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年轻时候侠气的确厉害：）

将他刺杀摄政王的事ZT一下：


上世纪20世纪初，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外交困。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40余年的慈禧太后于1908年先后撒手奔黄泉而去。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换汤不换药的皇朝尽管完成了政权转移，但丝毫没改变它行将灭亡的命运。

　　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义举。暗杀是义举的一种辅助手段，这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中的一种手段。从1904年起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共发生10次革命党人起义，其间，有6次暗杀活动也在悄悄地进行。

　　1908年年底，面对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提出了“中央革命”的主张。他们计划到北京对权贵进行谋杀，以此打击清政府，推进革命的成功。

　　翌年年初，汪精卫秘密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实行暗杀计划。孙中山知道后，与刚到新加坡的黄兴联系劝阻，并致电香港冯自由，告知汪已乘来港，令冯堵截，并阻其暗杀计划。冯即于码头守候，将汪接到住处。汪见为同志所知，暂停进行暗杀活动。但血气方刚的汪，暗杀之心不死，后到了东京，仍筹划此事。

　　在东京，汪又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组成一个暗杀团体，共7人。黄复生、喻培伦专制炸药，因在日本试验不方便，汪乃与黎、陈、黄、方等又回香港，设秘密机关于黄泥甬道。经李纪堂介绍，于邓三伯农场进行诸种发火试验，如电气发火法、化学法、钟表法等。汪忽闻得清大吏端方将于京汉路南下，黄复生、喻培伦等便到汉口守候，欲于车站狙击之，但因错过机会，即将炸弹壳和炸药留于同志孙武处保存。

　　汪精卫又从日本到香港购置炸药，正在香港的黄兴极力劝阻，但汪无论如何听不进去。汪临行前，于1910年1月11日留书中山先生，说明暗杀的目的与意义。 　　汪精卫于1910年1月11日留书中山先生后，即行返国。1月13日左右先抵奉天（现沈阳）。陈璧君来奉接头。次日晚，转抵山海关，汪于旅店料理发辫。第三天，乘汽车赴北京。到北京时，已是晚上7时许。车站略作检查，因炸药均装于身上未被查出。在北京，为遮人耳目，汪、陈两人扮成夫妇，从事谋刺的准备工作。他们在和平门外琉璃厂东门内火神庙西夹道（即太平桥）开设守真照相馆作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些青年革命党人热情有余，似乎忘了这是清政府统治中心地———北京。他们在装束上也未改变，几个没辫发的青年在这里出入，有时还聚会畅饮，“欢声且达户外”，引起了当地巡警和居民的注意。因没有事发，未予追究。

行刺　　汪等人在北京住10余天，到1月30日，汪、陈即至车站守候，欲以手榴弹实行暗杀。但因车站戴红顶花翎者遍地皆是，无从下手，二人怅然而归。又待10余日，查清摄政王状貌和上朝必由之路，并迁居东北园。1910年2月28日，汪、陈二人又至地安门守候，欲待摄政王上朝时以手榴弹炸之，但候至10时许，仍未见人，汪、陈重返寓所。后知摄政王所经之路，均有警察、禁卫军布满大街两旁，到时各店均要关门，行人尽驱之于小胡同之中，不准出来，且每店门外均有一人把守。某日，才觅得一处可埋地雷，又因恰逢修路，摄政王又改道而行，此计又落空。

　　3月30日，黄复生寻得一石桥、一古渠，离摄政王府很近。桥为什刹海侧之银锭桥，为摄政王必经之路，桥下无水，汪和黄即于石桥下掘坑。当下埋好地雷，但引火电线不够长，遂于4月2日又购电线再到桥下掩埋，并准备当晚隐匿于桥畔古渠内，待次晨摄政王上朝时引爆。

　　汪自告奋勇引爆。因是烈性炸弹，威力颇巨，一旦爆炸，汪定无生还的可能，实在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谋刺。一切就绪，只待天明。此时，浓云重重，狂风怒号。汪与同伙正暗自叫好：老天助我成功。忽然有一男子行至桥边，而且四处寻觅，寻到桥下发现了电线等物，旋即报告了警察。警察从桥下查获了炸弹，此事遂告败露。　原来，那男子是个车夫。其妻颇不安分，离家已3日未归。车夫当夜查访发现桥下有人影，以为抓住了奸夫淫妇，结果却使汪精卫的搏浪一击付之东流了。

　此时，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曾到守真照相馆劝黄逃走，黄则矢口否认与此事有关，也不逃走。清吏从地雷铁壳上发现为北京骡马市大街鸿泰永所制，即拘讯场主事人，因而审出系守真照相馆所定制。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罗世勋（守真照相馆司事）均遭逮捕。当时，按律当斩，但因清廷已非昔日之强大，慑于革命党人之声威，未敢论律处刑。

　　汪深知此罪必死无疑，但被捕之时颇为从容、凛然，且口占一绝：“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人传诵一时。

　　当临近斩首的时候，程家受中山先生指示，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内务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笔墨疾书《供词》一份。宣传三民主义，慷慨陈词，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