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伦理，是现代世界的共同价值观，乃人类从蒙昧而趋理性一重大发现。以前看做好人干好事已是道德伦理，现代进而认清，当经自觉自律，方达德显理。非自主的伦理，不是有价值的伦理，待他律才后知后觉去行的并不算数。伦理其理之所在须人自作主，这种思想当属人文主义。西方人文主义其始是宗教的人文主义，人文气息日浓后仍非意味否定宗教，人本毋必排斥神本。中华文明早熟，人文曙光初现先秦。尤其孔孟由仁先立其大，揭出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原则。宋代文艺复兴，理学无论陆王还是程朱，宏扬人道，尽根于自性自心，本诸主体。宋儒虽从自身心性讲人道，未离天道，天人依然不隔。过去中西主流人文思想固强调自主伦理，但始终未谢绝宗教。然进入廿世纪，情况便起重大变化，纷起告别古典的非怀疑传统了。
当代伦理看人类自己，虽承启蒙思想肯定天赋人权、自由，人应秉其理性尽其义务完成本身的人生目的，只是百年来的主流意识，与宗教更加疏隔。宗教愿谈道德，但道德却避讳宗教，伦理论述总小心翼翼绕开宗教，伦理与宗教形成鸿沟。新世纪伦理学氛围丕变，可从1903年摩尔G. E. Moore《伦理学原理》出版算起，该书后来广被引用，为当代伦理经典。他以「善」之一词单纯独特，不能分析，任何定义，都会将善等同于其他非善的自然属性。决定善的意义，不由定义，就如「黄色」，作为一视觉的最终单纯观念无从分析，科学虽起用光率数据代替日常语言，所示者亦非经验之黄。善之与色皆存心外，只能直观洞察才获认知，儘管色属自然实在，善属非自然实在，有存在时空与否之别。善就是善，自在自明，不会定义它，单纯没有部份，不能分析它。到底直觉中的善甚麽，最多找些同义词来说明：善本身、目的善、内存善、公认的善...，都非複合概念，有关善的判断只能综合地说。摩尔这种道德实在论观点，明显离开昔之借经验现象或超验本体规划善的存有论立场，摆脱对自然事实及形上事实的依附，为伦理学重新定向。摩尔没抨击宗教，然排拒断言实体的形上学，使宗教神学在学术上失去与世俗伦理对话的管道，这是问题之真关键。整整一世纪之伦理虽不能说摩尔足以影响，但至少一代人常与他同调。
廿世纪伦理学大体喜欢形下现实感，唯中间迭宕，约分三阶段。首先倾向形式化，由分析哲学所主导。摩尔本人以「善」不可分析，但「善事物」却可分析。「善」即「善本身」，语用中常作形容词「善的」，如「X是『善的』」；「善的」这个形容词之前是它所适用的名词，指「善事物」，即「善者」。形容「善者」特性的「善的」，其为无以分析的纯概念。「善者」是含「善的」的一个複合体，它组织的成份中除善的特性不能分析外，其馀像美的欣赏、真的信念、诚的感情等部份，应可析解。善事物所有部份统合为富于价值的有机整体，非简单相加在一起。实在的善事物，更经常溷合对丑与恶的憎恨，甚至无可避免恶事物及价值中立的事物，这些部份，也通通是可以分析界定的。作为命题中述词的善本身，无从定义，只能直观以知之，直指以明之，而放在前头的主词善事物却可以分析，寻其组合，注意它哪些部份的多少有无，怎样影响善者整体的内在价值。当我们直观认知善本身，并分析理解善事物，掌握善者中善的特性，认清善者的複杂及其间善的目的之后，接着下来便轮到该怎麽做的善行问题：何者为正当？我义务如何？弄清善者其善之所在肯定善的目的，那是理论伦理，要研究的是整体与部份的关係。现在问善行之所当为，是实践伦理，要探讨的是善者在达到善的最大果效过程里，原因与结果的关係，所寻求的是工具善，而非目的善。确立目的善，只能靠直觉，辅以对善者的分析；可是想获取工具善，直觉办不到，须从善的善者推断出来。简言之，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检讨的是道德语词，辨别善的、善者、善行，指出认识三者的方法有直觉、分析、推论之异。理论伦理区分善本身与善事物，弄清它们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係，再与以善行动为对象的实践伦理联接，溯因推果，确定由理论到实践过程中目的与工具的关係。摩尔的工作，显然对釐清道德语言有功。他与他的同路人，一般统称为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包括直觉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善以精密的观念梳理，细腻的语义分析，澄清伦理陈述背后命题的语词逻辑关係。就这样子伦理学的事实，渐成为分析道德语言结构中的概念符号和判断形式，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善恶，甚至认为道德争论无真假，都仅仅是表达情感而已。
形式化的后设伦理虽风行一时，但二战后衰微。廿世纪廿年代另一种伦理学并起，倾向反理性，乃属生命哲学的表现。他们与前者一样亦重视直觉，但更强调体验，纠正那种分析来推论去，把道德实践变作观念游戏之弊。存在主义不搞人人共用的概念，而是指向个人的此时此在，置之孤寂烦恼焦虑痛苦怖慄濒死之绝地，由人生的边缘境遇切入，以领悟生命存在的根源。他们不信语言形式可以认识世界，而是敦促你我进入存在以体验世界。存在哲学起于一战后之德国，二战结束，中心转移至法国，为欧陆显学，最后越过海峡，影响英美。人之存在非同于物，每个人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複的主体，不能置于客体地位当作理性的认识对象，而外部万物的存在，反而需经主体存在这扇窗户获取。外部世界的存在虽是自在的，但我的存在却是自为的。我亲在的世界溷沌虚无荒谬偶然，唯自为才有望赋自在以意义。放任存在由之自流，必将沦没于此世。我是升是沉，主体要选择。我先存在着，自决使本质浮现，完成我是谁。伦理的核心是在个我这绝对自由的选择，须自主自发才可摆脱因果必然的宰治。生而为人，被抛进世界，陷身入自在，硬要选择实属重担，一反抗感痛苦，全自由若灾劫。投靠自在，逃避自由，顺应习俗，该最舒服，然而存在只好虚无，留下异化的人，在众目之下不过永为一物。唯回归主体，我自选择又自我承担，果决孤注一掷，当下呈现绝不由过去制约的纯粹未来，才是道德理想的标准。故存在主义抗拒任何既定的伦理规范束缚，生命无目的，只有行动，认为追求或模棱两可但要当机立断的创造性价值，才有望赋予生命以意义。
然另一同样反理性专注生命存在的佛洛伊德Freud却不这麽看。其学派约与存在主义同时崛起，讲本质先于存在，存在表面条理文明，却隐为本质无意识的欲望决定。意识之下潜在的原始本能是本我id，「伊底」无底，直译即「它」，连自我也感其陌生，但并非空洞深渊，反而是一口沸沸腾腾毫无理性的情慾热锅。自我ego分化自本我，冷静又理性，处处要驾驭本我，反时时受其暗示驱驰。无意识操纵的自我再分化，则成超我superego，为代表良知的完美原则，是受社会文明家庭教养道德化的自我。超我反对本我，压抑欲望，自我居间以为缓冲。有意识的自我、半意识的超我、无意识的本我三者持衡，人格正常发展；若果失调，便生神经症或精神病。佛氏在他心理治疗诊室由病例建构人格理论，彻底颠覆人之自我认知。传统有灵魂的人，遭存在主义描绘成空洞的人，却被佛氏再由伊底里剖挖出大团的漆黑原慾libido「黎必多」，变了黑心人！本我内这团永恒的内驱力才决定个性发展，所谓之正常，不过是自我暂时摆平超我打压，借升华化作社会功能以图掩饰冲突。要文明就得束缚欲望，道德是束缚原慾的机制。然原慾仍旧会顽固寻求实现，人无法遂欲快活，出现焦虑恐惧种种心病。伦理问题说到底是文明的代价，乃超我与本我恶斗的无奈。要纾困，用幻想，权为满足。有心病，找医生，修补自我，宣泄本我。
同是面对心理关心错乱的生命，存在主义描述它，佛洛依德主义分析它。入廿世纪下半叶，伦理学由倾向反理性转到生物性，为自然哲学之强调。心理的现象与解释难免千差万别，但心理受制于生理，生命不得不如此的事实，若非诉诸生物性难有确解，这种观念较早由实用主义所包含。实用主义忠于事实，但非真空静态之实，而是要看引起甚麽行动，行动成功，即价值所在。他们略过纠缠甚麽本质与存在，直接到效果中提取结论。有需要才有行动，人类既为生物，短说行动，长说进化，甚麽意识、原则，都不过是进化长征的工具，起码的生物需要满足了，即可称善。不同境遇，满足不同，故无两次相等之善。乏善则恶，恶不足与善并论，善恶非真冲突，仅有善与善冲突。道德问题，是由善到善的完善问题，好比生物成长。当代的实用立场更坦白，认为足以深信之事实便是有益行动之价值；或较工巧说，徘徊在各种直觉和建议之间，总结可想象的正当实践身份。依此不断由满意的收益取得善的评价，好即善，坏即恶，自由尊严在这意义下并非不必要。不过顺此自然主义思维走下去，人类之行为内涵更直接由动物之一般提供，纷纷以进化伦理学、社会生物学、动物行为学等名目为说。道德被视作生物演化的高阶段现象，是人类条件反射集体适应环境的结果。斯金纳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用白鼠、鸽子实验讲人类行为，只描述生物外部表现，不看机体内部过程，生理心理活动一概莫管。由箱子里测试之发现，製定行为技术学，以赏罚系统程序操作条件性刺激，引起自行强化反应，改变行为后果。这样环境、遗传决定行为的力量便操诸在己，俾最有效管好自己。高举操作行为，甚至想取代自然选择，更勿论人的意识选择了。七十年代他的《超越自由与尊严》一纸风行，和应者众，反映的已非一家言，更是浮世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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