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与浙江大学的关系，大概是——
不是一开始就奔赴，而是走过山河万里之后，仍然回到这里。
1997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文化系。这个系在浙大的版图中或许并不显赫，但对我而言，却是命运几经转折之后的一次重要回归。
我本科所学是工业造型设计，却始终对文字与文化怀有执念。也曾考虑报考杭州大学中文系，但一方面自觉古文功底尚浅，另一方面也隐约害怕那种相对单一的学科路径。相比之下，彼时浙大新设的国际文化系，以中西文化为参照，强调开放视野与综合素养，更像一片尚待开拓的精神疆域。
于是，我选择了它。
然而，在我最初填报大学志愿时（1989年），我并没有把浙江大学作为首选。年少的轻狂，往往需要命运的打磨来完成它的修正。
我出生在浙江一个小山村，从小目睹一些根深蒂固的现象：重男轻女，视野狭窄。这让我本能地渴望远行，渴望走出熟悉的边界，去更广阔的世界。因此，在志愿表上，我写下的是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远方的名字。
那是一种带着倔强的远行愿望。
然而，命运很快给了我一次意料之外的重击。
那一年，数理化试题异常艰难，一向依赖这些科目拉高总分的我，发挥失常。尽管仍是全校第二名，却与第一名相差三十多分。成绩虽超过重点线数十分，却与理想院校之间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距离。第一志愿落空，后续志愿面临调剂。我至今记得那通电报，也记得爷爷那句叹息：“浙江没有学校要你。”考分比我低的，有去同济的，也有去浙大的。
而我却与之失之交臂！茫然之中，只好选择“服从分配”。
于是，我被调往重庆大学工业造型设计专业——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地方。
那个年代，三天两夜的火车，翻山越岭，还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轰鸣的车轮声，将我从熟悉的世界带离，送往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生起点。
造型专业本应归于艺术体系，但当年的重大却将其置于机械系之中。我像一只误入其间的羔羊，仿佛被命运放逐。那失落四年，并不轻松，却也成为我精神成长的重要阶段。
在图书馆中，我第一次真正沉入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被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文字不仅为我提供了安放内心的空间，也让我看见了现实之外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毕业之际，命运再次转折。
因食堂饮食问题导致腹泻高烧，我住院一周，错过了回杭州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机会。阴差阳错之下，我进入绍兴市城建委系统。路径看似稳定，年终奖也高于多数单位，我尚未绽放的建筑梦，却在水泥与钢筋之间，悄然压碎。
转机来自写作。我业余创作的《敲响下一扇门》获得《新民晚报》征文奖，是当年浙江地区唯一的获奖作品。由此，我进入报社，从记者、美术编辑到副刊编辑，在文字与图像的世界里，找到一处暂时的芳草地。
那段时间，我甚至拥有了一次“安稳”的选择——一套分配给我的住房，一串钥匙，安静地躺在掌心。
但我选择交还。
因为我清楚，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在短短几个月里，以近乎“牛角挂书”的方式突击英语与政治，重新争取进入理想学府的机会。那扇门的名字，是浙江大学。
这一次，不是命运把我带来，
而是我主动走回来。
在玉泉校区人文学院的学习时光，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那正是浙大人文精神意气勃发的年代，学院锐意创新，开风气之先。我先后师从骆寒超，胡志毅，沈语冰，徐岱。时任校长潘云鹤大力推动人文复兴，并力邀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使这一时期成为浙大人文精神重塑的重要节点。我们这一代学生，恰好站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起点之上。他虽年事已高，却仍尽力授课。课堂之中，文学与人生相通，江湖与现实交织，令人受益良多。
我记得有位同学，请金庸先生在她掌心签名，为了不让字迹消失，一周不洗手。
那是一种带着天真的热烈崇敬。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进入杭州商学院任教。正值人文学院与艺术学院整合发展之际，我亦参与其中，见证了人文艺术学科在新阶段的探索与成长。程大荣、潘水根、杭莹、徐斌等老师，都是与浙大杭大有这样那样的深刻渊源。
2001年，我再次回到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毕业。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与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时期有了更长时间的交集。
彼时的他，虽不以传统学术路径见长，却以讲座、交流与人文活动持续影响着校园气象。从正式招收博士生，到频繁回校开设讲座，他所带来的，并不仅是课程本身，而是一种更为开阔的人文视野与精神气度。
从学生时代的仰望，到后来在同一学术体系中的并行，这种跨越时间的呼应，使我对“母校”二字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逐渐意识到，所谓武侠，并非刀光剑影，而是一种关于“如何为人”的精神路径——正如我的导师徐岱在研究中所揭示的，“侠士道”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君子之道”。
2011年，我来到美国。那时，我心中始终记挂着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我们之间，说不上相濡以沫，却也难以相忘于江湖。命运曾在法拉盛缅街给予两次偶然重逢，一次在教堂之下，一次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人海之中，短暂相遇，熟悉与陌生交织，却终究未能留下更多交集。不久之后，她骤然离世，让我在哀伤之余，重新思考人生的轻重与缓急。
也正是在那之后，我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的公益活动之中。在异国他乡，校友会逐渐成为连接彼此的重要纽带——不仅是情感的延续，更是精神的依托。
回望来路，我与浙江大学，从来不是一场顺理成章的相遇。
它不是我最初的选择，却成为我最终的归属。
有些地方，不是在起点就被选中，而是在走过漫长的弯路之后，仍然愿意回来的方向。
有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有些人与我们共享同一段时代的精神坐标。
而浙江大学，正是这样一种——兜兜转转的爱。
也因此，我更加期待：
校友会，能够成为
兜住五湖四海
校友之爱的温暖港湾，
让每一次远行，都仍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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