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移民記(上)

来源: 2018-07-01 15:48:13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8953 bytes)

北大孔乙己移民日記

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名字姑且叫孔慶西,宿舍就在孔慶東的斜對門。我的在校期与丁石孫的校長任期差不多重合。在學運中我被裏挾,參与過半夜三更隨學生隊伍騷擾丁校長宿舍的“游行”,以及次年導致胡耀邦下臺的天安門游行。但是八九年的時候我已畢業,正在江南某省下基層講師團鍛鍊,錯失“動亂”,躲過了柴大小姐的“陽謀”。幸耶?不幸耶?

那時的我們,迷信過劉曉波,方勵之等人的言論,現在回想反思,實在是“圖樣圖森破”。

講師團結束,回到被分配的單位,剛好碰上全國都在清算批判“六四”,我們這些畢業自北京院校的學生,雖然沒有直接參予,但仍然被列為懷疑与防範的對象。

我就業的是一家省級廣播電視新聞單位,但我的具體工作是在該單位的下屬工厰當工人,与現在的海外移民在洋人工厰裏當流水線工人沒什麼兩樣。

工厰工人的工作量是有定額的,但我這個工人不久就當出了“北大水平”。我找到了快速完成定額的辦法,將原來每個工人從頭到尾做的工作,分解成每個工人做一步驟,接力完成,實際上就是流水線。於是,原來每天8小時的工作量,我們每天1.5小時就完成了。工友們每天上1個半小時的班,卻拿著全薪,下班後還可兼第二份職業,當然高興,尊我為“師傅”。於是,我將農婦出身的母親“招”進工厰,“頂替”我的工作,我則每天“泡”在省立大學,省立師範大學各系,繼續選擇我感興趣的學科“旁听”。

當時,全國各單位都在全力以赴“講政治”,而不大講“市場”“效益”的,因此我這种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做法,基本沒人管,領導也不在意,因此我很是悠哉游哉“自由化”了一段時間。

我母親進了我的工厰,很快与工友們處成朋友,比我与他們的關系還親密。她下班後在農貿市場擺個菜攤,次日上班便把賣剩的蔬菜水果帶進工厰,分發給工友和正副厰長,因此大受歡迎,幾乎快成為他們的實際上的副厰長。

我所在單位臨近的省級大學和省級師範大學有不少北大校友,我在那學術的海洋如魚得水,經常与那裏的老師們呈口舌之利,就像當年庄子与惠子辯論一樣,自得其樂,由此也結識了不少其他非北大的學者,如當年曾任省立大學外語系主任的張和信教授,如今是省外事辦公室的主任。

我有一個北大女校友徐紅罡在省師大任講師,有一天去拜訪她,發現她正在背誦《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辭典》。我將辭典一翻,發現每一頁每一詞條下面都打上記號,寫滿批注,於是大受刺激,回家後將《康熙字典》從書篋中翻出,如法炮制,一頁一頁一條一絛一字一字地逐字研讀。不久之後,徐考上了海外的博士,出國了,而我研讀《康熙字典》卻不知將有何用。但已經開始,也停不下來,畢竟樂在其中。後來,寫出了一篇《康熙字典辨誤》的研究論文,發表在一份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術期刊上,給母親賺了一套住房(那時房价比大哥大便宜很多),算是唯一的成就。

但我這种閑雲野鶴般的逍遙日子沒過多久,鄧小平便來了個南巡講話,各單位紛紛有了經濟創收的壓力,我們厰也把創收定額分配給每個工人,規定完不成任務者辭退。可惜我在北大四年,地方師大又混了若干年,天文地理,物理化學,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二十四史都知道一些,就是沒有學過如何創收,於是只好請辭。

我到大領導辦公室遞交《辭職申請》,當他正舉筆給我簽字時,我看見他辦公桌上擺了一篇簽了名即將付印的報刊大樣,大字標題赫然在目:《我省省長李嘉誠主持全省扶貪工作會議》。他把簽完字的《辭職申請》遞還給我,讓我去人事處辦理。我多了一句嘴:“總編,你那稿子上‘扶貪’似乎是‘扶貧’之誤。”

他吃了一惊,看了一眼,隨即用筆將那“貪”字圈了出來,寫了個“貧”字在旁邊,馬上對我說:“你那《辭職書》讓我再看一眼。”我還沒遞過去,他一把搶過,塞入抽屜,馬上打了個電話:

“老胡(人事處長),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人事處長駕到,總編對他說:“這個人想辭職,你把他檔案調來我看一下。”

老胡走後,總編隨手抽出幾天前出版的報刊,找到一篇占整版的大文,說,你看看這篇,能不能看出些文字差錯。

我掃描了一遍,隨即用鉛筆圈出了七八處無關緊要的錯別字,如“贏弱”改為“羸弱”,“瑱緬公路”改為“滇緬公路”,“松贊干部”改為“松贊干布”,“宏揚”改為“弘揚”,“既往開來”改為“繼往開來”等,諸如此類。總編輯大人看了,也不多言,說,你回去待命吧,我們研究研究。

兩天後,當我正在師大与校友們談空說有,講經論道之際,我所在工厰的厰長破天荒打來一個傳呼(那時候只用得起傳呼機):你赶緊回來,人事處處長在厰裏等你。

我心裏一沉,心想玩了:我讓母親“頂替”我上班的事東窗事發,這回是新帳舊帳一起算;但又一想,他老婆也收受過我媽送的賣剩的蔬菜,不管怎麼說,好歹也是受賄,量不致為難我,況且,都要辭職的人了,怕個鳥!

我誠惶誠恐走進厰長辦公室,耷拉著頭不敢出聲。人事處胡處長卻和顏悅色說道:小孔呀,總編說你文字功底厚,人才難得,他辦公室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別辭職了,去總編輯辦公室報導吧!說畢把那早已簽署的《調令》遞給我。

我沒想到竟然是“飛來之福”,於是接了《調令》,顧不上謝謝處長,飛也似奔入總編室。

總編輯一見我就道歉:“熱烈歡迎孔慶西同志。由於我們的官僚主義作風,讓你在工厰大才小用,受了委曲。我們現在向你道歉,希望我們齊心協力,為黨和人民貢獻才智。關於你母親的情況我也做了了解,她如果喜歡那份工作,可以繼續留用,我們另開一份薪水。反正也要招人。以後有機會給老人家安排份更輕松點的工作,畢竟年紀大了。你明天就正式來總編室上班,如何?”

自此之後,我成了本單位的“校書郎”,但凡單位重要的文件文稿,出版物,規章制度,正式發布之前,都讓我在文字上把關。

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翁得馬,安知非禍?這樣的“風光”日子過了兩年,江主席強調“政治家辦報”,“黨的媒體一定要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於是單位上來了一位軍轉干部,接管全面工作,而那位薛總編輯,被調到一個偏遠窮困連工資都有一月沒一月的縣作了縣委書記。

江總書記在大會上講“言简意核”,全國都跟著“言簡意核”,沒人敢說“言簡意賅”。前任提拔的人,暫不能接触機密文件,於是我又無所事事,閑雲野鶴,工作雖無安排,但工資照發-------感謝社會主義,感謝共產黨,不管怎麼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之一:就算政治上被貶斥遭請算,好歹經濟待遇保留,不用到處找工作,所以生活無憂。

此時我的那些老校友們漸漸走上了事業的正軌,康庄的大道,變得忙碌起來,沒人有時間陪我清談了。我於是繼續背《康熙字典》,研究《說文解字》,考證《爾雅》《玉篇》,瀏覽《集韻》《廣韻》,並得出結論:

我的本家上大人孔乙己老先生弄錯了,“茴香豆”的“茴”字不僅四种寫法,而是十四种寫法,我自己又据倉頡造字法的原理,發明了十种寫法,共是二十四种寫法。我把此种觀點敷衍成一篇論文,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出來,轟動全省,於是得了一個“孔乙己”的綽號。

余暇,無所事事,則看電視打發時間。發現電視上播音員主持人演員念錯字音的情況更多,尤其是涉及歷史地名人名者,於是隨時記錄,日積月累,得數百例,綴成一篇,刊於《播音主持學》期刊上。今就十數年後仍然記得者舉錯如下:

冒頓單于,念modu墨毒,不念maodun茂盾;
匈奴王子金日磾,念midi密低,不念ridan日單;
西域國名龜茲,念qiuci秋詞,不念guizi歸子;
西域國名大月氏,念rouzhi肉支,不念yueshi悅是;
匈奴王后尊號閼氏,念yanzhi煙支,不念yushi於是……


這下在全省播音員主持人中炸了鍋,紛紛找上門來質疑,質問這些怪異讀音哪裏來?是否故作高深?

這些“知識”其實並不高難,初中歷史教科書的腳注裏就有,我於是找了幾套初中歷史課本,又把《辭海》般了出來,那些人才住了嘴。

但我後來又改變了看法,寫了一篇短文,說人類的語文本來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史記》的《滑稽列傳》古代讀guji古雞,現在都讀huaji華雞,所以為了漢語文的標準化和簡單化,應該消滅所有異讀字詞,允許讀如本字,另外所有形聲字應規定讀其半邊即為正確,如“独立自主”可以讀如“虫立自主”,“正确"也可讀如“正角”,“語言”干脆讀為“吾言”,“干脆”干脆就讀為“干危”,“干涉”可讀為“干步”,“孔融讓梨”可讀“孔融上梨”,“領導讲話”就讀為“領導井舌”,“党指揮槍”也可讀為“兄指揮倉”。

此篇謬論一出,那些播音主持又找來了,說我專門与他們擡扛子。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我的這篇謬論包含了那位軍轉領導經常讀錯的一個成語“鳴呼哀哉”,結果被穿上小鞋,像梁漱溟當年那樣,被閑養起來。

然而我這多認識了幾個狗腳跡便到處買弄的臭名卻也在越來越多的播音員主持人乃至相當一些明星演員及廣播影視編導隊伍中漸漸地昭著起來,他們但凡錄制好一個節目,往往私下裏邀我去觀摩,听听有沒有發錯音讀錯字的情況,然後發個千兒八百的“編輯費”。日積月累,這也是一筆大錢(与農民工人或者父親母親的收入相比),而我除了背字典,也沒別的花錢的愛好,既不喜購車拉風(當時的時尚是購車享受,沒人看得起房子),又不懂股票期貨證券黃金,於是又買了一個公寓(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省城裏好多幢新馬泰商人投資的爛尾樓,房价好便宜,一臺轎車的錢可買兩套房)。

這些播音員節目主持人中有一位好像是有些心計,見我只會買房,十分不齒,嘲笑我是農民思維,不知什麼才是有价值的投資。她作為搞節目的編導,經常要東奔西跑,赶時間赶場,車當然對她有用,而我成天坐而論道,撏章摘句,皓首窮經,確實無所用於汽車。

她問我這麼蠢笨的人當年怎麼考上的北大,而她那麼聰明,費盡洪荒之力,也只考了個杭州師專,成為馬雲(那時馬雲估計還在到處找工作,到處被拒絕)的校友。

我說我們農村學生除了課本,沒有別的課外讀物,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把各科課本連同腳注都讀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最多就是再把當時人手一冊的《新華字典》逐條記誦,所以一不小心就成了文科“狀元”。填入學志願時也沒有人指導,對那些大學名和專業名也沒有任何概念,看見北京大學排在名單最前面,中國語言文學系又排在系科最前面,於是就填了最前面的大學和系科,於是 ,不經意一個錯誤就進了北大。

其實當年我和我父母都不願意我進北大,我們的目標是江西九江一家造船學校,雖然是中專,但學雜費全免,還有每月一小筆學生工資可領。對農村人來說,沒有比這更有吸引力的了。

但我所在中學教過我的老師們和校長全體反對我讀船舶中專,我們家也沒辦法,只好送去北大。

我後來還真後悔進了北大而沒有去那中專。北大畢業,屁用沒有;要是當年進那中專,我自信一定能為祖國造他十艘八艘航空公艦,根本不用去買烏克蘭的母艦,受人鳥氣。

她自然是半信半疑,當然我的話也是半真半假。

記得當時流行一個段子,說人生三大不幸:一是炒股炒成股東,二是炒房炒成房東(房東被如此奚落,可見當時確實無人追捧房子),三是泡妞泡成老公。我一不炒股,二不炒房(買房的唯一原因是不知如何把那些錢花掉,只好買房),三也不泡妞。我最多也就是炒炒中國語言文字,沒承想這也能讓我在半明半白半真半假半遮半掩半推半就之間就成了人家的老公。

老公就老公罷!反正男大當婚女大必嫁這也可算是水到渠成順利成章。只是沒有青梅竹馬的卿卿我我,感天動地的轟轟烈烈,稍嫌隨波順流的平平淡淡而已。

老婆後來告訴我:我之所以成為她的追獵目標,是因為她自己考不上北大,所以千方百計想找一個北大畢業的老公來欺負。

她嫁人的這動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猶如冰雪世界中的一星火碳,萬傾黃沙中的一株孤松,顯得与週遭的環境和時代的潮流冰碳不諧,水火不洽。要知道,自從畢業分配到移民前後的十數年間,“北大畢業”四個字,猶如封建時代說某女子出身八大胡同,抗日時代說某男子曾為漢奸,土改運動中說某人是地主,文革運動中說某人是“右派”,西方社會說某人是共產黨,基督教徒說某人是猶大一樣,是一個敏感而羞恥的標簽。用北大的畢業證書,很難找到工作,就像妓院的*****很難嫁得老公一樣。我嘗試用我的北大真文憑投過很多用人單位,包括馬雲的阿裏爸爸,結果無一例外被拒絕。

不過老話說得好,雞有雞路,鴨有鴨路,世俗的這些成見是不能難住一個北大畢業生的。當我在原單位混得不如意之時,我也嘗試在社會上找工作。北大的文憑除了馬上引來觀注,引來圍觀,引來諷刺嘲弄之外,沒有任何幫助,所以不能用。公共廁所的外牆上,街邊的電線杆子上,不是密布著很多“辦證”的小廣告嗎?那上面什麼牛屄的大學文憑沒有?

但我不要名校,我要的是像馬雲羅玉鳳母校那類二三流的中專技校師院之類的文憑。幾千塊錢花出去之後,我有了滿滿一購物袋的各類文憑和那些學校的公章。我特地挑了一張“杭州師範學院”的假文憑,通過与馬雲校友的真文憑對比細驗覺得可以亂真之後,投向阿裏巴巴。

我之所以描準馬雲的公司,不是因為他的公司多牛屄,而是他到處演講,宣傳不聘用北大清華的學生。我就是想跟他搞個黑色幽默:他的校友我都能娶,他的公司我為啥不能進?

東方朔的《答客難》裏有句話叫“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為了實現李斯“宁為倉鼠不為廁鼠”的遠大理想,我仿造了一句話叫“成功則為馬雲,失敗則為牛二”,於是化名牛二,以馬雲假校友的身份,憑著那份電線杆上買來的假文憑,騙過了人力資源部,進入了他的阿裏爸爸。

馬雲已經基本不管具體業務,他的工作主要是滿世界發表演講,而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根據他的意思為他起草和撰寫演講稿,再由他的外籍洋秘書譯為英文。這樣,盡管他到處宣稱他的公司不錄用北大清華的學生,卻渾然不知他的這些演講稿就出自潛藏在他公司的一個北大畢業生的手筆。

我承認我只是喝地溝油的命,然而卻忍不住常操中南海之心。在与外國人的“禮尚往來”及言辭交鋒當中,“民族大義”當前,尤其當話題涉及藏獨,臺獨,疆獨,太平天國,義和團等,我是百分百“愛國賊”。沒有人主使,也沒人發“五毛”,一切皆是本能。馬雲的某些買辦言論及對外洋政客的阿諛獻媚,我是很不以為然。只是人在屋檐下,不能過分放肆而已。

不久之後,有人組織省直機關青年聯歡活動,邀請我參加,介紹之後,發現來者皆省安全廳的同齡青年,買單的也是他們,所談也主要是單位之間互相介紹男女朋友而已。我對他們的神秘工作頗感好奇,問了一個不知輕重的問題:“你們的工作,是不是有點像明朝的東厰呀?”一句話暴露了我的淺薄,但我注意到了他們的尷尬。但後來的不少跡象似乎預示,疑似有某种勢力在暗中監控和調查馬雲。

再後來,省委黨校為了完成經濟創收的指標,向省直各機關事業單位下派培訓任務,名義上是培訓青年干部,但目標卻是文件最後的那一萬多元培訓費。

彼時,各單位的培養對象,紅二代們正忙出國,官二代們正忙發財,當權者們又正忙爭權奪利,控制實缺,實在派不出人員。傳統上,被派到黨校學習,那是升官重用的前戲;然而不知何時,世道有所改變,關鍵部門關健崗位的實權人物被派往黨校學習,也有可能是調虎离山的“打虎拍蠅”的前奏。不管怎麼樣,那時我所在單位就是派不出人手,而直接交錢不派出學員黨校也不干。因為那時的省委黨校校長,是由省委書記兼任的,因此也沒有那家單位敢得罪。

就是在這种情況下,我這個閑雲野鶴般的閑人大仙被本單位從馬雲公司招了回來,發往黨校頂崗。

我當時在馬雲的公司舞文弄墨,撰稿綴文,成就感頗大呢,對這個安排有點惱怒,說:“中央黨校我倒是想去,至少可以探討濟世救民富國強兵復興中華實現世界大同的大道,省級黨校除了鸚鵡學舌學習貫徹中央之外,能學什麼?”

我在單位的狂傲不羈言辭放蕩是眾所週知的,所以也沒人在乎,沒人計較,沒人認真,大家都習慣視我為一個“笑話”,一個高學歷的“二百五”。換作正常人,如有這番言論,足以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我見到住省委黨校的“出差補貼”差不多可以彌補我的第二職業兼職“損夫”,也就不再拒絕,欣然打點行裝前往報到。

黨校課程,都是針對基層宣傳部門編輯記者的老生常談的黨八股,無非是“新聞媒體的性質是黨的喉舌”,要“堅持黨管媒體,黨集中統一領導一切”那一套。

我的學習是認真的。由於我有一大堆能幫我找工作的假文憑,所以也不在乎這張不能幫我找工作的真文憑,而且我知道以我爹是工人我媽是農民的階級背景,這黨校的文憑就是花了公家大錢(盡管沒花我的錢)的廢紙一張,沒什麼用,因此我的結業論文就無所顧忌地“我手寫我口”,胡言亂語起來。

我的第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喉舌与頭腦及科學之關系》,針對黨校老師講“媒體是喉舌,必須听話,听招呼”,我反駁說,“一副沒有頭腦的喉舌,能發出有道理和邏輯的聲音嗎?因此喉舌必須听頭腦指揮”;針對省委領導在黨校講課所提的“我們要高舉馬列主義旗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口號,我異議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旗幟,是因為他們的主意思想和理論是科學的結晶,沒有科學,旗幟就會變成幌子,主義就會變成本本,理論就會變成教條,而毛澤東思想是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因此頭腦必須用科學來武裝。不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就會導致“集中力量辦大蠢事”的後果,就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針對當時鋪天蓋地的三個“始終代表,始終代表,始終代表”的宣傳,我澄清道:“這‘始終代表’的前面,不能省略表示祈使的‘要’或者‘必須’,否則,祈使句變成陳述句,真理就變成謬論了,与歷史事實不符”;針對高官們接二連三被“落馬”現象,我又寫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給權力套上轡頭》,從領導干部的安全出法,主張權力分散。我的論据是:領導權力太大太集中,他自己或他的家人必然會成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目標。要搞定一個人很容易,要搞定一群人就困難。如果集中在一人之手的一項權力,能分散到一群人手中,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就不容易得手,因此實行分權制,把權力套上轡頭,有利於領導及其家人之安全。

論文上交後,黨校炸了鍋,因為我的文章引發爭論,有老師透露我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書,不能畢業。我輕描談寫說了一句:這個畢業證書我本來就不是十分在乎,不發就不發。要是中央黨校的證書,我倒很可能在意。

於是,我就這樣赤裸裸回到單位,一紙文憑也沒拿到。但是兩個月後我又收到了單位機關黨委轉來的黨校文憑,据說那兩篇文章被送到北京禦覽,先是查了我沒什麼背景和來頭,然後中央某領導發話:“這文章說得也有些道理,人家又是黨內討論交流,並不違反政治規矩。黨內不同意見,可以保留,我們要允許人家講真話,而且要鼓勵黨內講真話。真話來了,又葉公好龍,這不好。如果都是千人一腔,萬人一調,我看反而危險。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我們要鼓勵黨內說真話。”

中央領導都不在乎我“大逆不道”的瘋言瘋語,於是沒人堅持再提要“處理”我的話。

次年,“科學發展觀”取代了“三個代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被提出來,是否与那篇《喉舌頭腦科學》的文章有關,我不知道。

隨後的幾個月,我被“提拔”為中層干部,評上了高級職稱,成了編輯部主任,承擔全省新聞記者證的審核發放工作,進入全省新聞系列專業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並成為其成員之一,未幾又成為全省廣播電影電視節目播前審查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變得忙碌起來。

但是我閑雲野鶴慣了,只願務虛,不喜務實,只願抽象地談論宇宙人生國家民族,對這种忙得腳不沾地分身乏術的具體事務提不起興趣。更要命的是,由於實權在握,地位拉開,過去一塊偷雞摸狗稱兄道弟的朋友也生分起來,見面必尊“孔主任”,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直呼“孔慶西”或“孔乙己”。很多過去對我耳提面命的老前輩,尤其是地州縣級宣傳部,報社,廣電局的局長副局長們,在地方上開路虎,住庄園,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此時也瞬間換了面孔。為了辦個記者證,為了評職稱,為了在省級報刊發文章,他們竟不遠數百公裏,開著幾百萬的豪車往我這個騎幾十元自行車的小主任家裏送幾百元的土特產品,這令我十分不安。


我很真誠地對他們說:“為大家辦事,是我的工作和職責,你們無須如此。而且合乎條件者,無禮也必須辦;不合條件者,送禮也辦不成,所以弄這些名堂是沒有用的。這麼些東西,我既沒地方堆,也沒地方用,請拿回去吧!”

我申明我的這些話絕不是打官腔,而是發自誠腑,因為我也想不出更好更有說服力的推辭之詞了。

可是我越這麼說,人家就越不相信,東西就來得越多越昂貴,間或還夾塞千兒八百的現鈔。

我把這些現鈔一一作了登記,封入一個牛皮袋,瞅了個機會,懷著忐忑之心,去往樓上的紀檢辦公室。

那紀檢委主任也是位老前輩,一見我熱情地招呼我坐下:“小孔呀!我正要找你呢,正巧你自己送上門來了。我有件事想和你談談。”

我囁嚅道:“主任,你都知道了?”

紀檢主任回身關上辦公室門,說,“你最近工作出色,事業進步,大家都看得見,我怎麼能不知道嗎?今天跟你商量一件亦公亦私的事。”

我赶緊說,“請主任吩咐。”

主任試探性對我說:“我有一個侄女,就讀省立師範大學,今年畢業,也要找工作。她寫了篇新聞主持方面的論文,麻煩你給看一下,如果可用,幫她發表一下。她就指著這篇論文畢業就業了。”說畢推過來一個大信封,“這是她的論文稿件。”

我說了一聲“主任請放心,我一定照辦”,便拿起那個大信封,打開看一下論文,發現論文中夾著三百元人民幣。

我忙對紀檢主任說,“主任你這是何意?這是我的份內工作,再說這是什麼地方(我指了指紀檢辦公室的招牌)?我們怎麼能……?”

他壓住我:“幫個忙,幫個忙,要是不肯幫忙,我只能另想辦法了。唉!也沒別的辦法可想。希望借助你的高才,幫她個忙吧!”

我把那文章拿回來一看,雖無什麼新意,內容單薄,倒也文從字順,介於可用可不用之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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