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公民的罪与罚 ZT

来源: 月如霜于 2009-03-10 08:33:3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10433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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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德国公民的罪与罚——从《朗读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说开去

　　　　　　　　　　　　　　　　·白　焰·

　　就反思纳粹的电影来说，《朗读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恐怕是敢于直
面惨淡人生的少有之一。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二战后的１９５８年夏天，海德堡少
年伯格与比他大的电车女售票员汉娜偶遇、相爱。在这段充满激情的几个月，伯格
常给汉娜朗读书籍。汉娜神秘地离去，伯格茫然无措，但从此正常地上学，并且若
干年后进入法学院。在１９６６年的一次纳粹战犯审判旁听实习，伯格冷不防地发
现坐在被告席上的竟是汉娜。原来，汉娜１９４５年时是纳粹奥兹维茨集中营看守
。她虽然承认所为，但是拒不认罪。加之共犯的伪证，汉娜被判终生监禁。到此，
爱情演变为悲剧，似乎令人心碎，可我觉得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在电影的后半部
，得到揭示和解释的是纳粹德国公民的心理、思辨及其他们的公民责任概念和道德
判断。这里借助一些有关理论，就此命题作些讨论。

　　一．忠于职守和志愿执刑

　　不同于对质模式的美英法律系统，德国的纠问制允许法官直接质问被告。在影
片里，当问到为什么每天把一批人送到毒气室，汉娜认真地（略带天真）回答说，
那是因为她们必须腾出地方以接纳新来的囚犯。当问到教堂起火时，锁在其内的３
００名囚犯为什么未被放出逃生，汉娜仍然认真地回答，那是因为作为看守的她理
应不能放走囚徒，否则失职。在她眼里，她只是奉行职责，而且一心一意，岂有犯
罪可言。在此，观众会问，是什么使得她和其他普通德国人如此服从元首，而不是
服从良知？

　　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是研究
纳粹罪行的理论家，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奠定了“思维匮乏”导致犯罪的论
题。阿伦特认为，负责犹太人“终决计划”的艾克曼和其他德国人没有什么异常的
人格特质，如以虐杀为乐的变态。但是，他们缺乏自我反思的思维能力，即“思维
匮乏”，致使他们在执行命令和决策时，无法或者不愿意判断其道德的正当性。此
外，道德良知的隐晦和丧失造成德国人的一丝不苟、整齐划一的行为。但实际上，
他们的行为是为所欲为的盲动，这种盲动又被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正常化、例行化，
阿伦特称此为“罪恶常规化”（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朗读者》小说（１９９５）和电影（２００８）的走向基本是沿着这条思路，即
把汉娜划归于无法拔高到道德水准的普通人。为了强调此点，《朗读者》还把汉娜
界定为文盲。

　　不容置疑，《朗读者》里的汉娜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典范，不论是在纳粹时代充
当看守，还是在战后重建的西德担任售票员。试问，有哪个社会不需要这样立足本
职和甘当螺丝钉的人？汉娜又不认字，似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就是她为什
么需要别人为她朗读，也是她为什么无法独立思维判断。再问，有哪个政权不喜欢
缺乏独立思考的人？如果说汉娜很难代表多数受教育的德国人，多数受教育的德国
人并不见得比汉娜更能认清周围，或者认清自己。另外，我们都知道，极权专制常
造成人民对正统意识的信赖和依赖性，依赖性又反过来促成人民独立思考的懒惰性
和多余性。“思维匮乏”于是成为恶性循环。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是大屠杀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他的《希
特勒的志愿执刑者》对大屠杀作出了相反的解读，搅动了学术界。Ｇｏｌｄｈａｇ
ｅｎ认为之所以有大屠杀，是因为德国人想屠杀。百万德国公民对犹太人怀有仇恨
和敌视，即对他们素怀深沉的邪恶动机，以致非杀不可（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ｔ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这深仇大恨可以追溯到上几个世纪，希特
勒只是利用并且发挥了它，从而使得成千上万的德国公民服膺并且就范于纳粹种族
主义的意识形态。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作了大量一手调查，指出在纳粹集中营、监
狱、看守所、劳教所等充当看守的德国人来自各行各业，是普通民众，而非所谓精
英分子。但是，他们了解、同意、支持希特勒的政策，他们是希特勒的志愿执刑者
。纳粹大批量屠杀犹太人的方式基本有三种：毒气、枪击、暴走（无缘无故地拖到
外面，强迫行走）。对此，志愿执刑者们并非被迫或者单纯服从上级，而是主动要
求任务。当党卫军告诉他们可以不必参与执刑，将来也不追究责任，可他们执意不
肯离去。

　　无疑，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所描述的情景比阿伦特的要阴暗和可怕的多。按照
“志愿执刑”的逻辑，汉娜对犹太人的迫害是自我赋予的使命。虽然没有文化，她
的直觉里却有着臆想的敌人，这些敌人又是人类之外的坏蛋，于是消灭他们便成为
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汉娜是一个十分投入的纳粹分子，而不是仅仅履行职责的公务
人员。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又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发动战争的政权和人民
常常是一个整体，极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更是彼此不分。政府坏／人民好的一分为
二不仅武断，而且可笑。

　　二．个人判罪和集体罪恶感

　　前面说到《朗读者》里的汉娜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典范，但她是好公民吗？人是
作为公民被理解的。汉娜在纳粹社会被人理解为好公民，但在新社会她被公民视为
罪犯。这里横生出两个司法问题：（１）新社会的法律能否用来审判旧社会的犯罪
？（２）用战后德国的人道精神责难纳粹时期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合法性？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法无溯及力”，其意思是法律（主要是指刑法）不能追及
法律以前的事，或者说事发后再制定的法律不能回溯到事发以前。这个问题在纽伦
堡审判中已经得到解决。战犯之所以被架上审判台，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犯
了法。这个法律是战后制定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这两个罪名虽然事后
成立，但其精神实质早已存在于海牙和日内瓦国际公约，因此法律并没有回溯。

　　另外，如果德国公民服从命令高于尊重生命，服从命令能够解脱他们的罪行吗
？“法不责及个人”　的理论是，国际战争法只涉及国家关系，不管辖个人行为。
战争是国家发动的，因而由国家负责。即便用国内法律，个人是具体执行者，因而
没有责任可负。纽伦堡审判里的德国战犯竞相把责任推卸给希特勒，并说自己只是
执行命令。这种推脱未能解脱纳粹战犯的个人责任。纽伦堡判决说，当哪怕一丝的
道义选择客观存在，执行上级命令不能使个人摆脱道德束缚，其违犯道义的选择也
不能得到原谅。《朗读者》里的法律教授曾说，社会秩序靠法律维持，守法的人不
能被道德判罪。此话有错，谁说道德不治罪？看一眼美国的伦理道德罪，再说法律
和道德的相互渗透已经难解难分。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个人判罪和集体负罪。种族灭绝之规模和残酷都是前所未有
，亦超乎一般功利、道德和法律的衡量标准。因此，为纳粹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是
否全体有罪？这里，我们又回到各执一词的阿伦特和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阿伦特
驳斥集体罪恶感，认为它是一种无谓的负担。其逻辑是，若是全体公民有罪，那么
就无所谓犯罪。罪恶是针对个人的，也是针对行为的。即使一个人牵涉到某种组织
性的犯罪，政府在判断他或她的罪行时，不是从群体角度，也不是从组织名分的归
属，而是从个人参与的程度深浅，所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来作判定。集体负罪其实
是集体株连，而稳定社会的诀窍之一是法不责众。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认为如果所谓的集体罪恶不能成立，那所谓的集体无辜亦
不能成立。种族灭绝是巨大的工业机器和官僚体系。除了专政机构，它卷进无数普
通公民担任政府文职和行政管理。虽说公务员们随着机器的惯性日复一日，可他们
同时又为机器加油，提高效率。他们的顺从不仅仅是表示对纳粹罪行的默许，也表
现对纳粹罪行的协助。纳粹德国公民必须对此承担公民责任，如果不是刑事罪责。
他们必须具备羞耻感，如果不是罪恶感。责任不同于判罪——前者是过失，后者是
罪行；前者是内省，后者是外加；前者是救赎，后者是鞭挞。总之，法律无从惩罚
不等于道德可以饶恕。

　　三．忏悔和宽恕

　　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忏悔。当伯格１９８４年到监狱里探望汉娜，汉娜说她这些
年来所学到的是看书写字。看得出，她对过去没有忏悔。这不等于说她没有恻隐之
心。在奥兹维茨集中营时，汉娜总是挑选虚弱的女囚给她朗读。这不仅是供自己消
遣，而且是让她们在第二天去毒气室之前感到平静一些。此外，她在乡下那间教堂
里无掩饰地流泪，还把自己在监狱里的积蓄转交给一名犹太幸存者（被拒绝，幸存
者认为是廉价的收买），这些都说明性格倔强的汉娜也有心软的时候，但仅此而已
。忏悔是心灵的赎罪。《朗读者》里的法官审问的何止是汉娜，而是整个德国民族
。他似乎在吼叫：德国，你忏悔了吗？

　　要求忏悔又常是受害国家获取满足的武器。不难看到，每个国家一有机会就挣
扎着述苦。德国最近的一些记录片讲述盟军如何轰炸德国城市，如何在占领时虐待
德国人民。然而，当胜利国要求战败国忏悔时，他们是否知道战败国人民其实没有
多少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因此他们也是受害者。人生取决于个人选择。问题是，
人们习惯把这种选择归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实际上，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并不确定
，更难以掌握。换一个角度，在纳粹法西斯恐怖中，普通德国人能否自我设立恒定
的道德原则，以此避免参与犯罪？阿伦特认为，为了防止个人成为极权政体的共犯
，公民可以选择从政治领域中撤退，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放弃公民的政治责任。这
看来是最起码的，但这最起码的也是不容易的。全面禁闭的统治封杀了每一个自由
呼吸的角落。

　　当然，当时能够思辨并且挺身抵抗纳粹的人也有，如慕尼黑大学的Ｓｏｐｈｉ
ｅ　Ｓｃｈｏｌｌ兄妹（电影“Ｓｏｐｈｉｅ　Ｓｃｈｏｌｌ：Ｔｈｅ　Ｆｉｎａ
ｌ　Ｄａｙｓ，２００５”）。为了保持了个人道德的完整性，他们宁愿付出生命
。可是，这样的人极其个别。对于法官的一连串问责，汉娜感觉古怪。一脸迷茫的
汉娜反问：“要是你，你会怎么办？”的确，坐在道德高台上的法官可以事后居高
临下，但他若是当时的集中营看守，他又会这么样呢？人们易用好恶态度和情绪判
断历史，谁会保证这些“圣人”在当时不是希特勒的志愿执刑者？我想我自己肯定
会以奉公守法的名义，同流合污。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容易，但移情（ｅｍ
ｐａｔｈｙ）难。

　　《朗读者》紧随阿伦特的伦理路径直到最后。最后的问题是，汉娜是否应该得
到宽恕？记住，汉娜既不认罪，又不忏悔。她孤独中来，孤独中去。在自由来临的
前一天，她在狱中悬梁自尽。汉娜不是好公民，因为她残害无辜；汉娜却是守法公
民，因为她拒绝作伪证。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说过：宽恕乃是原谅不
可原谅者。阿伦特更是坚持“不原谅事，但原谅人”。影片以细腻温柔的手法诠释
了阿伦特纯理性的宽恕。还需要任何条件性的宽恕吗？对罪孽的忏悔，对被害者的
赔偿？宽恕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对自己的解脱，对记忆的解脱。同时，观众也满怀
怜惜地接受了汉娜的个人悲剧结局。至于汉娜参与制造的种族悲剧，它将永远是我
们探讨、研究的题目。

　　作为结束，纳粹历史研究总的来说有四个阶段。一是战后的５０年代至６０年
代，历史学家们注重纳粹的起源和崛起的原因，旨在预防纳粹再现。二是７０年代
到８０年代，专家们将眼光投到纳粹的统治术和第三帝国的政体结构及其社会生活
。三是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学术界的兴趣集中到种族灭绝计划和大屠杀。四是
目前的“恢复形象”浪潮，其特征是人们一方面在纳粹时代寻找正面人物，如电影
《Ｖａｌｋｙｒｉｅ》（刺杀希特勒），另一方面设法告诉世人德国也是战争的受
害者。有人担心这股回潮洗刷得有点太快，恐会带回希特勒崇拜。不是吗，希特勒
时期的纳粹报纸最近获准在德国公开翻印出售，买报的人还不少。不少人倡议推倒
奥兹维茨集中营，以征地它用。由于对阿拉伯的种族歧视和过分火力，道德永远正
确的犹太以色列正在慢慢失去道德高地。加上梵蒂冈主教的大屠杀否认，新纳粹的
蚕食扩大……历史正在悄悄地重演吗？历史也需要有人常常地朗读吗？

　　参考：

　　１．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ｉｎ　Ｊｅｒｕｓａ
ｌｅｍ：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１９６３

　　２．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
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ｒｓ，１９９６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