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留痕（2）----潘老师

潘老师从没有真正教过我，他并不是我的老师，他其实是我的远房表姐夫，虽然他年纪比我父母还要大个五六岁，但因为他妻子是我外婆的姐姐的外甥女，所以他比我父母要小一辈，与我是同辈，父母他们一直喊他潘老师，我后来也就跟着他们喊他潘老师。 一九八零年，我稀里糊涂地上完了高中，稀里糊涂地跟着老师去到邻乡的一个区中学去考了高中中专，然后，我就好象完成了人生里的所有读书任务一样轻松地回到了那个独门独户独院的江南小村的家里。 暑假里，父亲有天回来跟我说，他那天在街上碰到了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老师告诉他，我离高中中专的录取分数线只差了八分，老师说太可惜了，应该去复读。 父亲于是就希望我去复读，而我当时真的对读书不感兴趣，也是因为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要读书，因为在那时的乡下，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也还是回家务农，好的也就是到镇上乡政府里去当个秘书团支书什么的，但那种稀罕的位置肯定是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的，而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现在想来，我当时其实大概对整个世界都不感兴趣，我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里，我什么也不想，就那样冬眠着自己。 但父亲用尽了一切方法软硬兼施请老师请亲戚请朋友来说服我，并找到了一个在区重点中学里做老师的远房亲戚----潘老师。潘老师大概是碍于情面，就想办法让我插班进了其中的一个高考复习班。 父亲带着并不情愿的我乘着一辆老破沾满了灰尘的公共汽车去区中学报到，潘老师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们。 刚进办公室，我就听到一个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哦，你们来了，累坏了吧，快进来歇一会儿喝杯水。”我站在父亲的身后，听到了一个好听的浑厚的嗓音，确切地说，是一种我从没听到过的好听的口音。 “快叫潘老师。”父亲把躲在他身后的我拉到了潘老师的面前。 “潘老师”。我怯怯地叫了一声，眼光怯怯地大约看了他一下后赶紧低下了头。他有一张中年男人的脸，五官依然秀气，脸上清爽干净。他的个子不高，大概不到一米七零。 虽然与潘老师打过招呼了，但依然感到陌生。太陌生了，这种陌生不是因为亲戚是远房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这种类型的人是我在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种感觉让我一下子与他有了陌生距离感，同时来到心里的还有歉疚感，因为我到他那里去复读纯粹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并不是我自愿自觉地要去的，但潘老师并不知道，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帮我争取到了这个复读机会，我心里觉得对不起这位陌生的有距离感的远房表姐夫潘老师。 当时，那个区重点中学里有两个复读班，一个是理科班，一个是文科班，我因为高中时是在理科班里，所以就进了理科复读班。 我是一九七六年上的初中，当时还在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做作文还是根据这个形势到报纸上去抄，从小学老师升级成为中学老师不会讲一句普通话的语文老师居然还总给我高分，大概我天生就有能不露痕迹地剽窃的才能。刚进初中的那年秋天，我们被要求捡树叶收集废旧报纸，因为要学抗大做泥土桌子，我们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抗大是什么。我们两年的初中，用的就是这种泥土、树叶、废纸做成的表面刷了黑漆的泥桌子。春天的时候，当时这唯一的乡中学里的学生们还被要求着带了篮子镰刀到学校，因为要学贫下中农割草积肥。我就这样半学半农半玩地上了两年的初中。 两年后在同一中学上高中，学校里开始重视高考，我对这些漠不关心，因为并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因为在高一的下半年时我开始来月事，每次总是量多拖得时间又长，每天来回要走十里路的上学让我苦不堪言，我那时真的好想逃学啊，最好是辍学。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坚持着上到了高中毕业，并且是在快班里。 所谓的“快班”其实就是“理科班”，当时学校里有两个高中班，另一个是“慢班”，其实就是“文科班”。高一的时候，期中考试过后，我们就被分成了快慢两个班。我至今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滥竽充数地被分到快班的。 我从高一下半年来月事后，就很怕每天走路上学，尤其是来月事那几天，恨不得逃学，我妈把家里存着做棉衣的棉花拿出来给我用也减轻不了我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对高考一点兴趣都没有，就盼着快点把高中上完了了事。 两年高中里，快慢班的学生也相互调整过，但我居然一直在快班，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我的理科除了数学不错外，物理化学勉强比及格好那么一点点。后来上了大学后找机会问过中学里的老师，老师答说是因为当初分班是看总分，我因为语文、外语、政治的分数总是很高，所以总分就很高，所以就一直留在快班里。呜呼哀哉，他们这些老师也不看看我的专长，就一直让我在快班里露短，而当时十几岁自尊心非常强的我心里其实也是愿意留在快班的，因为当时的老师们说起慢班的学生就好象他们要比快班的学生差一等几等的样子，言语里时不时地带点不屑，连名字也不说是理科班和文科班，而说是快班和慢班，全国当时年轻学子被灌输的也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于是，就害了我这个对数理化不感兴趣的人。父亲对所谓的文科理科自然也是没有一点概念，他只是希望我能象别人一样地去上大学，他于是送我到潘老师任教的中学里去复读。 我那时才知道，潘老师是教初中物理的，而他的妻子，我的远房表姐，是区中心小学的校长。 我去插班的时候，那学期已经开始两个多月了，我的物理化学本来就差，这下就更差了，我大概就是那个班里垫底的，这让我的心中充满了自卑，何况我自己心里并不愿意来复读，所以我对父亲的怨越来越多，心中也充满了青春期的叛逆，根本无心向学。 但我对远房亲戚的潘老师，心里却充满了歉疚和愧疚，我很怕见到他，因为他象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我。他在那个中学里任教，一定是知道我那差得说不出口的成绩的，除了语文和英语老师可能会偶尔对他说这个孩子不错之类的话，别的老师一定是都不忍心告诉他我的成绩。 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什么，看到我总是慈爱地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如果不好不惯的话就跟他说。他每次话不多，讲完就走。后来，因为看到学生食堂里的伙食很差，他就与我父亲商量，让父亲把伙食费给他，每天中午他给我买教工食堂里的菜。 从那以后，他就会在每天的中午提前到教工食堂去把菜给我买好，然后从我宿舍开着的窗口里递进去放在窗前的桌子上，如果窗户是锁着的话，他就会端了菜在宿舍门口等我，然后慈爱地笑着把菜给我后再回自己的家里去吃中饭。 每次看到他那样慈祥慈爱地对我笑，我都有他是我父亲的感觉，我有点冬眠麻木的心里就会苏醒一下，可我那时才十六岁啊，我的一切感觉都还是那么的青涩那么的不识愁那么的不成形那么的压抑那么的叛逆，我终究不懂也不知道我是应该去感谢他的，尽管我的心里真实真诚地感谢感激他。 他越是这样爱护关爱我，我越是心里难受，因为我根本就无心考大学，成绩自然也就不会好，而这样的我也会让他在教我的老师们面前没面子，因为我那时就是一块烂铁，但父亲和他却把我当成了一块有用的钢。 所以，后来在早晨我就尽量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离开前把窗户稍稍打开一点，这样潘老师就不用等我了，他每次只要把菜放在桌子上就行了，我实在是怕了跟他碰面，因为感觉里不是我欠了他麻烦了他，倒好象是他欠了我高高兴兴地来还债似的，他脸上的那种满足开心的表情，让我感动温暖也羞愧难当。 两个月以后，因为我对数理化实在不感兴趣，于是在一个周末回家后就下定决心停学了，我不想瞎浪费父母的辛苦钱，也不想再麻烦爱护我的潘老师，我就这样不告而别了。 我不知道潘老师有没有责怪过我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父亲只是回来告诉我：“潘老师说，你的物理老师跟他说过，这孩子应该去考文科的。” 我象无魂一样地又机械地过了一年多，整个人在一个五月的春天里突然醒了过来，在外婆的提醒下，我突然想去复习考大学，而且决定考文科！尽管我以前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尽管我已经荒废了两年，尽管新增了那么多的新知识，可我一点也不怕，我心里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因为这次是我自己的心愿，我知道我自己能够实现它。 考取大学后，我终于自觉有脸去看潘老师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里。 潘老师看到我，高兴地一连说了好几个“孩子你很争气 ”。在他慈祥慈爱的脸上，我看到有泪光在他的眼睛里闪动，我使劲地忍住了涌到了眼眶边的泪水傻傻地轻松地笑了，我不需要对他说谢谢了，他知道了我心底里的感谢。 那一次，是我与潘老师说话最多最长的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好听的口音是带有苏州话口音的家乡话。他是地道的苏州人，生长于苏州市盘门那一带，家里解放前是做丝绸生意的。我上大学后曾去看望过他年老的父母、弟弟一家和一个未婚的近四十岁的老姑娘妹妹，他们家以前的大部分房产解放后都被没收了，后来只退还给了他们其中的一幢房子，我去拜望潘老师父母时，他们一大家子就住在那幢房子里。 房子其实有前后两幢楼，中间隔着一个小院子。前排的楼房大概以前是用来做生意的。现在，我对那房子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却清晰地记得那底楼的几个大红粗圆柱，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偏房，幽幽的拐弯拐角地就到了小院子，小院子里种满了花花草草，院中砖地上也长满了大概是与房子同龄的许多青苔，然后就看到了院子后面的一幢小红楼，大概有四间吧。 原来，潘老师小时候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的，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有那种不仅只是陌生的陌生感。 那潘老师最后为什么会在我的家乡娶妻生子落户了呢？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去的吗？ 回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潘老师当初是犯了错误被发配到我们那里乡下的。 犯什么错误了？他那么一个温厚恭良的人，能犯什么错误呢？ 唉，你那年去复读的时候，还是太小了，所以有些事情没有讲给你听。潘老师年轻的时候，长得一表人才，家里条件也好，就是个子不是太高，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个漂亮的女朋友，后来那女朋友不知为什么变了心，爱上了别的男孩子，但却把潘老师蒙在鼓里，潘老师知道后非常愤怒，年轻气盛的他就失去了理智。他拿着一瓶硫酸去女生宿舍找那个女孩子，要求她继续做他的女朋友，不然的话他就会用硫酸泼她的脸。女孩子一声尖叫，宿舍里的其他同学就上去抢下了他手里的硫酸瓶。 后果虽然没有很严重，但性质当然很严重，他于是还没有等到大学毕业就被下放到了我们那里的乡下。我远房表姐与他曾是苏州一所高中的同学，当时已回乡当了小学老师，听到有关他的这些消息后就去找到了他，然后利用关系把他安排到了镇上的区中学里任教，并不断地理解鼓励支持他，潘老师的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两个年轻人后来慢慢地有了感情，潘老师就决定与表姐结婚后在我们那里安家落户。 原来，潘老师的生命里有着这样的一份伤痛，原来，潘老师的心灵上留着这样的一道伤痕，怪不得他给我的主要印象是温良恭俭让，是谨小慎微，即使他当初对我的关心爱护也是小心翼翼地送出来的，他唯恐这辈子再伤害了别人，他为那一次年轻时的疯狂冲动，背上了一生的十字架，他于是这辈子努力着想去善待所有的人，他于是那样慈爱慈祥地待我，也许是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当初那个被他伤害的年轻女孩子的影子，也许。 毕业后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到美国，我忙得没有时间整理身边的日子，更别说整理以前的岁月了，但我在初到美国的忙碌的日子里，还是给潘老师去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忘了我生命里那些美好善良的人们，我会在月朗星稀的夜里，对着广袤无垠的宇宙静静地说，谢谢你们！ 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我特意安排了半天的时间去看望潘老师和我表姐。潘老师那时已经退休了，看到我，潘老师又慈爱地连连说“孩子你很争气”，似乎这是他总想对我说的唯一的也是所有的话，我当时心里酸酸的，我当初从复读班里退学，一定让他很伤心，也一定让他听了不少有关我的非言非语，不然，他不会每次见到我就说“孩子你很争气”这句话，他其实也在告诉我：“孩子你也为我争了气”。 而我，当初其实并不是要为了争气而去考大学的，只是因为当时已经有好几个人开始上我们家来给我说媒了，我的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女伴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出嫁了，我开始害怕，因为我一点都不了解男孩子，长到十八岁，我还从来就没有跟任何男孩有过情感往来。对将要到来的人生，我根本不懂也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在心里抗拒逃避，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老外婆提醒了我，冥冥中好象也有神明在引导我，我一下子就开了窍，也就是说在一九八二年的那个春天的五月里的某一天，我有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顿悟。 但我不想把这些经历和经过去告诉潘老师，有什么必要呢？就让他认为我是个争气的孩子吧，就让他认为他没有看错我吧，就让他为我感到骄傲吧。我此生都无法报答他对我的爱护和信任，那就让他一直这样认为着吧：“孩子你很争气”。 那次别后回美国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有次我打电话给父母报平安，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潘老师已经过世了，他得了肝癌，来去也就六个月。我握着话筒呆住了：怎么会呢？他看上去总是干干净净精精神神健健康康的，怎么就会得了肝癌呢？ 母亲说，潘老师的两个儿女一直让他没法省心，女儿高中毕业后因落实政策顶替他的名额去了苏州市的一家电厂当了工人，那厂长的儿子第一次看到她后就喜欢上了她，她也觉得他的人品和长相都不错，而且他父亲是电厂的厂长，她孤身一人在那里，以后的日子可以有人照顾照应，她于是就嫁给了这个厂长的儿子，但结婚好几年了，她一直都没有怀孕，后来夫妻俩去医院检查身体时才发现男方有生理缺陷，于是好合好散地分了手。她不愿再一个人呆在苏州，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别人随即给她介绍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互相看着差不多的就结了婚，婚后一年就生了个可爱的儿子，但婚姻却没有因为有了儿子而变得更好，夫妻关系反而越来越差了，吵吵闹闹地两年后就离了婚。儿子也是高中毕业后就进了区政府混日子，后来娶了一个当小学老师的漂亮姑娘做妻子，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也离了。潘老师一辈子要强，又非常有涵养，自然不会把这些烦恼担忧放在脸上，也不会去找人倾诉，他从来就不是个话多的人，他把这些都憋在心里了，自然容易生病。唉。。。。。。 挂了电话，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还是没法接受潘老师已经故去了的事实，我还在想着下次回国去看他时，他一定又会对我说：“孩子你很争气”。 潘老师啊，谢谢你，我其实从来就不是个很争气的孩子，也从来没有为了要争气而去做些什么，我只是一直在做我自己。但只要你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就是个争气的孩子，我就做个争气的孩子吧。 潘老师啊，愿你在天堂里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地做你自己，我知道你在尘世的这一生一直都背着一架十字架，如今你可以放下了。 那次我去你苏州老家看望你父母时，曾在你家墙上看到过你年轻时的照片，正是少年书生意气风发时，那份神采风采象极了年轻时的孙道临，我想，那应是没背十字架前的你。如今在天堂的你，一定还原回了年轻时的你吧。 今夜，月朗星稀满地生辉，我再次对着广袤无垠的宇宙，默默地对营养过感动过塑造过我生命的所有美好善良的人们说：谢谢你们！我感恩！ 潘老师，你听到了吗？你一定听到了，你一定又在连连地说：“孩子你很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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