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退席後的當代倫理，迅速滑往非懷疑傳統的反方向，經過半世紀，路越走越不對勁，才漸轉回到規範倫理的道路上。
規範倫理，有宗教立場的，但完全拿掉宗教立場，也有可以成說的，如Scheler和Rawls，對價值能作出理上的肯定，實踐的指引。但仍存在新的疑惑：愛與義如何得到保證？沒有宗教參與的倫理，道理上可以說得過去，但在現實上又是不是盡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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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体版】
宗教，退席后的当代伦理讨论，仍然乐观吗？
腕有一块表，你以为知道准确时间；手拿两表，反未必清楚；如对着三四个，就更犯煳涂了。当代伦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硬把道德简化为语言形式、生存方式、生物活动，真假是非善恶全成游谈无根。有论者提出普遍指令、超越与爱、公度与定向，图扭转偏差，然跟定然命令、神圣律法、天道人道这些非怀疑传统，仍有间隔。能够回溯道德之本，可以坦率为实践作出规范，指明行为何以是正确，当代亦非没有。像公教之自然法，新教之境遇爱，这些未离信仰立场的理性论证，毋必立刻亮起圣言，但于实践作出肯否绝不成问题。然规范伦理非由宗教的立场，仍可以有理有据批判反省行之有效的道德必然根由。如舍勒现象学价值论，在人格由美到善之逐层追求过程里，揭开爱的秩序；罗尔斯自由派正义论，提出自由平等与道义分配的二重原则，显示公众空间中，义务所含摄的道德规范。
舍勒和罗尔斯乃非宗教立场能讲规范伦理学的成功例子，是继康德后又一次对那些欲拿宗教直接为道德说事者的最好回答。不过大凡非信仰的思想探讨，先天含味着问题意识，肯认之同时不能无疑惑。舍勒终身感困扰的是，何以并非爱的秩序反而是恨的失序更加普遍？可惜他五十三岁早逝，不够时间找到至少让自己足以满意的答桉。罗氏活到八十一，在其正义论出版之后有逾卅年从容处理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困惑。我们知道，二人本都是基督徒，舍勒公教，罗氏新教，但同都自宗教抽身而出站到非宗教立场，提出规范伦理。早年的宗教经验，可有对其后来的学术产生影响？无论是正面或负面？起码在他们大套能肯定为伦理设下规范的理性论述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背后存在若干执着：舍氏对人格之爱的渴望，罗氏对正义之感的信念，虽不直接在研究内被观察，却时或闪烁字里行间，要我们跟他们一样，不好拒绝。爱心与公义，皆信仰之正理，宗教之常道，念兹在兹的二人，后虽不再从属任何具体教会组织为宗教徒，然而无疑终身仍是某种意义的宗教精神之奉行者。
舍勒的父亲是路得宗，母为正统犹太教，少年时期倾慕天主教教导的爱，到四十多后才正式皈依公教。他出色的演讲及为人的风采，吸引他与胡塞尔一位共同的犹裔优秀学生，亦是海德格的同工，由无神论者改信公教，她后来做修女，纳粹集中营殉道，被教廷封圣。身为成名的哲学教授，他在教会圈子内，自然受欢迎。只是他年近五十，竟与助手热恋，不惜离婚再与新人行世俗婚礼。触犯教会婚姻法，使他开始疏离教会，但其哲学影响维持至身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哲学博士论文，便是据舍勒现象学探讨建构基督徒伦理之作。晚年舍勒的信仰，接近泛神论，哲学关注的课题，转向道德与政治。是他最早先知先觉到纳粹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极权性质，发出警告，同时又敏锐观察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属自保焦虑之下的计量操控，将为全球化心态，贬抑个体价值，有必要防范。舍勒的现象学，放眼人格，别于胡塞尔的意识与海德格的生存，可视作由意识过渡到生存的中介。人格是价值体验的中心，当个人意欲关心爱的先天价值秩序，求美求真求善求圣，在此人格呈现，而为一切行为之源。不过伴随这爱的秩序，却有价值的迷乱，爱的失序，恨带来连串否定价值，与爱作对，打乱爱的秩序。晚年他针砭时弊，乃出于这一担忧，现代社会逾来逾耽溺于感观、功利与生存价值，忘记精神与神圣价值。然而最不幸的，是爱的错乱，竟发生在自己身上，宗、哲双全的他仍不得免。两回失败的婚姻，初次还可以说是第一任妻子横蛮无理，但续娶的夫人贤淑，与他同甘共苦渡过患难岁月，但他却背着深爱的人又移情别恋迎娶第三者。为甚麽爱总遭到颠覆？恨的突击却常常得逞？这些舍勒眼见又身受，但他只有困惑，未见答桉。
舍勒困惑，罗尔斯亦然，只不过他有较充裕的时间咀嚼消化并解答。和晚年的舍勒一样，罗氏特别关心伦理的政治意义。经几番检讨，他再强调，制度伦理中，正义是首要又普遍之善，须藉政治的自由内核予以实现。维持正义毋需任何信仰体系作基底，政治是公众彼此交换意见寻找多元社会共识的论坛，民主法治下宽容、中立的广场。各方认同的程序和基本信念，并不先直接诉诸背景文化中任何的完备价值体系，无论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但同时应当尊重那些维护崇高价值的信仰，并保证民间多元信仰得以稳定自由发挥，因那才是政治共识里的基本信念能以忠诚服膺的老根。换言之，民主政治中政教分离为当然之义，任何信仰都无绝对优势可对众人之事指手划脚。这不等于要反宗教或抗拒宗教信仰，在公众范围还另有非政治制度所约束之公民社会的文化生活，那里种种宗教种种信仰都须自由，维持自己之真理宣称与践证。简言之，政治公共理性与宗教终极信仰并存：政治的公共论坛讲理性而非信仰；然而文化的公民社会则须包括信仰，尤其宗教信仰。政治之自由，需要文化深根，否则民主制度难尽正义的伦理义务。质言之，信仰才讲真理，政治只讲正义；落实行动，信仰会先谈目的，但政治唯问公共理性，讨公道，申道义。
公众范围分为公议的政治与公民的社会，严政教分离原则于前者，保障宗教自由于后者，这是罗氏之高明。不过问题是，政治非信仰化，公众独靠理性，理性毕竟是当作工具，还需基于人人自由平等合作关怀的信念，才会相互理解交叉协商，取得深思熟虑后直接了当的公共认识。人与人的差异，何以不是由敌我矛盾解决？而信当经自由平等达致？罗氏说，公共理性取得的共识，所以是民主信念，乃因信仰。信念非同信仰，不具完整价值的基底，但有促进协议协商的可行性。维持信念活力的本根，扎于信仰，所以政治的公共广场与文化的公民社会不得隔绝。这与支持他的新实用主义者Rorty和罗氏支持的新马克思主义Habermas不同，二人的政教分离反对宗教託词介入公权力领域，故只许以私人空间的地位。但罗尔斯在公众范围，严分又共融政治的公共广场与文化的公民社会，宗教的根深信仰当以其自身的方式于公开范围行使，维护在公民社会内，毋必跟从政治的公共理性或沟通理性。
罗尔斯由正义论再到晚年讲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确为民主信念的实现，提出蓝图，给政治生活的伦理规范，写下愿景。政治上民主不是空的口号或虚的架子，如想假借信仰呐喊助威或装潢门面，非仅无效反削弱其多元性，破坏民主的基本。毋需沉重的信仰，民主只要公共理性凝聚共识的信念，就能顺滑开动，产生伦理的轨约。政治不必再是污浊的，清者要自清只好龟缩私人空间。「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最终须于政治实现，应非古人的白日梦，当代的伦理学可以指出一步一步靠近的路线。民主政治所需，是基本信念，不是完备信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必然取得信念，但与信仰独断格格不入。不过信念有其功用也有其限制，方便简易却乏深根，欲其行之有效历久不衰，仍待向文化承传中的信仰汲取活力，这是罗氏晚年慎思明辨的成果。他话虽至此，然随人去，不无仍留困惑。公共理性抵达的共识，终极目的处还该开放，方法上或取得一致，并不意味结果必一致，初有规范之馀，多少乏确切性。单单凭信念，是否足够承担偌大的民主体制？此问题一。问题二，公共理性循水平引生的基本信念，虽可建构自洽的民主政治体，唯留在政治现实的同一层面，如何超越目下固有的成见，高瞻远瞩，必保清醒的批判？基本的信念，真已够用吗？坚定的信仰，可以不是政治伦理的禁忌，而更具积极的意义吗？
问题的一与二，分别关于他信念与信仰的看法：政治中的信念，拒谈道德之真理；文化中的信仰，肯定更高层次兴趣的诉求。但两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信念既要与信仰严分际又要相兼容，具体的可能性如何？在他逝世前两年文章注脚下再表示：公共理性的精神，愿接受更多讨论促进更多理解，故宗教谈真理亦非绝对不容许，只要合于公共理性，欢迎参与公共论坛。他举例马丁路德金反种族隔离，讲人製定正义的法律须与上帝的法律一致，引证多玛斯以不正义是缺少永恒法和自然法根基的人类法律，扭曲灵魂，伤害人格，故人为设法以种族为由把人类隔离便是恶法，这样的论证，不乖理性，适合在公共范围运作，不好执着表面宗教用词概要排除。他终看信仰与信念并存，且为之作补充，此议已涉宗教观，可惜这课题他生前一直缄默不表。去世后在他个人电脑档桉中，赫然发现一篇未发表短文《我的宗教》，属最后遗作。不久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又寻获一份本科论文《罪恶与信仰意义略探：从团体观念进一解》，由这一早一晚新资料并配合他生平经历，可略窥其信仰转变的蛛丝马迹。童年一次感染病，招致两位弟弟死亡，他痊癒幸存但留下了毕生口吃的残障。大战同袍阵亡、广岛原爆加犹太人遭屠杀，使一度感召他的基督教教理，愈不适合自己。参军前大学末期他宗教热情一度高涨，那篇作业论文的主旨，是讲对付罪恶，须靠「团体」。此团体的意义在于独立个体之间合理的互相关係，这与他后来的公共理性概念一脉相承。不同在那时仍未觉理性的人与人存在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又人与人关係外还肯定人与神之一维。然一人不幸，人神之事尚可找神个别解决，今集体灾难，连上帝似也袖手，他想大家就要自己来！此或其思路转捩所在。罗氏信他的主意行吗？看他最后自注又像说：宗教要来，该没说不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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