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侏罗纪的恐龙们还在古欧亚大陆悠闲自得地漫步。到四千万年前，与欧亚板块碰撞的的印度板块敌不过庞大的欧亚板块，心不甘情不愿地俯冲到欧亚板块肚子底下，把压在上面的古欧亚大陆块体顶了上来。于是，古特提斯海被抬升为陆地，可怜的海中生物销声匿迹，只留下一些化石告诉人们有关它们的王国的悲惨命运。青藏高原隆起了，喜马拉雅山形成了，挤得断裂的块体向东南滑移，有的错动，有的旋转，有的裂陷，造就了川滇地区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活跃的构造运动。从此，青藏高原和川滇地区成了世界的构造运动实验室，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构造运动的科学家趋之若骛的圣地。
1991年夏天，MIT和中国成都某单位的一个科研协作项目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以MIT的教授Burchfiel打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它主要是利用GPS观测手段，测定和模拟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撞击所造成的中国四川，云贵和西藏一带的构造运动。我们GPS组也参与了这个协作项目。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去中国培训GPS观测人员，确定和布置GPS观测网，并进行第一期观测。
根据中国的政策，在中国的GPS观测数据不能带出去，必须留在中国由中方人员分析处理，只有处理出来的结果才能共享和发表。按照我们的合作协议，美方出所有GPS仪器，观测分析的计算机，以及所有的人员及活动费用，中方出观测人员，保存和分析GPS数据的人工。最后的科研成果由双方联合发表。其实当时中国还没有处理GPS资料的软件和资料分析的经验，因此给中国提供和安装GPS分析处理软件，为中方培训GPS数据分析人员也是美方的任务。
中国有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也有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把MIT的GPS分析处理软件提供给中国，不是件容易事。必须经过美国有关部门审查，确定软件中没有敏感内容，也不会被中国转用于军事方面，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才行。为此MIT的老板打了申请报告，填了N张表格，折腾了一年多时间，总算拿到了准许软件出口(export)的许可证。接下来就是确定去中国安装软件和培训中方人员的时间和美方人员了。MIT老板当然很希望我能同行，一方面我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便于沟通，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做具体工作，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超过了老板。有我去安装这软件老板就更放心。然而，中国这时刚发生过89年的8x8那场运动，当局对出入境加强了控制。中国公民要出境光有外国领馆的签证还不行，必须经过中国有关单位的审查，证明该人在8x8事件中没有问题才能放行。虽然那场运动时我并没有在国内，但之前我为了攻读MIT的博士学位和本单位的关系弄得很紧张，为了读学位我已办理了退职手续。我在国内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单位，原单位愿不愿意为我这退了职的职工开这张证明那就天知道了。MIT老板知道我有被中方卡住回不来的可能，不打算让我去冒这个风险。
我很感谢MIT老板的好意，但在这个场合下退缩，我有一种负罪感。我对老板说，搞好这个科研联合项目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同去。老板耽心我会不会被卡住，我告诉老板别耽心，我自己会想办法。当时中方负责GPS数据分析处理的单位是北京某研究所，我去中国的任务除了协助老板培训中方GPS观测人员，就是去这研究所负责安装MIT的GAMIT软件并教会中方人员操作这软件。我写信给这研究所有关人员，问他们能不能在我回美国时开一张证明供机场海关检查用。回信说他们不是我的原单位，不能给我开证明。光回绝倒没有什么，没料到这封回信顺便把我狠狠地挖苦了一通。说你心虚什么，不心虚为什么那么怕回中国，有胆量就到自己原单位去开证明。我万万想不到他们对特地去帮他们安装软件的人会这么负面，我和他们并不认识，没有什么过不去呀。我人还没去，就被搞得灰头土脸。就象什么话说的，热脸贴了冷屁股是不是。
这封信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行程安排。原先的安排是我和MIT老板先到北京，对该研究所的计算机资源环境作一些了解和评估再去成都。把成都GPS观测人员培训好了我就去北京帮助安装软件并辅导他们操作这软件，老板在成都多呆几天再去北京，然后我们从北京回美国。现在改为我先去上海办理这张出境用的证明，MIT老板还是先去北京，然后我们在成都会合，后面的安排照旧。
当飞机的轮子碰到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时，我心里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上海，这个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此刻变得多么亲切，又多么陌生。四年前我从这里离开时，安徽上海大学生的学潮导致了当时开明的总书记下台。改革的势头受了些挫折，但是还没有停止。这次8x8运动导致了又一个实行改革的总书记下台，改革再次受到重挫。那个管水利长江发大水，管森林大兴安岭发大火，管教育把新入学的大学生弄到军营里受军训的，尽管毫无政绩此刻却在台上神气活现。我不知道在这机场海关的检查通道的后面，现在的上海市民将是什么模样。是象过去专政期间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还是象这个北京某研究所老兄的回信那样唱唱高调，说些报纸上装腔作势的官话？不好猜。
谁知道呢，走吧，走过这海关通道，自然会知道的。
一走过海关通道，扑面而来就是铺天盖地的熟悉的上海话。出租车要阀？旅馆要阀？游览白相要阀？拉生意的围着我转，弄得我接应不暇。看来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在赚钱发财上，完全不是我想象的一个个扳着脸，说着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口号。往后的接触中，我注意到现在的市民和文革期间大不相同。他们固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谈8x8之类的敏感话题，也对上面发动的政治教育运动非常冷淡不感兴趣。不管上面怎么推动，他们看问题总是非常实际，关心钞票，待遇，生活，享受。比起我们那个时代的愚昧和狂热，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现在上面要想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整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
我的原单位非常通情达理，很爽快地帮我办理了中科院上海分院的证明，这样我不用为回美国的政审发愁了。三天后，我便登上了去成都的飞机。
图片来源：
http://pic.carnoc.com/news/070728/070728114552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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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侏罗纪的恐龙们还在古欧亚大陆悠闲自得地漫步。到四千万年前，与欧亚板块碰撞的的印度板块敌不过庞大的欧亚板块，心不甘情不愿地俯冲到欧亚板块肚子底下，把压在上面的古欧亚大陆块体顶了上来。于是，古特提斯海被抬升为陆地，可怜的海中生物销声匿迹，只留下一些化石告诉人们有关它们的王国的悲惨命运。青藏高原隆起了，喜马拉雅山形成了，挤得断裂的块体向东南滑移，有的错动，有的旋转，有的裂陷，造就了川滇地区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活跃的构造运动。从此，青藏高原和川滇地区成了世界的构造运动实验室，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构造运动的科学家趋之若骛的圣地。1991年夏天，MIT和中国成都某单位的一个科研协作项目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以MIT的教授Burchfiel打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它主要是利用GPS观测手段，测定和模拟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撞击所造成的中国四川，云贵和西藏一带的构造运动。我们GPS组也参与了这个协作项目。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去中国培训GPS观测人员，确定和布置GPS观测网，并进行第一期观测。
根据中国的政策，在中国的GPS观测数据不能带出去，必须留在中国由中方人员分析处理，只有处理出来的结果才能共享和发表。按照我们的合作协议，美方出所有GPS仪器，观测分析的计算机，以及所有的人员及活动费用，中方出观测人员，保存和分析GPS数据的人工。最后的科研成果由双方联合发表。其实当时中国还没有处理GPS资料的软件和资料分析的经验，因此给中国提供和安装GPS分析处理软件，为中方培训GPS数据分析人员也是美方的任务。
中国有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也有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把MIT的GPS分析处理软件提供给中国，不是件容易事。必须经过美国有关部门审查，确定软件中没有敏感内容，也不会被中国转用于军事方面，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才行。为此MIT的老板打了申请报告，填了N张表格，折腾了一年多时间，总算拿到了准许软件出口(export)的许可证。接下来就是确定去中国安装软件和培训中方人员的时间和美方人员了。MIT老板当然很希望我能同行，一方面我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便于沟通，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做具体工作，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超过了老板。有我去安装这软件老板就更放心。然而，中国这时刚发生过89年的8x8那场运动，当局对出入境加强了控制。中国公民要出境光有外国领馆的签证还不行，必须经过中国有关单位的审查，证明该人在8x8事件中没有问题才能放行。虽然那场运动时我并没有在国内，但之前我为了攻读MIT的博士学位和本单位的关系弄得很紧张，为了读学位我已办理了退职手续。我在国内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单位，原单位愿不愿意为我这退了职的职工开这张证明那就天知道了。MIT老板知道我有被中方卡住回不来的可能，不打算让我去冒这个风险。
我很感谢MIT老板的好意，但在这个场合下退缩，我有一种负罪感。我对老板说，搞好这个科研联合项目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同去。老板耽心我会不会被卡住，我告诉老板别耽心，我自己会想办法。当时中方负责GPS数据分析处理的单位是北京某研究所，我去中国的任务除了协助老板培训中方GPS观测人员，就是去这研究所负责安装MIT的GAMIT软件并教会中方人员操作这软件。我写信给这研究所有关人员，问他们能不能在我回美国时开一张证明供机场海关检查用。回信说他们不是我的原单位，不能给我开证明。光回绝倒没有什么，没料到这封回信顺便把我狠狠地挖苦了一通。说你心虚什么，不心虚为什么那么怕回中国，有胆量就到自己原单位去开证明。我万万想不到他们对特地去帮他们安装软件的人会这么负面，我和他们并不认识，没有什么过不去呀。我人还没去，就被搞得灰头土脸。就象什么话说的，热脸贴了冷屁股是不是。
这封信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行程安排。原先的安排是我和MIT老板先到北京，对该研究所的计算机资源环境作一些了解和评估再去成都。把成都GPS观测人员培训好了我就去北京帮助安装软件并辅导他们操作这软件，老板在成都多呆几天再去北京，然后我们从北京回美国。现在改为我先去上海办理这张出境用的证明，MIT老板还是先去北京，然后我们在成都会合，后面的安排照旧。
当飞机的轮子碰到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时，我心里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上海，这个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此刻变得多么亲切，又多么陌生。四年前我从这里离开时，安徽上海大学生的学潮导致了当时开明的总书记下台。改革的势头受了些挫折，但是还没有停止。这次8x8运动导致了又一个实行改革的总书记下台，改革再次受到重挫。那个管水利长江发大水，管森林大兴安岭发大火，管教育把新入学的大学生弄到军营里受军训的，尽管毫无政绩此刻却在台上神气活现。我不知道在这机场海关的检查通道的后面，现在的上海市民将是什么模样。是象过去专政期间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还是象这个北京某研究所老兄的回信那样唱唱高调，说些报纸上装腔作势的官话？不好猜。
谁知道呢，走吧，走过这海关通道，自然会知道的。
一走过海关通道，扑面而来就是铺天盖地的熟悉的上海话。出租车要阀？旅馆要阀？游览白相要阀？拉生意的围着我转，弄得我接应不暇。看来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在赚钱发财上，完全不是我想象的一个个扳着脸，说着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口号。往后的接触中，我注意到现在的市民和文革期间大不相同。他们固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谈8x8之类的敏感话题，也对上面发动的政治教育运动非常冷淡不感兴趣。不管上面怎么推动，他们看问题总是非常实际，关心钞票，待遇，生活，享受。比起我们那个时代的愚昧和狂热，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现在上面要想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整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
我的原单位非常通情达理，很爽快地帮我办理了中科院上海分院的证明，这样我不用为回美国的政审发愁了。三天后，我便登上了去成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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