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年 那 月
（一）前言
这里讲的是一些真正老掉牙的故事。
我们这些人曾经被称为“末代大学生”，我们是经过“文化革命”“洗礼”的一代（如今有些人已经作古，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们的一些经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那么的可笑和那么的不可思议，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从现在开始，我准备把那时的部分回忆写下来，以供后人参考。现在首先准备把1969年到1970年的一段回忆写下来，这一段最初写于1970年，并不是当时的日记——那个年代记日记被认为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因而是通过回忆记录下来的，所以必定有许多疏漏和不准确之处。由于当年的许多语言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读懂，因此我打算花些时间用现代语言略作修改，以便年轻人阅读。现正在修改中，打算改好一段就发一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 年 那 月
（一九六九年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
目 录
1.前言
2.走进生活
3.太阳每天照常从东方升起
4.一石激起千重浪
5.千山万水到汉中
6.新天地
7.开始熟悉
8.新发现
9.“滚雪”
10“玉盆”
11.汉江机床铸锻件厂（四厂）
12.“沛公帝业今何在？”
13.“原始森林”
14.“快了”
15.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6.哑姑山的传说
17.二上哑姑山
18.天台四万八千丈
19.每逢佳节倍思亲
20.勉县三国故地游
21.血书
22.章国梁的独立思考
23.水桶那么粗的竹子
24.李指挥的远景规划
25.“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6.最初的几天——留心处处皆学问
27.大崖山的宏伟建筑
28.指鹿为“龙”，风雪“大游行”
29.“熊猫泉”和“样板田”
30.“革命化”的春节
31.常在河边走，怎能不喝水？
32.春天里的一把火
33.二系群英汇元坝
34.“省来省去”——孙悟空来水帘洞称王
35.将军木的故事
36.几点说明
37.西流河畔伐木丁丁
38“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9.“二系速度”和乐不思“京”
40.“山人”终于“出山”
41.多余的话——后记
附录（一）：送你32句名言，据说可以改变人生
附录（二）：关于黎坪解放前遭受虫灾原因的传说
附录（三）：校友修竹的回复
（二）走进生活
一九七○年七月，我们这些经受了文化革命洗礼的“末代大学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学生生活——我被分配到“沈阳低压开关厂”工作。
列车在我往返过多次的京广线上疾驰。伴随着火车车轮与铁轨单调的撞击声，一座座丘陵、一块块平原在我眼前一掠而过。郑州、石家庄、北京，既而天津、山海关。现在已经来到山海关外，两边光秃秃的丘陵和白花花的盐碱地抢入我的眼帘，前天晚上母亲在武昌车站送我的情形，总在我脑中回旋，“相见时难别亦难”，此时的我有了更深的体会，当时母亲和我都流着眼泪。随着“文革”的深入，人们更加珍惜亲人之间的亲情。但是不别不行啊，人总要长大，总要独立地面对生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令人厌恶而又漫长的学生生活终于熬到头了！对于未来，此时的我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我将要生活、工作的沈阳市，是全国有名的重工业城市，想到每天紧张而愉快的工作之后，再打打篮球看看书，使我忘记所有的不快，那是多么惬意呀！说来可怜，这就是当年我们这些经过“文革”洗礼的“末代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随着人流我走出了沈阳车站。街上人群熙攘，无轨电车、汽车，还有在关内城市已经绝迹的有轨电车，从我身边轰隆轰隆地开过。我的“低压开关厂”在哪里？派遣证上写的是“兴工街”，有人告诉我：坐“磨电”即可到兴工街，并且将手往右边一指。在脑细胞飞速地运转之后，我猜想“磨电”这个有趣的称呼大概是指有轨电车吧。走到车站一打听，果然不错。很快“磨电”就来了。
“请问低压开关厂到哪一站下？”我边买票边问售票员。很遗憾，她说：
“你应该坐8路车才对，这个车越坐越远了。”
唉！远就远吧，既已如此也只好算了，一回生二回熟嘛。生活本身就是要不断地迎接无法预知的挑战。
我在兴工街下了车，沿着一个民警指引的方向走去。沈阳不愧是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如棋盘格子般的道路两旁座落着一家挨着一家的工厂，如今我才真正领会到了什么是“烟囱林立”。高大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黑烟，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显得非常雄伟和壮观——当然这是当年那个年代的说法啰！
“不巧得很，今天是我厂的休息日，你要报到只有等明天了。”在厂政工组值班的王治国很遗憾地告诉我。
真是倒霉，原本以为星期一报到，办理手续会顺利些，谁知正好相反。还好，我到低压开关厂所认识的第一个人非常热情，他说：
“你还是先到独身宿舍（也就是其它地方所说的单身宿舍）住下，我们厂一共有两处独身宿舍，一处在广场，一处在十三路。”随后他拿起电话，问了一下宿舍的管理员，当得知我被安排到“广场宿舍”后。王治国异常高兴地告诉我:
“广场宿舍很好，离厂比较近，走三、四十分钟就到了，十三路宿舍则有十多里远，广场唯一的缺点是没有食堂，不过关系不大，宿舍附近有好几个饭店，等的时间不算长，饭菜也不贵。”
他的话在我听来，却是现实生活对我美丽幻想的第一个打击，对于习惯了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我来说，今后每天除了要在路上耗费我一个多小时的“美好青春”外，还必须在餐馆解决民以食为天的“进口”问题，让我觉得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委实太大了一点。
确实，我只走了大约三十分钟就找到了广场宿舍。我已经被分配到了七号房间。这间房约十二平米，连我一共四个人，一个是早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刘师傅，一个是在食堂工作的许师傅。还有一个八级工老姜头，因患食道癌现住在厂疗养所，因此这间房暂时只有三个人。我的行李，早已由机械一系的华方同学帮我从火车站取回来了，他毕业后没有回上海家中看望父母，而是直接来厂报到的，那年头，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地方。总的来说新的环境还算不错，只是有点乱。
刚刚打开行李，分配到沈阳机床一厂的孙敏才就来了，他说估计我今天应当来沈，再加他的宿舍离此很近，所以路过时进来看看，结果果不出他之所料。
在人地生疏的沈阳，见到大学期间朝夕相处的同学，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俩走出宿舍，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走着，他向我介绍着附近的环境。我们宿舍离铁西广场不远，所以叫“广场宿舍”。马路两旁种了不少树木，可惜没有路灯。月亮在阴云后面时隐时现，从我们身边驶过的有轨电车，发出低沉的叮咛哐当的声音，这一切给我这个初到沈阳的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路边有一家水果夜卖店，买了几个苹果，咬一口，又酸又麻真不是滋味……
（三）太阳每天照常从东方升起
新的生活开始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脸、刷牙、走路、吃早饭，在学校时这一切也许可以慢悠悠的进行，现在却必须以打仗的速度在75分钟之内完成。七点一刻开始“天天读”（读毛主席的书），然后是工作，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开会，还是政治学习。在那个政治是灵魂，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功课。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时，已经七点多钟了！生活很快使我失去了新鲜感。我喜欢的篮球运动，也已经变成了远古时代的传说——别了，曾经让我厌恶的学生时代！
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厂里的工人师傅都这么称呼我们，工作还没有进行具体分配，厂里正在新建一个酸洗车间，非常需要劳动力，因此让我们暂时在“修建连”当小工（沈阳称之为力工）。当年的中国由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所以学校里边的班级不叫“班”而叫“排”，工厂里的车间不叫车间、工段，而叫“连” 或“营”。
盖房子在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在学校读书时就多次参加过修建车间和校舍的劳动，但失望的我再也鼓不起学生时代的那股劲了。眼前的一切与我所希望的大相径庭。不要说铁西（沈阳铁西区，也就是铁路西边的区）的烟灰有多大，那是尽人皆知的，在室外眼睛常常要被突如其来的烟灰迷住。更不用说我们厂（号称全国低压电器行业第一大厂）有多乱，有多挤。厂房是一间挨着一间的锯齿形厂房，中间没有空档。厂里唯一的一条由东到西，只能走一辆汽车的马路，既是垃圾站又是仓库。一到月底马路上堆满了产品，以至于人都无法通行。
最令人失望的是宿舍没有食堂，每到休息之日，就不得不让餐馆检验我的耐心，我必须依靠顽强的毅力，坚持坐上一、两个小时才能解决人生第一大事。试想以后正式分配到车间后，倒班是避免不了的。那时每天都必须在此泡上一、两顿饭，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呀。菜并“不贵”，但如果每天都让其从我的口袋之中掏走一元多钱，总觉得还是有点过分。要知道，处在实习期的我，每月的工资也才460大毛呀！当然肚子是自己的，委屈谁也不能让肚子受委屈呀！
想不到的还有，工厂的会比学校还要多，每天毫无实质内容的马拉松式会议没完没了，好在工厂在在这方面比学校还是好一些，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并不严格考核。一次高中时的同学吴红兵从抚顺来看我，本打算请一天假陪他去玩玩，有人告诉我，请假扣工资不说，还不一定能批准呢！干脆我就溜之乎也。
不管怎么说，人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很快我就习惯了这疲于奔命的生活。转眼之间十一月就要来临，也就是意味着长达半年的，窝窝头加西北风的生活即将来临。当时的沈阳，每人每月只供应4斤细粮（大米或小麦粉），其余就是吃高粱米、小米、玉米面等粗粮。当年全国每人每月供应5两食油，只有东北地区是每人每月3两食油。独揽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是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我们的湖北老乡），东北人民为了感激他恩赐给人民三两油的伟大功绩，将 “陈三两”的光荣称号毫不吝惜地赠送予他。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某天食堂主管大笔一挥，贴出“安民告示”一张（那年代大凡通知之类的均以“安民告示”为标题），其内容大致是：细粮必须在10月25日之前吃完，或者从食堂把细粮买回去（我们是集体户口，因此“粮食关系”在食堂），否则作废云云。
天哪，我虽说来沈才几个月，没有攒下几斤细粮，但那么宝贵的细粮谁也不甘心作废呀。而食堂从来就不做细粮，每天只卖玉米面发糕和高粱米饭，因此只有将细粮买回去，自己想办法做这华山一条路了。
按规定，食堂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卖粮。一共要排三次队，开票、付款、称粮。讲是要排队，其实只有傻瓜才排队，因为根本就没有队，谁能挤进去谁就是好汉。我们新来的“大学生”比较团结，七、八个小伙子一齐使劲，总算挤进去开好票。我刚一挤出来，就听哐啷一声，开票窗口的玻璃碎了一块，可怜这就是生活的第一课——叫做适者生存呀（丛林原则）！
来到称粮窗口，还没等我们往里挤，又是哐当一声，这回可不是玻璃碎了，而是称粮的老师傅将窗户关上，说是12点半已到，不卖了，你们上班去吧！大家哪里肯依，提货单上明明写的当日提货有效呀！老师傅说，为了照顾大家，不作废，也不用等到下周六，星期一就开卖。
星期一的中午又是一场紧张的战斗，12点半还未到，“砰”的一声窗户又关上了，“不卖了，你们4点半再来吧。”天哪，这么小的权利，也被人发挥到了极致！
吃一堑长一智，还未下班，我们七、八个人就抢占了有利地形，把窗口堵了个严严实实，其气势真是“舍我其谁也”。生活的竞争终于把我们这些弱者升华为“强者”了。
时间过得不算慢，但原先承诺国庆以后给我们分配工作，由于计划赶不上变化，国庆过后又建起了锅炉房，因此“暂时”又不分了，据说锅炉房完工后还要建——车——库……哪一天才会分配呢？
离开学校才四个多月，回想起来却感到好像十分遥远。是的，学校生活无疑是一去不复返了。刚离开学校时的那股高兴劲，已经化作无尽的思念：
每当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匆匆行走之时，每当我在餐馆的桌边无聊地等待之时，每当我在宿舍的煤气炉旁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之时，每当……，学校的生活就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现……
（四）一石激起千重浪
公元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年大庆的庆祝活动已经结束，节后的北京显得从未有过的宁静。屁股和板凳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学生们，又不得不重新把自己的屁股挪回到板凳上。老实说，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真盼望早一天结束这样的生活。突然小道消息一下猛增了十倍。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李先念同志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的紧急会议，宣布由于战备需要，北京市各大专院校一律外迁或疏散。
当年重要的消息一般都是先经小道传播，而且事后多有验证。很快这一消息就有了各种版本的佐证。曹长城在北京邮电学院有一个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来玩，而且很善于神聊，那天他又来了，大谈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学校里电子管都不值钱了，被人从楼上扔下去听响玩。廖熙玲也说化工学院很快就要搬出北京……
形势发展很快，东郊的学校也传出搬迁的消息，经济学院将要疏散到河南，广播学院也……
关于我们自己学校的情况却听不到任何官方消息。食堂成了小道消息交易所：
“北京市将有三所高校不外迁，其中就有我们学校。”有人这样说，不过立即遭到驳斥：
“总务科的老李正领着一帮人拆床并捆扎起来，这不就是搬迁前的准备工作吗？
消息最灵通的要数秦放了，他十分神秘而又肯定地说：“宁副指挥、贺林和赵森林昨晚乘三十三次车走了，大概我院不是迁往汉中就是德阳。”
“文化革命”开始时，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原因，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是处于毛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状态），后来毛主席决定向学校、企、事业单位甚至各级党政机关派遣“工人阶级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实际上其实是由“解放军宣传队”对全国进行了军管，当年有句话叫做“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所以毛主席对解放军最放心。宁副指挥就是“军宣队”的副总指挥，贺林是“文革”前的副院长，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院“革命委员会”的。
也许真的我们就要离开这已经生活了四年多的北京了，将要到哪里去？北方呢还是南方？要是南方就好了，冬天不冷，风景还好……，当然还是在北京最好，生活在北京是多么幸福呀！
“文革”开始后，我们经常要接受“战备”教育。官方的讲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必打不可，早打比晚打要好，而且大战之后我们可以在废墟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我可不这样认为：毛主席不是讲有两种可能嘛，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说必打岂不是只有一种可能了？其实形势是早已如此，每天都在说战备，每天又都没有打起来。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局部战争，谁也不想在更多的地方被卷入，但谁也不得不有所准备。越是有准备，战争越打不起来，如不备战，战争也许就要降临。备而不战，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当然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违而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狂人也会有的，他们不是正常思维的人，而是疯子，这一点必须考虑到，所以说有两种可能。当然，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疯，战争只不过是他们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的手段而已。
院里终于召开了战备搬迁的动员大会，军宣队的李指挥讲了国内国外的形势，作了迁往汉中的动员，并介绍了汉中的情况。李指挥者，姓李名衍，据说来我校之前是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他讲话风趣幽默，同学们都喜欢听他作报告。和往常一样，李指挥一边双手不停地比划，一边说：
“机械学院有一池、两堂、三气，一池是机械学院的游泳池；两堂是礼堂和澡堂，机械学院有北京东郊最好的礼堂，还有北京高校最好的澡堂，全年365天，天天都由热电厂供应热水，不像北京其它高校，因煤炭紧张的原因，一个月才开一次澡堂；三气是电气、煤气和暖气，北京大多数地方当年都还处在烧蜂窝煤的初级阶段，机械学院烧的却是煤气；机械学院的暖气也是由热电厂供应，不像其它高校因煤炭紧张而每年推迟供暖。同学们，你们要有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在汉中我们将要住在老乡的家里，甚至住在窑洞里边——那里有几口大窑洞，深达四十几米，过去是胡宗南的弹药库……”。李指挥还说，以后你们也许没有自来水用了，早上起来在小河边洗脸，没有肥皂就用草木灰……。对于大多数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学来说，很难将这些与“艰苦”挂上勾，我们倒觉得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浪漫！
动员大会结束后，每人发给一张学校的“介绍信”，让大家去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如牙膏、肥皂、提包、手电筒等等。那时虽然公开的媒体上每天宣传的都是，国内、国际形势一派大好，且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其实商店里陈列的多数都是非卖的“陈列品”，因此有人戏称“百货大楼”为“摆货大楼”。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所以我们要拿“介绍信”去买日常用品。
学校里批判施、邓及杨超伦的大会仍然继续进行。当年全国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甚至农村生产队都有两派“群众组织”，各组织都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都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毛主席到底想些啥，谁也不知道，所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就无休止地斗来斗去，其间不但有“文斗”还有“武斗”，当时被称之为“派性斗争”。我们学校也不能例外。我参加的组织叫“东方红”，另一派叫“红旗”，“东方红”是学校里边“掌权”的组织。毛主席的说法是：群众都是好的，但群众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坏人”，施、邓和杨超伦就是“混进”我们“东方红”里的“坏人”。
经过多年无休止的“派性斗争”，大多数人的“派性”早就被消磨光了。说实话，其实是对“文化革命”的实质有了新的认识，只不过大家都不敢说出来而已。我认为所谓“群众组织”无非都是一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的集合。没有什么必要再把精力花在那些无休止的“批斗”会上，因此借口东西还未准备好，向排长王光复请了两天假，到王府井闲逛了两天。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有机会到北京来，再见吧北京！
汉中到底是什么样？现在还只能是纸上“看”兵，一有空我便打开地图——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中间是汉水——这一定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小河边上是山，山根底下是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汉水的浪花似乎已经冲打到我的身体。我越想越开心，心里美滋滋的。当然一想到即将离开北京这个舒适的环境去过艰苦的生活，心里不免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搬迁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各实验室都在清理物资，准备装箱运走。另外一些人有的拆铁床，有的装汽车。我们排被分配在火车站卸汽车。总务科的韩正信和我们一起工作。那年头教师的地位比学生还低，所以干活的时候必须比学生还要卖力。他由于个子比较小，吨位却比较大，当然动作就不太美观啰。只见他把一个床架顶在头上，迈开四方步一步三摇地走着。虽然如此卖力，还是做了我们这些学生大爷的开心果，害得我们捧腹大笑不止。十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有些冷了，老油子江安伟见车站有间小铁屋，不知他从哪里找了一张椅子躲在里边避风，马振明呼的一下把门关死，哥几个在屋外拼命敲打铁壁，还有人从窗户往里扔沙子。这也许是我们舍不得离开北京心情的一种渲泄吧。
收工时我与王光复捷足先登，钻进了汽车驾驶室。韩正信由于“贱”为教师，只好自觉地往货车箱上爬，但胖得怎么也爬不上去，最后还是几个人拽着他的胳膊，象提死猪一样把他拉了上去。
汽车开动了，司机是北京齿轮厂的，去过汉中。他边开车边和我们聊天：
“念书真好啊！”
对于他的感概，我非常不理解，身为学生的我们谁都希望能早一天改变这样的生活，越快越好：
“有什么好？”我有些不以为然。
“当然好啦，有吃有喝还有玩，我很想念书，就是没有机会。”
听了他的高论，王光复接着说：
“我们念了半天，都变成臭知识分子了。”司机师傅说：
“主席讲的，不要搞得太臭了嘛！”
…… ……
（五）千山万水到汉中
11月5号，第一批去汉中的今天出发，他们走后，打扫宿舍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搞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房间里满地都是破纸、破布、破鞋、破碗，甚至还有破手风琴，总之和战争电影里边国民党逃跑后的场景一模一样。军宣队副总指挥郭老头子大光其火，马上召集全院大会，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1969年11月10号，我们第二批今天出发。早上起床打好行李之后，大家赶紧将屋里的家俱搬出来，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集合了，人还真不少，有要走的，有前来送行的，大家在一块热烈地谈论着……
我们背着背包，排着队向北京东郊火车站走去，人们的心早已飞到了汉中……
随着一声汽笛，火车徐徐地开动了，亲友们在做最后的一次告别。再见！再见——！再见——！
东便门……龙潭湖……永定门……丰台、卢沟桥、良乡、琉璃河……。啊，再见了，可爱的北京！再见，再见！也许是永远地再见了！
火车一路上走得非常顺利。安阳，这是孙敏才的家；郑州，这是王光复的家；西安，秦放的女朋友早已等候在车站；宝鸡，多么漂亮的新兴工业城市啊！我们何年何月才能毕业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能分配到宝鸡这样的城市也就心满意足了。
大家在火车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火车在陡峭的秦岭上飞驰：看，一座座山峰多么高峻！看，一条条河流多么湍急！火车从山洞里穿越，火车从桥梁上闪过……
（六）新天地
12日零点，火车停在了阳平关车站。李指挥等学校领导已经迎候在站台上了。
接我们的汽车全是卡车，不象现在卡车不许带人，那个年代人货混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爬上卡车，我裹紧身上的大衣，放下棉帽两边的护耳，再戴好口罩，新的征途又开始了。
在车上前来迎接我们的海峰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大家急不可耐的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呢，不紧不慢地介绍着他所知道的一切：
“一机部在汉中共有五个工厂，它们是：汉江机床厂、汉川机床厂、汉江工具厂、汉江机床铸锻件厂和海虹轴承厂，简称一、二、三、四、五厂。一厂、四厂是上海机床厂下的‘蛋’；二厂是北京第二机床厂下的‘蛋’；三厂是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下的‘蛋’；五厂是哈尔滨轴承厂下的‘蛋’。二厂对我们搬迁支持最大，工人们说，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尽管他们的住房已经非常拥挤，还是主动地把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
“车往哪里开？”司机打断了海峰的话。
“筹备处。”海峰回答道。汽车开动了，海峰继续讲：
“这里有开飞车的习惯，汽车比火车还快，大家注意一点。”
此时我抬起头来一看，四周全是山峰，夜色笼罩着山头，黑鸦鸦的一片。汽车沿着倾斜的山路飞奔，虽然不停地拐弯，但并不减速，好像还越开越快，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我坐在车厢紧靠驾驶台的的那个角落，不知为什么，不时有许多“美丽的火星”从驾驶室旁飞出，搜尽我二十多年的人生阅历，还是不得其解。后经仔细观察，终于发现：司机师傅其右手掌握着我们这几十个人的“大方向”，而左手拿着一支香烟，紧吸几口之后再伸出车窗弹一下烟灰，那飞溅而出的“火星”，其实是出自这位“司级干部”之手。汽车不停地下坡，拐弯，下坡，拐弯，拐弯，下坡，下坡，拐弯......，北斗星时而出现在我的前方，时而又出现在我的脑后，一会在我的左边，一会又出现在我的右边。天在旋转，地在动荡，历时八个月的汉中生活，象电影一样从此在我的眼前一幕一幕地展开。
终于可以凭我自己的双眼看一看真正的汉中了，虽然坐了两天的火车硬座，已经无比的疲倦，我还是极力睁大着眼睛，透过那茫茫夜色，观察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一座山峰从我身旁一掠而过，十座山峰向我迎面而来；竖起耳朵，似乎听得到山沟里哗哗的流水声，睁大眼睛，依稀看见了山顶上那挺拔的苍松……
“二系的上张寨。”迷迷糊糊之中隐约听见车下有人在喊，我猛地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汽车已经在一条平坦的大道上奔驰，马路两旁种着两排大树，山呢？怎么连影子都没有了？又到平原上了？
汽车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下来。我、胡子、老癔头、小王、老秦、老赵、小山西和谷城清、柏懋红、孙敏才等十人由铸210班闫文泉领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村里走着——村里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路灯。
“汪、汪、汪……”突然从一个院子里跑出一条狗，对着我们狂叫。闫文泉骂了一声把狗喝住，走进院子敲了敲门：
“康大爷，把门开开。”
屋里答应了一声，康大爷打开门，把我们领进屋。闫文泉指着铺在地上的床板说：
“先把行李放下，留一个人看家，其余的人吃饭去。”
我们跟在闫文泉的后面，打着手电筒在田间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黑的夜晚，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星星。这时候手电筒的亮光其实和天上的星光一样微弱。
一片灯光在远处闪烁，还有高音喇叭在那里放着音乐。闫文泉指着灯光对我们说：
“吃饭的地方就在那里，那是汉川机床厂，也就是二厂。”
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眼前出现了一片楼房。路旁立着一幅写有“要准备打仗”几个大字的宣传画，高音喇叭里的广播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
“热烈欢迎新战友！”
“热烈欢迎新战友！”
啊！这不就是我们学校的播音员陈刚正的声音嘛！
感觉食堂离此应当不远了，我的肚子立刻不争气的叽哩咕噜地叫唤起来，不过越是想快点到，越是觉得食堂怎么那么远，好像走了一个世纪才走到食堂。
由于工厂还在建设阶段，所以食堂并不大，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大字报”，其中一篇题为《为什么我厂不出机床出棺材》的“大字报”吸引了我的眼球，该文言及他们工厂已经出过很多次死人的交通事故。当时汉中因为还未通火车，所以运输物资全靠汽车，这样一来司机就成了当地最紧俏的职业。刚开始一辆汽车一天只能跑一趟阳平关，后来一天要跑两趟、三趟，这就是造成汽车越开越快的原因之一。而到阳平关的公路又多为盘山道，所以恶性交通事故就特别的多，后来有些同学白天乘车到阳平关去，每次都能看见翻下悬崖，四轮朝天躺在山沟里的汽车。
匆匆忙忙地吃完饭，仍由闫文泉领着我们往回走，他却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康大爷的家，在我们看来村里的房屋都差不多，因此只好干着急帮不上忙，在村里转了半个小时总算找到了家。
一觉醒来，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我们住的这间房间没有窗户，仍然是黑咕隆咚的。外面屋里老癔头王恩孝正在和一个老大娘聊天，一会儿他进来了。
“这地方好吗？”我问。
“不错。”王恩孝笑呵呵地回答，“我到外面走了一圈，老乡们都很高兴的看着我。”
我们几个人一骨碌都爬了起来。院子里种着核桃、棕榈、桔子等树，一只大黄狗走过来，向我们使劲地摇着尾巴——大概是在为昨晚的冒失行动向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向村北头溜达过去。脚下是大块的平原，老乡们正在地里刨白薯。放眼四望，北、西、南三面都是高大的山峰，北面的山离我们最近，山上弯弯曲曲的小道，以及赶着牛羊在山上放牧的牧童都看得清清楚楚。山顶上还绕着缕缕白云，让人觉得眼前的山峰是如此的高不可攀。南面的山离得要远些，老乡说有四十里，再加背着阳光，因此模模糊糊的，我想那毕竟是巴山哦，一定是郁郁葱葱的。提起巴山，就使我想起“串联”时去过的四川，那时尽管是冬天，而山上却保持着春天的色彩，真是美不可言。有机会我一定要到巴山一游。
（七）开始熟悉
没几天我们就和房东老大爷一家熟悉了，康大爷一共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娃、二娃都在北京的部队工作，五娃和六娃最讨人喜欢，特别是六娃子，今年六岁，一张圆脸，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十分聪明，他戴一顶花帽子，穿着开裆裤，孙敏才经常学着汉中的语调逗他说：
“六娃子戴着个女帽子，穿着个开裆裤。”惹得大家笑个不止。
关于汉中的情况，李指挥在全院大会上对我们又作了一番更详细的介绍，他说：中央要求汉中的工业在五年之内要达到西安的水平，从阳平关到安康的火车，要求在明年七一通车，而修路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在五一之前通车。当然我们还有其它的一些消息来源，而其中多有一些负面内容，不免使我们心中产生丝丝不安，如有人说：汉中这个地方麻风病人非常之多，离我们住处二十多里就有一个麻风病院。我们所住的张寨也有两个据说得过麻风病的人，一个是我们所住十队的小队长。人们说，麻风病人没有鼻子，全身的肉也会慢慢地烂掉，直到烂死为止。据说，某饭店一天进来一位戴着大口罩的顾客，当他摘下口罩准备吃饭时，所有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这个人没有鼻子！
“哎哟，麻风病！”不知谁叫了一声，顾客们扔下饭碗立即没命地逃了出去。服务员见情况不妙，抄起大木棍照着那位没鼻子的人死打，直到把他赶出去为止。
听了这些，我们虽说对麻风病人生出了丝丝同情之心，但更多的是感到自己时刻都处于麻风病的威胁之中，对周围的环境也产生了种种怀疑，首先是再也不敢用张寨水井里的水了，每天洗脸、洗脚的时候，大伙都宁愿多走一些路，去用村东北头一个自来水管的水。
我们开始帮生产队劳动，因为我们排分别住在四队、六队和十队，所以就分别给这几个小队各干几天。任务嘛就是捡红苕、送肥、栽油菜等。“老癔头”王恩孝第一次看见水牛，觉得很新奇，他不停地问高锡金，一会是水牛的力气大不大，一会又问水牛的块为什么这么足等好多好多问题。这里我介绍一下：王恩孝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高兴时常常喜欢怪叫，我们称之为“歇斯底里”大发作，因此我的另一好友戚承榆赐予他“老癔头”的美名。高锡金是无锡人，他“文革”前是学校的副校长，现在在我们排接受“改造”，于是成了老癔头难得的好老师，高锡金告诉他，民间有“吴牛喘月”的说法，说明水牛很怕热，因此水牛喜欢在水里呆着，这就是称其为“水牛”的原因。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春寒冻死老牛精”，也就是水牛除去怕热之外还怕冷，所以北方没有水牛。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到四处去转转，以便尽快熟悉环境，如爬爬山呀，到汉中城里去见识见识呀什么的，老癔头和我不谋而合。
听说二厂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库，于是我们打算去看看那里是否可以游泳，但找了半天只看见一个很小的水塘，我们决定还是爬到山上去，那样可以看得远些。我和王恩孝由二厂和一厂交界处的一条小路向上爬，没走多远，山坡上出现一个水塘，水很清且深不见底。我俩十分高兴，这确实是一个游泳的好去处。水塘边坐了一些人，不知他们在谈论着什么，离他们约两米远处的草地上躺着两个人，也许是在睡觉。道路在水塘边分成了两股，在塘对岸又合成一股。我们觉得从右边走，也就是从有人的那边要近一点，我们很自然地选择向右拐。走到躺在地上的那两个人旁边，低头一看不禁让我大吃一惊！那两个人身上湿漉漉的，脸色蜡黄。“死人！也许是得什么传染病死的？”这个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赶紧憋住气，加快了步伐，王恩孝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一直走了一百多米，才放慢了脚步。
“是得病死的吗？”我问王恩孝。
“可能是淹死的吧，要不身上怎么会湿漉漉的？”
“管他怎么死的呢，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走另一条路为好。”
又往前走不几步，来到一个村子里，路旁有一间小屋，一条水沟由屋里穿过，水哗哗地从屋里流出来，我们猜想这是一间水磨房，想进去看看，门却上了锁。村外是一个荒土坡，坡后是无数的山峰，一个比一个更高，但都是光秃秃的，看来没什么可看的了，我俩决定爬上眼前这个土坡就回去。
出乎意料的是，爬上坡顶再回头一看，整个汉中平原雾蒙蒙的一片，隔不多远就是一个水塘，在阳光的照射下，像镜子一样闪着光。微风吹在身上令人心旷神怡，刚才看见死人的那股霉气全给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为了不再看见死人，我们决定从土坡西边的那条路回去。走着走着不知为什么又回到刚才路过的那个村子，一条狗突然窜到我们面前狂吠。我弯腰捡了块石头，刚要扔出去，这时狗主人过来对狗骂道：“*****的，叫个啥子！”那狗立即乖乖的闪开了道。从此我学会了遇狗挡道时，一边捡石头，一边骂“*****的。”
“还从这儿走吗？”我问王恩孝。
“既然已经走到这里，还是继续走吧，到水塘时从死人对面那条路走就是了。”
走到水磨房门口，看到门已经打开了，门口停着一辆“架子车”，旁边站着许多人，走到车旁，我低头一看，又是大吃一惊！那两个死人正在车上躺着呢！我只看见了四条腿，立即拔腿就走，只觉得今天太晦气了。一路上只见许多上海人迎面走来，他们叽哩哇啦的用上海话说快去开追悼会。我拦住他们问：“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你从那里来还问我们？！”上海人说完便匆匆地向死人那边跑去。
“这群小瘪三！”我心里想，准是一厂的上海人听说死了人，不上班跑这看热闹来了。
水塘边有几个老乡家的孩子，王恩孝问：“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小孩便一五一十地讲起来：原来死去的是夫妻二人，女的在生产队养牛，生产队长要把牛牵回去犁自家的地，她死活不肯，便争吵起来，吵着吵着，那女人不知为什么要寻短见，抽身就往塘里跳，她男人一看情况不好，立即冲上去抱住她，谁知结果两人都掉到塘里淹死了。
听了这些，我们不知说什么为好，低着头慢慢地走了回去。
冬天的汉中，雨还真不少，哗哗地下个不停，偶尔不下了，天也是阴沉沉的见不到太阳。这天吃过早饭之后又下起雨来，因此就不用出工了。由于居住比较分散，所以没有人来管我们。我和王恩孝趁此机会坐上汽车来到汉中城里。
汉中城在张寨的东南方。下车一看，由于刚下过雨，马路上到处都是黑稀泥，无法分辨我们脚下到底是柏油路还是别的什么路。我们不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哪里人多我们就往哪里逛。街上商店不算少，却不怎么大，因为从北京来时日用品都已备足，所以并不想买什么，四处走了一会儿我们就打道回“寨”。
回去的车上比来时人多多了，我仔细打量着车上的每一个人，塌鼻子的，长疮生芥子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心里直犯嘀咕：别给染上皮肤病才好，汉中我算是见识过了，以后说什么也不去了。
（八）新发现
星期天还未到，大家早就安排好了休息日的计划。有的想上汉中城，有的想上“653”去找同学，所谓“653”，其实是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的代号，因为该分校建于65年３月，因此就以“653”称之。而我是打算到“筹备处”去取衣物。所谓“筹备处”，并不是我们学校的筹备处，而是一、二、三、四、五厂的筹备处，也就是总厂。经过“文化革命”，总厂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次我们搬迁到汉中，因为自己没有地盘，只好借住各处。一系住在二厂的几口大窑洞里，工经系和公共课的一部分住在二厂的厂房内，自控系住在范寨，公共课的另一部分住在中营和农试站，政治口住在一厂小学，教务口住在下寨，我们二系住在张寨和周寨，院指挥部以及医务所等等都在二厂。二系因为住在老乡家里，行李无处放，因此箱子等物品就存放在筹备处，由铸211排在哪里看管。
星期天早上，下过一场雪后，阴了好久的天终于放晴，四周的山峰好像戴上了白头巾似的蒙上了白白的一层雪，平地上却连雪的影子也没有，非但没有雪，简直连冷的感觉也没有。太阳公公的脸一露出来，立即给我们无比的亲切感。阳光照着大地，照着山头的皑皑白雪，照着经冬犹绿的棕榈和桔子树，给人一种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感觉，不知是谁唱起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早饭后我和柏懋红一起到筹备处取衣服，筹备处在河东店，那里有一些商店，同学们按照北京的地名给这里取了外号，如管河东店叫“关东店”，河东店有一条小街，是自由市场，因为人比较多，便叫作“大栅栏”，不过我认为叫它“菜市口”要合适些，因为那里以卖菜为主。
筹备处地方不大，东、南、北围着土坯墙和铁丝网，西面是褒惠渠，渠用石头砌成，只有十来米宽，水清而流急。院子里有幢红砖的两层简易楼，一幢土坯建的两层楼，其余就全是平房，清一色的土坯房。
取完衣物我们拐到“关东店”，离筹备处一百多米有座两层的百货商店，我们称其为百货大楼。再往西北去，有几个小杂货铺、药铺、新华书店、“阳光”照相馆等等。之所以称之为“阳光”照相馆，是因为该照相馆不是用灯光，而是用阳光来照明的。汉中的供应情况不太好，据说这都是“文革”中“武斗”的结果，因为武斗，肉食冷藏库、纸厂都被烧毁，因此肉呀、纸呀什么的都非常缺乏，而汉中城里许多房屋至今还是断壁残垣。
沿着公路继续前进，就到了褒河边，褒河是汉水的支流，汉中县和勉县以此为界。河床最宽处有一、两百米，在河东店也有七、八十米宽，再往上游就比较窄了。河床虽说较寛，却没有多少水，大部分水都被分流入褒惠渠。一座大桥从褒河和褒惠渠上跨过，桥上立着一块木牌，上书“严禁照桥”四个大字。这里是通往阳平关和略阳的要冲。河对岸及河的上游都是大山，“653”就在对岸的山腰上。远远看去，一座座大楼在汉中真是数一数二，和我们的住处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吃晚饭的时候各路英雄都回到了住处，讲述着各自的见闻。
王恩孝和赵嗣龙一直爬到653后面那座大山的山顶，一直爬到云里去了，我真后悔没有与他们一起去。
大胡子，也就是戚承榆，由于他留着与卡斯特罗一样美丽的的大胡子，因此被我们称作“大胡子”，有时也叫他“胡子”。他们去的是汉中城，由于他们能够“深入基层”，因此发现汉中还有虎头桥、拜將台、古汉台、饮马池等古迹。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谁让我自己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去了汉中呢，以后只有违背诺言再去一次了。
老鬼子，也就是秦放，由于他的脸比较瘦，颧骨比较高，孙敏才说他像电影《地雷战》里偷地雷的老鬼子，因此赐予他“老鬼子”的美称，而把“老秦度”定义为颧骨高度的单位。老鬼子在653有中学时期的同学，因此他从653带回了汉中地区有“滚雪”、“古栈道”、“张良庙”等古迹的足以引起轰动的消息。
（九）“滚雪”
对于我这个“在乎山水之间也”的人来说，这些消息足以让人兴奋得夜不能寐。于是赶紧去找老乡做进一步的了解。找了个老头，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嗨！什么古迹不古迹的，也就是听着热闹，看着没啥，看过一次，八辈子后悔！”
虽说什么也没打听到，但我还是游兴不减，决定先去看看“滚雪”。中午休息时，我约了王光复等几个人一起去。我们都不知道“滚雪”是什么古迹，只知道大约在河东店往褒河上游方向。过河东店后我们沿褒河上行，约一里地光景，河面变得狭窄了，河的两边被大山挤压着，有一条滚水坝将褒河拦腰截断，褒惠渠就是从此处分流。越往上游走，两旁的山峰就越陡峭，我们脚下的公路，显然是在绝壁上用炸药开出来的，石壁上遗留的炮眼就是明证。河中间躺着大小不一的石头，经过亿万年河水的冲刷，它们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棱角，圆滑得像“王八蛋”一样。河对岸有许多人在打炮眼，据说是为上游在建的水库修铁路，以运输所需物资。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不少，大部分是修水库的民工，也有一些是进山砍柴的农民。一个砍柴的小孩告诉我们，前面不远处就有大森林，森林里还有狗熊、狼等野兽，板栗也很多，只要你肯捡。
两旁的山峰越来越陡峭，天也越来越狭窄，公路似乎马上就要在前面不远处中断。我可算真正见识了所谓“一顶之天，一线之水”。回眸一看，顿觉景色大不一样，山外的天地异常广阔，蓝天白云，水波淼淼，褒河大桥横跨在河面上，远处是一座座民舍，公路一直通到无穷远处。这万千世界被镶嵌在身旁山峰组成的“像框”里，确实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我们边走边打听“滚雪”在什么地方，有民工说，向前再过三个石门就到了。
没走多久，公路终于被想要压倒一切的大山截断，然而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山被凿出一个洞，公路就这样继续延伸，如是者三。每一个涵洞的上方及两旁都镌刻着许多文字，第一个上书“石门”，第二个写的是“虎视梁州”，第三个上方刻的是“新石门”，“滚雪”应当就在这附近了。大伙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向河的两岸搜索。河里是一些大石头和浪花，对岸绝壁上有个洞，好像里边还有人住。绝壁上还凿有许多方孔，一些孔里还插有石柱，人们说这就是古栈道的遗迹。大概在石柱上铺上木板就是古代的栈道。这应当就是史记中所说的陈仓故道了。
“滚雪”到底是什么？又到底在哪里？谁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只好请教一下附近一位民工。他没有说话，只是往河里指了一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河里石头上搭着许多跳板，一直通到河中央一块大石头上，有两个民工不知在那里忙些什么。
沿着跳板，我们很快到了河中那块大石头上，河水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奔流着、冲击着。无数的水珠在那里翻腾跳跃，伴随着轰雷般的响声，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激起无数朵雪白的浪花，浪花的白色，自然而然地让我把它和冬日的白雪划上了等号。原来这就是“滚雪”啊！！我突然大悟。再看那两个民工，正在凿石头，石上镌刻着两个隶书大字，写的是“袞雪”两字。由于时代久远，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仍可看出写得苍劲有力。石工说这两个字是当年魏武帝曹操行军到此时，看到如此美妙的景色，立即挥毫所题。现在这里因为要修水库，所以让他们把这两个字凿下来，准备将其放到汉中博物馆（古汉台）去，工钱是90块。如今我不禁感概，当年的“建设”简直是对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破坏。虽说把曹操的题字“保护”到博物馆去了，但随着水库的建设，“滚雪”的美景已经不复存在！曹操所题的“袞雪”两个字，虽说是对当前美景的点睛之作，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关于曹操为什么将“滚雪”的“滚”字去掉三点写成“衮”，民间传说，当时拎包的随从曾问及此事，曹答曰：“江中之水甚矣，何须画蛇添足？”。
看完“滚雪”，我们由一座为修水库而搭建的临时钢索桥走到对岸，目的是要看看那个山洞，洞口立有一碑，上写：“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石门”，言及里边有由汉至宋的石刻多处，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碑刻《石门颂》的所在地！不可思议的是，该“重点保护文物”所在的山洞已被用作修水库的火药库！！！没有保卫部门的介绍信，任何人不得入内。现在看来，当年的做法简直愚蠢到了极点。不敢想象，如果今天故地重游，当年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不知是否还被“保护”在原处？
我们回到来时的公路上继续前进，河中仍是那些王八蛋似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两岸仍是那些按照自己意志生长的无数山峰，我们一直走到一个叫“鸡头关”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构造相当别致的大桥，从此处开始公路到了河的对岸。
时间不允许我们继续走下去，看样子前面也不会再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于是决定返回。
（十）“玉盆”
回到住处才知道就在“滚雪”的附近还有一处文物，叫做“玉盆”，也是魏武帝曹操的题字。毫无疑义我必须再去一次石门，这次只有秦放一人响应。我们还未走到石门，就看见河中横跨着的一座钢索桥，站在桥中间往上游方向看去，一个大石头上果然刻有“玉盆”两个大字，大字下方还有许多小字，由于距离较远，根本看不清楚刻的是什么内容，因此我们决定还是到石头上看看。这个石头中间凹进去，像个盆形，盆中能站下五、六个人。当然要将其称为“玉盆”，我们还不能不佩服曹操那丰富的想象力，用宋丹丹的话来说，他简直“太有才了”！
有两个石工正在“玉盆”里边凿石头，他们说，他们凿的地方是曹操所题的“玉盆”两个字，目的也是将其“保护”到汉中博物馆去。我们这才搞清楚，刚才在桥上看到的“玉盆”两字并非曹操所题，而石工凿的才是呢！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石头已经风化，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坑坑洼洼的斑点，丝毫字形也看不出来。我觉得还是看看盆外的那几行小字，才能多少了解一些来龙去脉。遗憾的是，那几行小字朝着河对岸的方向，在我们脚下离水面不到半尺，站在“玉盆”上根本无法观察。老鬼子往四周扫了一眼，见附近没有女人，赶紧脱光了衣服，我用裤腰带拉着他，扑通一声他就一丝不挂地跳进水中，可惜由于字迹斑驳，离得太近反而无法辨认。想往河中间游一点吧，水流实在太湍急，而且较深，人根本停不住，再加十一月的山水，已经刺骨的寒冷，很快老鬼子就支持不住了，我只好用裤腰带把他拉上来。他一边不停地哆嗦，一边快速的把衣服穿上，虽然一无所获，但还是获得了两个民工的好评，他们竖起大拇指连声说：“英雄呀！英雄！”
（十一）汉江机床铸锻件厂（四厂）
院里决定我们二系搬到四厂（汉江机床铸锻件厂）去住，因为四厂及建工部五局四公司二队的工人同志们欢迎我们去，二系又是搞热加工的，正好对口。
系里派我们排，把学校从阳平关拉来的铁床卸一部分到四厂。我们截住了几辆运床的汽车，然后向四厂开去。汽车向东南方向急驰，过张寨、农试站，然后往北一拐。顶北头是高大的山峰，西边是二厂，眼前是一片庄稼地，前面有几个小土坡，坡前有四栋楼房，还有一座变电站。
汽车驶过变电站，然后往东一拐，迎着土坡开过去，那里立有一座木门，进得大门，突然眼前一亮：哈哈！原来这儿是汉中盆地中的一个小盆地。一座座厂房就坐落在这小小的盆地上，有的已经竣工，有的才刚有一点轮廓。机器在轰鸣，电焊的弧光在闪耀，人来车往，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突然跃入我的眼帘。
汽车一直开到小木模库，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住处。我们一直工作到天黑，紧张的劳动也压抑不住大家喜悦的心情，四厂实在是个好地方，东西两面都是不太高的土坡，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把工厂分成两个部分，两座小桥又将它们连成一个整体。河西是生活区，这里有宿舍、食堂、澡堂、医务室、车库和一个不大的商店；河东是生产区，建好和没建好的厂房，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山谷，给它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光彩。
搬家的日子到了，因为学校还有许多物资在阳平关没有拉来，所以院里不给我们汽车。好在四、六、十这三个生产队都答应把架子车借给我们。行李及存放在筹备处的箱子，很顺利地搬到了四厂。
全系三百多人几乎都住在小木模库里。女同志占了北头，男同志住在南边，中间用芦席隔开。上下两层的双层铁床，每四张并在一起，虽然挤一点，但好处是冬天可以暖和些，最牛的是，坐在床上就可以打扑克。
四厂及二队的领导和工人们，对我们十分关心，本来小木模库还没有盖顶，他们特地为我们盖上了顶，安上门窗，并装上电灯。房顶采用了一种新结构，用极薄的水泥预制板盖成，由于室内人多，晚上睡觉时呼出的水汽遇到凉的水泥板，便凝结成水珠，滴答滴答地滴下来，就像漏雨一样，为此二队的工人们又为我们吊上了天花板。
经过几天的学习之后，我们投入了生龙活虎的战斗行列，全系分成两批，每天都有一批参加四厂的建厂劳动，而另一批则留下来学习。我们排给二队的师傅当小工，在机修车间工地上搬砖运灰。我们虽然读了十几年的书，但社会实践极少，因此在工地上看见什么都稀奇。那个年代，工地上多以手工作业为主，因此卷扬机就成了“最先进”的机器，开卷扬机的师傅也成了最牛的人。我一边看着他的操作，一边暗自琢磨，离合器，刹车......觉得自己要是也能摸一下，那身价当然也会随之提高。
工人师傅干劲冲天，墙唰唰地往上窜。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还要砌上最后两行。
“灰！赶快来灰！”我推起翻斗车，飞快地来到卷扬机旁，但“牛人”卷扬机师傅却已经下班走了。
“我来开！”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自告奋勇地跑过去，一摁电钮，嗯，没电。于是沿着电缆跑了一百多米，合上闸刀，再飞快地跑回来。当年的卷扬机，操作时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只用按“上”、“下”与“停止”按钮即可，夸张地说，简直有点像开汽车。我一按电钮，卷扬机听话地转动了。好，到了。我左手一松离合器，右手一拉刹车，但卷扬机并没有停下，而是往下滑去。我想起“牛人”曾经说过，卷扬机停车时应不松离合器，而是按一下停止电钮，然后拉刹车（不像如今都是电磁铁制动，当年可是手刹）。我重新合上离合器，卷扬机再次上行。突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卷扬机上的翻斗车没有打眼，经过上下一折腾，小车移了位，卡在了卷扬机的铁架上......卷扬机出轨了......我赶紧按下停止按钮……电机没有停止……哎呀不好！翻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车水泥砂浆翻了下来……差一点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那可是要出人命的）！……电机还在转动，再不停车……顾不上再想更多的事情，我一脚踢开了电器柜，拉下了闸刀。一场更大的事故总算避免，但眼下的后果已经相当严重。卷扬机出轨后吊在半空中，上又不能上，下又不能下。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心急火燎地爬上铁架，也顾不得上面的油污，拿起扳手就拧，一不小心，手碰破了，鲜血一个劲的往外流。记住吧！记住这终身难忘的教训，记住这自作聪明的结局，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应当加倍的谦虚谨慎。
（十二）“沛公帝业今何在？”
到了四厂，离汉中城就近了许多，四厂每天都有汽车去汉中，就更方便了，再说古汉台等古迹绝对不可不看。星期天我与孙敏才、谷臣清、胡恒康、骆光林等几个人坐一厂的汽车到北关下车，打算先去看看“虎头桥”。我们由交通岗奔西而去，正在我们东张西望寻找哪里有桥时，孙敏才在我们身后喊道：
“喂！你们已经走过了，在这里呢！”
回过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路旁立有一块高约两米的石碑，碑的上方刻着一个虎头，碑上镌刻着几行文字：
“古虎头桥
汉大将马岱斩魏延处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立”
“虎头桥”，其地并没有桥，这就算是古迹了！久仰，久仰。
入城，南行，折至东大街。路南有一小院，地势稍高，四周围有高约五米的砖墙。墙内树影婆娑，檐牙高啄，楼台亭榭、山、石、花、草皆历历在目，墙上嵌有一石，上刻“古汉台”三个大字。行至大门口，一块木牌，八个大字横在眼前：“军管单位，谢绝参观。”据说这就是当年汉王刘邦的王宫。史记上说刘邦封“汉王，都南郑”，当为此地。现在这里成了汉中县广播站，既已“谢绝”，只得离去。
由汉台南行，继而东，有一长宽各约五十米的臭水坑，此地有对联一幅：
“神龙能作苍生雨，
饮马长怀赤帝风”
横批：“有龙则灵。”
有人说这是刘邦饮马之地，也有人说是刘备或是曹操饮马之池。我觉得当是刘邦，刘邦，赤帝子也。
水池不大，钓鱼者不少，我不相信这里会有什么鱼，在此傻等，与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又有何异？但钓鱼者并非傻瓜，不一会，赤帝显灵，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了上来。
由饮马池往南，翻越不到四米高的土城，过护城河（与其叫“河”，不如叫“沟”），西行百十余步，城下有一土坛，四周围有石栏，此即韩信的拜將坛。顺便提一下，二十年后我又曾故地重游，此时拜將坛已经变成一座高大气派的高坛了。当年坛上有一石碑，上书：
“辜负孤忠一片丹，
未央宫月剑光寒。
沛公帝业今何在？
不及淮阴有将坛。”
此诗的署名“文革”时被人凿去，据知情者介绍，题诗者为冯玉祥将军，此诗是冯影射蒋光头的。不过硬要抬杠的话，淮阴之“将坛”又哪里比得上沛公之“汉台”？
由拜將坛南行约二里地，滚滚东流的汉江便横在眼前。河床宽约二百米，河中多沙滩及茅草，成群的野鸭时而在空中飞翔，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又在沙滩上悠闲的晒着太阳。奇怪的是，当年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一说，那些野鸭在人前竟毫无恐惧感，而且也看不见丁少纯之流的人去打搅它们。
汉水上架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桥那头叫大河坎，已经是南郑县的地盘。我们在桥上随便走了一会儿，就掉头往回走。
行至南门外，碰见了韩正信，这老先生哼哧哼哧地，肩上扛着许多竹帘之类的土产，据他说，这些都是便宜货，如果在北京买要贵得多呢！扛着这么多东西，他还念念不忘，要去看看自己老祖宗韩信的拜將坛。我们给他指了指方向，于是他又继续哼哧哼哧地走了。
行至北关，谁也不想再走，打算拦一辆汽车，好坐免费车回去，不过司机都不好讲话，白等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求人不如求己，迈开双腿找小路回去。
路上碰见一个老头，约有五十开外（不好意思，比起今天的我，还要年轻得多，当年竟称其为“老头”）。他挑着一副担子，走得蛮有精神。我们向他打听到四厂怎么个走法，他说：“我们同一段路，你们就和我一块走吧。”
老头很健谈，一边走一边和我们聊天，他说：“这地方叫石马坡，那边有个石马，还是古迹呢！”听说有古迹，我们立即来了精神，赶紧顺着他指的方向跑去。只见庄稼地旁躺着一匹石马，不知何故，马的四条腿都没有了。旁边还有一块石碑，也被打倒在地，碑上的字都被扣到底下，可见当年老百姓毫无文物保护的意识。没看出什么名堂，我们又回到路上，老头还在那里等我们。老头说：“这地方原先有两匹石马，过去老百姓迷信，有人说这两匹石马成了精，每天夜里都要跑出来偷吃庄稼。于是大伙把其中一匹扔到塘里去了，而将另一匹的四条腿打断，让它们再也不能偷吃庄稼。”
“这两匹石马是哪个朝代的？”我问道。老头回答：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神农时代的吧。”
走着走着，胡恒康对他说：“我们都是北京机械学院的，学校战备搬迁来到汉中，现在住在四厂。老头说，他儿子在四厂工作，整天不好好干，三天两头跑回来。他又说，这些年轻人就是不爱干活。胡恒康又问他：
“你看我有多少岁？”老头说有四十来岁。接着大家便争着让他猜猜自己有多少岁。他说我有四十多岁，孙敏才二十几岁，其它几个人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胡恒康说：
“你猜得不对，我们这些人都不超过二十五岁。”老头惊讶地说：
“搞了半天，你们都比我小一辈呀！我真是老糊涂了，你们千万不要见怪。”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就问他根据什么猜的，他说根据胡子和皱纹。大家互相看了看，可不是吗，每个人的胡子都很长了。
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新汉砖瓦厂，老头说：
“我的家就在砖瓦厂门口，你们进去坐一下吗？”
我们说回去还有事，今天就不打扰了。老头说:
“以后路过这里，有时间一定来玩，我姓高，就住在厂前那条街上。”
新汉砖瓦厂是一个劳改犯厂，四周围着高墙，还有岗楼。由这里到四厂有一、两个钟头的路，因为曾经来过一次，所以就比较熟悉。我们先到了三厂，这是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下的蛋，原先厂址选在麻风病院那边，由于山上石头太多，推土机推不动，就改到这里，现在工程才刚刚开始，房子没有盖几间，许多地方正在用推土机推平山头。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三厂占地不少，也不像一厂、二厂那么分散。由三厂翻过一个土梁就回到了四厂。
（十三）“原始森林”
每天的劳动我们都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而星期天在我们来说就十分可贵，我们总是十二分地投入，玩得筋疲力尽才归。从大城市里来的人们，总是对原始森林十分向往。这天我们又约好去见识一下那迷一般的原始森林。早饭后每人买上几个馒头就出发了。这一次除我之外还有赵嗣龙、江安伟、曹长城、吴谓成和章国梁。我们由四厂经二厂、一厂，直奔河东店而去。过鸡头关之后，跟在砍柴人的后面又走了三、四里路就开始爬山，山坡约有八、九十度，而之字形的小道起码也有60度，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穿的衣服实在太多一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别提多难受，头也开始发晕。只得停下来脱掉几件，这才感觉轻松不少。
历经艰辛，总算爬上了眼前的山头。此时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这山望着那山高”之话并非虚语。被我们征服的山头，其实只是无数山峰的一个小兄弟而已！眼前有一些直径约100毫米的小树，无疑与我们日思夜想的“原始森林”相去甚远。而砍柴的人们就在这里叮咛哐当的砍起来，他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离此少说也有一百多里。这一下，我们立即就像掉到冰窟窿里一般，来了一个透心凉。当然，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决定继续前进，走多少算多少吧。山路弯弯曲曲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小树林夹杂着一些竹林，迎着山风摆动着枝叶。山上偶尔也能看见一两户人家，他们总是热情地说：
“同志，进屋来抽袋烟吧。”或者说：
“同志，进屋来吃点饭吧。”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有掉到钱眼里，他们的热情相邀完全出自内心，而且是分文不取。
有时我们还能看见山坡上有几个社员，赶着耕牛在石头缝里犁地。无疑我们已经来到深山里面。
山上虽说没有什么大树，但柴禾不会缺，中午十二点，我们找了一块大石头，每人捡来一些干柴。烟鬼江油子发挥巨大的牺牲精神，掏出他那仅有的半盒火柴。汉中没有火柴卖，他那半盒火柴还是从北京带来的，每用一根就少一根，要是没有自我牺牲精神，谁肯拿出来用？
话说江油子点着了柴禾，说时迟那时快，赵嗣龙大概是早就饿得不行了，拿出五个馒头，立即扔到火里，而后伸出两只大手，从火里捞出被烧得跟黑炭似的馒头，一口一个，一眨眼工夫都吃了个精光，简直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快。只有我和老江，等到明火都下去，只剩一堆木炭的时候，才把馒头不急不忙地掏出来，馒头烤得焦黄焦黄，香喷喷的，我见老赵直往肚里咽口水，就逗着他说：“喂！闻闻，可不许吃呀！”
吃过午饭，旅行又开始了：看见竹林，大家便钻进去砍它几根，看见泉水便趴下去喝它几口，我们互相呼喊着名字以进行联络。
“赵嗣龙——！”山谷里立即响起了无数的回音：
“赵嗣龙——！”“赵嗣龙——！”“赵嗣龙——！”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过一个山头，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突然展现在眼前：
缕缕炊烟从山腰上一间茅屋顶上飘呀飘地飘了出来，小溪在山沟里安祥地流淌着，淙淙的流水声打破了山谷的沉寂，溪旁的大树在微风里摆动着自己低垂的细枝，几只小鸟在树丛里，在乱石上，时而飞起，时而落下，时而又直冲云天。我们脱下鞋袜，坐在树下的大石头上，把脚泡在清亮的溪水之中，望着北面那高山顶上的积雪，我们已经陶醉在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山光水色之中，这一切是多么的让人流连忘返啊！
现在已是北京时间14点整，再不返回就赶不上晚饭，对不起自己的肚子了。我建议沿着山腰上的水渠走回去，估计那条水渠一直流到二厂后面。但是曹长城首先反对，他说既已到此，就应当爬上北面那座最高峰。根据我的经验，爬上那个山头，一上一下起码也要两个钟头，回到住处岂不要到晚上八、九点钟，那时走山路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可怜当时我成了少数派，其他几位全都支持曹长城的意见。我还是决定与大家分手，独自一人沿着山腰的水渠往回赶。水渠不算宽，至多也就一米，但因为是修在半山腰，工程也是相当艰巨。我左旋右转，一直走了二、三个钟头，才绕过挡住我视线的最后一个山头，极目远眺，汉中平原尽收眼底：雾气笼罩着大地，褒河像一条若明若暗的带子平铺在地上，群山有如屏障一样环卫在四周。西下的夕阳挂在山头上，给河水，给村庄......给一切都抹上了一笔彩霞。渠水从山上一泻而下，奔腾、激荡，又在石上被击得粉碎，哗哗的水声在山间回荡，雪白的浪花在空中飘散开来，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湿漉漉的。路已经没有了，我踩着乱石和茅草，小心翼翼地向一个村子走去。刚走到村口，一条恶狗扑了上来，我深知狗是世上最贱的动物，只知一味地欺软怕硬，在它面前不能有丝毫懦弱的表示，我捡起一块石头，向它猛击过去，没有击中，正要扔第二块，狗主人出来唤狗了，在主人面前，那条刚要逃走的癞皮狗掉过头又向我扑来。主人的意思我明白，唤狗并不是怕狗咬人，而是怕人伤狗，于是我拔出匕首，等待着狗的进攻。狗主人一看着了急，一声吆喝，那狗便滚了回去。
曹长城他们直到天黑之后才回来，幸亏带了一只手电筒，才没有掉到山沟里去。路上他们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山峰，像座宝塔，他们以为是麻风病院，向老乡打听，说那山叫哑观山，又叫哑姑山，是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并说汉中还有座天台山，风景极佳，而留坝的张良庙其风景更是赛过北京。
（十四）“快了”
“文革”开始之后，每一届学生的毕业都要推迟一、两年。由于大学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已经停止招生，现在学校里面，只剩下六九和七零这最后二届，我们被人称之为“末代大学生”。学校基本不上课，而代之以无休止的“斗、批、改”，所以要想早日结束这样的生活，唯有能够早点毕业。自从工、军宣队进校之后，关于何时毕业的消息，在学生中便相当地有市场。往常的消息多由小道而来，当然每次都是由李指挥出来辟谣，希望同学们安下心来，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谣言显然是迎合了学生们的愿望。尽管铁的事实给予大家的总是失望，但人们却还是津津乐道。
想像不到的是，人们日思夜想的消息突然由大道而来，李指挥在全院大会上说：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毕业，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快了，而且越来越快，一天比一天更快。有人可能会说，光说一天比一天更快岂不是废话？我离死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快呢！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讲的，这是‘半官方’消息，是中央相当负责的同志讲的。”
听过李指挥的报告，同学们都像打了一针鸡血，立即兴奋起来，多少人梦寐以求，日夜盼望，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毕业”突然一下“快了”！简单的两个字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快了”！未来的生活正喜笑颜开地在不远处向大家招手。“快了”！同学们的心突然和母校贴得更紧了，我们应当在离开之前为母校的建设多添几块砖瓦。
西安交大李仲夫的来信更加证实了李指挥的讲话，他说：中央最近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大专院校学生的毕业分配问题，精神是二届一块毕业，原则是“省来省去”。很显然毕业分配已经迫在眉睫，“省来省去”就是哪个省来的生源，就分回哪个省去，这更是我所期待的。回想刚到阳平关，一下火车看到满天星斗，四周黑黢黢的山峰将天地压迫得异常狭小的时候，我就暗想，可能这一辈子也难得离开这山沟沟了。没曾想，广阔的天地又将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清晨朝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时，站在广阔的大地上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那种幸福感是以前无法体会的。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汉中的山？汉中的水？对于我这个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汉中的生活，过去即使在梦中也无法想像，现在突然又变得那么亲切。它给我增加了无数课堂上学不到的新的知识。遗憾的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来得及去，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必须加快出游的步伐。
（十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没过多久，“快了”又变成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们的生活再次回到了原先的轨道。汉中煤比较缺乏，食堂总是不够烧，李指挥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学习抗大传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此各系开始轮流进山砍柴，自控系因单独在范寨开伙，烧柴更觉困难，因此他们专门派出一个排住在山上。我们系虽说在四厂搭伙，但如砍点柴回来，一则可以支援兄弟系口，二来也可解决四厂部分困难。因此我们也奉命去砍柴。
早上四厂食堂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干粮，我们带上绳索及斧子，每个排再推上一辆架子车就出发了。在铸210排曹文龙的带领下直奔河东店，然后沿着新修的公路开始爬山。本来由河东店到宝鸡的公路是与褒河平行的，由于修石门水库，原先的公路将要被水淹没，所以只得绕着山头重修一条公路。要使公路高于水库的水位，就不得不加大了新修公路的坡度。这样我们即使空着双手，走起山路来仍觉非常吃力。为了体现我们不拍困难的革命精神，我们还是排着整齐的队伍，时而齐声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而又齐声高唱着革命歌曲。由赵嗣龙、张晓明、王世永、廖熙龄等人组成的宣传鼓动队走在最前面。他们除了忙着在路边的大石上写鼓动标语，还要每隔一会儿就站在路边齐声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很快我们就爬到了半山腰，而公路已经到此为止，前面的土方任务还未完成，许多民工在那里施工。他们有的正在用镐刨，有的在打炮眼，还有的把挖出来的大石头往山沟里推。我们把架子车停在路旁，留下几个人看守，其余的人继续前进。队伍变成单行，一会儿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艰难地向上爬行；一会儿沿着正在施工的公路，边走边欣赏周围起伏的群山，苍翠的山巅以及翻滚着白色浪花的小河；一会儿我们又披荆斩棘，出没在丛林之中。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一座工棚旁边，自控系的砍柴小分队就住在这里，他们早已上山砍柴去了，只留下几人在此烧火做饭。与他们打过招呼，我们就继续赶路，钻了一里路的小树丛，总算到了砍柴之地，曹文龙往山后一指说，这里所有的树都可以砍，不过并非所有的树都好烧，要砍“青杠树”，他指着身旁一颗深褐色树皮，并有着许多浅灰色花斑的树说：“就是这种树，大家开始砍吧。”
由于斧子不够，每个班只有一把，所以我们班由我和丁锡林先去探道，其他的人留在路旁休息一会儿并吃午饭。
砍柴对我来说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好奇外加好胜，我们俩一钻进树林就叮咛哐当地砍起来，他砍的时候我瞅着眼馋，我砍的时候他也瞅着眼红。我们争来抢去，一会儿工夫就放倒了不知多少小树，当然都是地地道道的小树，碰上一棵七、八十园的树就可称得上老大，树越小则越显得我们的功夫了得。直到其他同学吃过饭把我们替换出去，我们才停止了工作。
吃完烤好的馒头，其他同学已经把砍好的柴禾传递到路上，再砍下一些藤条，学着老乡的样子，每人背上一捆往回走。说来惭愧，我鼓足了勇气，咬紧了牙关，也不过背了三十来斤，想想前面还要翻山越岭走五、六里山路，能否坚持下去还要打个问号。此时看看老乡，脸上不免有些发热，就是十一、二岁的小娃子也比我们背得多呀。
好不容易总算到了停放架子车的地方，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柴捆到车上，二十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砍了七、八百斤，正好装满一车，大家前呼后拥地走下山来，好像皇帝爷出巡一般。所到之处老乡们都用大惊小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是羡慕？是好奇？还是好笑？他们怎能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呢？这在我们来说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呀！
（十六）哑姑山的传说
汉中的供应情况不佳，各单位的伙食当然就不怎么样。其他系口不是自己起伙就是在二厂搭伙，难得见到点油水。而我们所住的四厂则有所不同，大约是因为上海人较多，上海人一般比较注重口福。我们沾了四厂的光，今天吃鱼，明天吃肉，每顿都有新花样生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诀窍，嘴一馋办法就有了：想吃羊肉，派一辆汽车到宝鸡去拉就是，想吃猪肉了，于是从上海运来木箱一只，上书“精密仪器，小心轻放”，开箱一看，猪头、猪腿应有尽有，唯独没有“精密仪器”。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时言必称穷学生的人，也不再矜持，现在是有“甲菜”则必买。每到星期天更是热闹，各路英雄齐集四厂。二系的同学陡然间变成了世上最好客的人们，同学，老乡，同学的同学，总之是其他系口的人们纷纷相邀，成群结队而来。当然我们的武汉老乡也不能免俗。这天李汉生、周宝华一同来到四厂，余秉坤、李永鑫和我便成了当然的主人。午饭后，大家决定乘兴到哑姑山一游。
出四厂沿公路北行，约二、三里路断。有一小河自北而南，沿河上行，小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河中多石，水少而清。我们边走边谈，道路渐高。周宝华问：
“你们知道这座山为什么叫‘哑姑山’吗？”
“为什么？”大家齐声问。
周宝华不紧不慢地说：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人们辛勤地劳动着，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灾难突然降临，一个恶魔来到此地。从此小河干涸，水井也干得直冒烟，人们不停地祈祷，天上却总是连一丝云彩也看不到。人们盼啊盼，庄稼由青变黄，人们盼啊盼，庄稼由黄变枯，人们盼啊盼，死神却一天天逼近。
有一个勤劳、美丽、善良而又勇敢的姑娘，她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她还有如黄莺一般动听的歌喉。为了把乡亲们从死亡中拯救过来，她下定决心去寻找水源。走啊走，她走了很远，却什么也没找到，走啊走，她又走了很久，还是什么也没找到，走啊走......她又渴又累，眼看就要晕倒下去......突然，眼前雾蒙蒙的一片，水？她忘记了一切，挣扎着朝雾气笼罩的地方跑去。山头上既无水声，也无水影，只是地上长着一个大萝卜，她的心立即凉了半截。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吃掉那个萝卜，多少也能解解渴、充充饥呀。萝卜刚一拔起，一股清泉立即从萝卜坑里喷涌而出。清凉甘甜的泉水，立即在她心里激起喜悦的浪花，这不仅仅是一点水，这是无数人的生命啊！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吧，快叫乡亲们把泉水引回去吧。
突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一个面目狰狞的魔头出现在她面前：
“你绝不能把找到把水源的消息告诉其他人，否则我将严厉地惩罚你。”
魔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大吼。她没有胆怯，她掉过头来拼命向村里跑去。
“如果你告诉别人，我会让你的头发都掉光。”魔鬼跟在她的身后警告她。她头也不回地向村里跑去。
“如果你告诉了村里的人们，我会让你变成一个哑巴！”魔鬼不停地向她发出警告，她却依然毫不减速地向村里跑去。
“乡亲们，大家都出来吧，大家带上工具随我去把救命的泉水引回来吧。”
她的声音有如金钟一般洪亮，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悦耳。乡亲们跟着她来到泉眼跟前。泉水引回来了，大地苏醒，庄稼复活，人们得救了......然而我们可爱姑娘的头发脱落了，她变成了一个哑巴。
为了纪念我们的英雄，人们把发现泉水的山命名为“哑姑山”，在山上建了一座庙，叫“哑姑庙”。
我们沿着山沟里的小路走去，淙淙的流水使人心情格外舒畅，就好象我们听到的是悦耳的琴声一般。拐过最后一个弯，就看见了哑姑山。山并不高，却一峰独秀，山旁有泉三叠而下。白色的庙墙和绿色的树木混杂在一起，格外地醒目。上山的路为七折的石阶，被称为“路曲七盘”。机218班以“谣台”为首的一群人也在爬山。“文革”时候，学校里分成两派群众组织，每一派都有各自的广播站，两派又互称对方的广播站为“谣台”。我们这一派叫”东方红”，对方组织叫“红旗”，每当晚上十点钟，我们准备睡觉时，对方的广播站就以最高的分贝开始广播，吵得大家休想入眠。气愤之下，大家就给他们的播音员起了一个“谣台”的外号。
话说谣台一边爬山，一边扯着他那独有的高分贝嗓门喊道：“太累了，累死我了，累得我姓什么都忘记了！”我正好从他身边走过，便说：
“忘记了不要紧，跟我姓就是。”
不知谣台是不懂得幽默还是因为属驴的缘故，他竟破口大骂起来，我说：
“说句笑话吗，何必当真呢？”
也不知是听了我的话，还是他实在太累了，总之是他骂过十几句之后终于住了嘴，依旧哼哟哼哟地爬他的山。
踏进山门，两旁尽是一些某某捐钱几何的功德碑，独有一块“哑观音庙”的篆书石匾，写得非常好，可惜做了千人踩万人踏的铺路石板。此庙约有十来间房屋，均已破败不堪。据碑文记载，此庙原有宋代的石刻神像，经过“文革”的洗礼，不论是泥菩萨还是石菩萨全都自身难保，不知到何处“自绝于人民”去了。唯有一间屋的墙上还保留有一点壁画，并书有“天眼”二个大字。四面墙壁之上胡乱涂写着许多半瓶醋们抛的“砖”。可喜的是，一个小院之中，墙边立有一碑，上镌哑姑山导游之类的文字，开头是：“哑姑山一名金斗山，又名哑观山......”，下边还有“路曲七盘”、“三潭印月”等十几条名目，但多已对不上号。旁边一碑还刻有天台山之名胜介绍：“天台山，位于南郑县武乡镇北约四十里，为陕南第一名山……”，其下列有石堰交流、呼吸奇泉、早种晚收、飞仙灵台、太极神图、琴泉雅奏、万佛洞、雷祖殿、药王楼，梅花古碑、晴天夜雨、岱顶风光等数十条名目。天台山的名声早已是如雷贯耳，由于麻风病院为其必经之地，令人“听”而生畏，我们还无人敢去一游。今天读此碑文，不免令人心中神往。
出得庙门，我们改由哑姑山东边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到四厂。
（十七）二上哑姑山
因为游哑姑山时没有带笔，未能将山上的碑文抄录下来，多少觉得有些遗憾。在我的鼓吹和动员下，曹长城、赵嗣龙、张晓明、李淑英、和凤英等人决定与我同游哑姑山。闲话少讲，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很快来到哑姑山前。根据我的提议，我们决定先游三潭印月。三潭印月在哑姑庙旁，有泉水三叠而下，形成三个瀑布，每个瀑布下方被冲击成一个水潭，故曰“三潭”，当然我们去时是白天，无法“印月”，称其为“三潭印树”好像更确切些，当然这说的是笑话。
最底下的一个潭，既不深也不宽，瀑布只有半米多高，故称其为“瀑布”多少有些勉强，当然人家原本没叫“三瀑印月”，所以称其为瀑布只能是我们自作多情。我们继续向上爬去，坡很陡，先爬到第二个潭的上方，要由此下到潭边颇为不易，只有一条半尺来宽，勉强可以称作路的“路”，既陡且滑，手也无处可攀，我说还是不下去为妙。曹长城不干，说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去今天岂非白来？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一同下去走一遭。曹长城脚上穿的是塑料底的懒汉鞋，鞋底比较滑，于是把我的球鞋换去，他用手扶着石壁，一步一挪，终于下到了水潭边，然后把球鞋扔上来，我学着他的样子，也成功地下到水潭边。两位女将坐在上面不敢下来，张晓明独自行动，此时已经不见踪影。剩下赵嗣龙一人，他平时颇有些粗心，此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下挪。不过最后一步还是踩滑，幸亏曹长城反应得快，一把将他拉住，否则真要“一失足成千古之恨”了。
这个水潭明显比下面那个要大得多，瀑布也相应要高得多宽得多，水潭两边均为绝壁，不知是否有回音的缘故，这里的水声以及我们的说话声都让人感觉更加响亮。再加我们都是履险而下，心情格外不同，坐在水潭边的石头上，虽然不敢借用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但觉得景色还是出奇地好。
第三个潭已经无路可走，我们三位男生先攀着小树枝上去，再把皮带解下，将她们两人分别拉上来。这一次不管曹长城的兴趣有多大，也无法下到水潭边。这一个算是三个瀑布中最雄奇的一个，飞流直下，让人产生进入仙境的感觉。而我们只有坐在上边“遥望瀑布挂前川”的份。这里连半尺宽的“路”也没有，我们决定攀着石壁上到山顶，为了保证两位女士的安全，还是先把她们送下了山，让她们自行从路曲七盘到哑姑庙。我们返回三潭印月之后继续向上爬去，终于到了“天眼”。找到石碑，掏出笔和纸，立即将碑文全部拓了下来，今天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遗憾的是，所拓碑文后来还是因保管不善而全部丢失了，那都是后话。
（十八）天台四万八千丈
李白诗：“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那是写的浙江天台（tāi）山，而汉中的天台（tái）山，虽说不甚出名，但其高度也许要在天姥之上呢！
我，曹长城、王世永、赵嗣龙、胡恒康、谷臣清、李祥玫一行七人带着干粮向天台山进发。天台山由于很高，也许在汉中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其雄姿，当然也无须问路，对着山头走就是。从远处看去，山的顶部成平台状，也许这就是人们称其为“天台”的原因吧。
出四厂沿公路向东北方向，行约十多里有一小镇，名曰武乡镇，镇内有百货商店、杂货铺、铁匠铺等，镇北有一眼井，人称“魏延井”据说魏延曾在此井打过水，故而名之。仅此而论，世上可称之为“魏延井”着众，何以独此以魏延名之则不可考。至于武乡镇因何与武侯牵连则亦不可知（想起来了，武乡镇有武侯的一座坟墓，当然是假坟啰）。
由武乡镇北行约十里，到一山口，路旁不远处便是我们闻之色变的麻风病院，由于公路地势稍高，所以在公路上即可清楚看到院内情况。过去此处为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现在正式的名称是“汉中专区第一疗养院”。看来麻风病也许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恐怖。院内有几个病人正在打篮球，有的在开会，还有老麻风领着小麻风在散步，也许他们是一家一户在里边生活吧？疗养院的大门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有人看守，大小麻风都可自由出入。据说麻风病人个个红光满面，因此对于从自己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很注意看他们的脸，感觉周围全是麻风病人，他们随时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简直太孤单了。
走过麻风病院就进了山，天台山也似乎近在眼前，不过却还有二十里之遥。两旁的山多为石山，有许多工人在此采石。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溪的尽头可见有水从地下渗出，这就是早闻其名的“呼吸奇泉”，因水忽涨忽落，如人之呼吸，故以“呼吸”名之。据记载，“呼吸奇泉，惟见水流，不知所源。”其实再上行二、三十米，便见有溪水渗入地下，呼吸泉当为此水再由地下渗出，哪是什么“不知所源”。呼吸泉旁有一山洞，内有偶像，“文革”中均已被打倒。
到得天台山下，路越来越窄，爬至半山腰，坡度变得很陡。路旁有几户人家，我们决定先吃点干粮再继续爬山。由于老乡不许我们砍柴，只好将就着啃冷馒头。饭后体力得以恢复，我们离开小路，由绝壁向上爬，感觉这样要刺激一些。此时也许海拔高度已经较高，所以脚下多有未化的积雪，以致我好几次失足，幸亏树多，每次都及时抓住身旁的小树，才未成千古之恨。一口气爬到山上，山上有一座“雷祖殿”，此殿由巨石砌成，上复铁瓦，殿已破败不堪，虽还未倒塌，但在殿中已可上见青天。雷祖殿下是万丈石壁，往下一看，令人目眩。这里人称“飞仙岩”，据说夏季雷雨过后，岩前常有“太极神图”出现，此时若有功果圆满者从岩上飞身跳下，便可立即成仙。我们都极想成仙，怕就怕自己功果不圆满，跳下岂不白白送死？
由雷祖殿西行，踩着一尺深的积雪，便到了“药王楼”，药王像及大小碑匾都已被推倒。药王楼后曾有一“梅花古碑”，据专家考证，为唐代画仙吴道子手书。其时已经无处可寻。原碑旁有一棵不知年代的高大古柏，每至夏夜，如遇晴天则有露水从树上滴落下来，此即是号称“汉中八景”之一的“晴天夜雨”，天愈晴则雨愈大。
出药王楼继续上山，路旁有一大石，石下有泉，名曰“老龙泉”，据说其泉流时，水声如琴，在下不敢胡乱恭维，唯觉泉水不太干净而已。
由老龙泉继续上行，虽有路，却非常陡峭，稍一走快，王世永便觉头晕，我们只得陪着他慢慢上山，到得山顶，见有两间铁瓦石屋，屋内有两个护林人，他们说：
“此山上山只有一条路，我们怎么没有看见你们爬上来？”我告诉他们，说是从悬崖上爬上来的，他们说难怪没看到呢。
此时我们已经登上了天台山的最高处，放眼四望，群山都在脚下，汉中平原烟缭雾绕，此时方知“登泰山而小天下”，“遥望齐州九点烟”之类的话并非虚语。向东望去，只见一条山梁上突出七个山峰，其状如古冢，合称为“七孤堆峰”。据记载，天台山上还有一“万佛洞”洞中有鹤大蝙蝠，该洞深不可测，虽好游者不能穷也。另有一洞，名曰“张爷洞”，又名“张邋遢洞”，传为明朝张翰林隐居之处，洞中所产石料质白且细，人称可治眼疾。山后还有一仙人洞，内有神灵，人若触犯，便酿巨灾。山后十里有棋盘台，台高不可上，肉眼凡胎可望而不可及，此台为仙人下棋之处......
山上可游之处甚多，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停留片刻之后，还是仍由原路下山，经药王楼过雷祖殿向东，有一门楼，上书“南天门”三个大字，门下是万丈深渊，不过石壁之上有供人上下之石阶。这时我突然想起不知在哪里看到过的一幅对联，用来形容此处风光确也恰到好处：
“石阶无尘清风扫，山门不锁白云封。”
我们出南天门，顺石阶九折而下，顷刻之间，我们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此时再抬头遥望南天门，似觉高不可攀，真不敢相信自己就是从那里下来的。
（十九）每逢佳节倍思亲
元旦又要到了，这是我独自一人在外过的第二个年。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自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就没有放过假，毕业又遥遥无期，李指挥虽说以“快了”两字给我们打了一针“鸡血”，但至今还是泥牛入海。此时我唯有在心中反复吟诵着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有那些胆子比较大的人，此时会收到一封家中发来的电报，电文无一例外都是“母病速归”四个字，然后凭此电报就可向系里请假。由于此法用者甚众，且人们的想象力又太贫乏，总是只把生病与母亲相联系，而从不与父亲等其他亲人相关联，所以早已变成公开的秘密。不论是谁，若电报一来，八成会被大家认为其中有诈。若母病为真，当事人也觉得压力很大，是否回家便成两难。江安伟就曾收到过这么一封电报，为避口舌，遂决定不回家，结果第二封电报变成“母亡速回”，此时唯有后悔不迭。
我的好友老鬼子秦放，用现在的话说是我的“铁哥们”，他属于那种天地都不怕的人。且被称为我们班里的“笔杆子”，写起批判文章来，洋洋数万言一挥而就。他们家祖上多少代都是工人，“文革”时期非常看重家庭出身，由于他是“红五类”出身，属于那种秃子的脑袋没有辫子可抓之人，所以敢为别人之不敢为。再加是公认的铁笔杆，因此自军宣队进校之后，立马成了红得发紫之人，倍受重用。到四厂之后，每天脱产帮二队整理材料，真是越发忙得不可开交。话说那天他老兄突然收到电报一封，不用说也是“母病速回”。也许是他老兄红得有点忘乎所以了，有话不愿憋在肚子里，总想让别人与他一同分享自己的得意之情。因此在来电报之前，就向许丕新透露最近会有电报来。许丕新“文革”前是系里的政工干部，由于有海外关系的缘故，“文革”之中没有少受冲击，早己变成惊弓之鸟，哪里敢不向上汇报？这一来，老鬼子弄巧成拙，系里不批假。老鬼子仗着他与二队赵队长的关系好，联系好汽车，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直奔阳平关而去。
为了庆祝伟大领袖“12.26”的生日，及迎接新年，院里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汉中各地进行演出。我们排的王世永、郑贤波（外号针线包）和李从省是当然的成员。他们每天东跑西颠，虽说只是业余水平，但由于汉中地区文化生活贫乏，也还算得上首屈一指。有时演出一场，观众竟多达数万人，挤不进去的，只好站在山头上观看。这天我们的大明星从阳平关演出归来，兴奋地向我们介绍他们的一路见闻。又是子龙山，又是空城计之“西城”，还有孔明读书台，最有趣的是武侯祠中的孔明木像。孔明穿了一件破烂不堪的蓝布大褂，戴着一顶又脏又破的帽子坐在祠中，活像一个叫花子。木像的手脚关节均可活动，哥几个上去搬起他的脚，摆弄成翘二郎腿的坐姿，还让他叼上了一支烟。可怜被人当神一样敬重了一千多年的诸葛孔明，如今被他们捉弄成了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们没有他们那个眼福，一年一度的“四好”总评，又一次把我们的屁股给粘回到板凳上了。当然所谓“板凳”只是名义上的，其实也就是随便找的一块木板而已。可千万别小看这再普通不过的木板，由此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正当铸210等排在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时，某某某为了争夺一块不起眼的木板，一拳将张鹞鹰的眼镜打碎。为老鬼子不辞而别之事，系军宣队负责人老楚本来余怒未消，又遇此事怎能不雷霆大发？他立即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对某某某实行“群众专政”，并“监督劳动”。
对秦放的事，老楚在会上说：“我真是瞎了眼了！竟然重用这么一个人。”同时宣布对秦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并叮嘱大家，秦回来之后，谁也不要理他，不要同他说话——此时系里已派王茂岭等人前往秦的家乡重庆进行调查。王来信说，秦并未回家，家里也未给他发电报。因此可以断定他一定是到西安看女朋友去了。
“12.26”和元旦终于来了，伙食之好自然不用讲，院文艺宣传队又来四厂演出，就这样，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二十）勉县三国故地游
一辆卡车在勉县武侯祠前停下，我和赵嗣龙从车上跳下来，对司机道谢之后便进了武侯祠的大门。武侯祠不知建于哪个朝代，内中最早的一块碑是唐代的，屋宇多已破烂，现在已经成了一所中学校。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人，门口虽挂有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其实并无人阻拦。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有铁将军把门，自是无法窥其真颜，像叫花子一样的孔明木像，当然也不得一睹其尊容了。
出武侯祠西行就是武侯镇，由武侯镇再向西就是勉县老城，当地老百姓都称其为“空城计”之“西城”，城不大，也就一百米见方，围有不到四米高的土城，城北是通向阳平关的公路，跨过公路是一些比城墙稍高的小山坡。山坡上有臭水坑一个，而且连臭水都已几乎快要干涸，此处被称为孔明读书台。据说原先水并不臭，很清还很深，真所谓时事迁移，连水坑也不例外。坑旁有一石碑，碑上镌刻着一首后人所题之诗，只记得其最后一句反朱文公诗句而用之，是：
“哪得源头活水来？”
从读书台向古城俯瞰，城中一草一木，一鸡一犬皆历历在目。由此可知，老乡传说此地为空城计之西城，实属谬误。当地传说街亭即今之双石铺，失街亭时孔明在西城，魏延在阳平关接应，阳平关与西城距街亭都在三百里左右，为何要在阳平关接应？此其一。其时关兴已到武功山，司马懿却到了街亭，街亭距武功山约八百里之遥，皆为难以上青天之蜀道，司马懿可谓孤军深入，而西城位于汉中平原上，汉中平原是孔明的大本营，为屯兵之地，且西城距汉中城也近在咫尺，仅区区八十里的平路，孔明何愁无兵？此其二。第三，孔明若真的无兵，司马懿也绝不会疑惑不前，因为他只用到北面山坡上一望就会清楚，百米见方的小城，能容下多少人马？司马懿也不至于糊涂到如此地步。据专家考证，“空城计”其实是小说家虚构的故事，另有专家考证，说街亭之战与司马懿毫无瓜葛，而系魏将张郃与马谡之战，而街亭位于现在甘肃省庄浪县东南，这样与勉县就拉扯不上了。
从读书台下来，仍由原路向东，过武侯镇后，见路旁平地上有一石碑，上面覆盖着“文革”标语，仔细辨认，才看出碑上刻的是：“汉征西将军马公超墓”。由马超墓东行，只见庄稼地里又有一块石碑，上书：“汉丞相诸葛武乡侯墓”，碑旁只有几棵柏树，连坟包都没有，当然这是一个假坟。据说从汉中到四川有孔明坟七十二座，只有定军山那一座是真的。
我们一边向南走去，一边打听哪一座山是定军山，老乡指着汉水南岸，约十里远处的一排山，告诉我们说，那座最高峰西边稍矮的一座就是。
我们从小路走到汉水边，河上有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桥，过河走约十里路，见路旁树木渐多，我想武侯墓快到了。果不其然，由林间小道行不多远，就看见了红墙，这里也有一座武侯祠，墓就在祠中，房屋比武侯镇旁的武侯祠要完好得多，真可称作金碧辉煌。可惜又是“谢绝参观”，这次是真的不让入内：专区正在此处给“武斗”中有人命之人办“学习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双规”，更直白一点就是软禁。我俩一再央求，把门的还是不答应，只好绕着院墙转了一圈。四周地势比祠内稍高，所以还能看得清楚，但仍觉十分扫兴。于是边走边吟起了打油诗：
寻古迹兮远道来，时不利兮不得入，不得入兮将回还，撒泡尿兮古墓旁。
我和赵嗣龙二人直奔定军山而去，走有五、六里路，便到了老乡所指“定军山”下。为了能将周围的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决定不上定军山，而去爬东边那座最高峰，这时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
虽是最高峰，其实并不高，坡也不陡，只是没有路，山上多是一些乱石和灌木丛，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已经处于山颠之上。这时我们才知道山的南面也还是平原，平原中间有一条河穿越而过。我们所在的这一排山峰好像屏风一样将平原一分为二。山顶立有一块石碑，上书：
汉大将黄忠斩夏侯渊处
古定军山
原来西边那座稍矮的山峰并非定军山，我们这一座才是呢！不过恕我见识浅薄，还真不明白此山的军事价值何在。第一，山不大，驻扎不了多少人马。第二，山上无水，死守此山，岂非与失街亭的结果相同？第三，此处并非南北两半平原来往之要冲，向东或西不出十里都有既平坦又宽阔的大路可行，为什么此处会成兵家必争之地？
下得定军山，北行，过汉水，不一会便进了勉县县城。勉县原名沔县，汉水又名沔水，沔县位于汉水之滨，当然是因汉水而得名啰。
县城里商店很少，但不知为什么人却不是一般的多。饭馆里面早已高朋满座，我们不想把时间花在等待上，于是决定往回走，等碰到饭馆再吃饭，谁知事情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美好。走啊走，走了一里，没有看见饭店，走啊走，又是一里，还是没有饭店的影子。走啊走，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我们已经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北风裹挟着雪花，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饥寒交迫。每当有汽车从身边驶过之时，赵嗣龙都满怀着十二万分的希望，伸出手向司机挥动，希望有好心人停下车来，把我们带走。但司机总是以按一下高音气喇叭，使劲踩一下油门，来打碎我们的希望。汽车就像受伤的野牛，发着巨吼，从我们身边一掠而过，留下的只是漫天的灰尘。终于......看见前面有一辆美国产的“道吉”停在路旁。赵嗣龙高兴地走过去说：
“师傅，把我们带到河东店好吗？”司机说：
“我的车胎放炮了，不能走了。”赵嗣龙说：
“那我们两人帮你修吧，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到现在还未吃中饭呢！”司机说：
“不行，你们走吧，我还没有千斤顶呢，我要等后面的车来了才行。”我赶紧说：
“那我们也等吧，再怎么等也比走要快呀。”司机终于露出了真正的嘴脸，他不耐烦地说：“你们走吧，等我也不带！”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仍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还没走多远，就见刚才那辆道吉车呼的一声擦着我们的身体绝尘而去。
一直走到下午三点钟，总算打听到一个饭馆，买了两碗面条，几个花卷，迫不及待地坐下就啃。此时来了一个要饭的，穿得很单薄，还又脏又破。他冷得全身缩成一团，仍不停地打哆嗦。店老板却一个劲的把他往外撵。那年头店老板这么做，其实并不一定是怕影响自己的生意，那时的饭店不是国营的就是集体的，生意好坏都一样拿工资。他怕的是，要饭者不知是逃亡的“地、富、反、坏、右”，还是“叛徒、特务”和“永不改悔的走资派”，若乱发慈悲，自己可就要受到牵连。
吃完饭，身上暖和一点，也有了力气。走出村子，正好有一辆开往汉中的公共汽车，我俩也顾不得自己是“穷学生”，立即跳了上去，但终归还是觉得票价太高，只坐到河东店就下了车，然后艰难地走回四厂。雪越下越大，一路上雪花飞舞，行人极少，这样的景色让我们觉得十分地凄凉。
（二十一）血书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国产电影在江青的一次点评之后都变成了“毒草”，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只有看“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了。那天晚上看完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同学们都回到了住处，突然看见一个人闷声不响地坐在屋里，他……他是秦放！老鬼子回来了！因为老楚有过吩咐，所以大家都只当没有看见，各自去睡自己的觉。
第二天起床后仍然没有人理会他。吃过早饭，秦放就去找了军宣队的老楚和工宣队的臧师傅。以后一连许多天，就见他独自一人埋头在那里写检查。仍然没有任何人敢和他说话，他的脸明显地瘦了许多，“老秦度”也提高了。
洋洋万言的检查终于贴了出来，旁边还附了一份血书。那年头全国人民都处在无休止的批判与被批判之中，这一切早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不论你怎样写，检查一次肯定不会被通过。一般情况下，如果认为你的“态度”好，还要加上你的家庭出身是“根红苗正”，可能写个两、三次就能通过，否则十次八次都无法通过。要是你属于那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那你就必须生命不止，检查不止了。秦放属于那种“大批判”的行家里手，过去批判别人之时很会讲套话。比如左一个“不深刻”，右一个“不象话”，再来一个“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真没想到，如今这样的批判语言竟然也用到了秦放的身上。当然老鬼子毕竟高人一头，他吸取了“前辈”作检查的经验教训。他一看到同学便拉长了脸，嘴里不停地说：“帮助、帮助我吧！”他那极为虔诚的表情，让人看了深表同情，大家不再顾忌老楚所打的招呼，许多同学都向他提了不少意见。作为他的铁哥们之一，我也很想和他谈谈，以便帮他早日过关。
那天刚刚开完批判章国梁的会，章的“态度”很不好，一顶再顶，因此负责我们排的军宣队员老路光了大火，将他狠狠地训了一通，会后又找章作了一次长谈，后来就看见章红着两眼回来了，这在他也许还是第一次。
不知为什么，秦放对于过去批判会上一向被他大声批判的章，也征求起意见来了。章对他说：
“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群众的批判，态度要好。”
我刚好路过，听了觉得比较搞笑，便乘机走了过去，老秦看见我，苦笑了两下，说：
“梁劢，帮助帮助我吧！”我说：
“刚才大家还批判他的态度不好呢！现在却在此要你的态度要好了。”章国梁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走了。老秦对我说：
“梁劢，帮助帮助我吧，不能看着我掉队呀！”我明知道秦放找人征求意见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走一个得到同学们谅解的过场，他将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对我这可怜的哥们说了些他过去太骄傲了，今后应当虚心些之类的话。而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感觉自已终于在悬崖边拉了这可怜的哥们一把。
（二十二）章国梁的独立思考
这里不能不介绍一下批判章国梁的前因后果。章也是我的铁哥们，我们俩曾经一起出去串联，还一起从北京骑自行车到天津去过。然而他的倒霉也是因我而起，这令我至今仍然深感不安。
我们这一代是被称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对领袖的无限信仰和狂热的崇拜，坚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发动起来的。对于领袖及其身边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其有不敬的表示。当“无产阶级司令部”出面说谭振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时，我们就坚决保谭振林，当“旗手”江青出面说谭振林是个“大叛徒”，全国各地立即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谭振林”的标语。
章国梁与我们不同之处是，他喜欢学习而又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对于社会上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但我们都是简单地归之于“歪嘴和尚念经”的结果。“经”是好的，是歪嘴和尚的嘴把经念歪了，而章国梁却大胆的思考“经”是否也有问题。当然他只是一个人进行独立地思考，并不敢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公之于众，就连我们这些交往较多的人也都不知道他考虑问题的深度。可是事情坏就坏在他喜欢记日记，而且喜欢在看过的书上随手记上自己的心得，并且把书随便丢在课桌上。
一天，大家正在教室内玩耍，无意之中曹灵生拿起章国梁丢在课桌上的一本名叫《红太阳从韶山升起》的书。他翻开书，觉得章在书上批的一段话非常深奥难懂，便叫我们大家过去看。说实话我直到今天仍未搞清楚他当年记的是几句什么话，据说是国外某位哲学家的名言，大意好像是什么“热烈的拥抱所非”，和“热烈地拥抱所是”之类的话。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那句话的意思，因此大家也就一笑了之，而后各自走开。可悲的是，我这个人喜欢对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作进一步的探究，这样就就引出了改变章国梁命运的“惊天大案”。
在大家离开之后，我拿起那本《红太阳从韶山升起》，对文章的上下文仔细看了一遍。文章写道，某天反动警察去抓伟大的领袖，但是没有抓到。章在书的空白处写了一段话：“猎人要抓到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看到这一段文字，我整个人立即像被五雷轰顶一般，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不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吗？我不知如何是好，立即将此情况告诉我的铁哥们王恩孝，我们两个再次偷偷来到教室，把那本书翻出来仔细研究了一番。我们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主席是革命者，就是猎人，而反动派是“狐狸”；另一种解释是被抓者应当是“狐狸”，而抓人者是猎人。我们两个商量半天，也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此事。后来一致决定，我们绝不能做对领袖“不忠”的事，我们应当相信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能够正确处理这件事情。
在我与王恩孝向“亲人解放军”“告密”之后，情况立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亲人”立即宣布将章国梁隔离审查 ，也就是他从此失去了被人视为高于生命和爱情的自由 ，他的书籍和日记等均被查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章国梁后来被揭发出来的日记中的内容，都是他对当年许多不正常情况的思考，其中许多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他对当年国家遭受的劫难的忧思。可惜当年我们大多数人除去对领袖狂热的崇拜之外，完全没有自已的思想。
今天看来当年毫无法制的做法，当时却被称之为“红色专政”。这虽然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剧，但章国梁个人的悲剧却完全是由于我的“告密”所引发的，虽然章国梁今天早已原谅了我，但我仍然要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
（二十三）水桶那么粗的竹子
根据骆光林的透露，学校计划在南郑县的元坝办个农场。小骆虽然不善言辞，不过这次他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好像他亲自去过一样。他说，元坝地区有真正的原始森林，那里的竹子都有小水桶那么粗，把我们这些大城市里来的傻冒们骗得一愣一愣的。在他的鼓动下全班同学立即自发集合起来，到系“革委会”去请战。老楚等人正在与秦放谈话，他出来对我们说：“院里打算每个系去两个排，当然要派过硬的排去，院里要求是让四好排去，现在正在搞四好总评，你们排出了秦放的事，说明你们排的思想是不过硬的……你们今天来请战，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很好，你们先回去，到底哪两个排去，还得系革委会研究之后才能决定。”
听了老楚的话，我们就像三九天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来了个透心凉，当然心态摆正了，这其实也是无可无不可的。能去的话，当然可以遂我们想要见识真正原始森林的心愿。但等待我们的当然是更加艰苦的生活。
（二十四）李指挥的远景规划
经过系革委会的讨论，二系决定派我们排（金一一二排）和铸二一○排进驻元坝，由海峰担任连长，赵秉实任指导员。
这天下午在二厂的一个大厂房内，召开了赴元坝人员的誓师大会，李指挥作了动员报告。他用他那特有的煽动性语言向大家介绍了元坝的情况，以及学校的规划。
元坝是南郑县的一个区，原先曾经计划在那里建一个县，因此建了许多房屋，如法院、公安局、小学等。现在这些房屋都无人居住，因此被我们学校要了下来。我们去后首先就是在那里住。种地的地方离住处约有三、五里远，叫“菜沟”，那里约有三百亩荒地。作为第一步，我们先在菜沟开荒，然后进至“垦殖场”。当地有个垦殖场，成员都是各地来的学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知识青年”。刚来此地时，他们胸怀大志，干劲十足地“战天斗地”，当年还曾拍过一部名为《黎坪山区有志人》的记录电影，以介绍他们的革命精神。文化革命中，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垦殖场从此走了下坡路，坐吃山空，于是当地老乡毫不客气地送给他们一个“啃吃场”的雅号。李指挥说，我们绝不能学他们的样子，不能做第二个“啃吃场”。我们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啃吃场”，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垦殖场一共有七个队，他们将其中一个队给了我们，也就是从菜沟翻过一座大山，山后又是一个盆地，海拔高度约一千七百米，此处叫“大龙池”，连山林在内方圆约有数千亩，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菜沟和大龙池都有些森林，但树木都不是很大，很大的树要到老黎坪才有。到了老黎坪，你们就看吧！一两个人才能抱过来的大树老了去了。现在正从元坝向老黎坪修公路，总长约有六、七十华里，目前已修好的有二十华里长。我们可以先派一个小分队到老黎坪伐木，等到五月份公路修到老黎坪时，再将伐的木头运出来。到了那时我们的拖拉机也可开进去了，在大、小冷坝等地，地势较为平坦，约有一万亩的荒地，有了拖拉机，大片的荒地很快就可变成良田……
李指挥越讲越高兴，我们的神经也被他调动起来，变得异常的亢奋，好像他的“规划”不是通常所说的“鬼话”，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李指挥又讲，当地有个小型水电站，不过只有十千伏安。那里水力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当然可以建一个大的水电站，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办很多工厂，如木材加工厂呀，农具厂呀，造纸厂呀……
我突然感觉到有千万朵莲花从天而降，飘呀飘地落在我的脑袋上……
（二十五）“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月十五号工经系的小分队进驻了元坝，一月十七号，我们排派胡恒康、曹长城和赵肚子打前站先行去了元坝。赵肚子姓赵大名祖赐，由于他腆着一个颇为富态的将军肚，因此获得了赵肚子的雅号。
公元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九号，这是我们出发的日子，学校承诺，只去一个月就将我们替换下山，因此只允许我们带点随身用品。李指挥已经先行上山，工宣队的王克中副政委与我们一起上山，系里是工宣队的臧师傅和军宣队的老王与我们同行，院军宣队的副政委郭老头子也亲自前来送行。
学校向四厂借了两辆解放，但因为人多坐不下，二队的工人师傅又临时为我们在车厢四周绑上杉槁作为护栏，这样大家都站着，就可以多上些人。
汽车缓缓开动，再见了四厂！再见了！同学们、师傅们！我们都很兴奋，颇有点荆轲当年那种‘壮士一去不回还’的气势，我们高唱战歌向元坝进军了！
汽车过中营直驰北关，南拐过汉江大桥，经大河坎沿汉水西行，然后南拐。
山！一座座大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山！山头上的小树已经历历在目了！
山！公路渐高，汽车盘旋而上，我们已经在峡谷之间穿行了！
“太好了！风景太美了！真乃‘一丘一壑也风流’也。”
我坐在绑在车上的杉槁上，一只脚在车里，一只脚悬在车外，得意得有些忘乎所以。汽车弯来拐去，一会儿从令人胆战心惊的峭壁上开过，一会儿又从松林间穿越而过。一会儿路旁出现了一片竹林，竹林深处露出房屋一角。一会儿又见几丈长的冰凌倒挂在迎面而来的山崖上。伴随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歌声，汽车一掠而过。
山已经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大，公路既窄，弯道又多，不管声称自己技术有多高的司机，在此统统都只敢开一档。每当对面有汽车开过来，大家都只能先将车停下，然后双方的司机一同下车，看看有什么地方宽一点，而后某一辆车倒回到较寛处，等对方开过之后再继续前行。
据说这条公路在修好之后，国家一直没有验收，理由是不符合国家标准：坡度太大，弯道太多，且道路多修在山的阴面，雨雪过后长久不干，没有防滑链的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文革”时期，任何事情都要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因此该条公路的勘测设计人员被定性为“故意破坏”，而被投入了监狱。现在又在重新进行勘测，打算再修一条替代之路。
汽车摇摇摆摆的前进着，绑杉槁的铁丝经不起长时间的摇晃而突然断掉，幸亏汽车开得很慢，再加不知是谁将我一把拉住，坐在杉槁上正洋洋自得的我才没有掉下去。司机肯定是感觉到了，立即将车停下，问是怎么回事。王副政委说，很快就要到了，汽车慢点开，大家抓住点。于是汽车又继续开动了。
前面出现了两座大山，像一座门一样，真有点“天门中断楚江开”的气势。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汽车进“门”之后，视野突然变得开阔起来。跃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小盆地。远处群山起伏，山头怪石峥嵘，一些树木顽强地在石头缝里生长着，从远处看去，就像传统山水画中点的“苔”一样，真所谓“江山如画”！
公路沿着一条小河前进，行不多远，前面出现一座木桥，汽车过桥后沿河继续行进，路边开始有了房屋，再行约五十米，“小”河汇入一条宽约三、四十米宽的“大”河。河上又有一座桥，河里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河对岸有许多瓦房，但汽车没有过桥就停下了，我们这才发现胡恒康等人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大家扛着行李，跟在胡恒康等人的后面。我们住的地方在“元坝小学”，在“小”河的那边。河上没有桥，我们踩着河中的石头过河，上岸后有一条沿着“大河”方向的小路，路边有些老乡的房屋，走了四、五十米后，又有一条从山沟里流出的小河汇入“大河”之中，小河上有一座桥，过了桥，终于来到我们的住处“小学”，其实这只是原先规划的“小学”，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在一起，在河对岸的山坡上，此处的房屋也就一直空了下来。
小学一共有三个院落，我们排和铸210排的同学住在左边的一个院子里，他们排住一间大屋，我们排住三间小屋，臧师傅和解放军老王单独住一间小屋，女同学和教师住在中间一个院子里。
放下行李之后，我们就立即到食堂去解决肚子问题。食堂在对面的“法院”里边。我们沿来路走到下汽车处，走上横跨于大河之上的木桥。曹长城等人介绍说，这条河叫“西流河”，因为河水与我国河流的总体方向相反，是自东向西流的。
过河之后，又走了四、五十米，此处有一条“大”马路，路旁有百货店、五金店、收购站、邮局、银行等。马路南边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东边有个大门，进了大门就是“法院”和“公安局”。门内还有四、五个院落，每个院子之间有圆形的门将其隔开。工经系的同学和院领导都住在这里。此处房屋很多，但由于年久失修，屋里的地板都已朽烂，有些房屋，屋里甚至还积满了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
食堂设在“监狱”旁边，“监狱”仅有的两间“牢房”，全由大石头砌成，现在成了食堂理想的仓库。
说来也是缘分，在张寨时给我们二系做饭的那位姚师傅，现在成了食堂的主管。这位师傅姓姚名登山，他在给同学们盛菜时，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他的手总是不停的抖动，因此盛到碗里的菜最后就抖得所剩无几了。为此二系的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做“摇抖筛”，并附带赠送几句顺口溜，曰：
“摇三摇，抖三抖，六两面条吃三口。”看来我们和他还真是缘份啊！
吃过饭回到住处，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随身物品，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出门，沿着西流河边的小路向下游走去。河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也不知被河水无休止地冲刷了多少万年。离小学二、三十米处的河中，有一条石头垒成的滚水坝，河水由此分流一部分到旁边的水渠里去。
河两边的山各式各样，山上还有洞，真想进去看看，不过一来里边太黑，二来领导曾叮咛过，说此地情况异常复杂，百分之六十的人解放前曾当过土匪，要求我们外出时不能少于三个人。
于是回到住处，又号召了几个人，拿上手电筒，再去钻山洞。洞还真不小，里边尽是些乱七八糟的大石头。回来后听老乡介绍，说此洞在别处还有一个出口。因此王恩孝等人又去钻过一次，试图探出一个究竟来，但由于洞太大，还是没有找到其它出口。但他们却从山洞里搬了几尊木菩萨回来，并判了木菩萨的死刑，将它们吊到房后的树上。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十六）最初的几天——留心处处皆学问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早上六点起床，然后由小学侧门出去，在小河沟里洗脸。这条沟就是菜沟，水冷得刺骨，再加北风沿着山谷一路吹来，手冻得得生疼，当然大家只好象征性的在脸上抹几把。紧接着还要出操，由于汉中与北京的经度相差约十度，所以天亮要晚约一个半小时。此时离天亮还早得很，我们伴着星光，排着队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跑着，一边跑，一边还整齐地喊着“一、二、三、四！”
“文革”时期天天都要绷紧“备战”这根弦，区里的民兵时常要搞所谓的演习，因此我们也常常半夜三更被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快速地打好背包，在月光照耀下，在刺骨的寒风中“紧急集合”，今天的人们也许觉得雪山顶上挂着斜月三星是何等地富有诗意，可当年的我却无心去顾及月亮的阴晴圆缺，只是感觉刺骨的寒风对我们不太友好而已。
“文革”时还有一项必做的功课，就是每到一地都要搞“访贫问苦”和“忆苦思甜”，因此我们一住下来，就立即到“苦大仇深”的老乡家里去串门。也许是解放前的生活离现实已经比较遥远，所以那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们一打开话匣子，就不由自主地往生产大队长和生产小队长的多吃多占上联系。我们只得反复地对他们进行“启发”，他们这才明白，我们需要忆的是解放前的苦，和思解放后的甜。
有了前面的那些经历，我觉得不如干些实事要好些，第二天又要去访贫问苦时，我便主动要求留下来帮瓦工师傅干活。我和王恩孝、秦放三人被留了下来，帮瓦工师傅在小学右边那个院子里打灶，准备将来在此处也办个食堂。
访贫问苦的同学很快就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何天贵、张燕林等几个小孩，他们从此就成了我们这里的常客。
为了给后来者做好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开荒，每天的工作就是修理房屋，整理院子，修厕所……
生活一天天走上了正轨，李指挥发慈悲说，大家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就不要出操了，因此我们每天又可以多睡半个小时的觉。
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学校还给我们送来一台小型的开水锅炉，每天派两个人值班，一方面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一方面负责烧开水，这样我们又有了开水喝和有热水用。当地老乡从没有见过锅炉，每天都有不少人来看稀奇，他们一边看，一边打听水从什么地方灌进去，又从哪里放出来，火又是怎么烧的，我们都一一耐心地向他们解说……最有趣的是，有位老人绕着锅炉转了几圈，反复琢磨之后突然问道：
“这东西为什么不做成方的，而要做成圆的呢？”
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么奇怪的问题，于是反问他做成方的有什么好处，他一本正经地说：
“方的不是好背些吗？”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山里人真是什么都讲“背”，这么重的锅炉，谁能整天背着到处跑呢？
当然我们也从老乡那里学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知识。老乡教我们认识各种树木，特别是漆树。漆树就是能“割”出“生漆”的那种树，生漆也就是“国漆”，我们平时所说的国漆指的是“熟漆”，而熟漆是指经过日照、搅拌，掺入桐油氧化后的生漆。老乡说绝对不能用漆树枝烧火，那样就会生漆疮，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甚至仅仅从漆树旁边走过就要生漆疮。患者头部、手臂等皮肤暴露部位，肿胀瘙痒，刺痛，有水疱甚至糜烂，严重者，甚至伴有发热，头痛等全身症状。老乡还告诉我们，得了漆疮也不用害怕，山上还有一种树叫“篦子”树，该树的树枝长得很像蓖头发的篦子。用篦子树的树皮煎水洗患漆疮处，立马便可药到病除。看来造物主早已将这个世界安排成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有一物必有降其之另一物。
山里的气候十分寒冷，老乡家里整天都离不开火，所有的房间都被烟熏成黑黢黢的颜色。李指挥担心我们也把雪白的墙熏黑，于是花银子买来木炭让我们烤火……
很快我们的住处又装上了电灯，但大家还是宁愿点马灯，不是我们和马灯有多深的感情，而是电灯其实并没有马灯亮。由于电压太低，日光灯是根本点不亮的，而白炽灯仅仅只是灯丝刚刚能够发红而已。此地有一个十千伏安的小水电站，一位姓毛的国姓爷在那里工作，他人很热情，我们时常到他那里去玩，他便详细地向我们介绍水电站的全部情况。水电站在元坝上游一公里处，那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可以清楚地看到河里的石头是一层一层的，从岸上看过去，河床好像一块大搓板，而倾斜的方向与水流的方向相反，使人产生水是由低处向高处流的错觉。
电站旁边有个大石头，高约二、三十米，细细的，有如擎天一柱。石柱顶上还生着几株形态各异的不老苍松，其形态绝不亚于黄山著名的“梦笔生花”。在水电站上游一里远处，河中有一条滚水坝，水由此分流进入发电站的引水渠。毛师傅说，因为河里结了冰，水很少，所以电力总是不足。不过当我们五月份离开元坝之时，早已没有冰雪了，而我们那可怜的电灯还是只能发出如萤火虫般的亮光。
由于文化生活的过分贫乏，而我们大部分的行李又都留在了汉中，我每天晚上只好就着那昏暗的马灯，靠着带来的唯一的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反复读着我那除《毛选》之外唯一的一本书——《唐诗三百首》……
（二十七）大崖山的宏伟建筑
学校决定叫我们排到大崖山去砍些柴，因此排里边派胡恒康、丁锡林、曹长城、江安伟、谷臣清、我以及几个教师先到那里去收拾住处。
我们带上干粮，坐上回汉中的汽车，爬了二十里山路之后，我们从汽车上跳了下来。公路旁有一幢眼看就要倒掉的破草棚子，里边还有一口铁锅。一共两间屋，据说以前曾经有养路队员住在这里。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到来之前也许已经一个世纪没有住过人了。尽管条件比较差，但还是住不下我们一个排的人。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在这里再“造”出一座“房屋”来。
丁锡林被留下生火做饭，胡恒康、我、江安伟以及两位教师被分配做了“建筑大师”，其余的人上山砍竹子。
几位“大师”首先选址，大家一致看中一个土坡，决定就在这里搭起一座巍峨壮观的“人”字棚来。显然要在此处过夜，没有火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我们又开始规划是修一个“炕”好呢，还是打一个“火墙”更好，当然我们都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真正做事还是不行，最后我们仅仅搭起了一个草棚子，其它宏伟建筑一样也未完成。
回去的时候没有“汽车代步”了，我们只好发挥老红军万里长征的革命精神，迈开双腿走回去。路上碰到几个打猎的人，他们身上背着猎枪，手里提着野鸡。我们好奇地向他们打听附近山里都有什么野东西。他们说，有熊，有狼，最多的还是野鸡。见我们好奇，他们又介绍说，熊这种野兽现在都已钻了山洞，打熊要到收玉米的时候——那时狗熊要出来掰棒子。熊这种动物一般是不伤人的，但是遇到它们还是要小心，如果是曾经被人打伤过的狗熊，它就要记仇，见了人它会发疯般地向人扑过来。不过一旦好了伤疤它立马就忘了疼，变得不再伤人。那年头还没有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概念，如果我们今天再回到元坝，不知是否还能看到狼、狗熊和野鸡？
（二十八）指鹿为“龙”，风雪“大游行”
一夜北风劲吹，早晨起来后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按照李指挥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今天要进行一次“大游行”。大雪丝毫没有要歇口气的意思，奇怪的是，这样的天气居然还会时不时地起一阵大雾，这一来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真所谓“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我们的向导常常要掏出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米、面、蔬菜等，艰难地走着山路，目的是把工经系的同学们送到“大龙池”去。“大龙池”其实应当是“打鹿池”。汉中话与陕北话有些相像，但元坝的话却与四川话相似，李指挥听不懂当地的话，于是他学习赵高指鹿为“龙”，我们也就只好以“龙”为“鹿”了。
到大龙池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菜沟，翻过海拔约两千米的“牛儿崖”，这条路较近，约二十华里，但是非常不好走。另一条是先从元坝到垦殖场场部所在地“炮坪”，这一段是二十华里的公路，然后走“老虎嘴”，过“黄大梁”再走十五华里，总共三十五华里，虽说较远，但要好走得多，李指挥给我们选定了由炮坪去，从牛儿崖返回的路线。
行前我们被警告说，由于山路陡滑，每人都必须准备一根拐棍。我对自己的平衡能力一向比较自信，不想依靠拐杖行动，但架不住大家一再好心劝说，最后还是扛上一把铁锹，以备不时之需。
行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拍，我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此处已有两排现成的平房，工经系的同学们就要在此生活。他们的任务是养牛、开荒、烧炭。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后来还养了许多鸡。他们的生活可谓苦中寻乐，大家互相拿对方开玩笑找乐子。由于“文革”时期教师属于要人人过关的对象，所以在学生面前他们毫无“师道尊严”可讲。校医院的医生自然也属于教师系列，所以与他们一起生活、“战斗”的韩大夫便沦落成被学生大爷穷开心的对象。他们“尊”称韩大夫为“韩德列夫”，某天他们在自力更生建起的厕所落成后，任命韩德列夫为首任至高无上的厕所所长，首先给厕所围上一根草绳，然后强迫那可怜的韩德列夫去“剪彩”。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们的韩大夫自然是小心翼翼，很怕弄出什么差错来。谁知怕什么来什么，某天有位同学煤气中毒，让他检查是什么病，他忙活半天也未搞清是什么毛病，忽然韩大夫发现地上有一堆炭火，这才恍然大悟，可是急迫之下他又忽然忘词了，怎么也想不起“煤气中毒”这四个字，他急中生智，突然从嘴里蹦出“木炭过敏”四个字来，这一下当然又成了学生大爷们的笑料。
吃过午饭，我们告别了工经系的战友，继续进行我们的“大游行”。我们每人扛上点木柴，准备翻过牛儿崖回元坝。
由于我带了一把铁锹，所以奉命在前面开路，开始也还轻松，路比较平坦，到牛儿崖之后，就变得艰难起来。因为坡很陡，地上又都是冰雪，我只得用铁锹在地上砍出一道道坎来，然后其他人再踩着这些坎过去。当然很多人根本等不及，他们早就攀着小树和箭竹爬了上去，使我这开路先锋反而落了后，等到路好走一点，我再拔腿赶上去，超过他们，再开路，再落后......
终于回到了住处。
（二十九）“熊猫泉”和“样板田”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不知何故院里决定改由铸210排去大崖山砍柴，而我们排则和一系的两个学生排、一个教工排到菜沟去开荒。
当地老乡千百年来的传统耕作方法是：每年开春之后，在山上放起一把火来，烧到哪里就算哪里，然后用镢头胡乱地刨一通。每亩地撒上二十斤的玉米，而后万事大吉，坐等老天爷的恩赐。其后首先是乌鸦呀，野鸡呀之类的飞禽成群的飞来享用美食（当然并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等玉米应当发芽时，所播的种子已经所剩无几。此地虽说是山区，却并不怕旱，而是怕雨。古人有“巴山夜雨涨秋池”的诗句，可见巴山地区一向多雨，特别是玉米杨花的时候，雨下起来没头，由于无法授粉，这样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遇上好的年成，眼巴巴地看着玉米结实了，此时狗熊又会出来祸害，最后剩下的才是老天爷对人们少得可怜的恩赐。
李指挥自然是雄心壮志干云天，因此要求我们修“台田”，也就是梯田。修台田我们过去在电影里看得可多了，不过真要自己干起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目前正是严冬，遍地冰雪，首先必须将冰雪清理干净，如果将其埋进土里，开春之后很难融化，就要影响地温。因为是荒地，什么草根、树根之类的多不胜数，挖起来相当费力。其实这倒是其次，最叫人头疼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挖出一块石头来，小石头也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不行就两个人挖，两个人不行就三个人、五个人……常常是十来个人挖，又拉又推的，还是毫无办法，不搞掉它吧，就会给将来用犁犁地留下隐患。此时我们觉得“人定胜天”的说法委实有些自不量力。
当然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有时也会自找乐趣。有一次李祥玫一锹下去挖出了一股清泉，因为李有个外号叫“熊猫”，大家立即将该泉命名为“熊猫泉”。
我们开荒之地靠近牛儿崖，离住处较远，中午不能回去吃饭。我们每个人带上几个馒头和一点榨菜，中午用火烤一烤就是美味大餐。
在汉中外出游玩时，由于我烤馒头常有超水平的发挥，现在这个工作就义不容辞地交给了我。开始时每天派一名女同胞烧火、烧开水什么的，我的任务是到山上去砍柴，不光是用于在此烧开水和烤馒头，主要还是为了收工时每个人可以顺便捎几十斤柴回去，以保证我们那个开水锅炉不断炊，因此工作也并不轻松。菜沟的山坡上，阳面几乎全是很深的茅草，阴面反而是树木葱茏。这里的树差不多全都有大的碗口那么粗，但是以白杨为多，学校领导认为杨树还成点材，要我们留下给将来盖房子用。板栗树也不少，据说并不怎么好烧，好烧的只有青杠树了。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地认识了青杠树，我们在汉中时砍的那种其实是老乡所说的“黄花树”，或者叫“麦橡子”，虽说青杠树属于比较常见的树种，但我每天还是不得不为此爬到很高的山上，放倒六、七棵树后，搬到一处，用藤条捆好，从山坡上拖下来，然后再爬上山去砍树。这样爬上爬下的结果，就是我的工作服很快就被树枝和荆棘撕成了布条。
经过第一天的工作，排长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派女同胞烧火确是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不比在家里烧火做饭，不但没有灶，还刮着大风，甚至有时还要下雪。在露天地里生火，不要说干柴了，甚至连茅草都结着冰，根本就别想点着。后来每天就改派两名男生连砍柴带烧火。我们每天到处去找枯树枝，再去找一点干枯了的青杠树或板栗树的树叶——这是唯一能够用来引火的东西。平常最简单不过的划火柴如今成了高级技术活。当地根本没有火柴卖，手头上的火柴都是一些抽烟同学的无私奉献，那还是他们从北京带来的。火柴已经剩下不几根，火柴盒已经破旧得几乎没有磷了，很难将火柴划着，每天还只允许用一根火柴，否则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为此我们在划火柴之前，必须先将火柴在头发上反复地摩擦，也许是这样可以将头发上的油脂擦到火柴头上，使得火柴容易划着，反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浪费过一根火柴。
顺便提一下，大年初二那天，王恩孝等一干人等到老黎坪去玩，中午找了一些干柴准备烤馒头，不过带来的仅有的一根火柴，想尽办法也无法划着。于是他们想检验一下“钻木取火”是否灵验，由于没有条件“钻木”，所以改用“摩擦取火”，王恩孝手执两根枯树枝，使劲地摩擦，希望能够真的取出火来。尽管王恩孝已经累得头上青烟直冒，但枯树枝仍然不给面子，不肯冒烟。后来王恩孝感觉枯枝已经有些发烫，于是将那根国宝级的火柴贴到发烫的枯枝上，令人兴奋不已的是火柴竟然奇迹般地，“呲”的一声点着了，王恩孝高兴得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谁知乐极生悲，他大笑时口中呼出的气流，毫不容情地又把已经点着的火柴吹灭了，经历了大喜大悲的哥儿们，气得把王恩孝死揍一顿，但仍觉不够解气。
每天下班的时候，我们每人都要扛一根不算太轻的树回去，开始我没有信心把树扛在肩膀上，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好在回去时以下坡为主，且路上积雪很多，因此我在技术上进行了突破——用藤条拖着回去。但越往下走，积雪就越少，而且有时还会有上坡，没有办法，只得回归原始的方法，改“拖”为“扛”。就在这时我终于发现，要扛这么一棵树其实并不困难，甚至比拖着走还要轻松呢！
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排终于开出了两块像样的“台田”。说实话，两块加到一起的面积还是只能用“相当小，相当小”来定义。不过和一系比起来，我们一个排的开荒量正好与他们三个排一样多，并且质量也被认为相当地不错。从而被列为供大家参观的“样板田”。
经过艰苦的劳动，铸210排也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到了元坝，一个星期中他们共砍了两万斤柴。
（三十）“革命化”的春节
时间不知不觉很快又到了“倍思亲”的时候。公元一九七零年二月六号，这天是大年初一。这是我有生以来离开家人独自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我所过的没有休息的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由于政工组的赵森林不顾大家的反对，今天我们奉命要到大崖山去扛木头。本来木头就在公路边，完全可以用汽车拖回来的，可是在那个“宁左勿右”，大家争相比赛谁更“左”的年代里，赵森林觉得我们还不够累，也就是不够“革命化”，他毅然决然地策划了这次“革命行动”。
前面说过，从元坝到大崖山有二十里远，路上还多积雪，因此常常有人摔个嘴啃“雪”，但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的山里人来说，其实早已是小菜一碟。
到了那座养路工遗留的“石器时代”文物级的破房子前，先由海峰介绍了他们排砍柴的情况，然后大家被领到堆柴的地方，每个人自己量力而行，扛上一根就可以上路。
王恩孝挑了一根一百多斤重的，考虑到远路无轻担，我仍然比较保守，只挑了一根六十来斤重的。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体力其实并不比别人差，很快一个人被我超越了，第二个人也被我超过了，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我连跑带颠，终于第二名把木柴扛到了食堂，要是在今天也许应该奖我一块“银牌”吧！
到了下午，这才真正有了过年的气氛，各排分别包饺子吃，于是有的人忙着烧火，有的人忙着用木头自制擀面杖。
热处理教研室的“袁胖子”是擀饺子皮的高手，他一个人擀，我们一大群人围着他包。袁胖子者，如果在今天，我们当然要毕恭毕敬的称其为袁老师了，不过那年头学生给老师起外号是再正常不过的，那表明老师能够和“革命小将”打成一片，那样的老师才是革命所需要好老师。
话说大家各显神通，王恩孝包的是北京式的饺子，曹灵生包的是山西式的饺子，张晓明虽说是北京人，但硬要说自己包的是河南式的......这里边最笨的当然是我了，还处在虚心做小学生的初级阶段。这天我还学会了“盖锅煮皮，开锅煮陷”的所谓“饺子经”，成为我以后向人显摆“丰富生活经验”的资本。
再说我们排的王世永、郑贤波、李从省这三位大明星，早在春节之前就被抽调到“文艺宣传队”去了，不过这次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公社收购鸡蛋。由于“文革”期间物资匮乏，所以收购鸡蛋也被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首先是召集农民开动员会。开会时公社的书记先作动员报告，强调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要求农民们积极把鸡蛋卖给国家，每卖一个鸡蛋，就是贡献打击“帝、修、反”的一颗子弹。书记在台上动员，农民却在台下议论说：
“老子鸡都没得，哪来的蛋哦！”还有的则说，
“老子的鸡蛋，要留着抱‘鸡儿子’。”
显然光靠动员是收不到鸡蛋的，随后还要到农民家里去“检查”，查到之后，若是“贫下、中农”家庭，家中有生孩子的，则允许留部分鸡蛋自己食用。若是“地、富”家庭，则必须“卖”给国家。当“贫下、中农”向国家贡献了“打击帝、修、反的子弹之后，则由我们天才的笛子演奏家郑贤波（针线包）演奏一段笛子曲给他们听，以资奖励。不是吹牛，针线包吹笛子确实具有专业水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老乡“卖”一个“子弹”，能享受到如此高水平的演出，确实物超所值。
（三十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喝水？
初二这天，终于可以休息了，大部分的同学都决定上老黎坪去长见识，因为既到了元坝，不去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原始森林，也许会觉得终身遗憾的。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遗憾”，老黎坪实在远得可以，要走六、七十里山路，来回就有一百多里，真让人望而生畏。
吃过早饭，章国梁来约我去爬山，我说：
“不是讲要三个人以上才能出去吗？”他说：
“连两个人都找不到，还三个人人呢！”于是愤愤地走了。
呆了一会，觉得实在无聊，于是又厚着脸皮去约章国梁。我们出门后沿着西流河向下游走去。
一路上的风景不可谓不美，河的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山峰，河中有奇形怪状的大小石头，水流有时在某处形成一个水潭，此时流速就变得较低，有时因为石头较多，河道变窄，因此流速加快，奔腾激荡，一江冬水，向西滚滚而去。
为了更多地亲近自然，我们尽可能地靠近河边走着。这条河好像永远都是清可见底，这时我感觉章国梁也许是“神经病”发作了，走不几步他就要撅着屁股喝几口河水，我便只好在旁边耐心地等待。现在想起来他当初真是有先见之明，预知几十年后大小河流都将严重污染，谁还能免费享受那无污染的天然的“矿泉水”？
有时，我们爬到河边的山上，满山都是苍翠的青松，微风吹过，树枝摇摆起来，哗哗的声音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令人心旷神怡，此时呼吸着略带松香气味的清新空气，真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脱离现实，而生活在仙境之中了。
有时，我们既是在山头上，但还是走在河边，因为我们是行走在悬崖上的水渠边。脚下的万丈深渊，也就是西流河，已经永不休止地流淌了亿万年之久。兴起之时，我们常常会飞起一脚，把脚下的一块石头踢入河中，要过很久才能听到石头掉入河水之中时“嘭咚”的一声。
估摸走了大约二十里远，再也无法前进了，前方出现一个小“三峡”，河的两边都是悬崖，而且无路可攀。我们自己也觉得差不多了，便决定打道回“府”。此时章的“神经病”又开始发作，走不几步就要撅屁股喝免费“矿泉水”，让我在旁边干等。气得我顾不得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丢下他不管，独自一人回到了住处。
回去后老乡告诉我，我们去的地方叫“方家坝”，不过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一般山区的小盆地，且有居民聚居的地方才被称为“坝子”，我们所过之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不知何“坝”之有。
（三十二）春天里的一把火
火！山上的茅草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火苗有一人多高，滚滚浓烟竟然把太阳遮蔽得黯然无光。
从未见过如此气势磅礴的悲壮场面，这不是电影里面的镜头，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亲身经历。
风顺着山坡呼呼地吹，这更加助长了火势，火在风的裹挟之下，一个劲地沿着山坡迅速向上蔓延。我心里明白，山后是数千亩的森林，这是国家的财产，如果不将火势控制住，而听任其烧过山头，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我立即迈开大步从山头冲了下来，并且脱下工作服，挥动着手臂向大火猛地扑了过去，只听呼的一声，火被衣服带起的风扇得更大，我再次用衣服猛扑过去，又是呼的一声，风卷着火舌向我反扑过来，只听见哧啦啦的一声响，我感到自己的眉毛和头发都已被火点着。
“不行！这样不行！”
我心里这样想着，并抬头向四周扫视。大火像一条长龙一般极速地向上燃烧着，此时除我之外，四周一个人也看不到，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我会被烧死在这里的，我应当赶紧去找把铁锹，在山上挖出一条防火带来，才能制止住大火的蔓延。
我赶紧向后退，绕过火龙，跑到山下休息的地方，拿了一把铁锹，又赶快向山上爬去，这时看见赵秉实等人正在那里挖着防火带，我立即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我们还未挖好，火龙就已经趁着风势扑了过来，我们只好退到更远之处重新开始挖，但我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心里想的只是这下可要完蛋了，山后的几千亩山林都完了，完了，机械学院这下在全国都要臭名远扬了……
事情是这样的：
立春过后，天一天天地暖和起来，山坡阳面的积雪都已基本融化。为了加快我们开荒的进度，院里派我们系的两个排到菜沟去烧荒。我们每个排抽出一个班去挖防火带和点火，剩下的人继续开荒。
由于草还是湿的，根本点不着，好不容易点着了，也是很快就熄灭。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一处火都没有点起来。这样一来那些“放火者”就放松了警惕，干脆不挖防火带，只是千方百计一个劲地点火，点火，再点火。
等我吃完中饭，离上工还有一段时间，因此我打算爬到西边那座山上去看看风景。天天上山砍柴的我，东边的山头我每天都要上下多次，但西边的山只是“大游行”那天去过牛儿崖。由于那天雾很大，所以什么风景也没有欣赏到。
正当我低着头吃力地向上爬着的时候，咯咯咯咯……，一只非常漂亮的野鸡突然从我的脚下飞出，我真后悔，怎么竟没有发现它，因此楞在哪里发了半天呆。看来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之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此时在我的脚旁竟然还藏有一只野鸡。等我发完呆，刚一抬脚，咯咯咯咯地又让它飞跑了。
好不容易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整齐地排列着一排两人多高的，天然生成的大石头。从远处看过来，很容易把这一排石头当成人工修成的城墙。山的阴面是一眼看不到头的大森林，由于阳光较少，树下仍然积着厚厚的积雪。
我转过身来，向我们开荒的地方望过去，打算陶醉一下我们那巴掌大的“样板田”。
哎呀！不好了！为烧荒而点起的火，已经形成了一条火龙，足足有一、二百米长。而山下的人们，由于地势起伏不平，视野受到限制，所以他们还毫不知晓，我拼命向他们呼喊，但是没有用，由于距离太远，谁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便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山下跑去……
火猛烈地燃烧，我们与火争夺着每一寸土地，但总是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我们一步步向山头退却。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真的是无比渺小，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意想不到的是，没有完！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了的！一道天然屏障出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山顶上那排大石头。我们一直退到石头上，而那盛极一时的大火，在这伟大的天然长城面前，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不可一世的大火慢慢奇迹般地熄灭了......
就在这时，骆光林因奔跑过急而昏了过去。大家拼命地呼喊着他的名字，但他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们这些残兵败将，砍了两根木棍，把工作服套在上面，做成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他向住处走去。
焦头烂额的我们，脚下是被大火烧过的的焦土，黑乎乎的一大片，成百的乌鸦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在呱呱的叫声映衬下，显得更加的凄凉。
两只野鹿被大火烧昏了头，冲到我们身边，又飞速地逃离，抬着骆光林的我们，谁也无心多看它们一眼。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山区虽然人烟稀少，且交通不便，机械学院“放火”又救火的消息，却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快地传扬开去。老乡们没有赞扬我们“勇敢无畏的行动”，而是取笑我们的无知，他们说：
第一，火根本不可能烧过山顶，也就无须救火。第二，即使“救火”，也应当追着火打，而不是像我们那样自投火海迎着火打。
看来我们真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读书越多就越蠢！？
（三十三）二系群英汇元坝
为了加快元坝地区的工作进程，院里改变了原先每个系派两个排进驻元坝的决定，改为让二系全部人马都上山，至于当初许诺我们一个月后下山的诺言也泡了汤。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打扫房屋，以迎接二系的弟兄们。原先机119班和我们一同住在“小学”里边，现在他们“小学毕业”，立即升格为“公务员”，搬到“法院”里去住。把他们的住处让给了二系。
在打扫房间时戚承榆意外捡到一根漆着国漆的“对秸子”拐杖。这种拐杖在当地被视为拐杖中的极品。“对秸子”是一种树木，该树的枝条据说是空心的，并且还有像竹枝一样的“节”，其枝杈是相对生长在树枝的两边，去掉旁枝之后，就有点像“竹节”。据说用“对秸子”做成的拐杖既轻便又得力。
戚承榆把拐杖拿给大家欣赏，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系工宣队负责人臧玉师傅看后，连声称赞，不停地说好！好！好！然后将拐杖顺手放到一边。但等我们打扫完房间之后，“对秸子”却莫明地不翼而飞。
后来才知道，这根“对秸子”并非无主之物，而是制图教研室饶立藩老师的，他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此自然地被视为水利专家。勘测和设计水电站的工作就义不容辞的交给了他。为了工作方便，老乡送了这么一根“对秸子”拐棍给他，可惜今天却突然神奇地失踪了。
话说这根拐杖后来又奇迹般地露过一次脸，一次大家聊天时，谈到“对秸子”拐杖的种种高级之处，臧师傅颇为得意地说：
“我有一根‘对秸子’拐杖，拿出来让你们开开眼吧！！”
于是大家有幸再次见到那根失踪多时的“对秸子”拐杖……
闲话少讲，言归正传。二月十五号那天，二系的弟兄们全都上山来了。按照李指挥的指示，他们应当“拉练”上山，也就是步行上山，但由于四厂的工人们一定要用汽车送，盛情难却，他们乐得用四个轮子取代两条腿。结果“后果很严重，‘李指挥’很生气”。
二系上山之后，四厂的住处就让给了“公共课”，而我们的箱子等物品仍然存放在那里，依然与我们“两地分居”。
旧友重逢，大家自然都十分开心，互相谈论着分别一个月来各自的情况，特别是春节是怎样“欢度”过来的，成了谈话的重点。当然向他们介绍元坝的情况，自是我们这些“先行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十四）“省来省去”——孙悟空来水帘洞称王
平地一声春雷，突然传来了清华与北大已经进行毕业分配的消息。最先是铸211的付淑坤接到一个长途电话，讲到清华北大进行“试分配”的情况，分配原则是早就听说过的“省来省去”。那个年代电讯事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何况在元坝这种地方，电话只有邮局才有，长途话费的价格已超出了一般百姓的消费水平，可见此事件之重大。几乎在同时，我中学的同学，铸112班的李永鑫，也收到了清华大学吴文经同学发来的电报，谈到了他们试分配的情况。
这真是太让人兴奋之事，“快了”！这次确实真的快了！为了庆祝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我立即学留侯状，“浮了一大白”，当然是反其意而用之啰，而且“浮”的还只是白开水！金209班潘熙雍等人还进行了一次远足，把此作为对元坝的“告别游”，其依依之情难以言表。他们一直走到炮坪，在山上发现了孙猴子的“老家”——“水帘洞”，不过由于冬天冰雪未化的缘故，应当叫“冰帘洞”才更为确切。当然猴子猴孙们早已随孙大圣到西天享福去了，故此“猴”迹未见，也还幽静。他们在冰帘上砸开一个洞，大家一起钻进洞中，享受一了下“别有洞天”的乐趣。此情此景触动了不知是哪位大文豪的“诗性”，留下“传之千古”的对联一副。
上联：孙悟空来水帘洞称王，
下联：猪八戒回高老庄招亲。
横批：省来省去
美梦即将成真？…… ……
（三十五）将军木的故事
“省来省去”再次变成泥牛入海……
又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天，这天老邵、小叶（叶尚川）等人说要去砍“将军木”与“红豆豆”。老邵和小叶如在今天，我们当然应当称他们为“邵老师”和“叶老师”，当年被学生直呼为老邵和小叶，说明他们是“革命小将”的哥们，不像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与学生隔着很远的距离。于是乎我立即找了一把斧子随他们一同上路。
听他们介绍，红豆豆与将军木都是很好的木料。红豆豆树的树叶像桃叶一样的形状，因为结一种“红豆”而得名，我们在元坝只呆到了五月，最终也未搞清楚其是否为古人所说的“相思豆”。
我们去砍树的那条沟叫“长沟”，沟的两边是连绵的高山，沟很窄很长，所以以“长沟”名之。与长沟平行的还有两条沟，一条叫“风筒沟”以多大风穿沟而得名。另一条名曰“裤裆沟”，此沟开始是一条沟，前行一段之后，一分为二变成两条，酷似一条大裤衩，故以“裤裆沟”名之。这三条沟都是通往老黎坪的路，三条沟走到头后，有个叫“雷打坡”的地方，过雷打坡就进入老黎坪的地界了。
出元坝之后，一般很少能见到人，但在长沟的沟口，居然还住有一户人家，他们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由于我们人多，倒也无须害怕。沟口生长着许多核桃树与漆树。
进入长沟，深深地体会到此沟确实名副其实。其宽度也就二十米左右，长度大概有二十里。两边的山非常陡峭，由于阳光不易照射到此处，山崖上多苔藓，山崖的坡度大约有七、八十度甚至九十度。山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树木。
在老邵等人的指点之下，我很快就认识了大名鼎鼎的“红豆豆”。这种树冬天不落叶，一般粗细多在直径50毫米以下，直径越粗的越爱生虫，所以直径较大的红豆豆树较为少见。将红豆豆砍下之后，将其连皮一起放到火上烘烤，而后再把树皮剥下，木材立即变成血一般的红色，再加木质细而结实，所以许多人都喜欢将它做成拐杖或是擀面杖等小物品，我家现在用的一根擀面杖，就是红豆豆木的。
很快一棵小的红豆豆树进入了我的“法眼”，我立即将其连根刨出，它根部的形状很有点象一只小鸭子。我最终把它做成了一只“鸭头拐杖”，再后来我觉得走山路拿根拐杖太过累赘，最后还是把它丢弃了。
我们继续向长沟深处走去，目的是砍一根将军木回去。大约走了二十里远吧，终于发现了许多将军树。
我兴奋地爬上一棵比较好爬的将军树，坐在树上，选了一根粗细适中的树杈砍将起来。
这种树为常绿乔木，叶形有点像冬青树，当地老乡又称其为“九老二”，我以前从未听说有这么一种树。老乡说，此树木质坚硬，放到水里竟然要下沉，故此砍伐时非常费力，而且不易点着火，除去做木工用的刨子之外，真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文革”时物资匮乏，人们都以自己能做木工活为荣，我不能免俗，所以很想搞一块木料将来做刨床用。
我骑在树上费力地砍着，咚、咚、咚的伐木声在山谷间回响，山鸣谷应，好像有人擂响战鼓一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听咔嚓一声，树杈被从树上砍下。由于用力过猛，我也从树上掉到地上，一直往下滚了三米远。虽说只擦破了点皮，但却把我从北京带来的一把匕首摔倒爪哇国去了。
终于我把砍下的那段将军木扛回了住处，称了一下，不长的一段竟有69斤重。为了将来能够方便从山里带出去。我立即把木头锯成了两段，并且把树皮剥去。正在我得意地做着这些的时候，围观者中的一个老乡突然发问：“你把树皮剥去，然道不怕木头开裂吗？”
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于是赶快向他请教。老乡告诉我：
“将军木由于木质坚硬，所以干燥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就要开裂，正确的做法是，把带皮的将军木丢到粪坑里泡半年，而后再捞出来丢到清水池里浸泡半年，然后再阴干一年，此时再将树皮剥去，木头就不会开裂了。”
我的个乖乖！这样的处理工艺，岂不要历时两年之久？显然我们绝对不会在元坝呆那么久，再说现在已经将树皮剥光了，是否还有什么挽救的高招？老乡说，没有办法了，你就等着它开裂吧！
事已至此，我想只好死马权当活马医了，老乡那么复杂的处理工艺，无非是让木材干得慢一些。于是我找了一些蜡烛，把木料表面用蜡涂上，再用稻草绳把这两段木料绑了个结结实实。最后再把它们丢到了睡觉的铁床之下。一直等到我们要离开元坝之时，我才又把这两段木料找出来。结果其中一段正如老乡所说，裂得一塌糊涂，只好丢弃。另一段也开裂了，但只裂了半边，另一半还好，我从新处理后将其带走。到沈阳工作之后，又求厂里一位老木工将其开成一块刨床，配上一块刨铁，做成了一只真正的木工刨子，再后来又将其带到武汉。不过“木工活”也不是人人都会做的，后来这个刨子一次也未真正用过，三十年之后，终于将其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三十六）几点说明
前面的内容开始写于1970年11月，由于我一直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文革时期记日记者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完全凭当时的记忆，开始写的时候，感觉许多细节都已模糊不清。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还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细节。如果现在才动笔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模糊的问题，现在连当年许多同学和老师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地名、方位等等更是毫无印象。此文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不知是1973年还是75年，再后来就完全中断了，中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模糊，记忆当中只残存可怜的一点“骨头架子”，而缺少“皮肉”，故很难继续写下去。
第三十五节《将军木的故事》，其后半部分，以及此后的内容都是我现在（2008年3月）才开始补写的，完全是为了内容的连贯与完整，硬着头皮重新开始写起来，当然不可能再有任何细节的描写，加上缺乏文采，读起来给人以干巴巴的感觉，最后很可能不得不草草收场。希望有当年的参与者，能够补充一些细节和做一些文字的润色，并对一些记忆方面的错误给予订正，比如说我记不清当年学校里剩下的是两届学生还是三届学生，好像是三届，不过六八届的没有去汉中，而是搬迁到“二汽”去的，不知是否记错。
注：现有多名校友告知，68届的毕业生是68年底分配离校的，69年学校搬迁去汉中时，在校的同学只有69、70两届了。其中自控系69届5个班去湖北二汽劳动，剩下的全部去了汉中。
（三十七）西流河畔伐木丁丁
每当有人从汉中到元坝来，都毫无例外地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学校在汉中的建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筹备处”已经正式地划归我们学校所有。“第一期”工程是建造“干打垒”的楼房。为什么要干打垒，一是学习延安时期的抗大精神，二是不像烧砖需要耗用紧缺的煤炭，再说干打垒建成的房屋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所以学校决策层决定采用“干打垒”的方法。干打垒的泥墙中不能使用用钢筋（钢筋要生锈），而必须用竹筋，所以我们奉命上山去砍竹子。记得那天我们在总务科的某位老师带领下，出发到一座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去砍竹子，山势异常陡峭，我们攀藤附葛，几乎四脚着地，艰难的攀爬着，一不小心脚底还要打滑，死死拽住茅草的手，常常被拉出一道道的血口子。不知是谁一边喘着气，一边骂道：
“是哪个王八蛋联系的鬼地方，简直累死人了！”此时我身边带队的那位老师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是我联系的，但这是无奈之举呀！好砍的地方老乡要留着自己去砍，他们只允许我们砍这儿的竹子。”
我们需要的竹子都是那些帐杆般粗细的，只需用左手抓住竹枝，右手握着镰刀，兜底向上一提镰刀，就割下一根来，倒也不是十分费力。这种砍法虽说又快又不费力，但在地面却留下了一根根尖尖的竹桩，显然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谁要是不小心踩到上面，就会将脚板刺个对穿。当然我们终于还是顺利地完成了砍竹任务。
三月份的时候，山下的捷报再次传来，说是建校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目前需要大量的木料，因此学校派我们排去原始森林中伐木。
伐木工作当然属于重体力活，所以我们排只让男生和男教师去，女生留在元坝继续开荒。
我已经记不起当年伐木之地的地名，只依稀记得在西流河的上游，靠近老黎坪且位于新修的公路旁边。该地人烟稀少，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除我们之外的人。虽说紧靠公路，不过靠公路这边山上的树木，老乡要留给自己去砍伐，允许我们伐木的地方与公路隔河相望，河床中以及山坡上都是成堆的乱石，大大小小的树木和荆棘就生长在石头缝里。一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的大树其实并不多见，原因是此地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次虫灾，所以大部分树木都只有三十年的树龄。我们的任务是在对岸的山坡上把树放到，然后一寸一寸地把木料挪下山坡，再想办法把它们扛过河，再由河边费力地扛到半山腰的公路边。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起元坝来，又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我们的住处是修路工人遗留下来的人字棚，此人字棚竟然是两层的“楼房”。“楼下”为“客厅”，“客厅”内日夜不熄地燃着柴火取暖，上工之时也要保留火种。“楼上”是我们的“卧室”，由于是人字棚，“卧室”内缺乏让我们站立的空间，所以进入卧室之后我们全都变成了“爬行动物”。晚上我们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就一字排开地并排睡在这由树枝搭成的“楼板”上，尽管“楼板”还铺着厚厚的稻草，却仍然硌得人腰疼。有一次正当我们躺在那里休息时，由于“楼下”的人将火烧得太大，几乎把我们的被子都给点着，当年的我们竟然没有一点防火安全的意识，大家还傻乎乎地开心得很。
食堂没给我们派厨师。作为人生第一大的吃饭问题，现在也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锥处囊中，使得平时不露相的高人纷纷脱颖而出。蒸馒头的笼屉是赵嗣龙等人用木料自己做的，此笼屉不是传统的圆形，而是方形的，方形的笼屉虽不能与圆形的铁锅配套，但架在灶台上，居然很能解决问题。没想到赵嗣龙蒸出来的大白馒头，竟让我们觉得比食堂大师傅做的还要好吃，大胡子戚承榆也露了一下脸，他炒的榨菜肉丝，至今回忆起来都让我馋涎欲滴。我们有钱也没地方买菜，当地老乡除萝卜之外也没有什么蔬菜品种，他们把收下的萝卜用土掩埋过冬，需要吃的时候再刨出来，当然基本上全都泡了心。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水煮泡心萝卜，但感觉好像吃的是美味佳肴一般。
我们伐木的工具比起当地老乡所用的柴刀来，少说也要先进一个世纪，我们手执长柄大斧，双手抡动起来，虎虎生风。伐木之声在山间回响，咚咚咚的声音不绝于耳。老乡却笑话我们的斧头，说我们用的是一千年前程咬金所用的开山大斧。一天秦放正在砍一棵参天大树，正好两位老乡路过，他们说秦放要放倒这棵树至少也要一天时间，不过凭借这柄大斧，老鬼子只用区区一个小时，就将此树放到了。
由于离西流河的发源地不远，河流在此地并不很宽。再加河中大石头极多，所以在此处并不需“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成了“蹦蹦族”，踩着石头，像猴子一样从这块大石头跳到那块大石头上。空手过河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扛着大木头可就没法克服地心的巨大引力。为了解决过河问题，我们首先在河边找了一棵一人合抱的大树，将其放倒，轰然一声便一桥飞架南北。而后再把树干上的枝枝桠桠砍掉，一座独木桥就此诞生。此后的一两个月中，我们每天就在此“桥”上南来北往，体会天堑变“通途”的乐趣。
工作真正开始之后，我们才体会到了伐木工作之艰辛。每天累得腰酸腿疼，好在当时我们还年轻，夜里睡一觉精力就又充沛起来。可怜的是，随我们一起来的几位教师，他们已是四十多岁的人，睡一觉也难解乏，还要担心被人说成不好好接受“改造”，真不知他们是如何熬过来的，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年轻的种种好处。
终于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活，使得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也难以招架。但是谁也不肯说自己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是以“磨刀不误砍柴工”为借口，每天上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首先到河里找一块石头，把自己的斧头反反复复地磨来磨去，可谓地道的“磨洋工”。
一天雨后突然山洪暴发，平日安静流淌，清可见底的河水，竟然成了脱缰的野马。暴涨的河水奔腾咆哮，并且浑浊不堪。这天早上出工时，我仍然没有忘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古训”，肩扛“程咬金的大斧头”，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西流河，谁知我们建造的独木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其上的树杈没有砍平，可怜我被树杈一绊，立马一头栽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幸好我使出铁爪神功，用手扶住了“桥面”，从而没有摔到河里去。但那把“程咬金的开山大斧”，似乎已经厌烦了和主人一起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庸生活，而试图把自己变成“文物”，以使自己的后半生能在博物馆里过上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随着扑通一声响后钻入了水中，立马无影无踪。这把斧子的斧把，还是我用一根“红豆豆”木精心制作的，抡起来别提多得心应手了。此时的我恨不得自己掉入河水之中，也不愿让国家财产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老癔头王恩孝看到站在“大桥”上急得团团乱转不知所措的我，立即站出来拍拍我的肩膀，大义凛然地说：“我去帮你捞出来！”而后他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头，扑通一声跳入冰冷的急流之中，虽说此时已是三、四月份，但因此处海拔高度约2000米，所以气温极低。记得那年四月二十号居然还曾飘过一场雪。
话说王恩孝跳入河中之后，由于水流湍急，立即被水冲走，他完全把握不住自己的平衡，被水冲得上下翻滚，腰背等处多次撞在水中的大石头上，我们站在岸上只能干着急。所幸王恩孝并未因此而“光荣献身”。他在水中翻了几个跟头被水冲到一个水潭中，最后艰难地游上了岸，从此之后王恩孝就落下一个天阴时腰疼的毛病，这都是后话了。
第一次“文物”打捞工作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的“文物”探查工作又开始了。有人建议用绳子拴住一把相同的斧子，从失落之处放入河水之中，看看会被冲到什么地方。谁知斧头一进入河水之中，便立即被急流冲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放弃了打捞工作，从此那把斧头变成了“西流河一号文物”。
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河水又恢复了往日处子般的宁静，重新变得一清见底。这时我想起了那把丢失了的“文物”，于是再次来到失落之处，立即一眼看到，我那宝贝斧子正闪闪发光地插在水中的石头缝里，而且斧把还变得更加红彤彤的。于是“西流河一号文物”出水，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
忘记说了，我们伐木之处风景虽然美不胜收，但我们却累得无心欣赏，山爬得太多，反而视而不见，现在还是应当略为介绍一下。该处西流河的河水蜿蜒曲折，两岸大树参天，沿河前进，移步换景，简直妙不可言。在水流平缓之处，常常形成一个个水潭，天光云影及各种颜色的树木在清可见底的水潭中形成倒影，使之更加绚丽多彩。此处没有固定的居民，很少能看到其他的人，更别说女人了，这美丽的水潭很自然地成了我们天然的大澡盆，比之曹操的“玉盆”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说很少看到人，并非完全没有人。我们偶然也能见到一些猎人，或者在山中烧炭之人。那年头搞多种经营的人还处于地下状态，有一个叫李国金的年轻人，他当时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烧炭，据他说，夏天的时候，他还一个人进山割生漆。由于和我们年龄相当，有共同的语言，所以他常到我们住处来聊天。我们回到元坝之后，他还到“小学”找过我。见到他我自是非常高兴，中午留他在食堂吃了一顿饭。记得买的菜是蒜苗炒肉。没想到对于当年山里的农民来说，可能他们几年都见不到一点肉星儿。因此让他感动得不得了，立即挥笔写了一首很长的诗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没能把这首农民兄弟送给我的诗保存好，最终遗失了。我想当年能够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时搞多种经营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一定大有作为，也许他早已成了一位出色的农民企业家，如果今天能够再次遇到他的话，不知是否还能记得当年的我……？
(三十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主席词：
忆秦娥 · 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五月份，我们终于结束了深山伐木人的生涯，同时也结束了四个月的元坝生活。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为什么要我们下山了。是学校改变了原先的战略，从而放弃了元坝的一切？还是重新派人去接替我们？反正我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二系确确实实地奉调下山。不过我们被要求“拉练”下山，也就是凭借自己的双腿爬山越岭走回汉中。
由于在元坝几个月的磨炼，翻山越岭在我们来说简直如履平地。不过当年的行军路线以及我们是空手行军，还是背着行李等行囊，全都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沿公路行军，而是穿越崇山峻岭走小路回到汉中。元坝地区的河流属于嘉陵江水系，而汉中大部份地方均属汉水流域，所以我们必须翻越这两个水系的分水岭。当我们登上分水岭的最高峰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色绝对令人震撼，以致让我三十七年后还难以忘怀：
放眼望去，群山都被踩在我们的脚下，苍翠而连绵起伏的山峦，其形态有如大海一望无际的波涛，随着山风袭来，这波涛似乎也在不停地翻滚跳跃，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显得格外地生气勃勃。此时我才平生第一次真正读懂了毛主席词《忆秦娥·娄山关》，才真正体会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宏大意境。
经过艰难地行军，我们终于回到了汉中，这次我们二系全部住到了“筹备处”。五月份的汉中，天气已经有点炎热起来，我们脱去春装，换上夏装，用久违了的自来水涤去自己身上的征尘，立即投入到了新的建校劳动之中。
（三十九）“二系速度”和乐不思“京”
改革开放之初，中建三局创造了有名的“深圳速度”，他们以一天一层楼的惊人速度，建造了深圳国贸大厦。可是有谁知道他们的鼻祖是我们创造的“二系速度”！当然这是讲笑话，我们建造的只是“干打垒”的楼房，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们不与他们“同日”，我们是他们的鼻祖！
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建校工作的“巨大成果”，好几幢干打垒的楼房，已经“拔地而起”，不过没有哪一栋的高度超过了一层。
二系的弟兄们很快进入状态，开始了干打垒的作业，我们二系被分配包建一栋楼房。干打垒的楼房虽然有许多优点，不过需要的劳动力太多，这也是为什么推广不开的原因。干打垒的“打”法是在用两块木板形成的模板之中填上黄土，在黄土之中还要预埋下“竹筋”，而后用工具将黄土夯实。所用的工具为一根竹竿，两端是铁的“头子”，其一头为圆形，另一头为方形，我们将圆形的称之为“窝窝头”，将方形的称之为“发糕”，因其形状确实与窝窝头和发糕很相象。
经过在元坝地区几个月的磨炼，二系的弟兄们个个如同小老虎一般，很快就干出了惊人的业绩，创造出了一天一层楼的“二系速度”。
虽然工作紧张而有序，不过当年因为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不够，险一点出了大事。有一天不知是谁发觉卷扬机的钢丝绳有点问题，但学校工程科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科长，他说不用担心，钢丝绳很安全。不幸地是运行到中午，还是出了问题，卷扬机刚刚在三楼停稳，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忘记是谁了），正准备跨上去之时，说时迟那时快，钢丝绳突然断掉，狠狠地摔了下去，上面的水泥砂浆连同翻斗推车一起被摔成了“平面图形”。所幸没有人在这次事故中受伤，因此也就无须有人对这次事故负责。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安定和有规律，干活的时候非常地投入。褒惠渠旁的树林，是我们休息时散步的好地方，这个树林还代替了学校在北京的礼堂，全校大会也是在里召开。学校的游泳池也被褒惠渠所替代，夏天来临之后，我们每天都到褒惠渠里去游泳，我们由水渠上的一座小桥跳入水中，然后向前游去，游过一定的距离之后爬上岸，沿着水渠走回小桥，然后再跳入水中。而勤劳的女同胞们将水渠当成了“人动”洗衣机，男游泳来女洗衣，一派安乐升平之景象，似乎让我们忘记了北京的“一池、两堂、三气”，简直是乐不思“京”矣！当然高兴过头也要防乐极生悲，有一次当我从桥上跳入渠水之后，我立即用手划水，结果头重重地撞到了水渠底部的水泥上，差一点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十）“山人”终于“出山”
有规律的生活，使我们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的工夫，时间到了公元1970年的七月份，我们终于熬到了毕业的那一天，“山人”终于可以“出山”了。首先学校要给每个人一份毕业鉴定，这份鉴定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要放到伴随我们一生的个人档案之中。因此鉴定写得好坏，将决定我们今后的前途和发展。还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份几乎差不多的鉴定。大家都有一句相同的话：“能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如果谁不“积极”参加，那么此人今后的政治生命就有了问题。有了这样的结论，大家都非常满意。有一个人比我们更加满意，那个人是我的中学同学，铸211班的余秉坤。有一次我们几个武汉老乡饭后在小树林里散步，余秉坤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他的鉴定写得非常好，上面说，他“文革”初期是个“造反派”。他说此话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文革”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造反派”，所以余秉坤颇有得意之色，好像他“干革命”的资格与老红军一样老！而不是半路出家的和尚。看到他得意的样子，工经系的李汉生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李汉生说：
“好个屁！工厂的当权派最恨的就是‘造反派’，现在送一个‘造反派’来了，可要好好地整一整呀！”
李汉生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也有些言过其实，余秉坤被分配到沈阳高中压阀门厂。我后来在火车上曾碰到过他们厂来武汉开会的人，说余在厂里很受重用，不知他们厂的当权者是否也是一个“老红军级”的“造反派”？
具体的分配方案很快就公布了，“省来省去”并未真正兑现，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我因为湖北省没有指标，所以被分配到了沈阳。我们班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北京和汉中两地，全班29个人，有8个分到了北京，一个大连，三个沈阳，一个长春，5个哈尔滨，还有分配到河北、山东等地的。那年头教师的地位处于末九等，所以若某人被告知将要留校的话，立马悲从中来。
有位老兄，好像是自控系的，有人拿他开心，说他将要留校，他竟然如丧考妣，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学校将他留校，是为方便将来“整”他！我们系的潘熙雍，不知听谁嚼舌头，说他已内定留校，他一时气不打一处来，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这一下激怒了解放军老楚，宣布说，考虑到潘是北京人，原先准备将他分配到北京的，但是像他这样不服从分配的人，绝对不能分配到首都北京去。终于潘熙雍被发配到了哈尔滨......
潘熙雍成了吓唬我们的“鸡”，学校的毕业分配工作进行得异常地顺利，我们这些“猴子”一个个乖乖地服从了分配。我们都只有一个想法——早一点离开这“是非之地”！
当时汉中适逢雨季，通往阳平关的公路经常因塌方而中断，但我们已经归心似箭。看着那些留校的同学，以及离别北京的亲人，与我们同甘共苦，一同生活战斗了八个月的老师们，我的心里顿时涌上一股酸溜溜的感觉。我想他们此时的心情一定坏透了。当办好一切手续之后，我们立即逃一样地飞速离去。
再见了汉中！再见了机械学院！我们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而机械学院…… …… …… …… ……
（四十一）多余的话——后记
扬 子 江 夜 航
一轮明月坠江中，
万点银波勇向东。
江上航灯明与灭，
岸边山影淡和浓。
这是我1978年9月在汉口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所写的一首小诗。那天适逢中秋之夜，我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光芒普照人间的一轮圆月。月光被螺旋桨搅成碎片，随着亿万年来永不休止奔向大海的江波，义无反顾地向东逝去，我立马“诗兴大发”，这其实是我当时迷茫心情的写照，现在将其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吧。
刚刚大学毕业之时，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向了社会。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被人称之为“臭老九”。我们融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觉得自己无比的荣幸。谁知世事变化无人能够预料。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曾想，今天我们再次跌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不过今天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叫不响的“工人老大哥”了。当年那些不情不愿，留校当老师的人，有谁能够预测到他们如今个个都成了既受人尊敬，钱又多得像擦屁股纸的“知识分子”呢！？当然这是开句玩笑，我们的灵魂工程师可千万别见怪，此时此刻你们想想我们这些“工人老大哥”，应当高兴得夜里睡着又笑醒才对。
人思考问题总是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喜怒哀乐来衡量整个世界。其实你又能算老几？就是整个人类，在茫茫宇宙之中又能算老几？在旁观者看来，你的悲欢离合，你的荣华富贵，其实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有宇宙才最永恒、最伟大！宇宙不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过去常说“人定胜天”，其实人，当然指的是人类，和无穷的宇宙比起来，是再渺小不过的了，简直连沧海之一粟都不如。
人的渺小决定了人不可能胜天，这也包括伟人在内。伟人也是人，伟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机遇没有来临之时，他们也只能耐心等待。伟大如小平同志，时机不成熟时，他也仅能行韬晦之计，表示“永不翻案”，而一旦机遇来临，他又立马干出惊天地泣鬼神之大事业来。
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注定与碌碌无为相伴。我们的追求也就是平平安安地渡过短暂的一生，不要有战争，不要有瘟疫，多做美梦，少做噩梦，仅此而已。
不过你做美梦也好，做噩梦也好，在旁观者看来都只是“黄粱一梦”。
管他别人怎么看你呢！但愿我们每天做的都是黄粱美梦！黄粱美梦！唯此而已。
感谢能耐着性子读完此文之人，今后你将有毅力干世间最枯燥乏味之事！为了表示对你们的谢意，我把从网上抄来的32句名言附录于后，作为送给你们的礼物。
（全文完）
附录（一）：送你32句名言，据说可以改变人生
1、大多数人想要改造这个世界，但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
2、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 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都看到某种忧患。
3、莫找借口失败，只找理由成功。(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
4、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5、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6、当你感到悲哀痛苦时，最好是去学些什么东西。学习会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7、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
8、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9、一个有信念者所开发出的力量，大于99个只有兴趣者。
10、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必有加倍的赏赐。
11、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在能知，乃在能行。
12、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
13、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
14、欲望以提升热忱，毅力以磨平高山。
15、一个能从别人的观念来看事情，能了解别人心灵活动的人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16、一个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
17、不要等待机会，而要创造机会。
18、如果寒暄只是打个招呼就了事的话，那与猴子的呼叫声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正确的寒暄必须在短短一句话中明显地表露出你对他的关怀。
19、昨晚多几分钟的准备，今天少几小时的麻烦。
20、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重要。
21、人格的完善是本，财富的确立是末。
22、没有一种不通过蔑视、忍受和奋斗就可以征服的命运。
23、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而犹豫、拖延将不断滋养恐惧。
24、没有天生的信心，只有不断培养的信心。
25、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
26、人性最可怜的就是：我们总是梦想着天边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园，而不去欣赏今天就开在我们窗口的玫瑰。
27、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直到你获得成功的经验。
28、失败是什么？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近成功一步；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
29、让我们将事前的忧虑，换为事前的思考和计划吧！
30、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31、任何业绩的质变都来自于量变的积累。
32、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
附录（二）：关于黎坪解放前遭受虫灾原因的传说
安汉，字杰三，南郑县梁山乡人，生于公元1896年6月（清光绪22年），被我国权威机构誉为“西部开发第一人”。
据《南郑县文史资料》记载，安汉幼年在汉中求学，后肄业于省立农业学校。1918年9月自费赴法国勤工俭学，获法国国立朗西大学农业学院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国民革民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农务处主任，国民革民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议，陕西省建设厅科长，陕西省立职业学校校长，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兼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务。
1940年3月1日，黎坪垦区管理局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管辖，国民党中央农林部任命安汉为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安汉放弃在重庆做官的机会，轻车简从进驻黎坪。
时值黎坪道路不通，匪患连连，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安汉象钉子一样钉了下来，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垦殖运动，土匪被收编，罂粟被铲除，并开通了第一条连接四川和汉中的主干道路。在安汉主持下，黎坪垦区先后吸纳安徽、四川、河南等省抗日难民三万余人，垦荒六万余亩，造林八万多亩，为垦民建房7000余间，建成收养战争孤儿的教养院一所，正规小学四所，另外还建立有图书馆、医务所、公安部、邮政所等机构。安汉还鼓励垦民办林场、建工厂，先后修筑公路百余里，一时市场繁荣，商旅不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一方庇护民众于水火之外的世外桃源。在垦区管理局入驻的三年里，黎坪一度达到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后因国民党内部政治纠纷，安汉遭到陷害，于1943年农历10月27日深夜被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南郑县长孙宗复等秘密杀害于汉中西门外，时年47岁。黎坪垦区从此中落。
今天，安汉故居成为黎坪国家森林公园开发中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据元坝地区老百姓传说，安汉被害之后，上天降虫灾以悼念安汉并警示后人，因此黎坪地区的树木大多枯死。这也是我们在黎坪伐木之时大树不多的原因。
附录（三）：校友修竹的回复
下面写一些我记忆中的情况。
68届的毕业生是68年底分配离校的，69年咱们搬迁去汉中时，在校的同学只有69、70两届了。其中自控系二年级（69届）5个班去湖北二汽劳动，剩下的全部去了汉中。64、65 两年，学校招生数都是600人，所以69、70两届毕业生总计约为1200人，去二汽的5个班有150多人，去汉中的学生人数应当在1000人以上。加上教职工，咱们学校当年搬迁汉中的人数可能达到2000人左右。
当年的搬迁实际上是很仓促、很盲目的，没有什么长远的或者具体的目标或计划。只是遵命而行，闻风而动。得到李先念表扬的，正是这一点。从军宣队的角度说，他们率队搬迁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来了就能站得住（否则就是领导无方，要丢面子），初期的睡窑洞、占民房、上元坝，等等做法都是为此而为。结果固然是站住了，可是这种局面一长，新的压力便出来了。那就是：机械学院的最后归宿是什么？总不能在河东店或者元坝办校呀？于是他们对陕西方面和北京的机械部施加压力，要求解决校舍问题，甚至以“不行我们就搬回北京去”相要挟。所以才有后来的筹备处划给学校 、原汉中大学划给学校，直到最后把原陕西工业大学划给我们学校的结果。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放弃元坝，我想应当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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