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宗教，若完全对良心问题闭嘴，行吗？

宗教的终极关怀，虽也毋违人间需要，然不必成就俗世目的，所以宗教于人伦道德，既非其目标，也非定其责任。不过宗教又未可忽略成德，若这边行为失德，那边说追求成圣，便变荒唐透顶的天大笑话。历史看到，宗教常不得不回头照顾道德，结果孳孳为善的有，假冒为善也有。事实证明，要解决道德问题，没必要靠宗教。对伦理道德，宗教非保有用，即使在教规严格的宗教组织，教法至上的宗教社会，都曾充斥败德之事。归根结柢，伦理道德是人事，要由人这端自己负责，上主神佛，无从代管。人事不能光问天，须先来问自己，问问这人心。人心活动中，有一种东西叫良心，无论中、外传统，或圣又或俗，均不约而同注意到其存在实为必然。宗教在世间，教徒仍要过良心之一关，可是宗教也须知放手良心，无论是对非教徒还是教徒，因良心终归一人事。更何况现代多元社会，人事良心不只对应一教权，如谁不愿承认个人良心自由，该自决向各种人负责，谁便要自绝于公众了。

良心是人在理性驱动下自由意志的自律，只能自主，完全独立，非为义务，不待他而有。良心的道德伦理活动，当下必须是一主体性原则，无关知性与神性，此义经康德哲学的处理，眉目总算釐清，后人的争议和讨论，都不外在他的框架下作文章。西方传统里的柏拉图、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都可收摄进康德内予以消化，最终成为康德系统的基本概念。由康德起，良心脱去原初的神学色彩，于世俗世界得一安立，此中成就，足与我国从孟子到阳明的良心论相辉映。良心独自表现实践理性合目的之无上命令法则，当是最后的、无失的，而为不可免之事实，故人皆可凭其无伪的良心，行所当行，承担道德责任。即使人于知性有缺，判断出错，行事偏差，但良心依然是他的天赋，本他的自由，这良心自由是他做人的一项最基本人权，绝对不容侵犯，任何人或团体，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他违背他的良心！不存在错误的良心，只有错误的知性；更不存在没有良心这一回事，除非是人他自弃良心之用。中国俗话说「良心给狗吃了」，最多含气在心头的情感语言意义，良心从有变无，怎好迁怒畜牲？另一句骂人说「丧尽天良」，虽然文绉绉，仍是不尽在理。盖天良天赋，你不见，非即它已丧尽，它不现，也非它化作乌有。天良能当下呈现心中，人不问，故无闻，不即等于良心未曾有，或曾有今却没有。良心昔有，今有，未来仍一定会有，此中义理须看分明！我做人，良心不会不存在，那别人也是人，做人岂无良心？我们国人常说自己问心无愧，讲别人才没有良心，推己及人之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良心一事上竟未能条理一贯。从经验上我们肯定自己的良心有馀，但肯定他人的良心实嫌不足。反观西方，良心从字根上便确认其「共」与「同」，良心共识同知，本义已含普遍性，明显比一己的个别觉知先出。

良心乃人之为人不可免的事实，康德以后，渐透过民主宪政，成为现代社会一具有操作性的核心价值。良心我有你有，我的良心不比你更有，我的良心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超越你的良心。中国人社会虽常嘴挂良心，但若未在自己讲良心之同时，肯认他者之良心，仍不算真正理解现代性。当然人会妄顾或违背良心，也会埋没或出卖良心，世上确有风痺人不知痛痒。但这能是他也是我，良心怎麽会出错，要看清楚，认真处理，如具现代意识，便不好简化成非有即无。良心首为「良」，只能良善，没有错误，才真良心，这在康德明白，中国传统里更不含煳。良心既良却仍出错，问题不在良而在心。按西方传统，良心是良觉共识，又是良知同知，这觉与知，人人共同。唯觉虽不会错，知常有误，你我也皆然。良心所知会有误，西方详论，咱中国传统也非不懂，所以朱熹要格物致知，先处理认知问题；阳明要致其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照察。若不懂良知实现过程之艰难，就无以明白阳明所谓致良知的真谛，也未便体谅朱子恒言格物致知的苦心。良心觉善不爽仍知误，此二义中西哲学圆成之说所见略同，只一点见同识异，关係重大，故往下我们须认清楚。

前文说过王阳明以心即理，良心现天理，此是乾坤万有基，管乎天下之理，具绝对的客观法则意义。但在康德，良心只具有理性的主体性原则，良心感受法则，并作「守护在人之内的法则之力量」。表面看来，前者发见天理，后者感受法则，二人皆以良心有觉善之能；又前者良知之天理，后者良心护法则，天理法则无良心不得，二说亦若合符节。既然如此，那丁点歧义又从何起？照康德说，良心所守、所出的无上命令之法则，是自由意志下之实践理性所发。当他端详这意志如何作为道德的机能，发现内含二分间架。意志直觉感受绝对价值，作为立法的机能，它乃纯粹的意志。此一意志，理当不受任何对象限制，不为情感纠缠，应无拘无束地希求并认可至善。然而作为感性存有的人类，意志的概念只能自内在经验汲取，知性辨解相对价值，作为司法的机能，俾理性法则付诸行动而成实践。此一司法而非为立法的道德机制，仅属广义的意志，是前述狭义的纯粹意志用以间接落实到行动的桥樑。广义的意志乃欲求价值的意念，康德另名之谓「意愿」willkuer，以便区别于那纯粹之「意志」wille。在理论领域，康德作这意志、意愿二分甚为精到：「意志」具立法自由，乃积极意义的自由，那属一种理想境界；现实中，无奈我们只有消极意义的自由，愿意独立于经验，望有自专任意选择如何行动之自由，乃为「意愿」之自由。经此慎密分析可知，理性之实践，必然是纯粹意志，意志自由自在，趋同至善，纯然之善意当自律地建立必由之法则，在这层意义上，意志与法则当为一。不过纯粹意志尚要通过意愿，令具主观准则的善行产生实效。意愿行事的准则或谓格准maxim，仅格言式标准，要在普遍道德的法则law规定下，才真具客观性。

康德这套西方哲学术语表述的良心理论，若用阳明的话转译，概皆相通，其「心」之为义，犹彼之「意志」。《传习录》论人心，云：「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箇天理。原无非礼，这箇便是汝之真己。」阳明经常强调此心的「心之良知」，因以本心纯粹，无非是礼。此心本纯良而知善之心，故又名良知。所以称知不谓心，因这良心是理性直觉认知绝对价值之心，云：「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故良知心体是天地万物之主，万法之准。说道德本体，康德用纯粹意志，这在阳明，则用心之良知。道德主体主宰于心，而直觉其知，称之良知。这良知以觉为义，感而遂通，不思而得，全然直觉认知。揆之西方传统应类良觉非指彼之良知，康德又名意志，指至纯的狭义意志。阳明用汉语讲说的同一道德主体，载体为身，主宰为心，直觉为知，发用为意，意之所在身体力行实现为物。所以见阳明以心、知为体，身、意为用。用身行动，运意成事，犹康德赴之实践下的「意愿」。他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这心、意二分间架，与意志、意愿之设，几无二致！那歧义又何来？

论心、意之关係，阳明又云：「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亏损了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真己即心，其觉性虽无对，但还要发为心之用的意，其知性见闻之知有对象之对。意无心之超然，它要戒慎恐惧其所睹所闻，不免刀割针刺之痛。这番话竟有点像康德说中文的味道，因康德也曾一样谈到意志中的狭广二义关係。他说意志之一般，好比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纯意志作为形式的先天原则与善意愿作为质料的后天动机之间，常无力化为先天原则，而要随后天动机，感到徬徨痛苦。就在这中西伦理学高峰的心之意志与意之意愿的同构中，心、意关係由理论领域要进入实践领域，便突感紧张。王学以知行合一予以消解：「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践行令到心外无理，良心与法则是一。康德却以西方分析思路，处理知行中智思与现象的两分，当理论要进入实践，仍谨守二者釐然有别之界域。人意向于善而现良心，其意志之一般，面对实践理性的意志自我立法，便自甘退居意愿者，感受并保有那法则，与讼中仅为判官司法，不迳充法官释法而立法。良心与法则虽仍非一，至善可望不可及，绝对命令反弥足珍贵，自律担当才特别珍惜，个桉推究更倍加珍重！紧张即使还在，已非成德障碍。中西歧义，出现于由心到意之实践，涉及理性形上根源怎样关连现象界的问题。宗教终极关怀要正本清源，岂能对这疑桉不思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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