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

论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
廖 斌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摘要：道与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概念。重道轻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理解社会人生的方法，也渗透到文学创作中。金庸武侠小说从总体看，流露出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在文本中变形为重武学之道，轻器物；重内家功夫，轻外家功夫；重武学之道、悟道和道义，轻武功。金庸小说中的“道”，超出传统道统的内涵，具有人文关怀，和对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对人间正义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询。
　　关键词：金庸小说；重道轻器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器是一对哲学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不能用通常的语言描述，但仍可看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万物本源，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发展到后世就形成体系严密的道统；对于万事万物，则有为学之道、为官之道、武学之道，逐渐演绎为根本原则、最高准则和遵循的规律。“器”作为“道”的他者，指各种派生、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如果说“道”存乎法则，思想境界层面，那么“器”则属器物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主张“道本器末”，强调“以道御器”，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关于“道”与“器”的关系，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指出：“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事万物与人性之本源，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一语已足包性命之源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的后天形器之学。”
　　道本器末的观点流播千年，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理解社会人生的方法，自然也渗透到文学创作中，变形为小说中各种形象和场景。其中金庸的小说秉承传统哲学关于道器的阐释，颇具代表性。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讨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
　　
　　一、金庸小说重道轻器思想的类型学表相
　　
　　中国文学素有载道的传统，但它是以儒家思想、礼法、行为准则为核心的道统。本文阐述的道，在哲学框架内展开。在老子看来，道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的本体，但就是这无形无象的道产生了宇宙万物，因此道类似于“绝对精神”(黑格尔)，传统的道器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时空意识。如前所述，道是非常玄奥的道理，是带有本质性的原则、准则和规律，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须借助某种实实在在的载体而具化。在金庸小说的特殊语境中，“道”系指由内功、气功、武功心法、武学秘籍、武学修炼、武德等为载体的决定侠客武功强弱，武学修为、武学境界高低，人格高下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原则、规律、观念等；而“器”主要指由技艺、器物、兵器、外家功夫、财富权利等为基础的形而下的次要的东西。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根本精神，讲求形而上，追求明德悟道以驾驭器物，轻视外在器艺层面，鄙视形而下的道器观。因而在中国文化的谱系里，金庸小说的道器观与老庄重道轻器的思想一脉相承，“贯穿了重视保护人的生命，把人放在物之上，认为物是比人低级的为人服务的东西。因此庄子说‘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原宥》)”，认为人要达到自由，就须不以物役。作者认为物本低于人，却成为支配人、统治人的力量。人时时处处成为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一切欢乐。当然，金庸小说中重道轻器思想并非抽象的道器关系的探讨，而转化为对武林江湖及社会人生的具体描述，使其道器观有所寄寓。如小说中反映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武林世界中的穷通、荣辱、贵贱等正是为名利、器物所累。恩格斯指出：“人最初为自然的异己力量所支配，后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所支配。”因此，金庸小说隐含了对器物的排斥、犹疑。
　　1、从道器关系看，重内功、心法、武功秘籍之“道”，轻外在之“器物”
　　金庸小说中，内功、心法、武功秘籍正属“道”的范畴，是用来驾驭、指导修炼武功的根本准则，最高原则和基本规律。没有内功心法和武学秘籍，武功难以登堂入室，等同武夫家丁；内功心法和武学秘籍不完备，则限制武功上层次。西毒欧阳锋因修炼抢来的半部假九阴真经而导致精神失常；铁尸梅超凤仅凭九阴真经的只言片语炼得出神人化的武功，令江湖侠客闻风丧胆。金庸小说中，无数的江湖侠客为争夺武功秘籍，如易筋经、九阴真经、九阳真经、葵花宝典而命丧黄泉，江湖的血雨腥风大多由此而生。《射雕》中，九阴真经关于内功修炼心法的“总纲”被抬高到提纲挈领、乘一总万的地位；极富于强调意味的是，少林秘籍易筋经甚至被神化到至高无尚、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可见武学之“道”的厉害。
　　与此相对应，作为器物、工具的兵器则被加以排斥和贬抑。小说描述的种种因争夺武功第一、权利地位、秘籍宝藏而导致的杀戮暴力，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在天地间产生后就一刻也离不开器物，受物的支配折磨，终身处于身不由己地劳苦奔波。“所以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仞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金庸小说表达的不是要否定物，而是要摆正道器的位置，校正人们--的认识，达到人与物的和谐。如《神雕》中独孤求败大侠随着武学修为越来越高，从使用神器(宝剑)到铁剑再到木剑；从有剑到无剑-剑——兵器——工具“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淡化了”。吊诡的例子见诸《倚天》，正邪两派殊死争夺倚天剑、屠龙刀，欲得到关于“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秘密。结果出乎意料，天机藏于刀剑内部——仍然是作为“道”层面的九阴真经。倚天剑屠龙刀互斫断为两截，可指证为对“器”的贬抑和排斥，实质构成对“器”的一种解构和反讽。这些说明“器”无论多么有效、实用，仍旧要服从于“道”的管理，道胜于器。

2、从内外关系看，重内轻外，重内功轻外功，重气轻剑
　　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中华武功被作家划分为内家功夫和外家功夫。“金庸小说描写武功全以内功为基础，所有超人武功均为内功与武艺的结合。”因而其小说有一种总体倾向：重内轻外。这种倾向传达出一种深层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即重道轻器的思想。学者王一川指出：“在文化价值层面上，中国人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器，二是道。器又称为器具、器物、器用或器艺，被视为文化的外在的低级层面，指人们生活的物质、用具、技术等工具方面。……道是文化的内在的高级层面，指由上述器的层面所呈现出来的根本性精神、规律、理念或本质等。在中国人看来，器虽然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具，都是低级的，有待于上升到道的层次；只有道才是至高的精神境界，它代表文化的最高价值，所以道支配或制约器，器是载道、体道或明道的工具。”重道轻器观念不仅表现在传统哲学文化里，也渗透于民间运动中，指导人们的行动。如义和团对西方洋枪洋炮的极度轻视和对中国功夫的盲目信从，点出了中西文化差异，说明西方人重视技艺、器物，信奉工具理性、实用科学，这正是重道轻器心理的一种民间极端形态，团民深信中国的拳道、气功、符咒等“神道”，绝对能战胜西方洋枪洋炮等“器物”。
　　金庸小说也恰隐含了这样一种重内轻外、重道轻器的倾向。金庸确乎偏爱内功，因而其小说中几乎没有纯粹外家功夫的武林高手，即使洪七公和郭靖刚猛无俦的外家绝顶功夫——降龙十八掌，也要依托实施者的内功修为和内功的纯正。洪七公遭遇欧阳锋的毒蛇袭击而丧失内功，降龙十八掌遂成花拳绣腿。“金庸笔下所有的外功都必须依靠强大的内功才能发挥出功效，外功仅仅是攻防格斗的方法，而内功则是实战中实施外功的能力。如果没有深厚的内功，外功招式再精湛也无济于事”，可见武功的强弱完全依赖于内功修为的高低。内功修为高，平常器物也能发挥非凡的威力，如劈空掌、摘叶伤人、隔物传功；一柄木剑、一枝柳条胜于神兵利刃；内功修为低，不仅神兵利器、武功秘籍、财富地位保不住，还可能丧失性命。又如《笑傲》中华山派剑宗与气宗的分裂，就源自双方对各自代表的外(剑术、技艺)与内(紫霞功、心法)的推崇，斗争的结果当然是气宗占了上风。令狐冲虽从剑宗传人风清扬处学得“独孤九剑”名扬武林，一旦丧失内力，剑术就是花架子，而让他起死回生，称雄武林的却是少林易筋经和来自他人的内力。至于张无忌、萧峰、虚竹、郭靖、杨过等均是以内功为根砥而造就的武林英雄。代表器艺的外家功夫、剑术、刀剑等则被置于从属、次要的地位。
　　尽管作者也强调内家、外家功夫最终殊途同归，但从那似乎是二元论的思维定势中，我们不难得出内功胜于外功，道胜于器的优胜劣汰的“江湖法则”。因此金庸小说这种重内轻外、重气轻剑的总体倾向实际上正是重道轻器观念在小说中的自然流露、迁延和转换。
　　3、从道和武功的关系看，重武学之道、重悟道、重武德和侠义之道，轻武功
　　金庸小说的道器观还表现在重武学之道。因此小说中常出现“无招胜有招”“以柔克刚以慢制快”等技击格斗的道理。风清扬传授令狐冲剑术，全真七子群斗黄药师，杨过飞瀑学剑等场面就蕴涵着深奥而有意味的武学道理。又如《神雕》中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天龙》中的武功越高越要用佛法化解，《笑傲》中以无招破有招等都表现出推崇武学之道而轻视工具的观念；其次，金庸小说还强调悟道。这里的道，多指纯粹的武学原理、人格修养、佛法禅意、人生价值等形而上的道理。《天龙》中鸠摩智幡然悟道，慕容博、萧远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玄慈方丈对恶业追悔，重点都放在对道的探求感悟，而从某种意义超越了对器(如一味贪求武功而走火入魔，为一统江湖而滥杀无辜)的过分追求。再次，从最本质层面看，金庸小说的重道与重武德、正义侠义、民族大义之道血脉相连，反对过分执著于器物(如武功、江山)而导致人的异化，贯穿了学武必须行侠仗义，为国为民高于习武的道理。如“《射雕》系列中主人公郭靖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信念置于学武之上”，在道与武功高下轻重的比较中，作家最终将武功归入器物层面予以排斥，武功仅仅是实现道——道义、正义、侠义、民族大义的器具；为国为民，实现人的自由才是最大的道。《鹿鼎记》塑造了主人公“武盲”韦小宝，有学者阐述了文本的“反武侠”性，其实《鹿》反武并不反侠，不妨看成是“反武功”，或者说武功与道、与韦小宝背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比，轻重立判。因为韦小宝身上的流氓气质、自在无赖、机智权谋、忠诚信义、顽强生存、平民性等等诸多特质，“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魂——道的外化。
　　
　　二、金庸小说道器观的多层蕴涵
　　
　　金庸武侠小说中“器”的内涵较稳定：一是纯粹的器物，身外之物；二是功名利禄、地位、财富；再次是把武功本体也视为器物进行贬抑。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到作家对器物的排斥。一言以蔽之，对于器物的孜孜以求导致人的不和谐与悲剧。如《连城诀》中对财富的争夺使兄弟反目、父女成仇；《天龙》中慕容复对虚妄皇帝梦的热望，引发精神失常和人性变态；《笑傲》中为争夺武林盟主和一统江湖，众多侠客扭曲人性，命丧黄泉。某种意义上作家把对“器”的欲望膨胀当成人生悲剧的根源，自然也就轻视器物。与此同时，金庸小说又对传统的“道”加以改造，并注入异于封建道统的新质，从而具有了人文关怀的叙事伦理。所谓叙事伦理，是在讲述现代个体生命故事中，通过叙事提出关于生命的种种问题，从而“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也就是说，叙事伦理是以具体价值观念为脉络，它具有语言层面的道德感，并通过深沉的伦理询唤，相应地在读者中产生一定的意识形态后果。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因此，小说具备伦理意义。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意即意义与生活的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物体和情节本身的形式组织，对乌托邦的问题提供一种具体展示，而乌托邦哲学家则仅只是提供一场苍白而抽象的梦，一种虚幻的愿望满足。”因此小说叙事的意义绝不是仅仅在讲故事，它还应该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并“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这正是小说叙事的伦理意义所在。

1、从文化层面看，贯注了儒、释、道传统文化杂糅相济兼具“出世”与“人世”的精神
　　金庸小说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如以“仁”、“义”、“信”为核心，倡导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强国富民的儒家道统，郭靖就是杰出代表；如宣谕因果相陈，善恶报应的佛家思想，在《倚天》、《天龙》、《书剑》中就渗透佛家义谛；如追求逍遥自在，清静无为的归隐主题，显然是道家思想。《笑傲》的令狐冲、《神雕》的杨过则是道家之侠。因此，作家重视“对传统价值观和当代价值观的确认，将理想主义精神取向转化为当下具有最大涵盖面和渗透力的形而下普遍理想”，重视文化对人物的浸润与制约作用，重视这种“道”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作用。
　　2、从现实层面看，贯注了为实现人间正义、百姓福祉和民族大义的兼济天下的情怀
　　对人间正义、百姓福祉、民族大义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礼赞，对人的优秀品质的肯定；宣扬惩恶扬善，正义战胜邪恶是武侠小说永恒的主题。金庸小说的“道”继承旧武侠小说的精髓，强化对国家、民族、黎民百姓的博大深沉之爱，并将此作为“侠”的基本尺度和最高标准，进而升华到“道”的层面加以把握和思考，“达到了理想主义取向和建立在可读性基础上的独创性”；同时它剔除了旧武侠小说的糟粕，如因果报应、神魔、色情和封建思想意识，“所以说，金庸小说的主题……既有朴素的爱国主义，又有深沉的人道主义”，小说中对国家、民族、百姓的关爱是最大的“道”。
　　3、从哲理层面看，贯注了对社会人生、人性、人情的哲理思考
　　对人的价值、人性、人情的思考无疑是金庸小说超越雅俗，胜出旧武侠小说的高明之处。“生亦何欢、死亦何苦”、“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等等都熔铸了作家对社会人生、人性、人情的深沉思索。又如大侠郭靖力战襄阳为国捐躯，岳灵珊与林平之的感情错位，东方不败、任我行、岳不群等人性扭曲、人格变态；陈家洛、程灵素的情感挣扎，令狐冲、风清扬的不以物役，莫大先生、周芷若的患得患失，如此这些都寄寓了作家对于人性、人生深层次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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