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毅：哈佛大学的校长们

哈佛大学是世界著名高校。对欧洲的老牌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来说，它是后起之秀；作为美国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它独领风骚近四百年，是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和旗帜。哈佛的成功秘诀何在？读史使人明智，让我们从哈佛大学的历史来探索它成功的奥妙。

　 　历史是由人民和英雄一同创造的。回顾哈佛大学的历史，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一系列各有千秋的校长们，特别是那些为哈佛大学的发展，乃至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的英杰，他们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他们既关注和顺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也有勇气引导教育和社会的进步，抵制反动逆流。美国自从内战结束以 来共有二十七位总统，而哈佛在这近一百五十年里是在仅仅八位校长的领导下发展的。曾任伯克利大学校长、后又任加州大学系统校长的科尔先生（Clark Kerr）认为，哈佛大学能经久不衰地领先的原因是基于它多年来优秀的校领导，是他们保持了哈佛的领先地位，并为全国的大学树立了如何成为世界一流高等教 育和科研中心的榜样。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几位哈佛校长的故事，希望可以从中对哈佛大学成功的原因有所了解。

　　从“不听话的女孩”到哈佛校长

　 　哈佛的现任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自称从小就是有主见的“不听话的女孩”。她有三个兄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据她的好友，原哈佛法学院教授、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伊丽莎白·沃 伦女士介绍：小时候福斯特家里对她的期望是成为富人的妻子，而她却成了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

　　福斯特生于1947年。那时的社会和她的家庭环境有很多清规戒律，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斯特的哥哥说，他妹妹从小也做一些家里要她做的家务和希望她参加的活动，如养牛和学习舞蹈，但她拒绝接受传统的富人家庭女孩的成年礼仪和规矩。

　 　福斯特从著名高中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考取著名女校Bryn Mawr，她品学兼优，大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接着她进入滨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和博士。之后她开始教授生涯，曾任系主任并发表 了五本专著。2001年福斯特从她大学时的教授MaryDunn手中接任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她的管理才能和成就为她于2007年成为哈佛校长 打下了基础。

　　福斯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校长，还是三百多年来首位没在哈佛取得学位的哈佛校长，这说明选任校长的哈佛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对她的能力的信任。同时，这也再一次显示哈佛不墨守成规，敢于让有才干、“不听话的女孩”来当家的气概。

　　受命于危难奠定学校根基的邓斯特校长

　 　哈佛建校初期并不顺利。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于1636年通过办学决议后，又在1637年任命了十二人组成的校务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同年聘请刚 从伦敦来的一位名叫伊顿（Nathaniel Eaton）的清教徒和名流作为学校主管。1638年夏，学校正式开学了。

　 　伊顿和一位叫哈佛（John Harvard）的牧师相识，他们很可能是乘同一条船从英国过来的。哈佛牧师不幸于1638年患病去世，在他留下的口头遗嘱里，将他拥有的四百多本书籍和 其他遗产的一半捐献给伊顿掌管的学校。为了感谢哈佛先生给学校这笔当年学校得到的最丰厚的捐赠，海湾殖民地议会于1639年下令将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

　　伊顿本人的结局却很可悲。他惯于体罚学生和职员，他的夫人也被查出在学生的饮食上亏待甚至虐待学生，伊顿在1639年被解职。他后来在弗吉尼亚、意大利、和英国等地闯荡，最终死在他的朋友哈佛先生的英国家乡的债务人监狱里。

　　由于伊顿的失职，哈佛学院1639年到1640年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不少人觉得它再也不会开学了。当校务监督委员会在1640年夏任命刚来到波士顿的三十岁的邓斯特为哈佛学院的校长时，可以说学校是从那时开始重新创建的。

　　邓斯特是个农家子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英国当过学校校长。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和学业都不如他的前任伊顿光彩，邓斯特以他的信念、勇气、超人的精力、和天才的管理能力成为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

　 　除了谈到的为哈佛的管理机制打下基础的哈佛学院章程，邓斯特的建树还包括很多哈佛大学长期沿用的课程、形式、和学校机构。他上任后号召 1639-1640停学期间流落四方的学生们回校。那些有胆量没被第一年的痛苦经历吓坏的学生真的回校复学了，他们之中产生了1642年哈佛学院的第一届 九个毕业生。到邓斯特校长离职的1654年，哈佛有近60名学生，包括来自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哈佛的学位已经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接受并认同。

　　邓斯特对某些宗教仪式的观点和态度与当时的主流社会不一致。最终，哈佛校长的“异端见解”引起民间 抱怨，并导致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认错，或者辞职。珍惜和尊重他的校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牧师们努力对他进行劝解，最后，请他留任的唯一条件是在宗教事务上 不要声张。正直的邓斯特宁愿放弃校长职位也要坚持他的信念，他于1654年秋不顾校委会的挽留，辞去了哈佛校长职务，他后来搬到本地一个在宗教见解方面可 以接受他的地区并在那里过世。

　　二流化学家一流校长第一公民艾略特

　　哈佛大学另一位最有成就的校长是任期长达四十年（1869-1909）的艾略特（Charles Eliot）先生。他对哈佛大学乃至美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致被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称为“共和国的第一公民”。

　 　艾略特出身名门，祖上三代里有多位哈佛的管理人员、教授和毕业生。艾略特有蛮好的理科头脑。1853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留校教过数学，当过数学和化学 讲师。但是，在竞争他倾心的化学讲座教授一职时，他落选了。雪上加霜的是，他父亲的商务也在当时陷入困境，他必须尽快自食其力。

　 　1863年，学术生涯中受挫的艾略特离开哈佛。他没有像朋友们预计的去经商谋生，却靠借款到欧洲学习那里的教育体系。其实，在哈佛期间，学术上不太出众 的年轻讲师艾略特对交给他的校务和教务管理工作总是能干净利落地圆满完成，给校领导们印象很深，也许到欧洲学教育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教育管理上的天 赋和兴趣。

　　艾略特以他理科学者的逻辑、严谨和实用风格在欧洲研究了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欧 洲和美国教育系统的特点等问题。学习和调研的收获使他愈发对教育的意义、价值和管理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在欧洲期间他还回绝了美国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回国做 高薪主管的聘书。

　　1865年，艾略特接受了刚建立不久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邀请，回国任那里的化学教授。当时的 哈佛大学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处境不妙。学校基本上由神职人员掌管，教学纲领和内容不符合工业化的国家的需要，商人和企业家们逐 渐失去送孩子上学和赞助教育的热情，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刚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努力设法改变这个局面。在艾略特回到美国的1865年，哈佛大学的管理 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原先主要由州长、副州长和其他州政府官员主导的校务监督委员会，在企业界领袖和哈佛校友们的呼吁下，改变为完全由哈佛校友负责和组 成，几位资深和热心的哈佛董事会成员也悄悄地瞄上了艾略特。1868年，艾略特被选为校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同一 年，哈佛当时的校长Thomas Hill辞职，由皮博迪（Andrew Peabody）任代校长。1869年初，艾略特发表了两篇关于“新型教育”的文章，表达了他对美国大学应如何发展的观点。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一些哈佛上 层管理人员心目中的地位。当年3月，他被哈佛董事会提名为哈佛校长。但是，在校务监督委员会对此审批之前，各种反对的意见开始呈现。学校里的传统（注重宗 教神学）的学者因为艾略特不是神职人员感到担忧；而新型的专长科学的学者又看不起他。他们提名另外两位作为校长候选人。这些意见都直接和明确地呈报到校务 监督委员会，后者于是驳回了董事会对于艾略特的校长提名。

　　三个星期后，董事会再次向校务监督委员会报告，表明全 体董事会成员依然认为艾略特是最符合哈佛利益的校长候选人，董事会会员也分别跟几位关键校务监督委员会会员做了说服工作。有意思的是，当艾略特本人听说那 些反对他的意见时，他说“我蛮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最终，在校务监督委员会的再一次表决时，他们批准了董事会的选择。1869年１０月，三十五岁的艾略特 正式就职，成为第二十一任哈佛校长。

　　艾略特认为，美国的大学不能从英国、法国或德国移植，它必须是有独创性的，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符合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风俗。在他的就职演讲里，艾略特指出，多年来关于哲学、数学、科学等学科主次轻重的争论是不实际的，我们要把哈佛建成全面的、综合的、最好的大学。

　 　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创办了文理研究生院，创建了全国第一所研究生商学院，哈佛医学院规模成为全国之最，哈佛致力把学校建成先进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艾略 特还开创了哈佛的“选课制度”，大大扩充了课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条件学习。同时，哈佛也对考试和评分制度进行了改革，以便更好地评估学 生的学习结果。在艾略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从一个培养绅士的逐渐没落的老校重振雄威，变为对全国高校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性的大学。与此同时，哈佛也 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艾略特本人也成了社会名人，人们希望听取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见解，希望得到他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艾略特的校长生涯也不乏与不同意见和人士的争斗，甚至失败。他本人曾风趣地说过：我从不孤单，因为总是有人和我干仗。哈佛著名历史学家末里森 （Samuel Morison）曾说，艾略特能够在任期内实现他在就职演讲里为哈佛描绘的发展蓝图的大部，原因之一是他比他的反对派们更有活力，活得更长（以高寿九十二 岁过世）。

　　从科学家到校长到政府官员的柯南特

　 　在柯南特上任的1933年，尽管哈佛的院系和校舍的规模仍居全国高校之首，其他一流学校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也不示弱，甚至有的比较 研究结果已把芝加哥大学排名到了哈佛大学之前。柯南特也认识到，如果哈佛不能吸引一流的学生和教授的话，那么它就无法保持或恢复其领先地位。

　 　柯南特上任后给董事会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利用哈佛三百年校庆之机，建立有关基金，用来召集一流教授和学生。他还在校内建立“不能晋升就走人”的制度：在 当了一定年头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后，没能晋升正教授的教员们就得离校。这项制度曾引起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抗议，差点使柯南特遭到免职。

　 　为了能发现和招收优秀学生，柯南特还积极参与在全国推广中学学生能力考试（SAT）。在其他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启发和鼓励下，柯南特指派哈佛教务长组 成教改研究团队，对哈佛和全国的教育系统进行调研。结果不仅更新了哈佛的本科教程，也促进了全国的基础教育。这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也帮助哈佛恢复和巩固了它 引领高教和教育潮流的地位。

　　柯南特的业绩还包括建立专门培训新闻界精英的尼曼基金，建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前身）。

　　在柯南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参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研，包括原子弹的研究。柯南特本人还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在战后去过莫斯科参与核武器控制的协商。在这期间，他与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有工作往来。

　　1952年秋，美国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邀请柯南特担任美国驻德国总管。他接受了邀请并于1953年１月向哈佛校董事会辞职。消息传开，举校震惊，一位学校高管感叹：“让哈佛校长去单单管理德国？这简直是降了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