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津 式 学 问
记者：蒲实
一 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们与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划船：沃尔夫森学院化学系的刘一帆，贝里奥学院经济系的陈思和圣十字学院物理系的王一雄。细长的小舟慢慢驶离 河岸，驶向艳影波光里。刘一帆握着那支长篙轻轻地、缓缓地向柔波的更青处探去，又轻轻地、缓缓地提起来，在小岛处灵巧地停靠或避让，很娴熟。澄蓝的天空倒 影在水中，船儿就如浮游在白云朵中，在静谧的柳林榆荫里缓缓前行，野鸭、白鹅三两成群，腾云驾雾地在船舷边飞过，如梦似幻。
在 这梦幻里，谈谈爱情与学问，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陈思与王一雄就是一对眷侣。陈思在康纳尔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后来到牛津。“牛津做学问的方式跟美国大学的 最大不同在于，它更要求直觉思维。”她说，“美国大学强调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分析和统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得出某种结论。但在牛津，即使你学的是数学 经济学，你也得是个讲故事的人，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须有很渊博的学识。比如，我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在经济上更有风 险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因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穷人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愿意冒险。你可以引经据典地来讲历史上可以证明 这一观点的例子，然后，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陈思说，她将她在美国与欧洲的同学一对比发现，“欧洲学生的 知识基础还是要比美国学生扎实，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而且就连数学基础也比美国学生好”。
△ 中国留学生在萨默维尔学院的草坪上合影
陈 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异乡，王一雄给陈思生活上很多照顾，两人慢慢走近。但更让他们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满了智慧碰撞的对话。王一雄学的是大气物 理，“研究宇宙中环绕行星的大气云层的运动，分析是否会有地外生命诞生”。王一雄说，这种还没有办法实证的研究，“有点玄思异想的感觉。那些科学家分了几 派观点，相互间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样一条梦幻的河上，不讨论玄思异想，又该讨论什么呢？陈思与王一雄就会经常讨论自己领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听得 津津有味。“发现物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均衡’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物理学那里借鉴来的。经济学还从物理学那里借来了很多的理论和概念， 比如，‘熵’。”这种互相理解和启发，让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大草坪上讨论一下哲思也是很好 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毕业的袁幼林在牛津读本科，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再次讲述了一遍他已经向无数亲朋好友讲过的故事：牛津的电话面试考的是什么题目？因 为他报考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专业，所以依次有三个教授打电话来。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两个问题：“六个海盗，抢了60个金币。现在他们要分这些金币。他 们规定，由6个海盗依次提出分金币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海盗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这个海盗杀掉。那么第一个海盗该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呢？”袁 幼林说，当时他其实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一个面试官带着他一步步推论，目的在于看看他有没有“慧根”。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扰 了邻居，和一个人在战争中杀死了敌人，哪个行为更不正义？”这也是个袁幼林没能解答的问题。他说，直到他在牛津学了三年经济学，回过头再看，才觉得这个问 题实际非常高深。“是一个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解答的问题，关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名义上的道德问题。面试时的那道考题，要分成好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一一加 以分析。”传统的牛津式的学问总是需要你有点古典式的博闻强识，有点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与全面。
在牛津的科学领域所发 生的事情，与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学科的交叉。“我们这里有位化学工程师，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现在研究的是人类 细胞；我们有一位电子工程师，曾为劳斯莱斯制造飞机引擎，他正在用飞机引擎的遥感探测器来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用遥感器来检测人的状态，比如心跳、体 温、血压。有一位叫迈克尔·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来是做机器人研究的，但从1994年起，他开始转向医学图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为他去医院探望亲属时发现，获取医学图像 的技术还有可大大改进的空间。我现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研究，但我现在也开始跨学科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位科学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学院系和实 验室要扩张，要买地，没有那么多钱，“而那些学院真是有广阔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在科学领域，最重 要的教学和决策都发生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联邦制的牛津是在悄悄中发生变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数学、物理和工程部，哈利德也成了这个大系 的第一位主任。这意味着，系开始在牛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在牛津非常现代的医 学园区，免疫学教授陈峥鸣正在研究中国的遗传疾病。牛津医学系可称为世界的翘楚，这与它几百年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陈峥鸣说，一项药品要发布，“要验证它 的疗效，得在全球有很强大的科研网及医院，这是牛津很强大的资源。牛津的网络在几十个国家有上千家医院，这些长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资源，给几十年跨度的大规 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我在其中领导过一个全球最大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分两部分，欧洲这边有2万人， 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和阜外医院合作，涉及全国500家医院，2万多人。这个研究重新验证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现在的临床指南中，如果发生脑梗塞，首先 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个百年老药，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让它重焕青春。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经过了漫长和 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才敢拿来用”。
△ 牛津大学免疫学教授陈峥鸣
陈 峥鸣现在正在做中国肿瘤疾病的统计研究。“5年时间投资了1500万到2000万英镑，但一篇文章都还没出，是嘉道理基金会、英国医学委员会出的钱。对这 种研究，必须得耐得住寂寞，出成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前面的研究是打基础的，是创建的过程。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选择了全国10个地方，现在这个研究已 经做了快10年了，结果快出来了。”
总体讲，牛津比美国大学要更不疾不徐。“很多牛津大学毕业的人，在研究团队一干 10多年，就算去制药公司钱更多也不愿意去，更愿意从事有创造性的、闲适的工作。牛津的氛围也能静得下来，没有那么急功近利，更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 几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发多少篇文章，没有美国那种‘不发就走’的硬性压力。美国曾经有一项研究，做了5000人的临床研究，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在三四十年 中发表了5000多篇论文，垃圾不少，而我们发得很少，要出就出实实在在的精品。”“牛津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非常安静，有时候会感到寂寞。但是对 做学问的人来说，寂寞是必要的，享受寂寞，这样的人才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东西。”
与陈峥鸣共事的，有许多牛津的医学 大师和泰斗。他说，像泰斗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ll）爵士这样的人，80多岁了还天天来办公室工作。“他们很平易近人，接触没有负担，学术的自由是非常核心的，你可以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来思考问 题。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去复旦读书的，英语也是后来学的，初到这边面临的挑战很大。他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帮助我，有的东西是手把手地教，从中受益匪浅， 包括写的文章，做报告的幻灯片，逐字逐句地改。他们既有战略性眼光，高瞻远瞩，看问题在全球的视野下很宏观，但也非常注重细节。这可能有文化熏陶方面的因 素，他们很多只是追求学术带来的快乐，追求科学的真理。人在放松状态下的创造力才是最强的。”
刘继龙是牛津遗传基因 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部的博士，也是功能基因组项目负责人。他研究的是果蝇。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取出一只有很多果蝇的试管，在试管口放开一个很小的口 子，插入一根装有气体的管子，给果蝇催眠。待果蝇睡着后，他把果蝇拿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小小的果蝇，就是刘继龙的世界。他为研究它准备了漫长的时间 ——来牛津前，他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后学位。为了果蝇的遗传基因研究，牛津也为他准备了漫长的时间，还有资金——“英国医学理事会每5年给我们一次优厚的 资助，并不急着我们出结果。我至今还没有在顶级刊物发表过文章，而是在不知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自己非常满意的论文。”“每次去美国，都感到美国同行的 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位同行一次性申请了12个项目；还有一些同行，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发文章。而在牛津，你会觉得很安静。我想在牛津做学问，是有一种品 位的，这种品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精致。就像在做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一样，在缓慢的节奏里，精雕细琢，使得它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它追求的 不是突如其来的名气，而是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
刘继龙在牛津租了一片很大的花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花。他说，他 每天在牛津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跨过那片大花园，喂养鸡棚里的鸡，如果下了蛋，就捡出来。然后到办公室处理工作，下午有时间就在学院外的那片辽阔花园里散 步。他的办公室挂着两幅中国字画：“知足常乐”和“宁静致远”。这种境界也正是牛津的绅士们所追求的。
本文节选自新刊长文《走向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