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鹤先生谈现今中国“文艺复兴”与欧洲文艺复兴追求自由之土壤

与鹤先生谈现今中国“文艺复兴”与欧洲文艺复兴追求自由之土壤

在给鹤先生你“與友網話：中國的「文藝復興」”回贴时，我谈了我的观点，我认为鹤先生你并不了解中世纪欧洲宗教的黑暗程度以及拿神权压人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而欧洲文艺复兴时人们有着对自由那么强烈的渴望的土壤。反观现今中国，人们对金钱的追求远远超越了对自由的渴望，仅有一些对自由的追求也因环境的不同而完全无法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人们对自由追求那么强烈的程度相比，虽然是一种悲哀，却也是一种现实，因此在此时拿欧洲文艺复兴的背景来谈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有点可笑。

欧洲文艺复兴是当时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有关的文学，艺术，思想等我想走廊大多读者都熟悉，故在此不复多言，只想就当时宗教对人压迫的程度简单说几句，并以此来对比中国看看这当时的情形是否存在现今的中国。

欧洲文艺复兴不是一时一事积累而发生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再也无法忍受教会以神权对人权的长期压迫进而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抗神权的结果。我们不难从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对宗教黑暗的批判。

在那时，宗教裁判所为了清除"异端"，不择手段。而其告密制度的建立使得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密告老子，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互相出卖司空见惯，而这种指控甚至于不需要证据，而被指为"异端"的人也不能为自己或请别人为来为自己辩护，而其惩罚手段从鞭刑到苦役及牢房直至被烧死都是以神的名义，令人发指。据记载，“仅西班牙第一个宗教裁判员托马斯·德·托克马达一个人，在十八年间就判处了十万人以上，其中一万人被活活烧死。”其中有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而伽利略的名字也曾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并被传讯。。。。具体可看董進泉的“西方文化與宗教裁判所”。

鹤先生，现今的中国存在你所谓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土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