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室风云录(四):童贞女王伊丽莎白(5)

1563年初,伊丽莎白女王召集议会开议,讨论包括是否继续通过对法宣战夺回卡莱等事务,但上下两院更关心的是女王的婚配和王位继承人问题。

下院首先出面,用各种直接间接方法向女王陈述这两件事对王国前途的至关重要,并试图委婉地向女王解释他们的良苦用心,敦促女王应该像一个贤明君主那样重视贤臣的进言。

伊丽莎白照例用一个拖字诀,告诉他们她对这个问题紧迫性的理解不比他们的理解浅,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死后,王国也许会有其他的‘继女’,但你们绝不会再有像我这样的母亲”。

下院失败后,上院在几天内便送来奏章,主题还是女王婚配和指定继承人。这次女王直截了当,说她原本认为上院会比下院那帮“由头脑中无谓榔头敲击而发出无用判断的焦躁不安之人”[1]更有远见卓识。女王断言,现在指定继承人一定会使王国陷入内乱,引起流血冲突;并告诉他们,她脸上的并非年纪造成的皱纹,而是天花留下的疤痕,况且御医已经判定她完全有生育能力,说不定和施洗者约翰的母亲一样,神也会让她在年龄很大时才让她有孩子。

这一年,伊丽莎白才29岁,施洗者约翰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女王从小接受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可不是吹的,她从小熟读《君王论》,对古代贤君暴君的故事都了然于胸,要比遣词造句赢辩论,王国内外都没有任何人可以赢她,包括国务卿塞西尔在内。

此后女王向上下两院全体议员送去一份讲话搞,由大法官兼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爵士宣读。女王称自己并没有完全拒绝结婚这个提议,“如果我能说服自己的喜好去顺从你们的需要,那我也不会拒绝”。这个“如果”的解释权当然是在女王自己手里。

除了这两件之外,女王与议会之间的“斗智斗勇”也表现在她对政事的介入程度。

与现代议会不同,都铎时代的议会并非定期选举或定时开议,而是在君主需要对国事出台法案或者需要议会拨款时才召集议会开议,比如颁布新税收或为打仗筹备军需等。换言之,都铎时代的议会只是君主的工具,任期长短和开议次数都没有固定章程,全由君主决定,并且下院的费用也由王冠支付。

玛丽一世在位时,除了依赖丈夫菲利普二世,其余大事小事全部交给枢密院和议会决定。如果她对议会不满意,就会宣布解散议会再成立新一届议会,以至于玛丽在位五年,一共五届新议会,都在任期的后四年。

而伊丽莎白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更像她父亲亨利八世。她要的不只是议会的合作,更是要把控议会,做议会真正的女主人。平常大事小事都由她和枢密院决定了,因此伊丽莎白在位45年时间内,一共只有十届新议会,分别在1559、63、71、72、84、86、89、93、97和1601年,十届议会总共开议次数也才13次。

女王1563年在婚姻尤其是命名继承人问题上的固执己见,让国务卿兼枢密院秘书长塞西尔十分焦虑,以至于塞西尔在该年代表枢密院执笔起草了一份“继位草案”。塞西尔在草案中建议,一旦伊丽莎白无后而终,国家政府的管理权立刻转移到枢密院,英格兰进入寡头政治或临时共和国模式,直到产生一位被认可和接受的君主。这种想法在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实属前所未有。

虽然这份草案最后没有被提交议会,但它充分彰显塞西尔对王国没有合适继承人的焦虑和对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结婚的无奈。所幸1566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诞下一个男孩,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关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笔者已在《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到底错在哪里》篇中讲述,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先抛开女王的婚姻大事不谈,1563年,伊丽莎白的第二届议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案《工匠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该法案不仅第一次规定了由地方政府按劳工技能、行业种类和地方供需等实际情况制定工匠的最低工资,还在全国各行业推行伦敦施行的学徒制。

《工匠法》规定全国所有行业新手须经学徒制培养七年,还须将师徒关系登记注册。法案还规定劳工和雇主之间必须签合同,且合同最短期限为一年。同时规定了对有工作能力却拒绝工作的无业游民的处置,任何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人都可被认为是无业游民,可被当众鞭挞,并强制送往农庄或工厂劳动。

该法案将劳动管制权从行会转移到国家行政机构,赋予地方治安官劳工管理权。虽然它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劳动力短缺和流浪汉等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其规定在英格兰后续两百多年一直沿用。

简言之,这个法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对劳工权利与责任以及劳工管理制度做出了系统化的规定。

1563年出台的另一项重要法案是《贫穷救济法》(the Poor Act),规定地方政府对老年人、无工作能力的穷人以及心理精神不健全者设立救济院和医院,并鼓励教会积极介入本教区内的救济活动。

这项法案实质上是对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之后社会福利方面留下空缺的填补。修道院解散之前,对穷人的救济和医疗照顾基本上是由修道院修女院的修士修女在地方贵族和绅士的赞助下完成。1536年亨利八世的《修道院解散法案》出台,之后将近30年,这种社会照顾被忽略,而《贫穷救济法》就是对它的补救,很多救济院和慈善医院也是之前修道院附属医院基础上的继续。

比如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 (St. Thomas Hospital)和圣巴塞罗缪医院(St. Bartholomew Hospital),都是十二世纪修道院的所属医院,1563年被伦敦市政府设立为穷人和老人慈善医院,这两家医院至今也是伦敦最大的独立教学和医疗机构。

另两家医院,即基督医院(Christ's Hospital)被设为照看孤儿的救济院,后改为基督医院学校并迁出伦敦,学校至今还在西萨塞克斯郡。精神病患者则被送往伦敦市南的贝德兰医院(Bedlam 或 Bethlem),即今天的皇家贝瑟兰医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至今还是伦敦东区的一所精神病院,而如今 bedlam 这个单词是混乱或疯人院的代名词,与“宛平路600号”异曲同工。

bethlehem
图1:贝瑟兰慈善医院 1750年
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victorian/bethlem-royal-hospital-history-why-called-bedlam-lunatic-asylum/


图2: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十九世纪
https://oldoperatingtheatre.com/history-of-old-st-thomas-hospital-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563年这两项法案的出台,是英国社会与经济建设历史上的标志性立法。

说到1563年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绩, 就不能不说这一年对英格兰国教教义的完善。

就在伊丽莎白的第二届议会讨论和制定《工匠法》与《贫穷救济法》的同时,英格兰的主教们也于1563年1月11日在圣保罗大教堂同步召开了主教会议(Convocation of Bishops),鉴于这是英格兰新教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第一次召集会议,同时也因为教会法已经被摒弃,英格兰现在执行的是普通法,主教们觉得有必要通过议会为新教形成某种立法。

从该年1月13日到4月14日,主教们集中讨论了1559年出台的三项宗教法案,即修订版《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1559)、修订版《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 1559)和《皇家禁令》(Royal Injunction),以及如何将这三项法案中的条例合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教纲。讨论结果是一份名为《应由教士在下一届议会与宗教会议上提出的事项大纲》(General Notes on Matters to be moved by the Clergy in the Next Parliament  and Synod),表达主教们“将特定教义以教纲形式表达”的愿望。

这份《大纲》内容就是英格兰国教安立甘宗教义大纲《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 的雏形。虽然未能在1563年议会结束之前完成所有信纲的编撰,但该《信纲》在1571年的下一届议会上通过,至今保持有效状态。

简言之,《信纲》规定了教堂礼拜程式应该使用白话文举行,以避免让普通信众觉得深奥难懂;弥撒礼不再被允许;对圣餐礼的崇拜等同于对神的不敬;否定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和炼狱论;明确向圣者和圣物敬拜是没有圣经依据的人为臆造。同时,重新确认英格兰君主的英格兰教会精神领袖地位,而不是1559年《至尊法案》中所说的“教会最高管理者”。

《三十九条信纲》明确了1559年三项宗教法案未敢明确的教义,说明了女王和她的政府在英格兰教改道路上的信心与伊丽莎白刚登基时相比的变化。

从教义本质上来讲,《三十九条信纲》是一个温和版的加尔文主义,它在十六世纪英格兰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融合了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两者的元素,但却不是这二者的简单混合,而是形成英格兰国教独特的宗教立场。

例如,《三十九条信纲》第11条所强调的人唯有因信基督才能称义与经典路德主义的因信称义相同。《信纲》第28条否认天主教的圣饼圣酒变体论的圣经依据,但肯定基督在圣餐中的真实存在,并避免明确说明其存在形式[2];这也与路德主义相似。而第17条确认神的永恒旨意以及蒙拣选者得救的依据,这与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在本质上有相同性,虽然措辞和语气上没有加尔文主义那么过激[3]

《三十九条信纲》也被看成是伊丽莎白女王试图达成广泛国内共识最后走向宗教和解与容忍的39级台阶。但这个《信纲》对追求更彻底改革的新教人士来说远远不够彻底。迫于王权威严,他们只能暂时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新教人士会脱离英格兰教会,自立山头成为英格兰新教中的清教徒。

除了宗教改革,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枢密院也在1560/1561年展开了对货币的改革,以解决之前三位都铎君主留下的货币贬值问题。之前发行的所有含银量不足的旧硬币全部被召回,并重新铸造含银量与货币面值相等的新币,从而逆转了从亨利八世开始的货币贬值趋势。

宗教和解、维护和平和经济繁荣成为后人评价伊丽莎白女王执政45年成就的头三条。

但眼下伊丽莎白女王面临的问题是英格兰的国家安全和她自己的人身安全。

(待续)


[1] where there are restless heads in whose brains the deedless hammers beat with vain judgment.

[2] The Bod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was given for thee; The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was shed for thee.

[3] Predestination to Life is the everlasting purpose of God.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请您先登陆,再发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