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欧、美因文化背景异，各有消解矛盾的重点，但同面对宗教在世俗地位的问题

宗教，圣俗文化战争中的真正角色如何？

[文章提要] 欧、美因文化背景异，各有消解矛盾的重点，但同面对宗教在世俗地位的问题


罗尔斯维护民主信念，哈贝马斯批判极权意识，可分别代表美国与德国当代的两种重要政治哲学，他们的政治伦理对话中，宗教成为文化攻防战的焦点。

二位都追从康德的伦理传统但讳言其形上方面，并按照黑格尔二分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的方法，把人与人的关系，区别为公众空间与私人空间。早前人视国家是文明成就，社会已脱禁忌和习俗统治的自然状态，国家也即社会，但黑格尔敏锐看出，其中当别。公民社会虽非私有，有公众一面，可是公民社会是个开放给不同需要的系统，核心保持个别诉求的性质。政治目的在求同，公民社会必定要存异，故公民社会不离私人之实，非公众共有，严格言未脱私人空间。然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既由贪婪对立的个人组成，国家须驾驭它；其后马克思又纯从经济判断公民社会，不外资本主义利益冲突下的剥削社会，国家上层建筑借之作基础，故定要上下一同消亡。罗氏哈氏却同认为，两个空间皆民主政治所需，任一个都不可遭替代，应当并存，彼此协作。然二位学者来自不同背景，罗尔斯代表美国新大陆的垦荒精神，为自由追求民主，哈贝马斯出自有封建历史的欧洲大陆，为解放追求民主，当处理公、私空间关系时，便显出微妙差异。罗氏先将公民社会摆在与国家政权这个纯粹公众空间的相对位置，归于私人空间；哈氏则于血缘家庭的社会与国家政府的权力之间，置一「公共领域」，而为具公众空间性质的特殊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乃作为公、私二空间的缓冲地带，在此私人可自由跟其他人和权力机关展开理性的讨论，参与公共事务。哈氏关注到这种超然于公权力国家与私权力公民之外的领域，为一集思广益的平台，自由公开共享的空间，挣脱集体并个人成见束缚的场域。

罗尔斯讲公共广场，哈贝马斯言公共领域，两个「公共」，却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前者的公共，纯粹是公众空间，公私分明，私人空间的东西请先都留在外面。后者的公共，不排除公民社会的东西，私人空间和公众空间的议题在此自由交集。二人的「公共」理境，皆为民主的多元而统一，既非传统的绝对而一元，亦非现代之后的相对而虚无，但理境怎样理解切入，自又殊途。人问公民如何团结而不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力与自主独立的人格？罗氏因言「公共理性」，哈氏则道「沟通理性」，同指出理性才是民主自由赖以实现的保障。公众空间的公共广场，透过公共理性，演绎正义，凝聚共识，并为私人空间的公民社会，提供通用配件，以备那里的信仰可循理性原则，同来参与政治的民主过程。至于沟通理性，把本出私人空间的公民社会，提升为超然独立的公共领域，解放成见，增加了解，以促进政治民主参与的过程。换言之，公众空间与私人空间，因理性的对流得以互相过渡，公共理性是由前者掺入后者共享的配件，沟通理性是由后者跻入前者的语言行动。理性「公共」「沟通」，便不光是「我思故我在」启蒙下自我的理性，而是交往的理性，在哈氏的公共领域，形成辐射式的发散，而罗氏的公共广场，表现为辐凑式的延纳。

他们哲学家用词非常审慎，「公共广场」的「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的「沟通理性」看似相像，但概念各有定解。两种的政治伦理设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面对特殊的社会要求，所以应该如何与持不同观点者和平共处？携手寻求方案解决困难？大家问题无别，回答却各有偏重。前者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不违法便可以唯利是图强取豪夺，所以罗尔斯问：公平的正义何在？宪政国家不是有钱佬的私家乐园，这里是公共广场，建立参议众议的论坛来平理。公共理性不管你贫富，规范公民义务，寻求共识，申张正义。法律先看你是否取之有道，财务分开公私再要你分配得法，福利最后问你处之合宜，对先天或偶然难免的不平等，义不容辞，当予补救。后者面对的，却是欧洲的封建传统，仍迷信血缘出身，总想以种族、民族或阶级的任何名义掩饰。所以哈贝马斯问：人的解放何在？国家并不属你一家一姓或一族裔一阶级，我们是公民，这里有公共领域，为知识精英主导的公共生活，民主参与，以批判抗衡权威，形成「激进民主」「微观政治」「有效主体」，不由得你独专。这跟美国那边只求权力均衡的自由民主不同，不是政党欲争取分享国家权力的宏观政治，也非讲主体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或互不相干的独立社团。罗氏在他的语境里较易成功讲他的，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全民福利，作出强而有力的支援。哈氏所面对的语境则不同。法西斯极权刚过，共产一党专制又来，在缺乏充分自由之氛围中，民主要先靠小众，从与人合作团结的主体做起，通过交往，相互理解，藉以呈现合理性，自一主体理性，成为主体间理性，是谓沟通理性。沟通理性生于微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小节：如十九世纪的咖啡馆和沙龙；又廿世纪哈维尔Havel在捷克的剧作，与民气共呼吸，挑战成见，瓦解独裁，是真正无权力者的权力！

「公共广场的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的沟通理性」，都强调理性透过语言的政治伦理作用，建立话语圈，打通公众与私人两个空间。公共广场的话语圈以公共理性共融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话语圈以沟通理性使公民介入政治生活。世之宗教其实才是最早的话语圈，文艺复兴后启蒙思想下随理性转型，衍生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真善美的文化社区。三领域是个别、个体、个性的保育园地，乃拓展中之公民社会最可贵的部份，在健康的社会关系里，与传统宗教的大论述，该互动互补而非相斥冲突。启蒙的一大特征是世俗化，公共生活的国家，为表达人民合理性的现世关怀，中性决策，行动以对可预见后果负责的义务伦理，代替传统上不计后果坚持绝对原则之信仰伦理，故政教须分离。启蒙的现代性，宗教应自觉退出政治的公众空间，同时愿在多元的公民社会中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世俗文化成员交流对话。这样宗教一面可保退藏于密，于内心至隐处维持其终极关怀的纯淨，一面依旧继续参与世界的进程。可惜仍有执迷原教旨者，不解现代性的世俗化意义，非但政教不分，更是无视科学之真、道德之善、艺术之美的独立价值。反之有些自以手握科学道德艺术真见者，擅为真理代表，视宗教浅薄落后而予挞伐，使文化社区变成战场。

文化战争kulturkampf在德语即「文化斗争」，语出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反教权，针对天主教所进行一系列制裁。五年之久，国家推出各种法案，图削弱教廷影响。如神职的培训、任命，教会对教育、婚礼的主导，耶稣会的活动等，都处处设禁，凡抵制政策的神职，纷纷被逐出国门或成阶下囚。不料教徒团结，他们组党受选民支持壮大，夺得更多国会议席。这场以文化名义的斗争，又拖拉了大约十年，无疾而终，政教和解。廿世纪六十年代起，此一德语再度引入美国，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辩论，或转借来译作culture war，概称政治冲突中的价值之争。所以「文化战争」，不论是指政教间之争，或政治圈中文化信念之争，又或文化界内宗教信仰与不同文化信念之争，世俗化的现代文化，确实常出现一种与传统信仰世界的紧张关系，这使欧美两位政治哲学巨擘在其学问大成之年，皆倾注以特殊的关顾。

现代化同时亦世俗化，宗教退位，非但与政治分离，也不再主导文化。科学知识、伦理实践、艺术创作，精神各自有寄，无必要非宗教现身才言之有物。现代话语圈不在乎宗教缺席，地球会自转，社交还继续，生活一样五色缤纷多姿多彩。人类要和平，虽无信仰维系，仍可用理性代替。当然启蒙的理性主义不尽令人满意，故此现在改强调公共理性、沟通理性。理性不只我有，我主体能大道理非独一，还要讲主体之间互惠的情理，是谓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容受他者，所以世界宗教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话语圈，罗尔斯便不容它自行消音，有必要盼之到位，重新被公众聆听。哈贝马斯则反省启蒙以来的理性，为偏执认知功能的工具理性，单向合理化，结果操纵自然与他人，以至行政权力和商品经济大举文化殖民，异化个体，深化矛盾。公民社会严重市场化、消费化，甚至波及公共领域，接受权力机制诱引，甘为商业市场同化，使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变质。现代化令人沮丧处正在此，但我们毋必因而对理性失望，故意反理性。现代化的症结非在理性本身，而是片面依赖工具理性的经验分析知识，要向外操控他者。理性不唯只一种，我们需要各类型的理性平衡。哈氏提醒，尚有实践理性的历史释义知识，向内自证目的。他更提出第三种类型的「解放理性」，以自我反思的知识，透过多向人际交往，批判他设以及自设的压迫关系，而这一理性运用，他特属意公共领域的责任，反操控，抗专断，求解放。

面对世俗，要宗教情理沟通，原则不成问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耶稣也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世俗面对宗教，公共广场的公共理性特别是互惠的情理，正期待交流。公共领域的沟通理性尤其由工具理性、实践理性转进解放理性，初想宗教语言未必适应，然终与教宗对语畅言。毕竟今离启蒙三百年，极尽世俗化，已入后世俗时代。所以政治公众之事，圣俗虽离却不隔；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圣俗的文化战场，更该改建为话语圈。圣俗在此相遇，寻找共同语言。多元文化务必宽容，圣应译为俗，俗须学闻圣，彼此理解，共生双赢，互相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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