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 罗蒂是当代美国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 利用英美分析哲学所擅长的精密论说，详细分析了当代诸多哲学和历史主义思潮，解构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的思路和话语。 罗蒂在1967年出版其《语言学的转向》一书，使得“语言学转向”这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关键词从此流传于世，而他在1979年完成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更是奠定了他作为新实用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蒂的学术活动的重心已经越出了专业领域，在关注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文化政治学、意识形态问题、全球化、女权主义、伦理问题等公共话题的讨论，成为西方知识界非常活跃的公众人物。 罗蒂在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当时主流的分析哲学。1970年代后，罗蒂开始与分析哲学分道扬镳，但同时被主流学术界所拒绝。直到1982年，罗蒂才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人文教授，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 1979年，罗蒂出版了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这部哲学著作改变了人们对哲学的流行观点 ———“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我们能知道什么和不能知道什么”———在罗蒂看来，这些都是废话。他认为，人类应当关注的是他们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在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 1982 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后果》提出了他的新实用主义主张，即在某种程度上对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某种认同。对这种新实用主义及其后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出版于1989年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他在批判西方传统的超越历史观和普遍人性观的同时，罗蒂主张一方面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认真理是被制造，而非被发现到的，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合而成，必须付诸实用逻辑的检验。罗蒂把哲学从分析的桎梏中拯救出来，让哲学回归到“哲学的核心———人之为人，政治社群中人与国家关系”。 《后哲学文化》反映了罗蒂自《哲学与自然之镜》以来的思想变化。他倡导一种崭新的“后哲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无论牧师、物理学家、诗人、政治家都不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而那些特别出众的人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如果启蒙给我们带来的是后神学文化；那么对柏拉图主义的超越将会导致后哲学文化的诞生。罗蒂说人生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你想要认同于什么社会？想要成为什么社会的成员？一是你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前一个问题蕴含着你对其他人类的义务，后一个问题指向你对你自己的义务。 罗蒂一生颇为多产，其著作也不仅局限于哲学理论思考，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公共观点和尖锐批评，他讨厌那些宣扬爱国主义的批评家。罗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并同时积极参与文化政治学公共话题的讨论。 作为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1998年出版了《筑就我们的国家》，罗蒂强调左翼知识分子和基层的政治激进派之间建立某种强有力的联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失望地表示，社会民主左派塑造的民主党已经崩溃。他说，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得多数选票的政治立场”。他旨在激励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内事条，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热情，从而恢复美国文化生活的平衡.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罗蒂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曾这样评价自己。 罗蒂说: “ 伟大的系统哲学, 就像伟大的科学一样,是为了永恒而建构起来的。后现代哲学一味解构, 不搞建构, 不提出新的乌托邦, 不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进入了一种误区。在罗蒂的用语中, 乌托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思想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 即包括分配公正、 普及教育、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思想, 而摈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合理成分, 即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权威主义。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方案在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得到部分实现。后现代主义热衷于讨论文化多元、价值相对, 而在社会正义这个大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左派本来是喜欢马克思主义的, 只是由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而造成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感, 才转向福柯之类的新马克思主义, 但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后现代主义没有乌托邦, 而罗蒂呼吁新的乌托邦; 后现代主义不解决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正义的重大实际问题, 而罗蒂期待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 尽管对未来深深悲观，但罗蒂对美国的未来心存一丝希望。去世前不久，罗蒂写了一篇短文“生命之火”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沉思以及从中获得的慰藉。他总结道，“现在，我更希望生命中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写诗上，关于死亡这样的事实是斯温伯恩与兰道尔（Swinburne and Landor）十分了解，而伊壁鸠鲁与海德格尔不能领会的。或者说，如果我诵读了更多的诗句，在这方面我也有更多朋友的话，我就会过上更充实的生活。” 罗蒂2004年来到上海, 有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问罗蒂, 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施政路线是把穷人口袋里的钱更多地转到富人口袋里去, 你又说美国的劳工组织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 而大学知识分子却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 这是否合乎逻辑?” 罗蒂回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独立知识分子, 特别是大学的教师, 属于美国的左派,支持民主党的路线, 这包括他自己在内,但不得不承认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工人和农民却支持共和党。 罗蒂寄希望于美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罗蒂看来, 美国的大学是左派的温床, 美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关心社会的正义事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先知先觉者, 美国的政治力量不是铁板一块。美国的右派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但是美国左派的眼光要远大得多, 他们会从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作出政治决策。。 罗蒂说: “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人类应当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 “后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词是政治保守主义制造出来吓唬那些想要改革的人，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讨论它们，西方曾经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却没有实在的意义。 “12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用尽一生为社会正义而斗争。” “一个架子放得最低的哲学家，一个认真有趣的街头哲学家，看破一切哲学巫术……一个对中国有美好情感的哲学家，一个很不美国但又自认为很美国的哲学家”。罗蒂这样评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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