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九月，带着签署的慕尼黑协议，回到伦敦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机场高兴地挥动着带有希特勒签名的英德协议。“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他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六个月以后，德国彻底撕毁慕尼黑协议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愚弄的张伯伦的政治生命也被定格在他的这一“挥动”上。
二零一二年在长春的一次聚会上，看到一同学挥动着那张著名的细长纸条，感情真挚地倾诉衷肠。那张在头上飘动的纸条也被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一句话随着那被挥动的字条飘来，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也只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要求严格，压低考分，xx分即为优秀”等等。两年后听说，那张纸条在被挥动以后又被同学物归原主了。要知道那纸条后面有一纸令人伤心羞涩被压低的成绩单，它也联系着被窘困围绕的事业人生。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知道。是感恩？是肯定？多么麻木、多么痴情、多么残酷、多么令人无奈。
一张字条怎么能为低分数与高能力提供一个定量的解释？非视学生为栏中羔羊而有持无恐，岂能用一张字条冲销了其对学生们道义良心上的责任和义务而轻易过关？即知学生被推到无奈窘境，仍期望用人单位高抬贵手，岂不是画饼充饥。字条的作用何在？证明学生们的能力？非也。那是一个命题！一个捆绑在学生身上的一个命题！一个需要学生们用数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去证明或证伪的命题：“那两厘米宽的字条上写的是对的”。然而，彼时学生们面对的不再是“公正”的母校老师，而是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的人们。可悲的是这副有色眼镜竟是母校“赠送”的。有这一张标签学生的事业起点如何可想而知—落架凤凰不如鸡。多么残酷、多么戏剧性。
靠压低分数培养出来的学生自信吗？以平均六七十分的成绩毕业，到那里汲取自信心？或许有些自信，也许自信程度仅仅局限或寄托在那张字条上。三十年来，未见有哪位同学挺直腰板大声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余（瑞璜）先生的学生！没有。余先生被文革打了下去，我们则被低分打了下去。余先生有出头之日，我们则被低分压得从未翻身。物理系哪里知道,作为余先生、吴（世枢）先生、苟（清泉）先生的学生，我们在外是多么为同辈学子羡慕和尊重。因一张成绩单误了一生事业，多么可怜。
学生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带着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崇拜，带着对余先生、吴先生、苟先生尊重，相互勉励携手共度四年寒窗，成绩和能力岂在它人之后！我们都亲身接受过余、吴、苟三位先生的教导。余先生曾用简单易懂的英文告诫我们，学习物理要多动脑，—“Thinking， thinking and thinking”。因为低分数，使人自信丧尽，出头无日。从物理前辈学到的东西到头来皆没用上，大多数同学一生无缘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工作。三十年来，物理学领域历经超导纳米等几次浪潮，参与其中的同届同学寥寥无几，成就不多。多么无奈。
面对母校，我们都是那么痴情。痴情到了麻木的程度。我们也喜欢那种麻木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相信母校是爱我们的。我们也爱母校。当得知六班SZS同学把那张字条挥动以后送给了在场的原系领导之一SBZ老师作为留念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届同学的赤子之心。（这里用句俗话：“一心想上炕，却被一脚踹了下去。不但不抱怨，还要感谢说踹得不疼”）。我的老同学是何等的善良纯朴！他在“挥动”那张字条时不曾被任何人愚弄，那是他的痴情。也是我们的痴情。
别了，那张飘动的字条。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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