争实践中的一件最为突出的事例。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不承认广东政府，而且也不容许它留用西南各省应得的“关余”。孙中山面对北京外交使团扬言将以强硬手段对付，甚至还派出20余艘外国军舰集结广州威胁恫吓而毫不动摇，他针锋相对地宣告：“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截留关余的行动，“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36）由于孙中山毅然给予坚决回击，以及全国人民的合力抗争，终于使外交使团被迫作出将海关关余拨给广东政府的决定，打击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斗争实践进而促使孙中山懂得了只有坚决进行“废约”斗争，才可能“除去”帝国主义横加给中国人民的“卖身契”，清算历史的旧帐，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为完成自己的“废约”夙愿，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堪称殚思竭虑，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弥留之际，还特别将其作为政治遗训，语重心长地嘱告国人：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怎样认识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的作用，它对当时及后来的影响如何？
　　过去，在一段时期中，我们对于孙中山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先进性，欠缺恰如其份的评价，以致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孙中山与“废约”之事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考察，斯事的主要作用和影响是清楚的：
　　首先，孙、中山的“废约”思想和实践，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早期改良派，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往往都停留在感性阶段，所作的批判缺乏理论高度，较为肤浅或存有谬误。如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曾将领事裁判权说成是“时势所逼，未尝不可”（38）。何启等则称赞英人把持控制下的中国海关“颇有成效”，“无可疵议”，甚至还说“未有洋人，虚耗实多：既用洋人，虚耗则少”。（39）维新派梁启超曾提出：愿“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并“保护西人洋行教堂”，（40）等等。并且，他们对于不平等条约，企图以和平方式或寄希望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解决问题，对“废约”之事并无高明对策，很少甚至没有采取过任何“废约”的具体行动。就是孙中山同时代的某些人，如邓泽如、胡汉民等，也竟提出对收回租界、海关和“废约”等内容，不要“太明显的提出来”，不列入国民党的政纲，免得影响国民党自身的地位。孙中山的“废约”主张和态度，则是大大高明于早期改良派和他同时代的民主革命派人物，达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最高水平。
　　其次，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经过曲折演进臻于完整成熟，不仅留给了后人份值得认真继承的珍贵遗产，而且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废约”斗争的第一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废约”斗争的开端，并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废约”反帝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对“废约”的主张和行动，益发坚定和勇敢，他果决地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改变了以往的软弱态度，敢于和西方列强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他明确提出要尽一切力量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42）1924年11月，他在《北上宣言》中郑重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自己到北京去的主要任务。这一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因而得到包括中共党人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正是在他的号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以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北伐战争。
　　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为中国人民艰辛的“废约”斗争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经验及教训的警策和启迪，促进和推动了以后“废约”斗争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废约”斗争，经历着一个艰难坎坷且又长期、渐进的过程，是随中国人民和国家力量的愈益强大而逐步完成的。孙中山辞世后的长达70余年的时间中，他“废约”的“未竟之业”，在中华民国时期，不论是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具有更大妥协性的北京政府，都对‘“废约”工作进行过不断努力，逐渐收回了一些丧失的国家主权；最终，是孙中山事业名符其实的继承者、以坚决反帝著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当起了彻底扫除近代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重任，1997年和1999年两年内，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标志着毕其全功，圆满地实现了长期以来几代中国人收回领上、挣脱全部枷锁的共同愿望，湔雪百年国耻，最终圆了国家民族统一的跨世纪美梦。（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注释：
　　①据研究者统计，从18401949年的108年中，中国同21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参见高放：《近现代中国不平等条约透视》
　　②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中华书局
　　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3页。
　　⑤《中国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51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页，第288页。
　　⑧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面，第49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一巷，第564页。
　　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
　　⑿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⒀《孙中山集外集》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9页。
　　⒂《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92页。
　　⒃《国父全集》第二册，第805页。
　　⒄⒅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0页，第368页，第10页。
　　⒇（2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0――311页，第545页。
　　（2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9页。
　　（2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2页。
　　（2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910页。
　　（25）《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46页。
　　（2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页。
　　（27）《革命文献》第67辑，第63页，台北1974年版。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9）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232页。
　　（30）《国父全集》第一册，第841页。
　　（31）《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增刊。
　　（3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3）《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6300页。
　　（34）（35）《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0、835页，第891一892页。
　　（3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37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37）《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40页。
　　（38）王韬：《韬园文录外编》。
　　（39）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
　　（40）《梁启超年谱长编》。
　　（41）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香港《掌故》第41、42期。
　　（4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9日。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了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
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
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李敖：孙中山为了救国而 “卖国”

我告诉大家，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回来，做"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时形势逼人，他只好把这个"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并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都不是，是当时的形势，袁世凯那个形势把他们吃掉了。

让给袁世凯以后，孙中山耿耿于怀，不甘心，想把这个政权夺回来。夺回来什么方法呢？只有勾结外国人。所以在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来二十一条的时候，孙中山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日本的首相说，二十一条叫袁世凯同意，中国人出卖中国，袁世凯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可是我愿意，在南方的我孙中山愿意，你们支持我，日本人请支持我，我同意更好的条件给你日本人。换句话说，我卖得更多，比袁世凯卖得更多，比老袁卖得更多。我们没有否认，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是爱中国的，我们从不否认，可是为了抢夺政权，以卖国的手段来爱国，就未免太严重了。

当时孙中山的老同志黄兴、黄克强公开说，我们再也不要为了这种跟国际的关系，来谈中国的这些问题了，这样搞，把中国都卖光了，我们的敌人在卖国，我们等于也在卖国，怎么得了。孙中山当时听不进去，勾结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出卖，勾结美国人，美国人不理他，勾结英国人，英国人不理他，勾结德国人，德国人不理他。好，我勾结俄国人，俄国人理他，孙中山派蒋介石到俄国谈判，俄国人答应给你卢布给你钱，给你顾问给你做整个的国民党的改组，给你枪给你大炮，给你办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全部接受。

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人，你不勾结外国人，你想统治中国，当时做不到，都失败了。我们现在电视剧里面骂的这种张大帅就是，张大帅没有勾结外国人，张宗昌有没有勾结日本人，严格说没有喔，他没有出卖过中国任何土地。张作霖有没有？没有。不错他遭遇过政治上的困难的时候日本人帮过他忙，可是帮了忙以后怎么办，大家知道怎么办？郭松龄事件以后，张作霖把他的银行的存款本送给了日本人，你们帮助我打倒了我手下的这个叛变的将军，帮我的江山稳固住，我张作霖个人感谢你们日本人，所以我把我的存款送给你们，日本人说我们要你存款干什么，我们要的中国东北的权力。没有，那是国家的我不能管，我给你的报答，是我私人的钱，军阀不卖国的，今天证明不出来军阀在卖国，可是真正卖国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崇拜的孙中山，至少我不愿意做好的解释：是以卖国的手段，来做救国的大业，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说孙中山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不是喔，孙中山在革命过程里面，我们就查出来，他在跟台湾的日本人怎么样的联合，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台湾，我们还查出来他给英国总督，香港总督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帮助我革命，中国长江以南的利益都给你们，不是吗？真的革命成功了还得了吗？我们还是要做善意的好的解释，就是孙中山为了救国而卖国，不是吗？



法国秘密援助下的美国独立

在18世纪北美大陆即将爆发革命前夕，那些与英国有“世仇”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幸灾乐祸地期待着仇敌的“好戏”开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在形势明朗前亮明立场，招致英国的报复。而北美殖民地也迫切希望能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只是苦于在英国隔绝下不能进行沟通。在双方都无法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有一个人促成了法国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他就是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围绕一系列问题发生争执:美国是否需要外国援助？获得一个同盟国是否对美国有好处？美国能独自与英国对抗吗？8月23日，英王乔治三世正式宣布13个北美殖民地为“叛逆”，消息传来，大陆会议的多数议员惶恐不安，他们还不敢下决心与宗主国断绝一切关系。
　　而此时的富兰克林一如他以往的睿智，预见到国外援助对反殖民斗争的迫切性。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美国没有寻求外国的帮助，也没有通过自己的贸易去争取友谊。为什么我们不去这么做？这实在是不可理喻的迟钝。”
　　1775年11月29日，大陆会议任命由5人组成的“秘密通讯委员会”(1777年4月改名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即美国国务院的前身)，职责是管理对外事务，负责“联系不列颠帝国、爱尔兰以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在亲英派代表的压力下，大陆会议刻意将“其他地方”的概念模糊表述，以免过于触怒英国。其实在当时，“其他地方”只可能是指代英国在欧洲的“世敌”——法国和西班牙。
　　由于在1752年完成了对电进行探索的“风筝实验”，富兰克林在欧洲知识界被尊称为“敢于挑战闪电的人”，凭借在欧洲广阔的人脉和崇高的威望，他很快成为该委员会最重要的一员。为打开与欧洲联系的大门，富兰克林开始频繁地与欧洲朋友进行书信往来。尽管大陆会议所在地的费城暂时未被英军占领，但城里到处是英国间谍，富兰克林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富兰克林找的第一个人是尼德兰(今荷兰王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托马斯，他当时住在海牙。尽管尼德兰王国已不复当年“海上马车夫”的威名，但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仍然是欧洲政治新闻的“潜听哨”。在1775年12月9日的信中，富兰克林正式授予托马斯“秘密通讯委员会观察员”的头衔，任务是“利用海牙作为各欧洲国家使节集散地的条件，探寻各国对援助美国的态度”，并希望他向当权人士游说同北美殖民地贸易的意义，推荐北美急需的军事人才。美国外交与国际间谍事业就此开始了！
　　法国的小算盘
　　北美殖民地小心翼翼地寻求外部援助，而英国的敌人也在做类似的努力。18世纪前半叶，欧洲几个强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争各方的组合时有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英国同法国、西班牙、尼德兰始终是死敌。几场战争下来，英国夺去了法属加拿大和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法国不再成为国际殖民运动中的主角。英西矛盾也十分尖锐，英国夺走了原属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控制了西地中海。尼德兰则在上世纪的三场海战中败给英国，丢失了北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据点(今纽约)。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登基，任命弗尔仁尼为外交大臣。弗尔仁尼本质上是个保王派分子，虽然对北美资产阶级革命抱有反感，但他对一件事却很感兴趣，那就是英国的麻烦就是法国复仇的黄金时机。弗尔仁尼在一封信中写道:“大不列颠和殖民地的争吵日渐激烈，很可能对伦敦的统治形成致命打击。”弗尔仁尼想要帮助抗英的北美殖民地，但前提是殖民地保证能打赢战争，法国可不想为一个失败的交易付出金钱和生命。弗尔仁尼迫切希望得到真实的情报，而当时欧洲关于北美革命的信息经常是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
　　法国上下普遍怀疑“由农民组成的北美军队”能否抵挡得住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时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吉纳斯认为:“如果在美国找到一个能人，善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分析形势，并能够预见事件的发展，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吉纳斯向弗尔仁尼推荐阿夏德•德•邦弗洛尔，让他秘密前往北美进行联络，并实地了解北美殖民的斗争情况。
　　浪子谍海泛舟
　　时年26岁的邦弗洛尔出身于没落的法国诺曼家族，他喜欢周游世界，曾有五年时间在美洲大陆寻花问柳，并因此花光所有家产。但在吉纳斯看来，邦弗洛尔是个“回头浪子”，渴望为家族赢回荣誉，也立志在军队里大展宏图。为了打消弗尔仁尼的疑虑，吉纳斯还替邦弗洛尔作了担保:邦弗洛尔先从国库领取200金路易作为路费，如果他没能完成使命，吉纳斯将全额赔偿损失。
　　弗尔仁尼还是不放心，邦弗洛尔没有间谍工作经验，连英语也说得结结巴巴，但吉纳斯强调这正是邦弗洛尔的优点，因为英国反谍部门就不会注意上他。最终，这个年轻的没落贵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200金路易，临行前，吉纳斯对邦弗洛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时刻关心所见所闻，并详细记录自己的印象和感受，还特别强调了他的身份不是法国代表，而是一个在欧洲有许多政界朋友的“安特卫普商人”。为符合商人的身份，并防止信件被英国密探截获，邦弗洛尔随身携带的信件大多是一般的商业内容，真正的秘密内容都是用牛奶书写的，只有信纸被加热的条件下才显现出来。
　　1775年9月8日，邦弗洛尔乘船前往北美，途中不幸遭遇夏季飓风，使航程比平常延长了两倍。邦弗洛尔日记中写到，“我们在海上航行了100天，每天我只吃两片饼干、一点咸牛肉和少量变质的水。有二十多次，我想到了死。”好不容易上岸后，邦弗洛尔根据上峰交代，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富兰克林，因为富兰克林的科学著作闻名法国，他本人还在十年前访问过巴黎。但邦弗洛尔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见到富兰克林，他既没有外交使节所持的国书，也没有官方身份，甚至连当时拜见名人所盛行的介绍信也没有。
　　邦弗洛尔突然想到一个朋友，能帮他见到富兰克林。此人就是商人弗朗西斯•戴蒙，他出生在巴黎，后来移居到费城，并与当地一名女子结婚。戴蒙的英语非常流利，也时常帮助在北美的法国人补习英语。最关键的是，他在富兰克林领导的一家图书馆里兼职当管理员，还帮助富兰克林补习法语。这家图书馆是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位于木匠厅(Carpenter's Hall)的二楼，那里也是第一届大陆会议会址所在地，当时许多殖民地代表曾在楼上的图书馆借书，而戴蒙则负责借阅工作。
　　合作一拍即合
　　邦弗洛尔联系上戴蒙后，言语中多次暗示其此行的使命。富兰克林听完戴蒙的介绍后，心中既兴奋又紧张，他担心邦弗洛尔会不会是双重侦探，或者干脆是一个英国间谍，一旦他把“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一切透露给英国，那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事业可就危险了！但富兰克林抱着“拼命吃河豚”的精神，决心见见邦弗洛尔，据说富兰克林之所以想试试，邦弗洛尔的名字起了一定作用，这个单词在英语里是“善良”的意思。
　　经过仔细斟酌，富兰克林将会面的地点选在木匠厅。为不引起注意，与会人员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具体包括富兰克林、约翰•杰(另一名“秘密通讯委员会”成员)、戴蒙以及邦弗洛尔。作为翻译，戴蒙参加了会晤全过程，虽然富兰克林很早学过一点法语，但还不流利，这么重要的会晤是不允许因误翻而导致一丝误解的。
　　从1775年12月18日至27日，双方共进行了三次长谈。第一次长谈是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大家约定趁着夜色，各自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会面地点。有意思的是，夜晚的费城街道是全北美最亮的，街上的煤气灯就是富兰克林亲自设计的。虽然富兰克林的住处离木匠厅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他那宽大的身影走在亮如白昼的街道上还是一眼就能看清。富兰克林到后，戴蒙把大家领到二楼。走在楼梯上，大家的心都悬着，如同登上绞刑台，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一点声响。所有的百叶窗也都拉严实了，防止漏出一丝灯光，引起别人的注意。
　　邦弗洛尔开始只是机械地复述弗尔仁尼的指示，向美国人表示法国的同情和良好祝愿。考虑到过去北美居民曾帮助英国军队将法国从加拿大赶走，肯定不愿意法国势力重新出现在上述土地上，所以邦弗洛尔明确告诉美国人:法国对加拿大没有任何企图。一旦美国人的疑虑减轻，邦弗洛尔就继续暗示:如果美国宣布独立，法国的港口将继续对美国贸易开放。
　　这番表白让富兰克林确信邦弗洛尔是法国政府派来的，随即及时调整了谈话思路。在整个谈话中，富兰克林一直积极主动，而邦弗洛尔则是更多地被动回答。富兰克林首先询问法国是否会援助美国，援助的前提是什么；邦弗洛尔回答会，但不知道具体条件是什么。富兰克林又单刀直入，问法国是否赞同北美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斗争，邦弗洛尔借口自己只是一个公民，不清楚政府的立场，但在富兰克林的连续追问下，又说自己觉得法国政府应该抱有良好祝愿。
　　当时，美国大陆军的许多军官都没有经受过战争洗礼，富兰克林请求法国派两名军事教官来帮助训练，邦弗洛尔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允诺回去后向“朋友”转达这个请求。由于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缺少金银矿产购买武器，富兰克林询问了用其他商品换取武器弹药的可能性，邦弗洛尔强调法国政府不会参与到具体交易中，只会让法国商人与美国进行交易。会面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虽然邦弗洛尔一直遮遮掩掩，但富兰克林已摸清了法国有意帮助北美抗英斗争的底牌。
　　在最后一次会面结束后，12月28日，邦弗洛尔立刻给弗尔仁尼写信，介绍木匠厅会晤情况和他对总体形势的判断。富兰克林是个老道的思想工作者，邦弗洛尔的脑子似乎被他重新灌输过一样，信中对美国处境的评估明显高于现实，充斥着富兰克林的“乐观精神”。信中写道:
　　“美国人已经为全面抗英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士兵，军队着装整齐、军饷充足、装备精良。大约有超过5万名的正规军，还有更多不要军饷的志愿者，他们不畏一切，是革命胜利的可靠力量。北美殖民地一定能够独立。”
　　其实，美国大陆军在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8万至2万人，军队薪饷也很少。军人们经常是衣衫褴褛，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还必须忍受疾病和饥饿的侵袭。其实，邦弗洛尔也不是有意夸大，完全是由于自己渴望成功的冲动，而在客观上促使了法美的联合。
　　法美联手
　　1776年2月27日，邦弗洛尔积极评价北美斗争的信件终于送到法国，弗尔仁尼更加坚定了请求国王路易十六援助北美殖民地的信心，并积极联络西班牙和尼德兰一起行动。虽然这些国家还没做好与英国公开为敌的准备，但它们决心秘密援助北美革命斗争，反正能让英国军队陷在北美战争泥潭越久越好。
　　“秘密通讯委员会”也受到邦弗洛尔秘密访问的鼓舞，于1776年3月2日任命席拉斯•迪恩为特使前往法国谈判。法西尼三国也共同选定一个中间人负责对北美殖民地的援助，此人就是著名的剧作家、社会活动家博马舍，他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护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曾在巴黎法庭当众揭露法官的腐败，为此被捕入狱。作为自由的交换条件，他受遣赴伦敦充当间谍，取回一份事关国家安危的机密文件。博马舍非常支持北美抗英斗争。1776年4月，弗尔仁尼写信给博马舍:“法国将私下支持你100万里弗，还会帮你从西班牙搞到100万。用这200万，你要建立一家商业公司，……为美国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就这样，一家名叫“地平线”的中介公司成立，主要是向美国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虽然法西尼三国此时仍维持“表面的中立”，但已开始介入反对英国的战争中。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美国独立。随即富兰克林作为美国使团成员，于10月27日乘船前往法国，与路易十六谈判签订商业条约。1778年，富兰克林参与签订了《法美同盟条约》。从三年前那个冬夜里的秘密会晤开始，由于富兰克林机智领导和成功的外交策略，促使法国对美国反殖斗争事业投入大量道义、金钱、物资甚至最后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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