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百年回首》

《百年回首》

李锐

 

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100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遭际

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20年。

第一个二十年

头一个二十年：学校读书，母亲家教，懂得做人，追求革命。

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GDP最高的国家。

 

英国800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

在清朝统治时，就有学者、高官去过西方，写有著作。

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

他的好朋友有宋教仁、黄兴、谭延、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三人是国民党元老，后两人是共产党元老。

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

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

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

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反复复给我讲：

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和宋教仁同班)回来说，日本是要灭亡中国的；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时，同方维夏、李六如交谈后，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使我从小就不是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也装着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

后来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抗日，一二·九运动时，在武汉大学领导校内和武汉的学生爱国运动，当年武汉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们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的支部。

1937年5月，去北平找上党的关系，不再上学，走革命道路。我的入党时间是

1937年2月，80年党龄了。

母亲对我教育十分严格，进入小学前就已经教我认识了1000字。我在小学跳了班，只读了五年。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

 

我读的楚怡、岳云是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小学和中学，在岳云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母亲让大姐去上海一所女子体校学了一年，毕业回来教书，月薪80 元，我得以上大学。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

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非常反感。1937年5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恭贺李锐百岁大寿

－－邵燕祥

 

一行击水三千里，动荡人生追百年。忆昔青春曾向北，鲲鹏今日只图南。当时磨子潭边客，岂是怀沙泽畔人。堪笑狂涛能灭顶，豪情不老欲拿云。不拍栏干不倚楼，秦城深锁古今愁。紫诗三百书何事，字字发声唤自由。史笔功劳第一桩，洞察当世自庐匡。

 

暗箱戳绽出真相，云破天青见太阳。狂言自供无惭色，洒家无法又无天。归宗认祖尊韩李，伤天害理灭人权。瞒骗从来假大空，昏天黑地雾盲中。多谢先生胆与识，盗火偷光乐启蒙。端为人民争自由，寸衷原不在封侯。挺身何畏触时忌，无论潮头并案头。破浪平江到北荒，投身历史百年长。平生无愧智仁勇，三祝先生寿尔康。

第二个二十年

第二个二十年以革命为职业，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抗战初期，在山东、江苏徐州、湖南地下党，主要做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

由于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结识，于1939年最后一天到的延安，在延安呆了六年。

 

原来在中央青委工作。随后调到《解放日报》，做国内版的专栏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发表过几十篇文章。

后来还管社论，也写过许多篇有影响的社论，有几篇写解放区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

《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对延安和解放区当年的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半，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不可，不承认，就用刑。

我受的中等刑：五天五夜不准你眨一下眼皮，旁边站着持枪的看守。

我当然不承认，我不能跟着党犯错误。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

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

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

 

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我将全部近20年的日记看了一遍，请人记下一本“摘要”。

1952年到北京给了杨尚昆，杨将全部日记调来。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唐纵日记摘要中有这句话。

延安一段最珍贵的是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很多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如田家英、周建南、于光远、李昌、韦君宜、丁玲、刘祖春、黄钢等;接触到党的领导博古、李富春、陆定一等。后来都对我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产生过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热河办报，自己独当一面，作报社的社长，对行政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948年2月我跟高岗到了东北，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开始了解党内高层的一些情况。

同年10月转为陈云的政治秘书，随同他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并了解东北工业发展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湖南办报，这一时期接触到大量毛泽东早年的资料，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初稿。

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在湖南省宣传部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

我通知湘乡县委，曾国藩的故居不准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书籍等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

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

此事也与延安整风时的情况有关，必须说几句。

整风是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尤其批评胡适是大反革命。

干部必读书除《联共党史》外，有毛泽东和陈伯达的几本书，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年青时读过曾的“家书”，他的后代，有我的同学好朋友。后来还知道一件事，日本人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

 

乡，即去参观曾的故居，有8个男女会讲英语。曾的长子曾纪泽是驻英国第一任大使，英语极好。

1982年我列席书记处会议，讲了这件事。现在湖南已经出版了曾国藩的全集。曾的一生主要作用是消灭太平天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也是否定的。

1949年回到湖南后，当时对一事很不以为然，即学校取消英语，感到这将脱离世界。

我在中学和大学，学的物理、化学、代数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好书;大学教授讲这方面课，也是用英语。

随后就是“一边倒”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课讲授，弘扬革命，反对改良，戊戌变法是改良，就是反动的，太平天国是革命的。

其实改良、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办了十多年报纸，对那种坐而论道的

工作实在有些厌倦。自己原本是学机械的，

 

新政权刚刚建立，内心十分向往为国家建设做些实际工作。

1950年陈云曾经写信给黄克诚，调我到他那里工作，黄克诚连信都没有给我看。后来他被调到北京，这才放我离开湖南。

我在1952年9月底到了北京，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

在沈阳时，我跟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当时中国人基本不知道水还能发电，只知道用煤发电。

燃料部内也只重视火电。电力系统的苏联专家则劝告部领导：不要大搞水电。

这是由于苏联开发伏尔加河，只有300米的落差，修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水电站，花钱多，效益慢。

这时浙江省自己修的黄坛口水电站地质上出了问题，停工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燃料部水电领导，我只好代人受过，水电完全没有地位。

可是在20世纪前50年，全世界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全都大力发展水电。

 

我首先弄清楚中国的水力资源，乃全世界第一，黄河、长江的落差都是5000多米。那时我坚决依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

下的技术人员，拜他们为师。我知道那些人的学问是硬碰硬的。

如陆钦侃比我大四岁，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我请他做我的老师。我到下面工地出差，就带上他一起去，一路上让他给我讲课。

还有程学敏、于开泉这些老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了我在水电系统的好朋友。

原来的局长黄育贤成为总工程师，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文革后到美国去了。瑞典开全世界水电学会，我让他带队参加。

 

很多党内的干部对我看重技术人员，不用老干部，很有意见，后来我倒霉了，我说的那句“老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要老狗挡道”，庐山会议后成了一个很大的罪状。庐山会议之前，我在水电岗位上干了

八年，把水力发电工程局从燃料部拉出来，变成了部外局——水电建设总局。

 

办了自己的刊物《水力发电》，完成了黄河的开发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水库千岛湖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点，还是“农夫山泉”的水源地)，在北京成立了勘探设计总院，在全国各大区都建立了勘探设计院，还办了几所水电中专。

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上犹江五大水电站建设项目。

摊子铺开，水电正是可以好好干的时候，就因为与林一山在三峡工程上的争论，到南宁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各自意见，被毛所赏识，当了他的兼职秘书，参加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

否则，我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从庐山下来后，我自己的人生进入长达二十年的磨难，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受到重创，水利电力部打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

“李锐反党集团”，我还是另一个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水电勘探设计机构和学校，只有成都院和云南院顶住了，没有解散。

等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我再回到水电岗位，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1958年初的中央南宁会议上，我批倒林一山立即上三峡工程的主张之后，毛泽东同意我提出的电力方针：以水电为主。水利、电力两部存在工作矛盾，以两部合并解决。

直到70年代，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三峡工程上马。

文革之后，两部终于分开，得以恢复水电机构。由于邓小平赞成，三峡工程终于上马。

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他有遗言：一百年后必然出现大灾难。

水电是我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先后十一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痛心和遗憾。

 

我特别要对自己赞成修建三门峡工程说一句：

主张那个工程，我是错误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青年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是正确的。

第三个二十年

第三个二十年，就是倒霉了。

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差一点饿死。我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

安子文曾两次派人同我谈话，希望我能自救，留在党内，但我同意开除。

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 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被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那个电站是由水利部管的，故意不让我呆在水电系统内，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当个文化教员。

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年。西方人的法律，除死刑外，这是最重的刑法，因为人在单间牢房里关久了会神经错乱。

42岁到62岁，是人生最能干事情的20年，几乎完全被荒废掉了。不过这二十年里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充实了那本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是在秦城监狱做了400多首诗，脑子因此没有被废掉。

1979年我复出后，《人民日报》的袁鹰选了30多首，在1980年1月19日整整登了一版，影响很大。

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龙胆紫集》，1990年辽宁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湖南那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早年毛泽东》，算是在倒霉的二十年里还做了有益的事情。

当然，在这20年里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二十年

 

第四个二十年，恢复工作。先是回到电力部，极力恢复水电的功能，还当了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

1982年我65岁，退下来后，被陈云派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随即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小组;在组织部参加了选拔第三梯队和清理省部级班子工作。没有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这个二十年里，所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胡乔木的催促下，完成了

《庐山会议实录》。

这本书是在1989年初由中央党校春秋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起初只印了5000册，内部发行，后来由胡乔木批准，转为公开发行。

出版的时间很巧，再晚几个月就可能永远出不来了。

这本书的影响很大，钱钟书、肖克和张爱萍都给我写过信，对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给予肯定。

 

全国各地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来信就更多了，很多人拿着盗版的书到家里来，让我签字。

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生中出版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

我写这本书，一是记录下当代历史事实，二是以史为鉴，认清教训，即弄清事实与认识。

 

第五个二十年

最后一个二十年，就是思考研究问题，发挥我的老年余热，也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工作。

2000年1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是1984年离休，1986年2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辑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央、省、地、县，分四级，一共3067部，总字数逾15亿字。

我担任中央卷主编，共19大卷，干了整整十二年。

通过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大冤案。

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

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关于AB团的问题，黄克诚对我谈过，要杀他时，是彭德怀救了他。胡耀邦同我谈，他入党不久，就要杀他，是冯文彬把他救了。

 

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邀我担任编委，从2006年起，我担任《炎黄春秋》顾问。

不久前单位有人劝我不要再当这个顾问，我坚决拒绝了。不是说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嘛。我担任顾问就是要发挥余热。参加《炎黄春秋》每年的新春茶话会

和各种讨论会，让我结识了很多比我年轻的朋友，这些朋友懂电脑，会上网，信息比我灵通多了。

跟他们的交往让我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信息，虽然坐在家中，并不觉闭塞，依然耳聪目明。人活着不只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精神家园。

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让我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绝不接受。好在劝我不当顾问的人后来没有再说什么。

 

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韦君宜也走了好些年了。

最近这几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项南、任仲夷、陆钦侃、程学敏、谢韬、杜润生这些思想一致的党内外老朋友都陆陆续续地走了。

人活着总要有些朋友嘛！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八十年，跟党的高层领导毛泽东、高岗、陈云、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跟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有若干交集。

 

我对毛泽东做过专门的研究，共写过关于他的五本书。

很多人并不把我看成官员，而认为我是研究思想理论和党史国史的学者、研究三峡问题的专家。

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内地出版受阻，就连原来公开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等，尽管仍然有很多读者需求，也不让再版了。

 

我回忆一生经历的港版《李锐口述往事》，女儿带回来五十六本，被海关扣留，女儿打官司两三年，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让我痛感学者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落实依法依宪治国并不容易。

我有一个好老伴，尽管她的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她是我的护士、医生和政委。

她治我的哮喘痼疾，三次心脏病送医院抢救。

九十一岁那次到医院抢救，必须支架，不支架危险，支架也危险。她主张支架。

在手术台上我吟了一首诗：虽安起博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游泳，下围棋，读书，写文章，思考问题。

可以限制我的书出版，但是不能限制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

我在这个楼上住了三十七年，主要研究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  共产主义应该怎样理解?共产党本身该怎么改革？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

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就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这是普世规律。

慈禧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

 

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

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

共产党开始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

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很多。

1949年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

 

中国的历史长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孔孟之道，“民贵君轻”，“温故而知新”。

我去过世界十多个国家，帮助我思考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后去过十个国家，其中美国去过三次。

1989年第二次是哈佛大学请我去参加研究当代历史的会，有学者谈苏联最晚

2017年垮台，我还不能接受，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

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只有张闻天、饶漱石去过美国。

我一生笔耕不缀，从十六岁写左翼小说《走》，到现在将近千万字。已出版《李锐文集》十九卷，约500万字，日记、书信等约200多万字。别人写我的书也有几种。

《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采访近百人，在香港出版了《党内有个李锐》，在内地出版时更名《李锐其人》，并请张爱萍题写书名。

 

女儿李南央也加入研究行列，她写了影响很大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编辑了《父母昨日书》，与丁东合作整理《李锐口述往事》后，还出版了《我的父亲李锐》。

八十多位学者、作家、朋友评论我的文章诗词曾合集为《大哉李锐》。

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进行研究，曾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及川淳子女士，以我为研究课题，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当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

我八十八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我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在英语中：个人崇拜和邪教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不是谈中国梦吗。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有普世规律，世界在进步。

周有光老人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