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梅和我 --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一  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窗及家属相聚在洛基山上。星空下、篝火旁，我们相互介绍各自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与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以及之后的人生经历。我被现场气氛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大家余兴未尽，又拉我俩在多个小圈子里长谈，涉及当年我们交往的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坦诚深入的交流中，一件件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内容几十年来都不曾想起。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轻时的各种画面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开始写这篇回忆录，以纪念雪梅与我的青春和爱情。

二  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春天的上海，在我眼里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国家经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大环境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开阔许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这次历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应付。并且我有了新的人生信念，不再看重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全国大规模抓捕青年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制裁加剧。当局觉得政权不稳，急于甩掉包袱。当时中央命令各级公检法，除中央电视台曾公开通缉的少数几位外，放掉其他所有被拘押或监控的学生。这是内部政策，从没公布过，但朋友之间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被随时收押判刑。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悬而不决。早在1988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我将在1989年秋免试直读研究生。但入学时间过去大半年，学校也不通知我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境遇好转，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交大也让我变成正式研究生。我自觉幸运，但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好运又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不觉沮丧。这场变故带给我对世界和人生的新领悟，外加不用坐牢了，我心情大好。

我又正常读书，锻炼身体，与朋友们聚会了。一年多以来，我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特别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空气都是甜的，马路上的姑娘们尤显靓丽动人。人失去过自由，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才明白自由在这个国度里多么脆弱。重获自由，我感叹自由多么美好，同时也领悟到人拥有自由时的责任，那就是绝不可愧对宝贵的自由。被隔离审查期间，局势如泰山压顶，我想到自己将在监狱里度过余下的青春，悲凉感时常笼罩心头。劫后余生，我有股强烈的急迫意识，要赶紧做那些想做、但还没做的事，包括恋爱。以前我憧憬爱情，但总有些不知所措，所以自我设限、刻意躲避。历经磨难，我内心比从前笃定很多，胆子也大了。再看自己曾经的拘谨，觉得实在狭隘可笑。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着校园中的漂亮女生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那个。

我和雪梅相识，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我们同在交大徐家汇校区好几年。后来回想，以前应该见过面，但彼此都没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道什么原因，短短几天内我多次在校园里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生，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雪梅后，我就在心里向往她了，虽然还不知道她名字，更谈不上有任何计划。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车路过校园中央的红太阳广场，远远就看到雪梅和一群女生迎面走来。她比其他几位高一些，身体朝着我的方向，头略微偏向一侧，正与身边人说笑，眉目生动传神。她的长发带着波浪，被风吹向脑后，丝丝发梢飘散在晨曦中，熠熠生辉，映衬着年轻而娇好的面容。她身着短袖衬衫和长裙、脚下高跟鞋，纤细的腰间匝一条很宽的黑皮带。在明媚的春光下她款款而行，柔软的衣裙随风飞舞，贴在身体的一侧，勾画出婀娜的曲线；她裸露的小腿、脚踝和脚背连成一体，白皙修长。…真是青春逼人啊，她就像放射着光芒！我一下子被打动，不敢直视她，又无处躲藏。这幅画面后来就烙印在我脑海里。我试过很多次，如果只凭心中印象为她画像，我总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这么多年以来，在一个人独处时，我会偶尔回忆起初识的情景，就会想到她当时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不枉少年一场，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这群女生里我认识一两位，所以在擦肩而过时需要打个招呼。但因为想着雪梅，我心里紧张，说话时显得很羞怯、不自然，惹来她们哄然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经过她们后不禁暗骂自己没用，“不就是喜欢个女生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打算绕广场一周，重新遇到她们，当面邀请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几分钟后，我第二次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看到众人脸上的惊讶时，我立刻又质疑起刚拟定的计划，觉得这样唐突地约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那几位，可能大家都会尴尬。万一造成不愉快，本来的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来到她们身边，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让我再次语塞，于是她们又爆笑成一片。我离开后，心意更坚决，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早晨并肩而行的女生中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  感情成长

我和雪梅交往，从相识那天起就很顺利。最初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找我，但我很快发现规律，只要我明确、诚恳地邀请，她总会体面地答应。于是我想尽办法，每天找个理由约她出来。我们还不熟，在一起时我怕冷场，自然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讲她听。记得有个傍晚，在离交大不远的幽静小巷里，我们肩并肩、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但实际上还是只有我说，而且不敢停。她微低着头、专心听、却很少插话，脚步轻盈、但与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讲着讲着就没话讲了，只好说，“喂，我没话讲啦。” 说时我肯定在暗自泄气，没想到她柔声应道，“你讲得挺好，我喜欢听。”意外被她表扬，我先一惊、转瞬窃喜，突来的振奋让我又想到新话题讲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相处中融化，两个人都逐渐放松，她的话也慢慢多起来，我们交谈的内容越来越深广。

我邀她一起去划船、溜旱冰、参观博物馆与艺术展、听外国歌星演唱会、看前卫话剧，等等。当时一般市民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门票经常乏人问津，价钱都很便宜，有的甚至免费。我因此挖掘出很多适合穷学生谈恋爱的场所。认识雪梅之前，我不喜欢闹市，又忙于学业和学生活动，所以很少出校园。因为和她到处玩儿，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上海。让我意外的是，我挑选的约会地点，每每她也从未光顾过。本以为走出校门后她将尽地主之谊、向我介绍家乡风景，结果却是我领着她在都市丛林中穿梭。她从小就是学霸和乖乖女，逛街不是强项。对于我们俩，上海都是个藏着众多未知的地方。我们共同经历各种小兴奋和小挫折，相处也日趋顺畅和融洽。

一天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来等，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的室友们说闲话。当年一间宿舍要住七八个人。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经常在半夜里笑出声来！”然后她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说有一次雪梅笑得尤其活灵活现，她摸黑问雪梅怎么了，结果发现雪梅是睡着的、根本没醒！在场的其他女生本来兴致盎然地默默旁听，现在终于找到机会参与，纷纷嬉笑附和，说对！不止那一次，我们都可以作证！其中一位还趁势揶揄，“雪梅肯定在做梦，梦见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振，“原来不只我一头热！”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越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觉得猜不透她心思。室友们的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自信心大增。

我表白心意

时间缓缓流过，我俩逐渐变得亲近。人们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是我越接近雪梅就越觉得她美。在草地上漫步时我牵着她的手、在舞池中我拥她入怀、在不经意间我们对视，只要看到她、触摸到她，我就不禁内心荡漾。曾有过数不清的瞬间，我被她洋溢的少女之美暗暗震撼。她耳鬓边轻柔的发丝、发丝下温润如玉的肌肤、她颀长滑嫩的手臂、她身体侧影的曲线、她亭亭的腰肢、转身时她飞扬的秀发与裙摆、当然还有她的百样笑容，都让我心醉神驰。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局部都蕴藏着独到的绚丽。她美得让我经常心不由己地自惭形秽，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但是我察觉到她回望我时目光里的热情。她在无声地鼓励着我，这个印象支撑着我敏感、脆弱的信心。记得有几次她改换了衣着风格或发型，然后悄悄告诉我，她选的是她猜我会喜欢的样子，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她开始对我敞开心扉，让我明白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原来她内心那么火热！于是我也更加敢于释放自己一直扼阻的激情。

有雪梅相伴的日子真是美好啊！因为恋爱，我每天精神亢奋，甚至有了晕眩感，经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前不久我还在担心要坐牢，怎么一转眼我就每天与心爱的姑娘厮守在一起，登上了爱情的云端？我有何德何能，凭什么得到这么好的运气？一次约会尾声，花前月下我们四目相交，我突然多了一份勇气，脱口而出，“我爱你”。我表白，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胜感情，但那个时机却是即兴的选择。早知道最后需要说出这句话，并且我应该比她先说，但真要说出来还需要瞬时的激情冲破习以为常的怯懦。那天我全无预谋，话说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么重的话怎么就这样说出去了？我心里惶惶。好在她听到后非常欢喜，笑靥如花。她的反应令我欣慰，我偷偷把悬着的心放下。把她送回家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后半夜空荡无人的马路上狂奔，整个人依然兴奋不已，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心里却渐渐升起狐疑，“为什么她没说她也爱我呢？…”

几位好友得知我谈恋爱了，撺掇我把雪梅带来与大家见面，于是我请雪梅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她还没与我挑明关系，引见她时我只能简单地说，“这是雪梅”。即刻，一丝失望、还有一点气恼，在她笑容里一闪而过。别人大概不会察觉她这么细微的表情波动，但我注意到了。我正在追求她，需要揣摩她心理，所以留心她每一笑每一颦。大家刚寒暄完，她紧急把我拉到一旁，以恋爱中公主姿态，嬉笑中带着娇嗔地下达指示，“以后你介绍我时，可以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立刻心领神会，她终于承认了我们是男女朋友！我心里大喜，连连点头说好。

但她还是没有说爱我，并且我逐渐看懂那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她刻意而为。她竟然是故意的！这让我更疑惑。那时我知道恋爱中女生考察男生，要比男生考察女生时间长，但不知道要长很多倍。我曾忍不住问她，“你是我女朋友，为什么从来不说爱我？”她只回答说还没准备好。我傻乎乎地追问，“你是不是不爱我？”她说，“那也不是”。于是我的理工男脑袋被搅乱了，不明就里。之后我们继续黏在一起，我已舍不下她，但不时陷入自问，“她并没爱上我，我却总感觉我们相爱，是我自作多情吗？”我想不明白，心里找不到锚点，七上八下。她察觉到我的迷茫，但不为所动，依然不说爱。

她慎重决定

一天我们欢欢喜喜地在淮海路上逛街。她依在我身边，双手紧拽着我一侧的胳膊。我随意间转头，瞥见她兴奋的脸，脑海里突然冒出熟悉的怀疑，“瞧她多高兴！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就觉得她爱我，但这是假象！她明确告诉我她并没爱上我，即使她称我为男朋友，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这思想一出现，我立刻感觉自己是个白痴，“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拎不清、还要继续骗自己呢？”于是身边的一切骤然失去意义，我变得意兴阑珊。联想到自从认识她，我好像每天都与她在一起，与朋友们聚会少了、不再经常打球、对学业也不如以前上心，我自责为什么沉溺于表面的浪漫？难道因为迷恋她，我就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也爱我吗？

那天约会罕见地早早收场。我们回到校园，在岔路口道别。我尽力摆出轻松的样子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功课和科研都落下了，很多事儿等着做，所以我们别见面了，过了这阵儿我去找你，可以吗？”说话时我已感觉到空气中漂浮着一丝尴尬，但她没表现出什么特别，只在微笑中平静地回答，“嗯，可以。”然后转身离去。当她走到拐角处、马上就要从我视野里消失的瞬间，我看到她本来挺拔的肩头突然一坠，但我当时没懂那代表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呆在宿舍里，端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认真工作，心里却一片空荡荡。以前我总盼望赶快完成手里的活儿，然后就去找她，所以干劲十足，工作效率也高。但那天的每一分钟都变成漫无目标的煎熬。大概在这个时候我有点清醒了，自问是否对她太过生硬？本来都是我巴结她，现在我不去找她，会不会让关系变冷、我俩从此不了了之地分手了？不过我转念又想，我们并没闹矛盾，说好我忙完工作就去找她，按这个保证做就好，不需要自己吓唬自己。到时候如果她真的不理睬我，就证明她对我没兴趣，分手就是迟早的事，我也只得接受。第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室友回来，起身打开门，门前站着的却是光彩照人、穿着高跟鞋、束腰长裙、长发披肩、脸上带着迷人笑容的她！我顿时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地欢迎。什么“忙于工作、不想被打扰”之类的话，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后半天。临近午夜，我送她回家，在她家楼下的单元门口告别。在暗淡的月光与街灯之下她对我说，那天我讲出不想见面了，她以为我要分手，所以过去两天里她非常难过，一直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试想过各种可能，却还是找不到答案。思想斗争很长时间、内心反覆好几次后，她才鼓起勇气来找我。说话间她变得伤感，声音里带着哽咽，颓丧地倚在门边。我很惊讶，觉得眼前的她与平时判若两人。她为对我倾述心声，无意间卸下了女生都有的骄傲外壳。为了不让眼泪落下来，她侧仰着脸，睁大双眼。我看见她瞳孔浸在泪水里，在昏暗中折射着远处的光，晶莹剔透。我就觉得从中窥视到她内心，感受到她的真情义，于是一阵心疼加歉疚，暗暗骂自己为什么当时说出那种话，害得她受这么大委屈？趁她稍一停顿，我赶紧说你误解我了，我是怕你不喜欢我，我从来没想过要分手！

这场小风波前后只两天，但我心理起了变化。一方面，我实在知道了自己多么离不开她，所以再不敢提“不见面”之类的话，连想都不敢想。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很在乎我，非常害怕失去我。我们肯定不只是普通朋友。这个新认知冲淡了我头脑里的疑问和焦虑，但并未根除。她爱我吗？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答案。风波之后我们和好如初，共度过许多浪漫时光，彼此都说过情真意切的话。可是当我再次告诉她我爱她时，她却回答，“不要再逼我了！”让我错愕。她坚持不言爱，而且比以前更明确。我搞不懂如果女生离不开男生、分开一天就忧郁哀伤、非常害怕失去他，这个女生算不算已经爱上这个男生？我本以为算，但她的坚持让我不再确定。她的心思我猜不透，她的爱情我搞不懂。

不过，恋爱的甜蜜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他。我主动不再深想她到底爱不爱我，因为潜意识里知道，想多了会导致我心灰意冷、两人又冲突、彼此又疏远。我绝不想再陷入那种境地，心理上也承受不了。我们依旧每天兴高采烈地约会，她继续不承认爱我，但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把疑问都深埋脑后，防止它们在不经意间冒出头，干扰我思想与言行。然后我在心里“假设”她爱我，就像我爱她一样，即使证据不足。这么想帮助我维持了起码的心理平衡，我们相处也没再翻车。

又过了个把月，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来宿舍找我。之前没什么预兆或特别的事，她兀然地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告白时她一改平日的娇柔甜美，双目圆睁，直盯着我，字字句句都带着严肃。我被突如其来的气氛镇住，望着她不敢吭声。她开始倾述接受我的心路历程、过去的感情波折留给她的心得与教训等。她越说越激动，从眼圈发红逐渐到泪水不断涌出。她说她相信如果爱就要爱一辈子，但年少不懂爱时她对别人说过爱，不久后就失望，只得食言。她不想重复过去的错误，所以绝不再轻言爱。她说今天之前她对我缄口不提爱字，因为还没有下定决心，怕说出后将来又不得不反悔。现在她想清楚了，并做了最后决定。她爱我，要与我永远在一起，誓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不怕任何困难。她要我完全信任她、今后把她当作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我的世界变了！有她为伴，我知道自己将不再孤独。六四后萦绕心头的种种忧虑，一下子都变得渺小，成了微不足道。我感觉豁然开朗。她的话带来光，照亮我心中的未来。

我们开心，就是因为在一起

就这样，在双方共同呵护下，我和雪梅的恋情迅速成长。只短短数月，我们就从陌路变成亲密情侣。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个普通交大男生，在偌大校园里挑选了最喜欢的女生，结果她不但没拒绝我，还真与我一本正经地谈恋爱，全心爱我、温柔待我。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多年后朋友们还记得，当时我兴奋上头，经常傻乎乎地劝他们也赶紧找女朋友。我们本科毕业还不到一年，几位关系好的男同学都没谈恋爱。我们平时无话不谈。我对他们感叹，爱情太美好了！可惜我以前不知道。假如我知道，大概早就谈恋爱了。我希望他们也尽快享受我正在享受的快乐。

几乎每次约会，我和雪梅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告别。通常我送她到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开心。我们开心，其实就因为在一起，做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她至今牢记的一次，我们参观香山路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当年那里游人稀少，远不如后来的拥挤。孙宅在闹市中取静，温馨舒适。装饰完全美国化，绝大部分用品是西洋货，精致又实用。屋外还有小花园和网球场。那天展区里只有我俩，外加一位百无聊赖的管理员。我们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历史。参观结束，我们意犹未尽，管理员便建议去看看宋庆龄陵园，就是原来的万国公墓，离交大校园不远。于是我们再奔到陵园，先在大厅里浏览图片展，然后走出房间，走进肃穆的陵园深处。四周松柏翠绿，静谧安详。我俩手拉手、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流连于中外名人们的墓碑之间，阅读碑文、怀古伤今。后来谈及此事，我们都觉得好笑。在一座座坟堆旁边约会，我们还好不惬意。

最开始我追求雪梅，算是被她容貌吸引，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她完全没那种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懂大义、讲道理；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误解，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相见恨晚，都很珍视对方，所以从来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小别扭。关于这点，我本来并不自知，觉得理所当然，不承想闹出笑话。

一次我们去外地旅行，在当地找到已经工作的老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住单身宿舍，正好有空床位，就好心地请我们同住。之后几天，我们四人一起游玩，形影不离。但他俩有时会突然互相不讲话了，延续几个小时或半天，我也没看出什么原由。因为没有类似经历，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玩儿幼稚的恋爱游戏，就是假装生气、等对方来哄。于是我借此开玩笑，拿他们寻开心。几天后我们告别时，那位女生看我的眼神里隐含一股恶毒，而我心里坦荡荡，也没往深处想。多年之后同学聚会，谈及那次旅行，我才想通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这对朋友在闹别扭，恋情陷入小危机，心里不好过。而我却取笑他们，触及他们痛处，所以他们有点怨恨我。因为我和雪梅从不闹别扭，所以在当年我全然不懂这种恋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与他们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旁观别人恋爱，造成判断出错，把他们闹别扭当成了调情。希望他们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现在回头看，当年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在相识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解。我不感兴趣她的家庭背景、毕业分配、社会关系等，怕这些身外之物给我们添乱，干扰刚起步的爱情。那个时期的我蔑视人情世故，很多观念脱离现实，言谈举止也缺乏圆通。我的不谙世事曾有很多机会在两人之间引发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而且做得含而不露，让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内心接受了我，所以言行温柔得体，鼓舞着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恋爱，身边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事迹在学校里造成了小小的轰动，只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缺陷的上海女生，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生郑重其事地谈恋爱，这件简单的事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他们不相信我和雪梅会长久，即使当我们面也不掩饰，包括多位真诚为我们好、希望我们免受伤害的朋友。但我没往心里去。虽然经常有同学抱怨上海人排外，我却还没见识过排外的残忍，也不了解上海人排外背后的苦衷，就觉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爱情面前不值一提。经过六四后我天不怕地不怕，外加向来对他人心态迟钝，所以对大家投来的怀疑目光，我视而不见、毫不在意。

与她家人的最初接触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是谁的经过。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匆匆来我宿舍，说要改变当天计划，因为她要与父亲一起去见系里老师，讨论她毕业分配问题。我说，“你去陪父亲吧，他难得来一次，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办公室离系办不远，他是交大教授”，然后转身离开。我被撂了下来，意外有了一段空白时间，就禁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父亲在交大，而且是个教授。她模糊的描述又让我以为是我们系的教授。我认识我们系所有教授，他们也都认识我。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了谁家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暗中观察我？我有点毛骨悚然。几个小时以后她回来，讲清楚来龙去脉。原来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接触到雪梅母亲。一个周末上午，阳光灿烂，我去家里找雪梅，却发现她家大门紧锁，邻居说他们都去逛南京路了。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需几分钟，又是那么多人在一起，不可能走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一大家子继续扫了半条街。回到她家，其他人追上我俩。雪梅妈刚进门就拉住雪梅嘀嘀咕咕，然后宣布全家马上再出门，要为我买一条新裤子。我偷偷问雪梅为什么？原来在南京路上，他们走在我俩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个很大的破洞，感觉太不像话！那时期我衣服裤子上大大小小的洞都货真价实，来自日常磨损，不是“破洞潮款”，当时社会还没那个概念。听完雪梅的话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青春漂亮的女儿找了这么个男朋友，怎么可能不心急、质疑女儿的眼光？

还有第一次去她家吃饭。那时我年轻、胃口好，学校里伙食却很差，所以我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上海人家的饭锅和碗碟在我眼里都很小，雪梅家也不例外。大概那天我特别饿，饿得有点头脑短路，忘了场合。在餐桌上我和平常一样狼吞虎咽，飞速吃完第一碗，再盛第二碗，又盛第三碗…，也没观察身边形势，很快就清空了饭锅。不巧，雪梅爸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是空的。他一时搞不清情况，就在厨房里大声发问饭锅在哪儿。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失当，赶紧硬着头皮解释，暗地里骂自己简直没长脑袋。当时真是一身狼狈、满心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及此事。雪梅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多么干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害得雪梅爸以为自己找错了锅。雪梅妹妹则会说，在一旁看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咽不下饭。

被众人瞩目

那个时代，少量大学生自由恋爱，但毛式思想与制度的阴影远未消除，社会上严重缺乏浪漫爱情。即使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公共场所里情侣们也远比现在拘谨，轻松愉快的鲜见。所以我的一个突出记忆就是，我和雪梅经常被众人瞩目，受到特别对待。这类例子发生在马路上、居民小区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博物馆里、火车上、话剧院里、音乐厅里，等等各类场合。

一个夏日夜晚，在交大校门外华山路上，街灯斑斓，人影攒动。我和雪梅走出一间小店，我先她一步，找到自己的破自行车，跨坐在上面，脱掉T恤衫，捋成一股绳，搭在肩上，赤膊等待她追上来。大概我这副做派符合那个年代一般市民对交大男生的典型印象，就是外表不修边幅、内心不知天高地厚。雪梅则是上海滩时尚女生打扮，流行的短袖衬衫加束腰短裙，衣料与做工都很考究。她头发扎成马尾，配花式发卡，马尾末端与刘海都烫成俏丽的卷发，整个人既精致又简洁。她高高兴兴地从我背后赶来，侧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再揽腰抱住我。按今天标准，这只是一幅很平常的情侣画面，但旁边突然有人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一跳，寻声望去，喊话的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三人面面相觑，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们怕他找麻烦，因为这些警察躲在校门附近的暗处，就是为抓骑车带人的学生，然后罚款。那位警察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发现，可能感到不好意思，也马上把脸扭到别处，不再看我们。我载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追上来。

下面这件小事反映当时社会诸多方面。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带给读者一些感性认识，了解那个时代年轻人谈恋爱时面对的大环境。有次我去找雪梅，走在她家所在的小区里，瞥见对面楼露天走廊上聚集几个少年，正手握当时流行的苏联军用高倍望远镜朝我的方向看。我也没在意。进门后与雪梅在一起，透过敞开的窗户我又看到那几个孩子，竟然还在用望远镜向我们张望，并在嬉闹中指指点点，他们的目标明显是我们。我告诉雪梅，她说这帮孩子最近经常如此，她早就发现，但没法阻止。目前情况还可忍受，如果太过份，就得找他们父母，好在父母辈都是同事。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整个小区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邻居们好奇，长辈们常在她父母面前旁敲侧击，打探我的背景。调皮的男孩们就干这类事。

我有点惊讶。平时我来雪梅家，都是接了她就走，很少滞留小区，隔壁楼的人怎么会注意到？雪梅说因为我频繁打来电话。那个年代，只有极少数高干家庭配备电话，邮电系统根本不为私人提供电话服务，一般家庭没有电话。上海比较先进，一些住宅小区配备公用电话，由专人看管，全小区共享。雪梅家所在小区里住几百户，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次我来电，门房就跑到她家楼下，对着窗户大喊，“雪梅电话！”或“姓骆的等你回电！”自从我俩相识，小区里数她电话最多。她的名字和我的姓氏屡屡响彻楼宇之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轧朋友”。

这件事后我开始留意，多次发现小区里孩子们用望远镜窥视我们，包括我们在室内时。我们作态回望，他们就鼠逃鸟散。其实他们很腼腆，并没做什么坏事。对比如今，在任何城市的街头，年轻人旁若无人地示爱，比比皆是，无人在意。而当年在全国最洋气的上海市中心地段，在那么大一片住宅小区里，一对情侣只是频繁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举止态度自由自在，少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遮遮掩掩，就显得格外高调，让众人觉得稀奇，并招来少年们竞相观摩。想想看，真是恍如隔世。

千里迢迢去看望她

雪梅毕业后在一家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很快就都知道我的存在。设计院在马尾新港接到项目，她担任工程监理，需要在那儿常驻几个月。马尾新港在福州乡下，距离市区很远，当时刚开始建设。雪梅离开上海后，思念情绪就在我心里点滴累积，暗暗聚水成渊，让我难以自拔。我宿舍里只住两个人。一天晚上，室友通宵录制英文磁带，灯光与噪音让我无法入睡，就一直与他闲聊。话题转到雪梅，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去看望她，哪怕需要逃几天课！室友听到后立即拍手叫好，并兴奋地帮我计划。那个年代南方铁路不发达，上海去福州的火车一票难求，室友就建议我坐海轮。打定主意后，我俩索性不睡了，天还未亮就赶到外滩十六铺码头排队等票。运气还算好，我买到当天早班船票，然后挥别室友，登上南下的客轮。

那时没有手机或网络，打长途电话也很不方便，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无法通知雪梅。在东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后，我在马尾老客运港下船，然后再转赴新港。当时新港还是个乱哄哄的大工地，周边十分荒凉，里面驻扎各种工程单位，临时工棚横七竖八。我边走边打听，找到雪梅办公室。她见到我当然惊喜过望，转身就把我介绍给傍边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听说我来访的原由和经过，眼神里跳出惊讶和抑制不住的赞许。“雪梅的男朋友从上海追到马尾来了！”一下子成了整个工地的小新闻。大概荒郊野外的工程现场里很少有年轻漂亮的女生，雪梅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周围人关注。后来几天我们呆在巨大的新港区里，每当夕阳西下，我俩就沿海边散步。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与她半生不熟，却每每投来友好的目光，有的还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和攀谈。我们很感激大家的善意。

回上海时，雪梅送我到老客运港。那里的设施简陋破败，等船的人都呆在码头前小广场上。所谓广场，其实就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人们或坐或倚在各自行李旁，懒洋洋地无所事事。其中有些像农民或基层干部，但更多的是携带超大包裹的小生意人。他们身穿色彩鲜亮的香港杉，很多人烫着时髦卷发，但因舟车劳顿，大都显得不太整洁。广场上时而飘来吆喝声，但都是我完全听不懂的福建方言。我和雪梅伫立在广场当中，马上就要分离，心里泛起一阵凄凉。两人相视无言，依依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克制，缠绵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我一抬眼，发现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他们稀稀落落，从近排到远，直到广场尽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类似，却难以名状。好奇？羡慕？厌憎？或什么都没有，全是我心虚臆想？总之那个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毕业那段时期，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同事们聚餐和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当时上海还处于大开放前期，制度已经松动，国营单位开始自主赚钱，但各种政策限制个人奖金数量，于是公款吃喝盛行。各单位用这种方式变相提高员工待遇。雪梅所在设计院每周聚餐好几次，所有人都参加，饭前饭后还要打麻将。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设计院上下都好奇雪梅的恋爱，因为知道我是外地人，又预计我毕业后将离开上海，就觉得我俩没可能。在当时我并没意识到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们，只因写这篇回忆录，我才想明白很多事。在饭局和麻将桌上，大庭广众之下，设计院大领导和资深高工们经常带头调侃，拿我俩就要分手当话题开玩笑，害得雪梅又恼又笑、百口难辩。她隔壁办公室有位年轻女同事，曾在马尾工地上见过我，多次在这类场合里站出来，以局外人身份大声帮雪梅反击，坚决为我说好话，比如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去看望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等。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位小女生。

我感到她依恋我

遇到雪梅之前，我从来不太把自己当回事。但恋爱久了，我发现我在她眼里越来越重要，最后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评价我远好过我评价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我的与众不同。可以说，她接纳我超过我接纳自己。她沉浸在爱情里，淋漓尽致地挥洒自我。我们每天在一起，她玩啊笑啊、哭啊闹啊，如醉如痴，仿佛不用光最后一丁点精神与力气，那天就不能算结束。不但我、她身边很多人都注意到，她变得喜欢大笑，笑起来无所顾忌。但是如果我稍微委屈她，比如约会时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生气落泪；我解释一下、哄她几句，她又破涕而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她对我每一言每一行都敏感，情绪经常在一天之内翻转好几次。我能够感觉到她心态里的丝丝癫狂。她自己也知道，曾多次对我说起，因为我们在一起，她变得什么都不怕，有生以来从没像现在这样大胆。恋爱使人亢奋，在这点上我俩都一样。

她开始盼望结婚，憧憬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悄然改变，大到人生计划，小到习惯用词和语气，再到穿衣打扮、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她全方位积极适应我，有些是她故意，有些更像潜意识使然。在这个阶段，她爱我这件事，在我眼里变得特别真切。虽然爱是抽象的，但在此时仿佛肉眼可见、触手可及，在她每个眼神里、每次举手投足之间。即使在她因小事生我气、默默流泪时，我都能感到她心里全是我、希望与我心贴心。

她依恋我、需要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沉甸甸的责任。约会后我都要送她回家，我们经常乘夜班公交车。老式汽车不比现在，稍微跑快点就稀里哗啦到处震响；车厢密封也差，座椅上总有一层浮灰。深夜里车上没几个人，但我们习惯站着。她经常一路扎在我怀里，双臂或挂在我脖子上、或环抱我腰。我则有时双手拉扶杆，有时一手拉杆、一手拥她。大部分时间里她把头埋在我胸前，一声不响、旁若无人，透露出热恋中女生的骄蛮。偶尔与我说话，她上身后倾，眼睛与我对视。重提这些往事，我仿佛又身临其境，感觉到臂弯里她轻盈的腰身，眼前又浮现出她背后像瀑布般垂落的长发。我当然喜欢她与我亲近，但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当时还不常见。车上时而有人侧目，我隐隐有点难为情，她却大大方方，全不在意。

她尽情享受恋爱里的一切，包括享受作受宠的女朋友。在她认为女朋友应该做的事上，她都贴心照顾我，比如决定我日常穿着、主管我所有购物、有时为我洗衣做饭等。但在她认为男朋友应该负责的方面，她不由分说全推给我，当仁不让。这既包括在公交车上不握扶手、专要靠在我身上等小事，也包括让我规划我们的未来等大事。深夜车厢里两人默不作声时，很多次我看着怀里心爱的她，就会暗暗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她的存在促使我严肃对待毕业后的出路，因为情况变了，我的前途关系到我们两个人。

难忘当年情怀

记忆里还有很多难忘的恋爱片段，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全写出来。对于我自己，在每次这样的经历中，她给予我的内心触动、以及我与她的心理交融，比戏剧性的情节更重要，也更让我难忘。有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心境，以前从没机会告诉雪梅，更没对其他人讲过。我就选它作为本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交大。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校舍上。一眼望去，看不到什么人，校园显得宽广静美。我心血来潮，对身后的她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于是我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想到，她侧身坐在车后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她将很容易受伤。我提高了警惕，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从老图书馆滑行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周围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她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紧贴我后背。我清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慌乱紧张。那时我一下子意识到，她早已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

在相识之初她也曾戒备我，肯定是在恋爱中某个时刻，她悄悄卸下提防，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了我。可我当时不知道，之后也没太注意。我骑在车上，脑海里扫过两年来我们在一起的种种画面，试图找到她信任我的起始点。但转念之间我就想明白，历史过程已不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现在心心相印。于是我的思绪又跳回现实，感觉到脊背处她的体温，心里涌出深深感叹，让我后来几十年不忘。与心爱的人这样相偎相守、被她爱着、给她依靠，我多么幸运，生活多么美好！真希望时光在此停住，让眼前的晚霞、宁静的校园、还有两情相许的我和她都恒久长存。我暗下决心要捍卫这份美，再多困难也不退缩，绝不背弃心中的爱，不辜负她一往深情。

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在恋爱期间我们遇到很多原来不曾接触过、或没有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当时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敌视男女之爱，不可理喻到偏执的程度。扭曲的社会状态，造成广泛的性压抑和人们对爱情缺乏理解，所以极端和变态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四 关于我们

我和雪梅相识相恋的最初两年充满甜蜜与美好，让我永远难忘。但是随着我毕业临近，我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爱情将经受一系列考验。为让读者能够理解我们后来的各项抉择，这节将离开故事的时间顺序，简略介绍我们各自的成长过程，以及为人处世和对待爱情的基本原则。

我的背景

我生长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国内大学本质上是机关单位，气氛类似官场，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他们迎合权力，关注利益，认定说实话和坚持原则就是傻，但绝不明说。他们没有多少心思钻研学术，专业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亲年轻时因出身问题备受打压，在单位里根本没机会向上爬。但他在专业里奋发图强，找到人生意义与乐趣。我小时候视父亲为偶像，喜欢物理和数学。高中时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牛顿三大定律可以完全解释物质宇宙，于是觉得看透了世界，从此每天想着各种抽象数理理论，并试图用类似逻辑方式理解人和社会。当时我常听到邻居中那些书记和院长们每天谈论单位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谁和谁的历史仇恨和现今矛盾等，就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郁闷乏味，远不如探究宇宙和社会的道理那样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发觉自己与环境隔阂，不适应社会。别人梦想当官、崇拜位高权重的人、注重收入和住房等好处，我却对这些东西提不起兴趣，更喜欢思考一些旁人眼里没用、甚至危险的事情。从家乡来到上海，我本以为交大同学都是各地读书最好的，大概也沉溺于追寻世界本质，看淡世俗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绝大部分同学的目标就是将来进好单位、升迁等，和我家邻居们类似。优秀的男生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成熟圆滑，经意或不经意间为成功忽视原则。比如很多人热衷练习“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但他们的目的总是利益最大化，不是真实或良心。女生们则预计这样的男生将来在社会上混得好，青睐他们，看不起只会读书的人。我也欣赏成熟的同学，但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为看清事物背后的道理而欣喜，相对不愿意为成功放弃原则。这个处世态度也是我参加六四运动的重要原因。同学们说我是书呆子，我逐渐认同这个标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我也知道自己属非主流，不容易找到人生知音，所以我非常庆幸遇到雪梅。

在雪梅之前我没谈过恋爱，只有几次没什么行动的单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高中一年级。当时我13、4岁，在班里学习成绩最好，人却很不成熟，著名地散漫顽皮。那年过了一小半，班上转来一位女同学。我觉得她美若天仙，对她朝思暮想，却从来没表白过，甚至没有单独与她说过话。那是我第一次折服于女生的美，却也懂了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人家。大约一个学期后，这位女生突然消失，不再来上学，从此不知所踪。回头看，这场暗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它非常美好，却有一个关键缺憾，就是那个女生没有像我爱她那样爱上我。从此之后，我有了爱情的概念，且只憧憬一个模式，就是我还那样真心爱慕对方，对方也以类似方式爱我。这套想法幼稚但严格，它要求两个人都有爱，且爱情里不可参杂其他考虑。

有些中学同学婚恋早。印象中那些女生大多本分，结婚时对男方要求也朴素，比如索要一些常用家具和电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但我还是觉得她们有点庸俗。我曾幻想交大同学都是最优秀的，追求爱情时应该不屑于世俗考虑。但入校后我发现，自己的预想又与现实相距甚远。大学女生聪明能干，让我佩服。但是在谈恋爱时，她们同样注重物质条件，只是比中学女生要得更多、更贵、更精细而已。最让我私下里失望的是，大学女生好像只期待从婚恋中得到好处，鲜有人勇敢追求爱、甘愿为爱情牺牲和付出，在这点上还不如中学女生。比如我从未听说哪个女生为爱情放弃大城市户口去小地方，却经常有女生为了出国等目的，突然甩掉热恋中的男友，迅速嫁给不熟悉的人。年轻时代，男生靠婚恋得到好处的机会远不如女生多，但当少数男生面对这类机会时，他们也高比例地为现实利益背弃爱情。身边发生这类事时，其他人等闲视之，我却暗自吃惊，觉得如此婚恋还算什么爱情？我还偷偷替这些同学惋惜，觉得他们那么优秀，如果换个想法，真心追求爱情，青春时代本可以更美好。

总之，我来自中小城市，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与上海格格不入。关于爱情，我看到太多市侩，心里抵制，拒绝融入，执拗地坚持自己少年时代形成的简单观念。

我观察到的雪梅

雪梅对待爱情，很多地方不同凡响。第一，我们这批人在19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读大学，当时社会还保留很多文革时代残留下来的偏执与狭隘，浪漫爱情处处受限制、被压抑。在那种大环境下，多数女大学生对爱情理解不深，婚恋想法要么沿袭世俗观念、物质市侩，要么受琼瑶、三毛等流行作家影响，幼稚到不切实际。而雪梅较早就懂得婚恋至关重要，不把恋爱当游戏，不把自己当小女孩。只20岁前后的她，处理恋爱事项，既不羞怯、也不轻易随俗，全方面积极准备自己，等待适合自己的男生早日到来。

雪梅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就是婚恋。大学生们普遍重视的其他事项，包括功课成绩、校园社团活动、未来就业、出国留学等，在她眼里都次要。她对六四运动也敬而远之，居身事外，不甚了解。我们相识时她正面临本科毕业分配，她态度稀松平常，不太当回事。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无疑是大学四年里最重要的关节，经常决定人的一生。我看惯了校园里企图心强的女生，在毕业分配期间，为得到理想工作岗位，利用各种关系、使尽所有手段，所以初看到雪梅的态度和操作方式，我还曾很诧异。

雪梅有才情，关于爱情她见解深刻独到，不时有精辟之言。记得在1990年夏，我们相识不久，恰逢钱钟书突然变得时髦。有次几个男同学在我宿舍里七嘴八舌讨论《围城》，雪梅也在场。话题大概就是唐小姐、孙小姐、博士苏小姐等，各自的特点和笑话，以及方鸿渐应该选择谁，如何处理与潜在情敌们的关系之类。雪梅一直微笑倾听，却不太说话。大家散伙后我问她，“你怎么看《围城》？”她想想说，“这些故事都是男作家写的，他们其实不太懂女生怎么想”。我闻之一怔，要听其详。她便用心解释了一番，其间讲道，“每个故事里都隐藏作者本人。他把代表自己的角色写得最可爱，而把更帅、更有学问、更有钱、或官位更高的男生都写得惹人厌烦，目的是劝女读者们都只爱作者自己、不要爱他的竞争对手们。写书的人在现实中败给人家，想在自己编的故事里赢回来”。她只随口议论，我却有茅塞顿开之感。后来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经常想到她这段话。

第二，当时全国都崇洋，上海最甚，出国成风潮。在国内，大城市生活条件远好过小地方，所以女大学生们经常要求婚恋对象要么马上出国、要么能落户大城市。上海籍女生为恋人设下的门槛更高，自觉条件好的要求婚后就能出国，一般的也要求男方必须有上海户口。但在我们初识时雪梅就明确表示，她不把出国或户口作为恋爱先决条件。这在当时极少见，在上海籍女生里闻所未闻。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懂她的态度多么不寻常。当时上海人普遍把离开上海、去国内其他地方看成人生灾难，连去北京也不行。

雪梅的婚恋观是慢慢形成的。刚进大学时她和其他新生一样懵懂。四年里同学们逐渐成熟，理解了生活的不易、以及出国、户口、好工作等对人生有多重要。于是很多女生暗下决心，要利用最美好的年华，找到前途稳妥、能带自己出国或留在大城市的结婚对象。但雪梅不落俗套，内心对真爱的崇尚越来越明确，最后认定爱情最重要、高过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婚配条件。她曾告诉我，在我之前她交往过外地男生，被周围人视为出格，她却不以为然。她解释自己想法的形成过程。大学期间她去福州亲戚家度长假，住在福州和住在上海的亲人们都告诉她上海比福州好，但是熟悉后她觉得福州也挺好。她对我说，“我也知道上海比福州好，但如果为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必须搬到福州，也没什么大不了。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女生害怕嫁到外地去”。

她的心态是那种年轻女生特有的、已领会爱情的美好、又未被生活打败过、所以绝不想妥协的勇往直前。她父母感觉她不合常规，为她担心；提醒她，又觉得她没听进去。其实她聪明且早熟，听懂了父母的意思，也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想，但不同意。有些人天生具备洞察力，很早就能看穿成年人世界，包括父母心理，她就是那种人。她认为婚恋中对方人好最重要，如果拘泥于户口等外在条件，自己的选择会变窄，可能错过好的爱人，得不偿失。她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其他女生看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呢？我们相遇时，她想法已固定。我就是她爱情观成熟的结果和受益人。恋爱期间她一再对我申明，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会盲从父母意见，只要我们相爱，她愿意随我去任何地方。现在回想，她真了不起！

现在回头看，我第一次恋爱就找到内心世界如此独特的雪梅，算冥冥中一个奇迹。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手机等，陌生男女相识的机会很少。尤其不依赖他人做媒、希望自由恋爱的，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恋人，不可避免受双方社交范围限制。我俩都是学生气很重的人，各自身边只有三五个关系好的同学，平时都没有呼朋唤友的习惯。在她之前我从没恋爱过，又有点孤僻。第一次邀约她时，我知道她是上海人，大概因为曾旁听到她讲上海话，但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恋爱史，更不了解她的爱情观，不知道她是否接受外地男友。我其实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时的我不理解地域观念，内心蔑视排外思想，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对此嗤之以鼻。在这么多外界与自身局限下我却遇到了她，我也一直想知道为什么。虽挖掘出一些可能原因，但都不是充分的、决定性理由。

第三，那个年代的女生普遍对男人缺乏深刻理解，看不太懂不同男人之间内在品性的区别，跟本原因是不重视。都说女生天性向往爱情，但也架不住外界强力灌输。当时官方推崇“女人要自立自强”、“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媒体上和校园里都没人敢公开讲女生未来要相夫教子、男人对她们非常重要、所以她们需要懂男人。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多数女生理所当然地认为，事业决定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社交圈等，这些东西是根本，爱情以它们为基础、为它们服务。人一旦这样想，自然轻视爱情、轻视恋人在物质范畴之外的品性。因为认定爱情以物质为基础和目的之后，女人追求爱情的本质就是依靠男人获得物质幸福，而追求事业是依靠自己获得物质幸福。二者目标一致，但前者间接、不可靠，后者直接、更可靠。如果个人能力允许，后者优于前者。恰恰交大女生们个个聪明能干，多数人靠自己就能获得事业成功，于是觉得男人只是自己能力不足时的添缺补漏，并没那么重要。

学校里少数女生一人有多个追求者，另一些女生在婚恋方面特别精明，这些人经常也只关注婚恋对象的社会背景和工作前途，算计他能否帮自己出国、留在大城市等，相对不重视他的品质德行、或双方感情的质量。但雪梅青春意气，内心不容流俗杂念，仿佛与身边环境绝缘。她祈盼爱情、轻视利益、又有一些恋爱经验，所以相较于同龄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义和人品的差异、以及自己对每个追求者感觉的不同。她依据这些很多女生看不懂、或认为次要的区别，而不是对方物质条件的好坏，果断筛选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爱人，并决心做未来夫婿的忠贞伴侣，所以她不因有多个男生追求而享受做万人迷，始终清高、持重地对待爱情。相识后不久我就看到她坚定而友好地拒绝其他追求者。在我们恋爱期间，她身边不时出现对她表白的男生，她都处理得及时得体，事后再当趣闻讲给我听。嬉笑之余，也在客观上告诫我要珍惜她。根据我对这些竞争对手的点滴了解，他们的人品、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家庭背景等都没有明显缺点。一般女大学生把他们中任何一位作为男朋友带回家，大概都能轻易让父母满意。雪梅有很多选择，而我在当时不能为她带来什么现实好处，前途又包藏巨大风险，她却全心全意接受我，以作我的女朋友为傲，心无旁骛。我看在眼里，自然更加信任她。

现在写下这段文字，我又不禁暗自感动。那时我各方面都不顺，前途一片灰暗。她完全知晓，却淡然处之，潜心陶醉在爱情里，透露出内在的纯真。在那个人人精于算计的环境里，她把爱情当作信仰，不染俗尘，真是灵气超凡。就像《聊斋》里天女坠入人间、爱慕落魄书生，她也是突然掉进我的生活，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既同我花好月圆，又伴我患难与共。记得一次我在她面前感慨，自己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孤独寂寞，而她像从画里走下来的仙女，匿迹于芸芸众生之间，专为配我渡人寰。她听后眉开眼笑，用手指着我，娇嗔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害得我苦等这么久！”她忠于爱情、为爱淡泊功利，对于我们坚持携手不分开至关重要。

第四，雪梅外表现代时尚，内心却非常传统。相识后不久，我们闲谈中讲到三口百惠婚后隐退的故事。三口百惠是那个年代红遍东亚的青春偶像，我俩都喜欢。在妙龄年华、演艺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她与三浦友和完婚，随即宣布引退，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雪梅说，“日本女演员与华人女演员很不一样。华人女演员经常是因为自己红不起来或过气了，才结婚生子，求得后半生安稳。她们觉得做明星比结婚更重要。而日本女演员常把家庭看得高过事业，演戏只是利用婚前空挡时间，结婚后就以家庭为主，无论多红都舍得放弃事业。”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类问题从没进过我脑袋，我全无概念，惊讶于她怎么想得这么深远？但我也感到了她话里隐含的、对三口百惠惊世抉择的褒扬。

我们确立恋人关系后，雪梅很严肃地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做全职太太。因为爱她，我立刻应允，但心里很惊讶，不懂她为什么这么想，也不知道那样的家庭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双方家人和亲密朋友里都没有不工作的妇女。在我家乡，女人们吵架时骂对方是“家庭妇女”，就是嘲笑她没见识。除了雪梅，我没听说过其他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妇女。我向往爱情，但对婚姻想得很少。也许因为身边女生都很能干，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处模式是“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事业，比翼齐飞”。我对她要做全职太太的疑惑，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职太太。

最后，在恋爱方面雪梅远比我成熟。记得在相识几个月后，她有了重大发现，就在两人嬉闹时调侃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底细，竟然真的连一个前女友都没有！刚开始我还挺紧张，以为你身边会有其他女生惦记，我还得过关斩将，结果根本就没人和我抢！”然后她故作夸张地大声叹息，“哎！可惜我有那么多谈恋爱的高级技巧，在你身上都用不出来，全浪费了！”说完她前仰后合地爆笑。旁边的我也跟着她嗤嗤地笑，一半是被她逗的，一半是自嘲。

在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沉醉在恋情中，全无心思顾及其他。她比我清醒，没有完全忘记现实和长远。现在回想，当年她拉我到她家里吃饭、去见她父母和家族长辈等，都因为她认为我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严肃的程度、正在迈向婚姻，所以需要通告他们。而我混混沌沌，对于将来的结婚、她家人的心态、以及婚姻会带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改变等，既缺乏理解，又懒得去想。即便见过她所有重要亲戚，我依然不知深浅。

不过，随着我们互相了解不断加深，一个近似直觉的判断在我头脑里越来越清晰。我们爱情甜美并不是因为我性情浪漫、天生吸引女生、条件出众、或情场手段高明等——这些我都不是——而是因为她为爱情准备得充分，早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对待爱人，并且预想好如何经营二人世界。在我们的故事里，我是男主角、她是女主角，但她同时也是总导演。她心里早有一套关于我俩的“剧本”，而我没有，只甘心情愿听她安排。我想法简单，无知也无畏。单纯的心态让我眼里只有她，这份专注让我发现她心里隐藏的火焰。她感觉我懂她、并真心喜欢她，所以特别珍惜我，毫无保留地爱我。我被她接纳，享受她所有的好，自知幸运。但我也看懂，即使没有我，她也能找到不错的婚恋对象，她将照样是个好女友、好太太，生活依然会幸福。而我阳春白雪、落落寡合，如果失去她，就再难找到另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我的爱情就将荒芜，我的青春就将留白。

我们的异与同

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婚姻观念等，但我和雪梅在这些方面差别明显。我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来上海求学，而她从小到大的生活圈只有方圆几公里，都在上海市区内两个相邻的区里，每个区都很小。认识她之前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现在也只能听懂日常对话，但不会说，害得她平时没机会讲上海话，遇到家乡人时经常需要先适应几秒钟才能开口。我们的饮食、作息、兴趣爱好、与人相处的风格等，都很不一样。关于婚恋的想法，我们的差异就更大了。对于恋爱，我只有青春的热情和书呆子式的思考。对于婚姻，年轻时我没有深想过，只模糊地以为那应该是爱情的延伸、夫妻应该平等。雪梅则很早就对未来的婚姻与家庭有全面构想，并且坚定要求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我们有个根本的相同点，我们都排斥当时盛行于世的、基于物质条件的婚恋，崇尚真心爱情，并准备为此奋斗与付出。六四后我看淡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寻找爱人。那时雪梅风华正茂、青春绽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她也正热切等待一个真心爱她、并值得她爱的人。相遇前，我们都在寻找，但她比我找得更辛苦。相遇后，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比如在交往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未来工作、家庭背景等，就为向自己、也顺带向她证明，我的行为跟随内心，不受世俗利益驱动。她也不断向我保证，愿意婚后跟我去任何地方，绝不像当时很多女生那样，把上海户口看得比爱人更重要。我们对爱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灵犀。

那个年代和现在没法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几十年的封闭和僵化中走出来。户口、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分配等事项，对人的一生还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我俩不想放弃爱情、不想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就不得不冲撞这些现实中的藩篱。客观地说，我们确实面临多重巨大障碍，结局很可能是悲剧。

五  面对困难

盼望结婚

回到故事的时间顺序。

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时，雪梅工作刚上轨道，我们就谈到结婚。最初只是话赶话。那时我思路浑沌，闲聊时没用脑袋，说了几句轻蔑婚姻的话，没想到她听后很不高兴，我赶紧解释，于是话题开启。之后两人越谈越深、越谈越严肃。我逐渐看懂我们的不同。婚姻美满是她人生大目标。她觉得只有结婚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结婚最重要，恋爱只是过渡，目的是结婚。我曾向往恋爱，觉得恋爱不可或缺，但从没向往过结婚，没觉得这辈子一定要结婚。在那个年纪，婚姻对于我是件模糊且遥远的事，我没深想过，但也不抗拒，只是不懂它重要。一番沟通后，我明白了她意思。我爱她，她爱我；她愿意，我就愿意。于是我去系办询问结婚手续。

在那个年代，结婚首先需要向单位申请，获得批准并拿到单位盖章的介绍信后，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在交大开结婚介绍信需要多层审批，系里是第一步。系办告诉我，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结婚需要“晚婚证明”，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结婚的年轻人要排队等待名额。我年纪离晚婚标准很远，又是学生，根本排不上。但他们也告诉我，在毕业分配某个步骤后，我结婚就不占学校名额了，到时候系里可以考虑我。

我没办出结婚介绍信，回来告诉雪梅。她却拿到了她那份，并且还在几位同事面前欢喜地宣布过。满心期待遭遇一瓢冷水，她非常伤心失望，我把原由全讲清楚也没用。她断定如果我真有决心就会有办法，所谓办不出介绍信，只是我不想结婚的借口。而我认为自己前途不定，结婚可能让她受伤，推迟也是留给她多一层保护，不算坏事。我轻描淡写，她情绪激动，我们都没充分理解对方。在鸡同鸭讲中我随口说，“现在不结婚也好，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她听见后出离愤怒，哭诉只因为她对我太好，造成我不知珍惜、想找借口逃婚、对爱情不真心等。

其实我们还很年轻，都不需要着急结婚。这点我懂，她也很清楚。只是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的恋爱之后就必须结婚，不然就证明感情不真。虽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但在当时我就看清，如果她发现我确实不想结婚，我俩在她眼里就是个错误，她就要放弃。这场风波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去她家找她，赫然发现她身边有一位新追求者。我知道事出误解，倒也不在乎。之后我竭力解释，她逐渐冷静，我们和好。但在那几天里她非常痛心，后来一直不能忘怀。这么多年里我们有几次不小心再提及此事，都勾起她绵绵旧恨。我从没有不想与她结婚，但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不能彻底打消她的怀疑。这大概是她平生对我埋怨最深的一件事。

现在写下这段插曲，我问自己为什么在当时，或事后，都没有因为她有新追求者而生出嫉妒心？于是回忆起很多细节。那时我们正热恋。我那么爱她，为她我什么都愿意。她同样为爱痴狂，心里只有我。我们没有实质矛盾。只是我看出她离不开我，她也知道我看出她离不开我，于是本能地有了不安全感。她怀疑自己从最初被追求的优势降格到了害怕被甩的劣势、我可以依仗她爱我而轻视她。听我说想推迟结婚，她以为怀疑被证实，因此觉得有必要示威，向我也向她自己证明，没有我她照样活得好、她并不是非我不嫁。故意安排我撞见那个男生，就是她给我的下马威。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瞬间就领会到她这层心理。她要泄愤，她不可能在那个时刻爱上别人，所以我丝毫没有猜疑。

还记得当时的滑稽场景。我进房间时他们正热络讨论着什么事，叽叽喳喳地说着上海话，我听不太懂，也不感兴趣。他们看到我，都客气地打个招呼，我也客气地点头回应。然后他们继续，不再理睬我。我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默默等待，与他们保持距离。过了一会儿，他们讲到某个话题，翻开一本书，指指点点，两人头凑在一起。完全出于巧合，我发誓不是故意，正好我嗓子发痒，想忍但没忍住，干咳了一声。咳嗽时我就紧张，知道他们肯定误会，以为我小心眼、看不得他们挨得近。果不其然，一听到我咳嗽，他们瞬间彼此弹开。我暗地里很难为情，觉得自己破坏了和谐气氛，不好意思正眼看他们，也不知道我咳嗽后他们中谁首先反应。之后三人都变得有点不自在。没过多久，男生客气地起身告辞，我和雪梅也马上客气地站起来、一同送他出门，于是这场室内情景戏终于落幕。从此我再没见过或听说过这个男生，大概他被雪梅劝退。这么多年以来，雪梅从未对我解释过这件事，我也从未问起，觉得不值一提，所以至今我对这位竞争对手的背景一无所知。

我们第一次试图结婚就这样没成功。我不觉得是大事，但过程中雪梅的表现让我吃惊。一直都是我追她。我早已习惯性地以为，在感情上我比她热烈、我急她不急，没想到这次她比我更急。她对我俩关系的态度远比我之前想象的严肃，让我受宠若惊。自那以后，我们都盼望尽快结婚，但我还心存隐忧，怕她不理解我状况，急着结婚是头脑发热。我六四后被警察关小黑屋、在学校里挨整等事，都发生在相识之前，她没与我共同经历。虽然我们时常谈及我的处境和未来困难，但我还是怕她不懂。她人生一直很顺。我怕真面对逆境时，她的想法会变。

危机浮现

时间来到199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毕业分配季。曾经捉摸不透的未来，这时陡然变成眼前现实。预想过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形势如山雨欲来，让人备感压抑。首先，我和雪梅都发觉我几乎不可能留在上海，我们离别就在眼前。早在六四之后大规模整肃时期，同样被公安重点审查的朋友们就流传，中央已下达内部指示，要求各大学在毕业分配时把六四活跃学生排除出国家重要部门、高校、和北京、上海等关键大城市。虽然无法知道这个指示的详细内容，但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我收到一些零星信息，显示交大不想给我留沪指标。当时我们知道我很难留在上海，但还心存一线希望，拼命争取。现在回头看，其实学校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在上海。

其次，我梦想留学，但觉得遥不可及。我俩都有很多同学已在北美。得知他们学业和事业顺利，我出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但六四后第一年，秋后算账如火如荼，运动中活跃同学不可能出国。再以后，政府对这些人出国的态度与政策一直是黑箱，老百姓无从知晓。根据历史经验，我当时认为自己拿不到护照。因为在1986年也发生过学生运动，期间活跃的交大同学和青年教师一直被禁止出国。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紧了留学政策，要求每个出国学生支付数万元“培养费”。在那个年代的内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就算很高，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么重的罚款。总之在毕业时，留学显得太渺茫，我无从下手。

当时我的主要考虑是，一方面我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憎恶政府在六四中的残暴行为，所以鄙视所有体制内职业道路。另一方面，我要和雪梅在一起，成家立业，让她过得好。综合内外因素，我把目光投向当时几个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海南等地。六四之后，政治气候大幅左转，运动中活跃同学纷纷被打入另册，生活和事业都遭受阻力。其中一些人为躲避迫害，跑到刚兴起不久、政府管制力相对弱、但前途扑朔迷离的特区，在私营或外资企业里寻求发展。我们都曾被逐一、明确警告不许互相联络，早期为防我们串供，后来为防我们串连。为避免给彼此造成麻烦，我们基本不通话或通信，但我还是听说一些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在特区里过得不错、特区远比内地自由开放，所以我早有毕业后去特区的念头。在我毕业的1992年，特区变得更成熟、更多身边同学去特区找工作，所以我的总体想法也成型。我准备把户口和人事关系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南下特区。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来相聚。

我们曾多次讨论上述计划，她态度干脆利落，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但我还是半信半疑，觉得她这样说是因为爱我，想表达愿意跟我去任何地方的决心，不代表她仔细思考过后果。连我都看不清计划的很多关键细节，更何况她了。临近毕业，我发现这个计划充满风险，要实现它很不容易。即使顺利，我们也要分离很长时间，她要单独、长期地面对诸多困难。那时我听说过的交大校园情侣们，如果毕业时人分两地，断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两个人，经常几十年也不能调动到一起。我可能落脚的广东、海南、和家乡东北，都离上海很远。1990年代初的通讯和交通都还很落后，也很昂贵。相隔几千里的两个人，每年只有春节时才可能团聚几天。见面那么少，要保持感情都很难，家庭生活则完全谈不上了。熟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早就提醒过我这些风险。随着毕业日期逼近，我也逐渐看清形势，看懂我和雪梅的关系正面临巨大威胁。“她还会继续接受我吗？”是我躲不开的焦虑。我们分手突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可能。

鼓起勇气求婚

事到临头时，与事前预想时，人的感受大不一样，即使曾正确预测到大致会发生什么。毕业分配进入最关键的那一两个星期，各种问题变得真切可触，我和雪梅都看得清楚，包括我俩必将分居两地，她将独自承担多重压力，以及我职业前途的局限、出国的障碍，等等。了解我们的人早懂，我在劫难逃、而她处境很好，如果她现在选择分手，就不会跟着我倒霉。身边很多人开始暗示，有的甚至明说，我俩的结局已经揭晓，我的问题造成我们恋爱不靠谱，我带给她严重的、她本不需要面对的困局。几位亲近的朋友也流露出悲观，好心地警告我说，如果我离开上海，我和雪梅也就断了。大家的意见都很中肯，我完全理解，于是歉疚感在心中汹涌。我不想成为爱人的累赘。

当年我主动参加六四，早知道要付出代价，所以根本不怕眼前困难。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拒绝服输，认定以后总会有新机会、办法一定会比困难多。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内心绝决；但关于雪梅，我信心坍塌。从她的角度看局势，她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结婚呢？我回答不出来。毕业分配是我人生第一次直面个人如何在社会中求生，也是我第一次有能力站在雪梅立场、理解她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我回想身边发生过的校园爱情，也看似浪漫美好，那些女生也都是正常的好人，但在类似情况下都选择退缩、为生计放弃了爱情。何况雪梅曾甩过外地男友，她说那是因为没有爱了。平时我自信，愿意相信她，不会多想。但危机之下我信心大降，疑心骤起，“她也可以甩掉我，然后对别人说因为我们没有爱情了…”。

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涌现出各种分手场面，想象她可能提出的具体理由。比如她可以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前途太艰难，我们连个实在方案都没有，还谈什么结婚？再比如，她摆出无辜受害者的姿态，怪罪我以前误导她。六四后我蔑视未来困难，平素轻松自信，客观上让她以为我胸有成竹。但如今事到临头，我一筹莫展。她可以指责我太虚狂、眼高手低、不足以承担起家庭责任，然后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再见，等等。

我自知无权把我俩的关系视作理所当然，觉得我们应当重新沟通。既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也是给她一个和平、安全的场合表达想法。如果她愿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离开我。作为原则，我不想强求、也不想乞求她，而希望两个人把重要问题都摆在台面上，她撇开所有外界影响，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挤压，自己思考、独立做决定，然后亲口告诉我。于是我认真拟定了几条要点，准备与她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那是个周末，在食堂用过午餐后，我们一起去我宿舍。宿舍楼是当时少见的高层建筑，电梯恰巧故障，爬楼梯时我们一边说闲话、一边喘粗气。楼道里没其他人，只有我俩的回音隆隆。我看见她人很放松、心情蛮好，就暗暗对自己说，别再拖延了，就在今天把话说开吧！进入房间，室友不在，屋里显得阴暗狭小。透过窗户、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世界，像个微缩景观，屋顶与树冠鳞次栉比、车辆和行人缓缓移动。万物都渺小无声，仿佛离我们很遥远。如此僻静的氛围正适合严肃交谈。

我本想说，如以前所料，困难很多；我们讲好的计划太笼统，两地分居后她将面对巨大压力；但是，这个计划还有可能成功，我们还有希望；所以我想法没变，不想分手，还打算结婚。但如果她想分手，就请直接说出来，不要碍于情面藏在心里，也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或闲言。那样的话，我会理解和接受，以后还会心存友谊。当时校园里流传男生在分手后死缠女生的故事，所以为了让她感到安全，也为了我的自尊，我还计划说，我们要分就分得彻底，事后都不要联系对方，避免折磨、耽误彼此…。

可是真的两个人面对面，我眼睛看着她，开口说话了，心里却变得慌张。我突然害怕她真说要分手，所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能完整列出当年预备的谈话要点，却从来不知道其中哪些我说出去了，哪些并没有、只在心里练习过很多遍。她听着我颠三倒四的叙述，很快就听懂了话题的严肃，也感觉到我的不自信。她本来轻松的神情变得凝重，整个人都沉静下来。我继续讲，她默默听，并找位子坐下，头自然低垂，后来越垂越低，低得让我完全看不见她表情，我心里就更没底，人变得更慌，思路也更混乱，最后乱到断了线，不知道下句该说什么，于是两个人陷入沉默。寂静中我胸口怦怦的心跳带动整个身体震颤，努力压制也无济于事。片刻之后，她意识到我停了，抬头直视我，竟然脸上挂满泪水，但眼神里依然透着镇定。我记得她说，“不嫁你，我嫁谁？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

很多年以后一个中午，在纽约唐人街一间小饭馆里，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用餐。远处闹市传来缥缈的歌声，“…爱真的需要勇气…终于做了这个決定，別人怎么说我都不理…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声音忽隐忽现，歌词循环往复。那是某个店铺在播放一位女歌手的唱片。我从没听过这首歌，却无意中听懂了其中意思，我的心境猛地被拉回到当年求婚的情景，好像我又与雪梅面对面，她正在安静地听我说话，她下一个反应将决定我得到、或永久失去我唯一盼望的未来，我的心脏又像当年那样狂跳。在求婚前我已做过思想准备，以为可以应付她任何决定。如果她拒绝，我计划理智地接受、平静地离开。没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时我紧张得不能自持。眼睛看着她让我头脑变得清澈，仿佛看到失去她以后自己将多么失望、生活将多么空虚。感谢她答应我，让我避免了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憾与伤心！感谢她的坚定和勇敢！感谢上天让我遇到她！

领证结婚

申请结婚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这个社会怎样欺压小民。获得系里批准后，我还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结婚介绍信。那儿的工作人员早知道我，办理时百般刁难。比如他们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签字，保证结婚后不要求交大给我留沪指标。后来得知，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和惯例，配偶在上海的毕业生享有留沪优先权，交大要特别把我排除出这项待遇。按法律，他人不可以为结婚设置额外条件，学校规章里当然没有这种要求，也没听说过类似先例。何况雪梅不隶属交大，交大根本无权要求她签字。但是国内的机关只服从权力，不在乎什么道理、常识、或法律。在他们眼里，如果你被权力敌视，又没有背景或关系，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段卡你，不让你好受。交大把我归类为“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又认定我没有反击能力、弱势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软。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屈辱地签了字。我永远不会忘记签字时雪梅脸上的愤怒与委屈。她内心高傲，为爱情不惜违逆她敬爱的父母，却因为要与我结婚，不得不在心怀歹意的小官吏面前低头。在国内的制度下，即使在结婚这样纯粹私人事务上，平头百姓也被随意欺负，没有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机制或手段。

结婚那天是个平常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课和做科研。我们约好午休时碰头，然后一起去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处里混乱嘈杂，要结婚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我们时已比预想晚很多。记得为制作结婚证，经办人向我们索要合影照片。我们说没准备，她很惊讶。不知是她特别通融、还是政策本来允许，她把我俩的单人照并在一起贴在了结婚证上。办完手续后，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顿饭庆祝，却发现午休时间早过了。下午我们都有工作安排，于是只好匆匆挥别，连饭也没吃。雪梅先骑车离去。我站在喧嚣的街头，透过熙熙攘攘的车辆与行人之间的缝隙，看着她纤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淹没在自行车洪流中，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温暖，感叹从此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我们既没机会、也没心情享受新婚之喜，因为面对的困难真切而急迫。从个人角度看，结婚把我们拴在一起，只增加了负担，却没有回报。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胁；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选择骤然变窄。对于眼下一无所有、未来前途不定、必须靠奋斗才能生存的青年，这种负担显得特别沉重，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多校园情侣在毕业前分手，就是为躲避这种负担。在领证前夕，我打电话给父母，但语焉不详。太多事情不确定，我心里一团麻，没多少话可讲。我们没通知其他亲友，也没有任何仪式，气氛凄凉。我们连“觉得自己在勇敢捍卫爱情”的骄傲感都没有。而坚决要结婚，只因为两个人都不敢违逆初心、都舍不得眼前的彼此。

匆匆结婚后，我顿觉要为两个人负责，心态与想法都与从前大不同。虽然知道单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努力了一番。在当年体制下，学生找工作主要取决于社会背景和关系，比如户口原籍在什么地方、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认识什么人、势力有多大、自己或父母与学校里管分配的老师关系如何等，毕业生的个人能力和学习成绩用处不大。我的导师资历较深，在交大说话有些分量，曾试图帮我留校做教员，努力了数月却不成。校方给他的解释是，“不允许六四领头同学留校，是中央的决定，学校无法改变”。我的几位上海同学也帮我联系他们所在单位，但那些单位一听说我没有留沪指标，就都没下文了。

我花了几个星期去深圳、珠海、和海南找工作，在那里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遇到过一些机会。那些公司不要求新员工有本地户口、或迁入人事关系等，对我来说是好消息。但他们也不帮新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要入职，就必须自己事先安排好所有相关事宜。比如按当时制度，内地人进入特区需要“边防证”。一般新毕业生只能先把户口与人事关系放在原籍，然后在原籍申请。

随着离校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势逐渐明朗，我找工作的所有努力都没产生实质结果，交大将把我退回吉林。我落魄、焦急，周围人都看得到。当时有个小插曲。我导师一直关心我，如家族长辈对待孩子。虽然他也无能为力，但怕我悲观泄气，特地把我单独叫到面前，推心置腹地问我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也说不准，因为太多事悬而未决，“但有一点肯定，我下半辈子要和雪梅在一起。无论遭遇什么，我都要做到这点”。他听后一怔，没说话，但眼睛里灵光一闪。我当时没多想，后来忆起，觉得我的话太像爱情宣言，在那个情景下讲出来，有点突兀。我向来信任老师，所以说话不设防，脱口讲出正在想的事，全没考虑时机与场合。

雪梅父母错愕

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领证结婚，但密切关注我的毕业分配。最开始他们只是观望；迟迟没听说我有接受单位，他们变得忧心，然后焦急；最后得知我要回吉林，他们转为愤怒，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为什么还要和雪梅谈恋爱？他们要求她与我分手。其实我理解并同情他们。如果我姐妹处在雪梅的境地，我父母的反应也会类似。

整个恋爱期间，她父母一直不了解我的详情，因为她不愿多说，怕他们瞎操心、干涉我俩的事。她父母自然对我有很多疑虑。首先，他们非常害怕她嫁到外地，所以担心我毕业后离开上海。但她父亲多年指导研究生，知道一般交大研究生毕业后留上海并不很难。其次，他们害怕我玩弄感情，伤害她。在他们看来，她过分投入这场恋爱，简直神魂颠倒、丧失理智。他们担心我是那种特别会讨女生欢心的男生，外在浪漫热情、关键时刻却不把女生当回事，所以总提醒她要谨慎、与我保持足够距离。比如她妈经常骂她，说别人家女孩谈恋爱时都很矜持，只有她不然，每次接到我电话，马上放下手中一切，什么都不顾就冲出家门。好在她心思坚定，不容任何人对我们的关系置喙，父母也不行。其实他们错估了我，也错估了雪梅。在我俩之间她从不是弱者。她对我始终真心一片，但如果她想玩弄我，论思想深度和恋爱经验，她都绰绰有余，很可能手到擒来。而我即使想骗她，也没那个能力。

现在回想，雪梅在认识我之初就看清我很可能将离开上海，也懂得如果她父母发现这点，绝不会允许她与我恋爱。所以她虽然很早就喜欢我，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父母在她心目中太重要。她需要时间确认、再确认自己的意愿，然后凝聚内心力量，想好总体应对思路。选择我就代表她将不得不与父母冲突。而我不懂人情世故，不体会她这层心思。在这方面我头脑简单，她也知道我头脑简单，即使她与我商量，我也帮不了她，还可能造成误解，给她添乱，所以她一直没对我详细谈她父母的态度，只说她家的事她负责，不用我管，也无需担心。在我们恋爱期间，她一直瞒着我单独应付父母压力，真难为了她！

在我毕业分配之前，她对父母封锁关于我的信息，我更从未与她父母讨论过我未来去向。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如何对父母讲我，但关于我毕业分配，我从没故意隐瞒或误导她父母，只是像没那回事一样。在读研究生的两年半里，除最后一两个月，我确实没花心思在分配问题上。那时的我少年不识愁滋味，懒得想这类事，也不知如何想，傻傻地乐观。而且我与她父母接触不多，互相不够熟悉，我从没想到去理解他们，或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现在回想，当年他们看到我俩轻松快乐，就误以为我已靠自己安排妥当、留上海不成问题。雪梅曾甩掉不能留在上海的外地前男友，她父母见证了全过程，所以对她比较放心，觉得她足够成熟，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大事上不糊涂。他们没发现我品行上的大毛病，又看到她与我恋爱时那么开心，就没特意阻止我们交往。但我分配去向揭晓，我将回原籍吉林，她父母惊愕，懊悔当初管得太少，态度急转直下，开始强势介入，全力压迫她与我分手。

患难显真情

在我毕业分配期间，我和雪梅共同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坏消息。我拼命找工作，用忙碌驱散所有忧愁。但她没有类似条件。各种压力渗入她每日生活，赶不走，也躲不开，所以更烦心。尤其我确定回吉林后，她父母心急上火，为她担忧，天天找她吵架。父母不理解最折磨雪梅。她本性温柔随和，从小尊重父母，只在与我婚恋这件事上如此强硬，让父母大为意外，觉得模范女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糊涂？顽固到无可救药，叛逆大爆炸了！他们每次谈话都谈不拢，她父母既生气又焦虑。争执愈演愈烈，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变得水火不容，让雪梅心无宁日。

分配方案揭晓后我第一次去她家就撞见吵架。那天我敲门，她妹妹开门。我看见雪梅正在哭，她父母眼里也闪着泪花。全家都阴沉着脸，没人搭理我。之后其他人躲到隔壁房间，只剩下我和雪梅。她坐在书桌前、身体伏在桌面上、头深埋在臂弯里，也不抬头看我。我在她旁边坐下，看不到她的脸，但能听到她低声啜泣，看见她脊背不停抽搐。我们一动不动地呆着，没人想打破沉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5分钟、10分钟、半小时…，慢慢地她哭声渐没，屋里变得鸦雀无声，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全家人都在几步之间。于是一股压抑的氛围开始滋生，像一团扩张的毒气，逐渐蔓延到每个角落，然后逼近我，爬上我身体，沁入我每个毛孔。其情也哀，即使在今天我都狠不下心来详细追述…。后来几次我去她家，气氛也都大同小异。

在单位里雪梅也事事不顺心。文革之后，由于工农兵大学生群体专业能力欠缺，全国科技单位都出现人才断层。她所在的设计院也如此，专业骨干严重老化，于是在新大学毕业生里物色有潜力的人，重点培养、委以大任。论工作能力和学历背景，雪梅都是同侪中的佼佼者，本应入选。但领导们风闻我可能离开上海，就认为从长远计她会跳槽。领导的疑心让她错失很多机会。另外，结婚后她自动参加单位里排队分房。单位按各项指标给排队者打分数。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她的分数就特别低，实际上等于没了希望。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虽然她不太在乎单位里的荣辱，但挫折感积少成多，让人难受。

我们刚结婚就要分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这让雪梅的心情极度低迷。我记得很多次，她一大早跑来找我，见面就开始流眼泪，告诉我她整夜未眠。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会莫名陷入思绪，然后对我潸然泪下。我安慰几句，她就数落一通在家里和单位里的各种委屈。但她从不埋怨我。她从没因为我不能留在上海而怪罪我，虽然我俩都知道那才是她所有问题的根源。我曾问她，“你怎么不怨我？”她回答，“我怎么可能怨你？我永远都不会怨你。”语气凄楚。我无言以对，柔肠百结。她懂得我的处境，但抛开所有顾虑，把命运锁在我身上。我就是她最大的人生抉择。选择我后她全盘接受我，拒绝任何瞻前顾后。虽然我对我们的长远计划倔强地抱持信心，但我的顽强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愤怒与担忧，也不能帮她解决单位里不断累积的众多现实问题。她也懂，所以哭了、发泄一下内心抑郁，然后还得回到现实。

她真的流了很多泪啊！在那段时期，哭是她常态。她在我面前彻底无助地哭，哭累了，再抹掉眼泪，把勇敢的面具披挂到脸上，重新投入那个她只能单独面对的，灰暗、阴冷的小世界。这个场景一遍遍重演，“燃烧”这个词就不断跳进我脑海。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燃烧”。爱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时的雪梅，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期许，举止中透露着内心的义无反顾。身处逆境，她整个人都换了模样，初识时的轻松娇媚变成了倾心之后的弃世绝尘和成熟的柔情。她在爱情中燃烧着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信任着前途渺茫的我，坚守着两情初相许时她立下的铮铮誓言，丝毫不动摇。

周围人的态度

大概出于天生个性，我通常不太注意、也不太在乎别人如何看我，但为写这篇文章，我回想起几件小事，当年没上心，现在却有了新理解。领证结婚前，一次为联系工作单位，我去系里开证明。当时我们系原办公楼正在翻修，系办、党办、后勤等多部门集中在一个木板搭建的临时建筑中办公。六四前我是学生干部，与各路老师都相熟。在屋外我就听到几位管行政与政工的中年女教师正在热烈争论。其中一位高声说，“像TA那样的个人条件、家庭条件，在上海滩上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要太容易呦！…”她们从来热衷婚恋话题，当时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我只听清只言片语。为找工作我自顾不暇，没精力多理睬。

上楼后我找到主管老师。办完手续，她随口问，“你和雪梅现在怎么样了？她父母什么态度？”我没话可说，又不能不回答，就胡乱支吾几句。她听出我有难处，贴心提醒我，“可能她父母只是不满意你家条件”。我原本心不在焉，突然被这话冲撞，以为她说我父母社会地位不够高，就不得要领地反驳。她听后笑笑，没再继续。我走出门，凉风吹来，马上明白过来。在我进房间之前，她们其实正在谈论我和雪梅。她们口中那个TA是雪梅。老师说她父母不满意我家，是指我家不在上海。她以为我懂这层意思，不必直说，只需点到为止，所以没讲出“户口”二字。没想到我不仅没听懂，还误解到离谱的程度。

后来我开结婚证明，又由这几位女老师经手。办手续时，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很客气，笑嘻嘻地对我问东问西。我则匆匆忙忙，也没仔细看看她们表情、体会她们心态。现在回忆，其实她们的想法都写在脸上，并没试图掩饰，我却视而不见。领证几天后，一次我与雪梅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那位主管教师。她停下来关切地问我们正式领证结婚了吗？我说领了。她再转过头，眼睛盯着雪梅。雪梅又说了一遍，“对，领证了！”还高高兴兴讲起过程。这时我看老师脸上的笑容迅速凝固，变成惊讶。其实“惊讶”已不够贴切，可以说是“惊恐”。在那个瞬间，她脸都有点变形，很难精准描述，但我印象深刻。

写这篇文章时，我回忆起这个片段，才想通其中意义。这些老师主管学生工作，相对学生享有巨大信息优势。她们经手我结婚申请，参与决定我毕业分配，参与调查我六四经历，负责执行学校对我的不公开政策，撰写我的人事档案，等等。她们全面了解我情况，社会阅历又深厚，因此从没相信过我的结婚计划。即使在给我开结婚介绍信时，她们也认为我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雪梅怎么可能同意？就算雪梅一时冲动，她父母也不会答应，在最后关头也会阻止。其实当年认识我和雪梅的人几乎都这么想，不相信我们能修成正果，而我却傻傻不知道。所以听到我俩真领证了，老师大吃一惊。不过在当时，片刻之间她就调整好表情，连声祝贺我们，并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说算是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那是美国片《人鬼情未了》(Ghost)，在最时髦的上海影城里放映。看过后我和雪梅都很喜欢，感谢老师！

本文初稿最先在熟人中传开。有位人在美国的老朋友通过电话与我长谈。他是上海人，当年在交大作青年教师，也在谈恋爱，同时努力出国。我们曾经很熟，经常促膝交流，话题主要围绕留学，偶尔涉及彼此女朋友，也只泛泛而谈。到美国后我们各奔东西，几十年没联系。电话中他讲到，当年我和雪梅在校园里惹人注目，很多青年教师在私下里议论我俩恋爱。大家普遍认为外地人找上海人，最大好处是方便毕业后留上海。他们认为我找雪梅肯定也为这个目的。他还坦承，他自己就曾这么想。

我听后震惊，像他这样熟悉的朋友，见证了我们恋爱结婚全过程，怎么也如此误解我们？这刺激了我，从小到大我总以为自己想法简单，周围人一眼看穿，现在却发现连好朋友也彻底看走眼，我不再确信任何人理解我们。这时我意识到，我从没对外讲述过我和雪梅的经历、或与人认真讨论过爱情及婚恋话题。如果我不把那段历史写出来、不写清楚，也许别人将永远误解我们。后来我决定改写初稿，从侧重故事情节、转为侧重我们的心态和观念，这通对话是重要触发因素。

另外，我总觉得六四之后那几年是我人生低谷期。我不断挨整，别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作为我的伴侣，雪梅无法身局事外，也遭受牵连。没想到因为我俩同入同出、亲密无间，招来不少陌生人目光，让不喜张扬、总想躲在人堆中的两个人在不知情中声名远播。众人关注往往隐含一份羡慕、甚至嫉妒。这提醒我，那段岁月并不像我习惯认为的那么糟糕。爱情美好，足以抵消恶劣时运，而且绰绰有余。我不应当身在福中不知福，更没理由顾影自怜。

“你们怎么想的？”

在我毕业分配期间，一些身边老师同学真诚关心我和雪梅，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很聪明，懂得社会里的利益游戏，主动帮我们分析形势。在他们看来，我俩做着明显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很多人为我们想到一条出路，就是在我还有交大学生身份时，我们结婚，然后我把户口迁入雪梅家，从上海集体户口换成上海个人户口，毕业时就可以按上海户口找工作。他们本以为我在分配季匆忙结婚就为这个目的，但我根本没那么做，于是多位朋友在不同场合诘问我和雪梅，“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a.“何必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

我从没想过求助于雪梅家。记忆里，在她父母面前，我连一个字都没提过我毕业分配。心里的高傲不允许我走这条“庸俗”之路。我不容分说的态度也挡住了雪梅的嘴。在我分配结果揭晓后，她父母不断劝她和我分手。经过无数次严肃谈心和激烈争吵之后，他们逐渐看清她坚信与我的爱情。在他们眼里，她冥顽不化，傻得像俗套小说里被花心男骗的痴情小女生，即使别人对她讲明白可怕后果她也不为所动。于是他们开始在她面前质疑我的诚意，核心说辞是我不认真，没真想和她长久，回老家后就不会再来上海，所以她千万不要为我耽误青春。他们的核心理由就是，如果我真想与雪梅成家，早就求他们帮助留在上海了。我没那样做，就反证我不认真。

很熟的朋友进一步问我，“你为内心骄傲拒绝向岳父母求助，这种骄傲有意义吗？是否太幼稚？”大家都懂，内心骄傲属虚空、个人前途才实实在在，为前者牺牲后者是犯傻。但这种骄傲是我人格一部分，在我看来很实在，所以我甘愿为之“买单”。在整件事里真让人惊讶的是雪梅允许我这样做，并与我一起买单。

再具体讲，当时我有多个细致理由不求助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爱情洁癖”。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爱雪梅完全出自内心、不沾染任何利欲。我只要她，不要她身外任何东西。如果依靠她父母获得对一生都重要的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我以后可能长期质疑自己的初衷。再者，如果借助她家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我很可能进入传统国营单位。但经过六四，我厌恶政府，排斥那类工作。最后，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反感公家单位里的官场气氛，渴望不一样的人生。那时南方经济特区出现不久，为我提供了实践想法的机会。即使风险很大，我也要全力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只有坚持理想，我才能继续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给予我的真挚爱情。

b.“雪梅为什么坚持嫁外地人？”

周围人问雪梅，“你这样自身条件和家境的上海女生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外地人？不但陷自己一生于风险之中，也让父母担惊受怕，让全家矛盾重重，何苦呢？”雪梅从来向往爱情，爱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觉得自己能为爱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爱情。这是她自尊和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她就嫁给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为她觉得，为了真爱，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承受不起的困难。现在困难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坚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被人安排的、让她感到窒息的生活方式之中，她做人的原则就会被破坏，理想就会泯灭，自尊与自信就会被摧毁，所以她坚决不放弃与我的爱情。

我理解和信任雪梅，也经历由浅入深的过程。刚进入毕业季时，我不敢指望她眼见我沉沦还坚定不移。说白了，我的毕业分配就是我不断挨整的过程。那些管得到我的人和政策，构成一架无形的“台虎钳”，把我牢牢夹在当中。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坏消息，我们一起感受台虎钳一点点被拧紧。压力之下我不想放弃，但暗地里害怕她心生退意，于是没勇气与她谈及结婚，也无法冷静体察她心理。多年后我才懂，她当时比我更害怕。她早在内心做了庄严决定，要与我一起度过余生。女生心有所许之后，最怕男生软弱薄情。她看清我面临的困难，担心我畏惧退缩，放弃她、逃回老家，再按当时校园情侣分手后的俗套，在父母撮合下迅速找个门当户对的本地姑娘结婚。那样的话，她人生最大赌注就将落空，她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她也害怕提结婚的事。结婚就成了我们之间的敏感话题。

我们都猜疑了对方，在那种形势下也在所难免。我们还没有共同经历风雨，却都见过校园情侣们毕业来时各自飞。从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现象，还一同感叹，恋人之间总是更深情的那个更被动、只因情深就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两个人都深情。在我毕业分配时，我俩从各自角度出发，都暗地里下决心，无论分配结果如何，自己绝不放弃爱情，但都担心对方挺不住、压力之下选择逃跑。最后我开口求婚，打破僵局。她思想上的大石头落了地，心花怒放。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一句简短的同意之后，我的困难就成了她的困难，她从此踏上前途茫茫的不归路。在接受我求婚时，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她激动、落泪。

危难之中见人心。在毕业造成的困境中我看清雪梅的情义，被她折服，从此死心塌地地爱她并信任她。人的灵魂在平日里都深藏不露，他人很难知晓。但有些灵魂如此美丽，有朝一日当它显露真容时，就连身边最熟悉的人也被震撼。

c.“雪梅喜欢你是因为门当户对！”

大多数人理解为什么我爱雪梅，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雪梅爱我。从我们年轻时到现在，都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认为，她喜欢我主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坚信爱情需要门当户对，然后把这个观念套用在我们身上。

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对教授儿女群体有切身认识。与外界想象相反，他们中主流看不起书呆子，最崇拜“社会人”，因为他们观察父母，发现当父母尊重学术时，就会在单位里做傻事、说傻话、得罪那些得罪不起的人，造成评不上学术职称、行政职位得不到提拔、工资涨得慢、房子分得小等，严重的还会犯政治错误，挨整、被打倒，然后全家跟着倒霉。同时他们看父母同事中成功的，不但包括书记、校长、主任等官员，也包括院士、著名学者、教授、专家、总工等学术和业务职位上的人，之所以得到高大上的名位，关键不在学问，而在于政治嗅觉，比如懂人情世故、会搞关系、会见风使舵、能把假话说得冠冕堂皇等。

单说教授家女儿们，与所有女生一样，都需要嫁得好才能一辈子过得好，当然需要在年轻时找到未来最可能成功的男生做老公。她们根据从小了解的父母辈经验，梦想如意郎君像爸爸一样聪明、有高学历、毕业于名牌大学，但不要像爸爸那样迂腐，也就是要比爸爸灵活，更会见风使舵、搞关系、说假话等。所以她们在寻觅恋人时青睐同学中的社会人，例如学生干部、甚至校园混混，坚决不要书呆子。当然，并非所有教授家女儿都如此，但这种人比例奇高，例外都算凤毛麟角。

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青睐社会人的教授家女儿们是对的。离开学校后，社会人类型男同学明显更成功，而书呆子升不上去。例外只在国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中，书呆子类型平均比社会人类型更成功一些，主要因为前者在数理、工程等领域能力扎实，而后者在国内练就的那套欺骗人、敷衍事的手段在国外没大用。但是大多数教授家女儿不出国、或在国外呆几年后海归中国，国外的事对她们来说相对不重要，也经常超出她们理解范围。平均讲，为了物质生活好，女生找社会人做老公确实优于找书呆子。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几代教授家女儿们都偏爱社会人，瞧不上书呆子。

倒不是说重视物质生活的教授家女儿们都不愿嫁给书呆子。书呆子也有一些优点，比如“老实”，这在追求安稳的女生眼里很重要。但是，即使嫁给书呆子，她们也把书呆子视为第二选择、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最优或梦想，当然也就不是真爱。而青年时代的我向往爱情，要求我爱对方、对方也真心爱我。所以这类愿意接受书呆子的女生即使有，在我眼里也与不存在一样。

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对同一个现实，所以很多男生懂得和理解女生不喜欢书呆子的心理。记得上大学时，几位与我关系好的同学感叹我书呆子气太重、担心我以后找不到女朋友，就在宿舍里看似开玩笑、实际上很真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找个农村姑娘。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教授，但没人建议我去找个教授女儿，因为觉得教授女儿肯定精明、不会喜欢我，只有在农村姑娘中还可能找到不知算计的、才可能喜欢我。

我母亲就曾是农村姑娘，吉林就是个中小城市。我天生骄傲，以父母和家乡为荣，天然感觉农村或小地方出身的女生更亲切、自己与精于算计的女生格格不入。但稍加观察后我发现，她们中主流也喜欢社会人、不喜欢书呆子。原因很简单。能考入交大的女生，基本都来自各地精英阶层。她们父母在当地政府机关或公营企事业工作，那里的成功者也必须见风使舵、会说假话，坚持原则、说真话的人也只有倒霉，情况经常比我熟悉的大学更甚。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哪儿都一样。于是我逐渐懂了，女生是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或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其实都不重要，最终还要看本人。

我和雪梅都出身教授家庭，但我们是教授子女中的异类。我们与其他教授子女生活在同样环境里，当然也看到他们看到的现象，但在相识前我们的想法都已与主流分道扬镳。六四后我明确决定，为了良知和真实，宁愿一辈子做个普通人，不求闻达。她则很早想好要嫁给爱情，因此跳出了流行的世俗思维。可见，“因为雪梅和你都出身教授家庭，所以她喜欢你”的说法不对，因为我们与其他出身教授家庭的孩子们不同。应该说，虽然雪梅出身教授家庭，但还是真心喜欢我。我们也许门当户对，但那不是我们相爱的原因。

d.“雪梅是否被爱情冲昏了头？”

一些人评论雪梅，“爱情中女人智商变低。她大概昏了头，没看清现实，才接受了你们的超级裸婚”。其实“爱情中女人智商降低”之类流行观念，本来就似是而非，更不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交大女生。她们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干练，包括对待婚恋。我从未见过哪个女生在结婚时“被爱情冲昏头脑”而忘记现实，倒遇见过很多男女“被现实得失冲昏头脑”而忘记爱情。在我们恋爱期间，我也曾担心雪梅想结婚是感情冲动。但在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距离观察她思考和做决定之后，我就懂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雪梅与我结合，是她完成了一个女生关于自己终身大事应该有的、谨慎而全面的思考后，自主做出的人生抉择。她偏重爱情，但也考虑物质，她要求生活条件至少过得去。比如在我毕业后一年左右、我们在上海团圆、第一次筹划小家庭时，她要求我寻找我俩的住处，因为她父母不接受我，我们不能依靠他们。谈到居住条件，她只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有个独立卫生间，不需要与他人共用，其他方面都可以商量。当时在物质方面她对我的要求很简单：有个工作、再加一个小公寓。她都没想过拥有自己的住房，能租个房就满足了。她时而也憧憬富裕生活。一次逛街时她感叹，“真想有天买东西不用看价钱啊！”她只随口一说，后来就忘了，但我一直记得。她当然盼望我成功，而且越成功越好。不过落实到现实，她从没要求我发大财、做大官。当年她最高奢望就是在遥远的将来，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可以搬进一套两室一厅。

虽不追求利益最大化，雪梅心气其实很高。认识我时，她知道想追求她的人在排队，所以怀揣受欢迎女生都有的骄傲。但她婚恋观通透，想法成熟有见地。她曾因各种原因拒绝过多位优秀男生，如果她认为我对她的感情不可靠，或者我的物质条件恶劣到让婚后生活难以为继，她也会拒绝我。在大约两年的恋爱期里，我们多次深入谈及我的处境，二人商量后一起制定了未来计划。所以在决定结婚时，她全面了解我，看清了当时能看清的所有重要方面，并认为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可以战胜困难、获得人生幸福。基于这样的爱心、决心与信心，她才答应嫁给我。她选择我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点，认真评估现实后得出的结论。冰雪聪明的她，不可能盲目、冲动地结婚。

那时我俩的头脑都非常清晰，可以说异常清晰。我们考虑到眼前的形势、未来的多种可能、以及做人和对待爱情的原则等。当时的思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为了捍卫爱情、保护对方，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别多。有人说，“爱情中的人都糊涂”，或“如果头脑清楚就不是真爱”。我觉得他们要么没有真的经历过爱情，要么没有准确道出自己在爱情中的心态。爱情不是傻瓜的专利，与理性并不矛盾。事关自己与心上人的一辈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

在我身处人生低谷、不名一文时，她愿意嫁给我，因为她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知道缘分来之不易。真爱少见，错过一次，可能终生不再有。但人不能选择缘分到来的时机，一旦缘分降临，人就应该全力捍卫。所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对方亲密无间。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期盼对方明了自己的真心，并以同样的忠诚回报。雪梅希望与我结成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在余生里同舟共济。她觉得，如果因为我未来有风险，她就等等看看、推迟结婚，那还算什么爱情？我们还算什么一家人？所以她答应我求婚，与我同进退，荣辱与共。她希望自己永远有资格对我说，“面对任何困难，我都和你站在一起，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就是她在爱情里的自尊，也是她始终恪守的原则。

在决定我俩命运的紧要关头，她把未来赌在爱情上，践行自己的人生信念。很多熟悉我们的人见证了她钢铁般的坚定，并因此对她肃然起敬。在我眼里，她本是位娇柔的江南女生，却在危难之际用行动展现出真的勇气。与这样的心上人为伴，我怎么好意思退缩或懈怠？她忘我、无畏的爱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警示我不可因为连续的挫折而气馁、也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压低视野，时刻鞭策我朝心中理想砥砺前行。

e.“你毕业时前途不定，结婚是否对雪梅不够负责？”

我也非常严肃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毕业前结婚，因为不然的话我和雪梅就永远断了。我求婚时大约是浦东新区成立前半年到一年，上海还禁锢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远不像一两年后那么开放。比如买食物还需要粮票，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也需要票证，只有本地人可以按户口定期领取，外地人没资格。我们无法预知后来的社会变化，当时认为，如果我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留在上海，不但无法发展事业，生存都成问题。她嫁给我，是希望我前程远大，而不要我成为废物。所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毕业后我只能离开上海。另外，上海是我参与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和朋友们被关小黑屋、并在政治上挨整，我在读书期间和毕业分配中被欺负的地方。如果没有雪梅，我并不留恋上海。

作为原则，我和雪梅都认为应该依据爱情的程度，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决定是否结婚。我们也都清楚，如果在一起时爱情都没有强大到让我们结婚，以后天各一方，爱情就更难增长到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如果要结婚，我毕业时就是最好机会。在这个节点如果任何一方选择不结婚，就是用行动承认，我们还没有相爱到要终生相守的地步，以后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内在动力为重聚而奋斗了。那么我毕业后的离别就将是永远的分手，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连同曾经的浪漫甜蜜、海誓山盟，都将灰飞烟灭，化成过眼云烟。我绝不想要那样的结局，所以决定求婚。

另一方面，面对非常不确定的前途，我敢于结婚、把雪梅的一生与我的命运挂钩，因为我们一起审视过最坏情况。婚后我肯定会为家庭而勤奋努力。就算运气不好，所有瞄准更高目标的尝试都失败，在没有大灾大病的情况下，最坏结局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为外资或私企打工，成为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小白领。也许工作会辛苦繁忙、生活中会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可以预见，我的事业在几年内能走上正轨。根据当时经济特区里硕士毕业生的一般薪资和福利水平，我们计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也能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并且我们的生活水平将远好于大多数上海市民，也好过我们双方父母在年轻时的情况。所以雪梅认定，即使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等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稳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会觉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虑了在悲观前景下自己和父母的感受，雪梅和我都觉得我们可以承受这样的风险。于是我们结婚了。

两个一无所有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一起。我们拥有类似的骄傲，追求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侩的社会里，用行动互相鼓励，奋力探寻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雪梅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两年后我离开交大时，经历了共同的磨难，我们已变成心心相印的爱人、和在人世间打拼的坚定伙伴。

六  探索前程

分离、辗转

毕业后我回到吉林，随即一头病倒。其实在上海时我身体已经出了问题，症状包括乏力、昏睡、低烧不退、脸部与身体多处浮肿等。去过几家医院，但医生们都没说出个所以然，只卖给我一堆没啥效果的中西药。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病因肯定是毕业季里高强度的折腾和焦虑，造成我心理压力过大。现在人都知道抑郁症、恐慌症等精神科疾病，但那个年代的人还没听说过，连医生也不懂。我倒从不觉得自己抑郁或恐慌了，只是当时铁了心肠向前冲，不把自己当病人，也没那个条件。为找工作，我每天忙于联系各种单位和人，想办法躲避学校在明里暗里设置的障碍，还要与雪梅一起招架她父母的怒火。形势紧迫，时间不够用，我不能顾惜身体，只得硬撑。回到我父母身边后，生活一下子变得安逸，紧绷的神经自动放松，于是病情马上汹涌起来。

我卧床不起大约半年后才逐渐恢复。在孤单寂寞的养病期间，对千里之外雪梅的思念尤其强烈，占据我每天大段时间。在上海辞行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她眼睛盯着我、伤感地说，“你决定好呆在什么地方，就替我也在那儿找份工作…为你我彻底得罪了爸妈，已经没有退路了。将来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但只寥寥几句，她的眼神就崩溃了，一头扎在我胸口，双手紧抓住我，嘤嘤抽泣。见她凄凄切切，我当然揪心，尽量安慰她。她再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以后甩了我，我就杀了你！”在吉林的日日夜夜里，这些记忆萦绕我心头。很多年以后我们偶而回忆此事，她已不记得具体对话，但坚决不相信自己会说“杀”字，认为可能说过“绝不饶你”。可是我记忆非常清晰。

政治上挨整，当然就要承受各种打压。整我的人目的明确而毒辣，就是要“归零”我人生，抹掉我所有成就。我被丢回原籍，同时被排除出专业对口单位。我住在父母家，周边环境和每天见到的人都与儿时一样。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知识，刚出校门就没用了。我心不在焉地应付工作，深知其中没有我的前途。现实不遂人愿属意料之中，我倒不在乎。人在低谷，最需要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我审视社会大势与自己的处境，试图确立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为之努力。脑海里雪梅凝望的目光提醒我不可松懈，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拼搏。

在上海读书那些年，我远离父母，他们对我的情况只略知大概。我回到家，交流变多，他们开始为我想办法。经历过那么多政治运动，他们深知六四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我，我在国内前途暗淡，最好出路是留学。于是借助关系，他们帮我申请到护照，我喜出望外。后来听体制内明白人分析，当时中央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权力合法性受到挑战，非常心虚，所以处理六四后续问题的方式与以前很不同。他们认为六四分子离开中国最好，既可削弱国内暗藏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可减轻国际舆论的持续抨击。拿到护照后，我和雪梅商量，我们大改计划，出国留学成为新目标，不再考虑南方特区。当时东北还大体保持1970年代的苏联式体制，社会僵化、信息闭塞。我在家乡得不到留学必需的信息，于是决定去北京。

选择北京而非上海有两大原因。一是雪梅还需要和父母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婚事。如果我这时回去，可能让事情变得复杂。二是我计划短期内不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势必在很多方面依赖雪梅。她的烦心事已够多，我不想给她添加新负担。在北京我得到姐姐一家和父辈朋友的帮助，住在清华校园，学习和生活流连于清华与北大两校之间。当时没有手机或网络，长途电话很昂贵、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书信联系。她的来信既饱含浓浓相思，也不可避免谈及与父母的冲突。她告诉我一件事，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当时对她却是一场灾难。

我们结婚时，雪梅瞒着家里，偷偷拿出户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我离开上海前，他们天天骂她执迷不悟。我回吉林后，他们也许觉得我俩分开了，关系会自然变冷，年轻的女儿将慢慢回心转意，所以心情稍微放松，吵架变成冷战。后来有一天，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上门，要求育龄妇女登记。一家人以为街道搞错了雪梅妈的年岁。街道人员回去复查，确认信息来自婚姻登记部门，计生检查对象是雪梅，不是雪梅妈，于是家里就“雷电交加”了。她父母震惊、伤心。我不在，他们的怒火都冲向雪梅。那时我们偶尔打长途电话，每次通话她都哭。这件事以后，她每封信都讲到家里的战争。

我在北京新东方培训班学外语，数月后的一天，雪梅突然从上海来北京找我。重逢带来的短暂喜悦过后，我们说起她在上海的各种问题，包括她父母的担忧和家里的矛盾等。她住在父母家，因为当时没有租房市场，单位又不提供宿舍给本地户籍员工。家里狭小的空间、周而复始的争吵、以及吵架之间的冷战，让所有人都抑郁哀伤。她对我一边讲一边哭，梨花带雨。满肚子的委屈终于等到倾吐机会，她卸下了在外人面前必须维持的伪装。与父母冲突到如此程度，她觉得这世上只剩我还可以信赖和依靠。我看她柔弱无助，宛如扑火的飞蛾，既心疼又自责。人都有极限，她承受这么大压力，还要坚持多久？面对困难时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于是我们计划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不需再瞒。她收入一直在增长，那时已相对很高，可以支持我学外语。把她送上回沪的列车后，我花一两星期收尾在北京的各项事务，然后也匆匆奔赴上海。

上海团圆

在上海，我去前进培训学校学外语，参加各种考试，然后申请美国大学博士阶段全额奖学金。第一次失败，总结经验后再申请…。同时我开始工作赚钱。六四事件后，美国带领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上海外资大举撤出，经济萧条。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释出缓解信号，美国开始逐步取消制裁。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上海是这轮开放的最前沿，外国投资逐渐回流。我刚到上海时，就业市场低迷。我从国企临时工打字员做起，做过多份工作，还曾被不法公司骗过，经受社会历练。后来，上海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对高学历年轻人需求强劲，我的机会大增。经过几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白领，工作非常忙，但人很充实。总之，我和雪梅又聚在一起，很幸福。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刚到上海时，她与父母的关系还延续着因我而起的高度紧张。她是父母的骄傲，承载他们的希望。父母为她一辈子平安与幸福着想，严重怀疑我能给她带来什么美好未来，于是怨恨我抢走宝贝女儿，看见我时摆不出笑脸。天下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最好，没人配得上。我父母也一样。为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我尽量不让双方长辈接触，但我家还是对我在她家的遭遇有所察觉，难免有点忿忿不平。我向我家人解释，她父母的反应属于人之常情，我能应付，不用为我担心。好在雪梅坚定，她父母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说到底，大家都为雪梅好，目标一致。

我的归来迫使她父母面对现实，家里长期冷战结束，双方又开始交流，但分歧依旧。雪梅经常对他们抗议，“我们已经结婚了！生米做成熟饭，你们再反对也没用，还不如早点接受”。她父母则每每回呛，“走着瞧，有你哭的那天！像你这样不听父母劝、与外地人结婚、后来后悔的上海人，我们见多了！最后他们还不是哭哭啼啼跑回家，央求父母想办法帮他们回城？”从1970年代到此时的1990年代初，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上海人疯狂要求回家乡，其中包括百万知青，也包括建国后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上海支援内地的人，数量比知青还多。所有这些人，外加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总数几百万，都想挤进已经人满为患的上海。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国家调令，一般老百姓想把外地户口换成上海户口，势比上青天。即使千方百计搞到调令、或叫“回沪指标”，要在上海得到住房也难乎其难。其中很多人为回城、或为城里一小块栖身地，不得不采取各种极端手段，游走于道德和人伦的边缘。他们的故事经常是人生苦情戏和家庭恩仇录，是上海人躲不开的现实和抹不掉的记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亲戚，雪梅家也不例外。她父母深知其中艰辛，所以非常恐惧雪梅哪天以爱情为名，宣布跟我离开上海去外地。他们把我看成灾星，很排斥我。好在我不需要经常见到他们。有时必须去她家，实在躲不开她父母，我就全程跟在她身后。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个机器人。

后来我在外资企业里工作，工资在一般人眼里出奇地高。第一次发工资，我们立刻感觉有钱了，马上想到给她父母买台刚上市的日本进口录放机。这在当时很时髦、也很昂贵。记得我俩把新录像机带到她家，我不好意思说话，雪梅把机器交在父母手里，脸上全是骄傲的笑容。她父母默默收下，却还是高兴不起来。

最初我一个人借住在留校同学的宿舍里。当时上海刚开始大开放，很多交大往届毕业生从外地回沪找工作，像我一样求助于老熟人，借住在校内各个宿舍楼里。但校方很快发现我回来，认定为严重政治不稳定因素，上下紧张，坚决撵我走。于是通过同学和雪梅同事引荐，我们租到市区内楼房公寓，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虽然属于私下黑市租赁，没有成文合同，随时可能被要求搬家，但论居住条件，在当时上海算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绝对是上乘。我们有了住房，雪梅搬出父母家与我同住。为她搬家时，我看见她父母眼里含着泪水，就联想到我姐出嫁时我父母的样子。他们都觉得女儿从此离开自己，却前途未卜，放心不下。我同情他们，但他们还仇视我，我没机会表达。

数月后一个周末，岳父母突然要来我们的小家看看。那时我们住在虹桥路，离交大校园不远。房子是标准的单卧室套间，在六层住宅楼的第四层，邻居们安静和平，小区里干干净净，周边环境也好。他们进屋后，岳母四下观察，看看卫生间和厨房，再走上露天阳台，倚着扶手向下张望。傍晚时分街景一片祥和。她没说什么，但脸上露出明显的惊讶。女儿居住条件远好过她预想。当时我正准备换工作，屋里散放各种相关资料。她看到了就问，没户口的人在上海怎么找工作？我指给她看《新民晚报》上各种外资企业的招聘广告，说我就按上面的地址寄简历和申请书。她瞪大眼睛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啊，很简单”。他们那代人上大学就进入国家编制，工作全由国家安排。在他们头脑里，工作变动只能听从组织，涉及人事档案、组织关系、政审、户口、粮油关系、住房分配等，手续繁杂，个人有愿望也没用。在市场上自由找工作如同天方夜谭。当时上海刚开启市场经济，市民们既期待又陌生。后来我听岳母在亲戚面前讲到我们，说我在报纸上找工作，自己租房，不靠单位或父母，“就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说话时她口气里带着稀奇，也带着老一辈对年轻人拥有这么多新自由和新机会的羡慕。

再往后，我工作步入正轨，留学计划也稳步推进。岳父母看到隧道前方有了一点光明，对我态度好转。他们设家宴，正式接受我这个毛脚女婿。饭桌上岳父与我碰杯对饮。他平时很少喝酒，却意外发现我比他喝得还少。他说你别拘束，今天敞开喝。我说我不会喝酒。他笑着说，“东北人怎么可能不会喝酒？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不用在我面前装”。雪梅赶紧替我说话，“他真不喝酒，不是装！”于是全家人争相插话，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发表一通关于男人喝酒是好还是不好的意见。席间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又有一天，岳父母特意把我们召到家里，拿出一张万元存折，诚恳地说这是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一万元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对于国营单位职工家庭，更是如此。我吓了一跳，连忙摆手回绝。岳父母始料未及，雪梅也一时不知所措。我说现在有外资企业，我赚钱机会多，我和雪梅不缺钱，所以不想花老一代省吃俭用多年才积攒下来的钱。四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推让，岳父母渐渐动了感情，都流下泪来。我也很感动，领会到他们多么在乎雪梅。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最后也没收下这笔钱。

岳父母接受了我，家里气氛大幅缓解，但他们的疑虑远未消除，只不过被暂时遮掩起来。我不在场时，岳母有时拿雪梅开玩笑，说她嫁了个盲流。“盲流”是“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指建国后每次闹饥荒时流窜到城镇找饭吃的流民，特点是没有当地户口。在1960和70年代，上海远比其他地方富裕，街上经常能看到逃荒的流民，所以这个名词曾很流行，但在90年代已基本被遗忘。可怜岳母因为我又想起它。我没有上海户口，岳父母觉得雪梅未来风险还是太大，一直无法安心。

生活点滴

回忆我与雪梅在上海一起生活的那几年，除了不停忙碌和各种折腾，我马上想到几件令人哑然失笑的有趣经历。计划生育在当时属国家大事，女职工都需要定期检查身体。有次我陪雪梅去医院做体检。候诊的人很多，都涌在看诊室门口。每个病人问诊时间很短，看诊室的门基本保持开着，室内只有一道屏风挡住外边人视线。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就如此。我们排队时，周围人窃窃私语，说今天当班的几位中年女护士对未婚先孕的女生有成见，态度刻薄，做检查或手术时故意下手很重，让人很疼。我们身边几位女生听到后面露畏怯和迟疑，大概她们是来堕胎的未婚青年。轮到雪梅走进看诊室，护士们继续一贯口气，左一声“小姑娘”、右一声“小姑娘”地招呼，态度跋扈。随后我和周围人都听到，雪梅高声反呛说，“我不是小姑娘！是人家老婆！已经结婚了！”那几个护士被噎得一下子没了气焰，声调立刻降低很多。检查完，雪梅出来，紧挽住我手臂，一边数落刚才的经过，一边拉着我昂首阔步走出医院。候诊的那些女生们纷纷转过头来，目送我们离开，赞赏的表情写在脸上，仿佛雪梅也为她们出了一口恶气。

我曾就职于美资高科技公司，出差频繁。公司做派美国化，员工待遇在当时算非常好。比如我们出差去外地，如果能乘飞机就不坐火车，并且往往入住当地最高档酒店。我经常周一出差，周三回上海，隔一夜再出差，周末回来，一个星期出两次差，坐四次飞机。飞机上只要空闲，经常有空姐与我聊天，让枯燥的旅程变得有趣一些。有时几位空姐围着我抱怨工作如何辛苦，有时一位空姐与我畅谈生活经历等。

有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空姐。她对我在交大的经历特别好奇，问了很多关于校园生活的事。她原来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高中，1990年代初期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交大，但同时也入选空姐。当时空姐是时髦行业，受社会热捧，招聘过程在电视上播放，录取率极低，比交大录取率还低。于是她与父母一起决定放弃交大，选择做空姐。我虽然没说出口，但暗自为她惋惜。如果她当初选择上大学，青春年华会更加多彩，眼界也会更开阔。即使喜欢做空姐，大学毕业后还可以争取。但是当时很多市民看待读大学，只盘算毕业后的工资待遇等，实在太狭隘。她也没明说，但眼神里流露出遗憾。我猜是我语气或表情暴露了内心想法，她察觉后产生共鸣。

因为习以为常，后来很多年里我都想当然地以为坐飞机都是这样，工作间隙中的空姐们会自然与你搭讪、谈天说地。二十多年后我又在国内坐飞机，发现空姐们对乘客待搭不理，职业化的微笑背后藏着冷淡。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明白了。当年飞机是昂贵的新鲜玩意儿，坐得起飞机的老百姓很少，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更少。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出差时必须西装革履。大概那些空姐把我看成稀有的青年才俊，所以特别友好。

婆媳之缘

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安稳后，我和雪梅趁春节假期回吉林省亲。自从离家上大学，我习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愿让父母掺和。认识雪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告诉父母。直到我们讨论结婚了，我才对父母简略地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没想到几天后母亲通知我，她马上要来上海出差。那时我不懂拳拳父母心，还以为只是巧合。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偶尔回忆当年，一下子悟到母亲那时的心情，便去询问家人，原来她当年来上海就是为了见雪梅。

那时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母亲到上海后，我带雪梅去拜见。但她们相处时间终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亲拿不准我俩感情程度。她历来觉得我最优秀，但六四后一直为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有了女朋友，她的担忧又多一项内容。她担忧我在交大挨整、毕业分配差、以后工作不顺、怀才不遇、爱情也保不住。她预测我即将遭受一连串打击，怀疑我能否扛得住这么沉重的人生挫折。得知我恋爱后，母亲在不同场合对我说过两段话，我至今记得。第一她说，“你在交大读研究生，还谈着恋爱，有什么好抱怨的？”她怕我不够坚强、在压力下沉沦、从此萎靡不振，希望我学会在逆境中感恩生活、乐观积极。第二，她怕以后雪梅甩了我，我会伤心失望，于是对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言外之意，让我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还能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妇。母亲偏心，高估了她儿子在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我头顶六四帽子，她在东北认识的潜在亲家们唯恐避之不及。在那个年纪，我对父母的话经常左耳进右耳出，所以她说了也白说。现在回想，父母为我操心，我却不领会，惭愧！

再后我毕业，回到吉林，刚进家门，母亲就问，“你和雪梅怎么样了？”我说，“结婚了。”她再问，“什么叫‘结婚了’？”我说，“只是领证了，还没办婚礼。”然后三言两语讲个大概。我强调没办婚礼，是怕她骂我连结婚都没让父母参与。父母经常责备我与家里联系太少，我不想又被骂。听完我的话，母亲没吱声，但过一会儿突然说，“这样也好，领了证，两个人互相猜疑就少了，分开后都可以更安心。”其实在领证之前我告诉过父母，但说得太简略，造成他们半信半疑，觉得不像是真的。领证之后，我在上海忙得焦头烂额，没机会、也没心情向他们详细汇报。他们一直收不到后续信息，又不了解雪梅，自然怀疑我们关系生变。显而易见的可能情况包括雪梅在最后关头退却、我们没结成婚，或领证后我真要离开上海、雪梅父母压迫她反悔、我们刚结婚就要离婚。我父母觉得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对我都是巨大打击，所以不敢问我最新情况，怕戳到我痛处。这又是一件本不必让他们担心的事！

按常理，我回到吉林后，我家应该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六四领头学生”的名声，比我人更早回到了家乡。东北远比上海左。当时各单位还在“肃清六四余毒”，稍有职务和地位的人都对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邻居和同事们经历过文革，在政治问题上都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如果请他们参加一个六四分子的婚礼，他们即使不明说什么，内心也会有顾虑和负担。我家当然不想让朋友和熟人们为难，我和雪梅也理解大环境。我俩本来就对这种仪式兴致索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请客摆酒席等更是排斥。所以我们最后没办婚礼，雪梅也就一直没机会来吉林。这次春节省亲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满眼的冰天雪地让雪梅欣喜不已。于是我带她去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体验梦幻般的雾凇世界。短暂的塞外假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为了御寒，东北房屋的密闭性都比较好，再加上地广人稀，所以室内噪音很少。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听觉明显变得敏锐。有时挪动身体，衣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人也会觉得很响，让在拥挤和喧嚣中长大的她感觉新奇。在居家日常中，她主动陪我妈干家务，又与我姐妹有聊不完的话。她一心一意想做个好太太、好儿媳，性格简单真实，让人一眼望到底，所以很快我家人就喜欢上她。尤其我母亲，对她态度大变，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远方来的儿媳妇。

探亲结束，全家人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在候车室里，父亲对我谆谆叮嘱，我垂手肃听。母亲则把雪梅拉到一旁说悄悄话。我在远处听到母亲对雪梅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以后就交给你了…”；雪梅则对母亲保证，一定把我“照顾好”，让母亲放心云云。我不禁暗地发笑。当然感激她们关心我，但她们怎么把我看成孩童？在火车上，雪梅严肃地对我说，她很喜欢我母亲，也和我母亲很合得来。为了强调，她列举了一长串具体理由和事例。可惜听她这一席话，我竟然无感。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她非常重视与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在吉林待人处事都很用心、很努力。但我视而不见，没有体会她心态，也不懂得自己媳妇和自己母亲关系融洽是多么可贵。现在回想，觉得自己很傻、但很幸运。

爱情在那时的上海

a.租房之所见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外资企业把西方高工资引入上海，强烈吸引青年专业人员，推动科技领域就业市场水涨船高。公家单位因此普遍经历严重人才流失，只得大幅提高年轻工程师们的待遇。我和雪梅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不久后远超一般市民，于是我们开始花高价租房。但当时租房市场严重不规范、不稳定，造成租户们只能频繁更换住房，所以我们总在找房路上。过程中我开始深入接触上海社会，其间所见所闻对我触动很大，影响了我对上海的总体看法。

当时住房制度还沿袭毛泽东时代，私人没有房屋所有权。上海市区内所有住宅楼房都属于公家单位。它们把房子分配给员工，收取极低的租金。理论上公有住房不能转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房市场，但有规模很小的黑市。少数大胆的公有住房持有者，在黑市上高价转租公房，换取现金，以弥补公家单位的低工资。而政府正在酝酿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所以默许黑市存在。在那个时代，上海住房极端紧缺，我们不可能从公家得到房子，只得求助黑市。朋友们告诉我，上海市唯一有点规模的租房市场在长宁区政府门前，于是我经常去那个地方逛。时间久了，我对市场的了解也多起来。

黑市上绝大多数买方是上海本地人，因为结婚或兄弟分家等原因需要租房。我也遇到过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无业残疾人，台湾人父母出钱为他们在上海租房。当时在一般市民眼里，每个台湾人都是富翁。这个女孩说话声音特别大，行为高调，脸上挂着成功者的骄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当兵时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郊县的军官。两人同时退伍，各回各原籍。但当时郊县条件远比市区差，女方坚决不去，男方就放弃政府分配的工作，来上海市区自谋职业，于是需要租房。这位退伍女兵怨气很大，逢人就讲上海女人嫁给外地男人的艰苦，她把上海郊县也看成外地。有对北方小夫妻与我们情况相近。他们本是同学，刚从北京某个大学毕业。女生是北京人，男生是大连人。男生无法留在北京，于是双方父母托关系，为他们争取到同来上海的名额。在上海，他们不能在单位宿舍里同居，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为在租房市场上会遇到很多与我和雪梅类似的年轻夫妻，就是外地男青年，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又在上海的外资企业里工作，与上海本地女生恋爱结婚。按当时制度，他们和我们面临同样问题，就是男方没有上海户口，夫妻不能从公家单位获得住房，也需要来黑市租房。我很想结识他们。人在孤独中打拼，就渴望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可以交流经验、互相借鉴。但在那个市场上努力寻找数月，我竟然没遇到一例！虽然个人观察总有局限性，但这个结果还是震撼了我。一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几十、甚至上百所高等院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又有成千上万家外资企业，雇佣着大批持外地户口的优秀男青年，但我竟然找不到一对外地男与上海女！联想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见闻，我意识到这是普遍现象。

天然的爱情不可能拘泥于出生地或户籍。肯定有很多外地户口男和上海本地女内心相爱，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放弃。他们的爱情败给了户口及相关考虑，全军覆没。当时一个年轻外企雇员的收入经常十数倍于一般市民。就算在婚姻中追求物质好处，上海女生与这批精英外地男生绝缘，也明显不划算。在那时的上海，排外与歧视已经极端到非理性的程度。我不禁感慨，这座城市太市侩、这里的爱情太懦弱！

b.不付出真心，怎配获得到真心？

一方面我喜欢上海，因为雪梅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很多亲人朋友还在上海。另一方面，我厌恶当时上海的狭隘排外。与雪梅一起在上海生活那几年，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座城市，结果爱厌交织。反思刚到交大时，我曾惊艳于江南女生的温柔婉约。呆久了才发现，校园里虽聚居上万名优秀男女青年，却鲜见勇敢的爱情。与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样，上海青年也盼望得到真爱，就是希望对方爱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质条件，但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婚恋对象预设了严苛的门坎。比如绝大多数上海籍女生公开、明确拒绝与任何不能马上出国、也没有上海户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出国和留沪等对人一生影响巨大，但也无可否认，这些女生把物质条件置于真情之上。人与人相处要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样的女生凭什么指望有人真心爱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物质条件更重要？当她老了、丑了，或她的男人官位变高、赚钱变多、遇到更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凭什么要求男人不抛弃她？不付出真心，就不配获得真心。

撇开道德原则，单讲人的自然感情，女生专注利益，即使漂亮、读书好，也很难获得真爱。比如当时交大上海籍男女同学之间并没有户口障碍，却也极少发生真挚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又互相知根知底，很容易看懂对方内心冰冷的算计，于是心还未热就先凉了，很难产生爱情。要想获得真爱，就要爱情至上，不能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就扼杀了爱情。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适用于女生、也适用于男生，既适用于上海籍同学、也适用于外地同学。真的把它讲出来，大多数人也认同。但是在面对现实情况时，太多人选择以利益为重，抛弃爱情。其中少数人在恋爱或结婚之后为了利益背叛爱情，他们对不起爱人。更多人出于功利考虑，不敢追求心中的爱情，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有爱情。他们没伤害到别人，但伤害了自己，错失了难能可贵的爱情机缘。青春不再时他们回首往事，心中的遗憾自己最清楚。

传统爱情有一些基本特点，就是在平常接触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动，真心喜爱她，主动追求她。女生则早早准备好自己，留给潜在追求者们足够机会。如果在相互了解后发现男生确实爱自己、自己也爱对方，女生也要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真情。可惜在当年的上海，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婚恋里的利益得失，这种古今中外都通用、简单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近乎绝迹。

c.难寻为爱勇敢的人

在我熟悉的其他环境里，大多数人也把婚恋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东北，在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之间，子女联姻经常首先考虑家族利益。在农村和城市中下层，谈婚论嫁有时像卖女儿。但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有的出于青年人火热的天性、有的因为对社会无知所以无畏，敢于冲破世俗常规，抛开功利顾虑，追求真心爱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结局也经常不好，但是大众还会私下追捧他们的事迹。他们为爱情而勇敢的故事，即使是悲剧，也为沉闷的社会带来些许光明，让芸芸众生感受到一丝因爱而来的生机与希望。

然而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我却没有遇到类似的、拒绝向世俗低头的少数人群体，即使在精英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里也没有。这个城市里的人似乎都甘愿屈从环境，懦弱地把自己的心灵锁在物质利益的条条框框里，看到天然的爱情被挤压成丑陋的畸形，也不知挣扎反抗，其中包括身居文化气氛浓厚的名牌大学、处于青春勃发年纪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这些天之骄子和骄女们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追求浪漫精神，也最应该摒弃低级趣味。但他们如此市侩，真让人觉得可惊可叹、也可惜可怜。大概因为被铁腕统治几十年，本来既精明、又积极进取的上海人已变得卑屈驯服，向上的精神被阉割，只剩下猥琐的精明。他们专注小利，却无视大义，丢掉了“为爱勇敢”的人性之光。

我长期寓居校园，较晚了解社会，但是看懂后我强烈排斥它，不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我不愿曲意迎合，社会当然不欢迎我，不会为我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看清自己与环境方枘圆凿，我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的决心就更坚定，雪梅的人品在我心目中也显得更可贵了。

七  家庭生活

初到美国

在上海打拼几年后，我获得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博士。不久后雪梅也顺利抵美，与我团聚。从未跨出国门的两个人，一夕之间飞到地球另一边，按理说应该感到强烈隔膜，但我们却很适应，很快安居乐业。我又回到校园，潜下心来做学术。她则地做起了自由自在的家庭女主人，积极出门交朋友、练习英文、做短工等，每天都发现新鲜事，回来后兴奋地与我分享。我们初到美国，生活既紧张又愉快，两个人都情绪高昂。

经历中美两个社会，我们体会到天壤之别。在这个新世界，我们不再忌惮那个从来没见过、却无处不在的六四黑名单，也不再害怕被政治迫害，或被“内部监视、控制使用”了。身为老百姓，我们不再被官员们欺压和蔑视，不再担心户口、人事档案、粮油关系、单位介绍信、晚婚证明、准生证、独生子女证明、孩子上学资格，等等。我们不再又要花高价、又要偷偷摸摸在黑市上“违法”租房，也不再揣摩单位领导的心思，乞求他发“善心”分配给我们住房…。这类区别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在上海准备留学时，朋友们私下交流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交大同学充满感情地引用《诗经》中一段话，“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我供养你，你却不为我着想。我发誓离开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才是我安身之地。这几句诗讲出了没有被奴化的中华远古先民，在面对统治者压迫时，内心怀有的威武不屈。我和雪梅在国内摸索多年，试图寻找未来人生之路，逐渐看懂自己在社会大局中的位置。我们前途道路上那些重大障碍，其实都是掌权者故意设置、并且坚决不想改变的。他们要维持金字塔形绝对极权制度，让最顶端的少数人可以永远压迫其余绝大多数人。出于这个目的，他们极端仇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把中国人分成等级、一层压一层，并血腥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所以中国才有严苛的户口制度、官本位文化、以及体制内待遇碾压体制外等现象，14亿人中至少13亿是受害者，缺乏基本自由与权利，永远被欺压。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依附权力，帮助掌权的小集团欺压老百姓。任何人爱这个国家，即使发现它的症结所在、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它进步，也没有机会改变现状。认清这个大局后，我们既不想同流合污，也不想碌碌无为，所以不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在美国，身上的重重枷锁终于解除，我们自由了！我平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到了周末和假期，我和雪梅驾车去各地旅行，探索我们的新大陆。在缅因州，我们去看浩瀚、苍凉的大海。在佐治亚，我们探访《飘》的故乡。曾经深夜在西弗吉尼亚开车，几个小时不见人烟，四周也没有其他车辆，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俩。清晨在俄亥俄，我们无意中驶入一个大峡谷。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右边是险峻的高山，直插云霄。高速公路就是悬崖和高山之间的一条线，画了一个巨大的、逆时针的弧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尽头消失在天边飘渺的山与山之间。霞光从左侧照来，把天空、山峰、峡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树林都染成一片火红。我们的车飞驰，而这幅壮丽的峡谷风光画就缓缓地变换着角度，超长时间占据我们的眼帘，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车曾抛锚在弗吉尼亚乡野，一位警察和几位普通人主动帮助我们，他们的热心与平等相待让我们感激。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在庄严、宏伟的州议会大厅里，我们现场观看议员们议事。在华盛顿特区，我们驻足于林肯纪念堂巨大的内墙碑文前，默读《葛底斯堡演说》，感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纽约州开夜车，我们在高速路上一片远离城市、无人看管的泊车区短暂休息，偶然一抬头，看到深邃、璀璨的银河从宏大的天穹的一边抹向另一边。亿万颗星星，好像各个清晰可见，都在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许久地回望它们，心里激荡着敬畏和感动…。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又没有负担。虽然举目无亲，但摆脱了在国内的各种烦恼，心情舒畅，满怀希望。后来有了孩子，这样逍遥快活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里的多彩经历、以及对新家园的美好初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孩子们来了

在美国读博士时间漫长。开始时我的专业偏工科，后来转为商科。期间我们先有了宝贝的大女儿，之后发现我俩都喜欢孩子，于是又多了儿子们。在短时间内我们从两个无牵无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忙碌、沉重的大家庭。总的来讲，在美国最初几年里，为了学业和抚养孩子，我们面对的压力和平日的繁忙程度都远比在中国时高，但生活环境却变得平安祥和很多。回想那段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记忆里既有轻松好笑的故事，也有辛劳拼搏的片段。

生活美好，时间就过得快。在那段如水流过的岁月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里有婴儿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她身边。看到新生儿从她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总让我不禁感慨，多么伟大的事啊！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补偿。孩子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简陋的婚恋观从云里雾里拉回到现实。首先，雪梅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需要在家务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我开始理解她“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钱在生活里的必要性，不那么鄙视钱了。第三，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质条件，所以未来母亲要求孩子父亲能赚钱，就合情合理。我开始反省自己原来的愤世嫉俗，并慢慢理解，只要理顺优先等级、不把物质条件看得高过真情，女方在婚恋中考虑男方的物质条件，也是正当的。

雪梅第二次怀孕时，我们心态远比第一次放松。怀上好几个月了，她才去医院做常规胎检。检查室里，护士用超声波扫描仪察看她腹中胎儿。随着扫描探头的移动，显示屏上的胎儿形象也跟着变化。我坐在护士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屏幕。待产的父母都有一种隐蔽心理，就是特别害怕未出生的孩子有缺陷。这时屏幕上出现两个大圆圈。我问这是什么？护士故意拉长声调说，“这是两个脑袋”。在那一瞬间，我被惊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涌出一层冷汗。我以为胎儿是畸形，有两个脑袋！护士继续认真观看屏幕，又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转过头来，带着夸张的笑容对我说，“恭喜你！这是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这才慢慢缓过神来，由悲变喜。

因为是双胞胎，接生阵仗特别大。医生和护士们都很重视，照顾得无可挑剔。所有妈妈在生孩子时都是孤单的英雄，竭尽全力与天地独斗。而爸爸最多是个有心无力的助手。雪梅这一次生两个孩子，挣扎与叫喊也是别人的两倍。生时，她声嘶力竭；之后，筋疲力尽。我忙前忙后，但深感自己没什么关键作用。全部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两个宝宝被安置到育婴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间单人病房里休息。我则坐在她床头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在手提电脑上赶写论文。读博士期间，多个项目并进，都有严格截止日期，而且一个接一个，不给人喘息机会，所以我必须分秒必争。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她朦胧中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我，便朝我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个虚弱、但骄傲的微笑，然后稍微伸展一下筋骨，翻身朝向我，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么也没说。可她的手还抓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开，仿佛要用手心里的热度向我传递此时的心情。她头发散乱，都结成了绺；脸上浮肿未消，还带着明显的汗痕。那都是因为生产时她出了很多汗，全身浸在汗水里，后来自然晾干造成的。我立在床边，在静默无声中端详着安然睡去的她，怜爱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久久不散。

很多人说，女人生孩子会变丑、影响夫妻感情。甚至有些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实那都是幼稚、偏驳的想法。孕育小生命确实需要妈妈做出巨大牺牲。每次生育都在雪梅身上留下痕迹，消磨掉一层她原本明艳的青春光芒，但那都抵不过孩子带给她的喜悦和由衷的满足。我也会默默感动，觉得我们的生命因孩子而交融和延续、家庭有了新希望、平日辛劳也更有意义。在我心目中，生养孩子是雪梅无私的奉献。她把生命的一部分赠予我们的下一代，为全家点亮了未来，厥功至伟。

容貌与爱情

自从1990年春天那场邂逅，我一直独爱雪梅。我就是个平常人，在她之前也倾慕过别的女生，而且喜欢一个人后，经常没多久又失去兴趣。即使现在，马路上遇到漂亮女人，我有时还会侧目。但一晃几十年，我还专情于雪梅，而且不觉得是难事，因为我从没觉得哪个女人比她好。年轻时我就听说“婚姻有七年之痒”、“结了婚的男人都觉得别人老婆比自己的好”等民间格言。当年不理解，还以为自己太年轻，不懂老夫老妻之间相看两厌。但结婚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没体会到。与上述市井理论相反，我的心得是夫妻感情最重要。作为丈夫，我爱她，就觉得她美。她的美与她的容貌是两回事，二者之间有关联，但本质不同。容貌远没那么重要。

早在恋爱期间，具体讲，在我表白之后、她说爱我之前，有次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谈起她认为的、自己外貌上的缺点。大概她正在严肃考虑是否把我升格成她一辈子的“真命天子”，所以想得长远，要把丑话都说在前面，防止我现在情人眼里出西施，未来却发现她的不足，然后心中幻影破灭，反悔埋怨。她详细罗列了自己最不自信的几个长相特点，甚至还讲到女人老了都会变胖，她可能也一样等。总之，她给我打了很多“预防针”。听完她一席话，我心里挺高兴，因为她是我还没追到手的女神，女神竟然这么谦卑，主动承认自己有缺点，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至于她说的那些具体方面，我并不是眼瞎没看见，而是看到了但不觉得是缺点。有些我还认为是优点，增加了她的魅力。说到底，我已经爱上她，就自然接受她的全部，根本没有不喜欢她的任何部分。

多年以后，岳父母曾与我严肃讨论生育对雪梅容貌的影响。生孩子前，她对父母说过她想做全职太太，但他们没当真，以为她只是太忙太累、随口抱怨而已。生完老大，她想法更明确，开始盘算回归家庭的具体步骤。岳父母得知后非常诧异，完全不理解，坚决反对。他们三人长谈，可谁也说服不了谁。岳父母心急，觉得根子肯定在我。东北人名声在外，大男子主义严重。他们认为我教唆了雪梅，所以她才不想工作。我向他们解释，雪梅要做全职太太，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我也不完全理解，但我听她的。这种讨论断断续续好几年。我逐渐看明白，她父母强烈希望她事业有成、经济独立，不辜负他们多年培养，在家里也有地位。他们认为关键问题是雪梅要生几个孩子。孩子少，她就不好意思不上班；孩子多，她做家庭主妇的可能性就变高。于是他们劝我们不再要孩子，劝不动雪梅，就来劝我。他们的核心说辞是，“孩子多，女人就老得快。到时候雪梅老了、丑了，你也不喜欢，何必呢？”

生孩子真的让雪梅变老变丑吗？我开始留意，发现她确实变化明显。有时我从某个角度看她，会突然有陌生感，觉得眼前不是那个在校园里与我热恋的女生，仿佛换了个人。那时我们都三十几岁。她少了学生时代的纤细娇柔，多了成熟女性的圆润和曲线美。好多次我一边看着她忙里忙外、一边暗自感叹，“都生了三个孩子，她怎么还这么好看！”我的自卑感又作祟，怕自己配不上她。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让她满头乌丝里生出少许白发，如凝脂的皮肤也有了不易察觉的皱纹。但她精神饱满，目光明亮，常常笑容灿烂，感染身边人。所谓相由心生。我们家庭平顺，她在心底里感到满足。生育的确加速她脱离少女形象，但也让她生命力喷薄，赋予她少妇才有的雍容艳丽。她依然非常美，只是美得与以前略有不同。我依然爱她，只要她不与我吵架或耍脾气，她有皱纹我也觉得可爱，她有白发我也觉得妩媚。她这样改变，我没什么不喜欢，她也没什么可遗憾。

产妇心理会随身体变化而变化，雪梅偶尔也有容貌焦虑。她还自嘲，“一孕傻三年”，觉得生育后头脑变慢。新妈妈都容易情绪波动，担心自己魅力不再。但我感到她全心全意爱我和孩子们，所以我爱她有增无减，她不需要瞎担心。我不敢断言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完全不影响夫妻感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心目中，她容颜改变、韶华渐逝，都远比不上她对家人的真情重要。这个结论并不来自艰深的分析，而是我切身体会。比如她怀双胞胎时，肚子特别大，好像马上要爆裂，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比例。我看到，心里就被柔软的感情占据，其中既有爱又有敬。她也察觉到我态度的微妙变化，所以特别自豪，举手投足像个女王。我确实不再像热恋时那样，看到她飘逸的发梢也会目眩魂摇，但我对她有了新的崇敬感，那是以前没有过的。总之，她因怀孕和生育而身体变形，并没引起我嫌弃，反而使我更爱她。我把这些感受讲给她听，帮助她远离无谓的自哀自怜。

人们常把爱情与女人容貌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地假设年轻漂亮是爱情的根基。其实妻子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可以激发丈夫的爱情，就像男人辛苦养家可以激发妻子爱他一样。但人们很少谈论这后一种爱情，倒是经常渲染女人由于生孩子和为家庭操劳，变得人老珠黄，失去男人欢心。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并不代表它正确。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觉得雪梅好看，包括生育前后。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生养孩子让她精神焕发、身体壮硕。健康与好心情都会增加人的吸引力。二是她左右我心中“好看”的标准。我的美丑标准不是固定的，经常她是什么样儿我就喜欢什么样儿。

爱情是一种连锁反应。我感到雪梅爱我，我自然更爱她；她领会到，又变得更爱我。就这样，爱情激发爱情。感情之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容貌，在这个过程中都次要。流行观念认为生育让女人变丑、失去男人欢心，岳父母也如此警告过我，但我不同意。其实爱一个女人与觉得她美是一回事，但美与长相漂亮不是一回事，美远不止于漂亮。我从来爱雪梅，因为她独到的美一直吸引我，不但在结婚前，她怀孕和生育后也一样，后来孩子们长大、我们青春不再时还如此。她真心待我、努力持家，用心程度近乎完满，所以其他女人没机会让我觉得比她美，我这个普通人也因此变得专情和长情。

夫妻磨合

在孩子很小、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一场危机。现在回头看，不算大事，但当时觉得特别严重，两人感情明显变冷，婚姻基础似乎动摇。那时双胞胎儿子不满周岁，大女儿两岁多。岳父母住在家里，帮忙照顾孩子。我们双方父母都多次来过美国，大幅减轻我们育婴负担，也为家里带来天伦之乐。雪梅已修完硕士课程，正在工作。我读博士，研究课题进入深水区，看不清前景。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后赶赴办公室。中午和晚上回家吃几口饭，马上再去工作，直到午夜才回家。雪梅工作很好，自然责任重压力大，但不像我那样没日没夜加班。在晚上和周末，岳父母需要休息，主要由雪梅接手孩子，因为我很少在家。入睡之后，每个夜里，总是一个儿子先哭，另一个儿子随即附和，然后大女儿也加入。他们哭声此起彼伏，催人抓狂。我俩从睡梦中爬起来，安抚孩子、检查尿片、换尿片、热奶、喂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们一一睡着…。这个过程每晚至少一次，经常两三次。从儿子们出生到一岁半，我们就没完整睡过一觉。

雪梅是三个婴儿的妈妈，又要应付繁忙的专业工作。在巨大压力下，她开始焦虑，担心生活里方方面面。后来她回忆，认为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但在当年，我们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另外，有孩子后，雪梅心态改变，时刻挂念宝宝们，我不再是她关切重点。她开始频繁发脾气和埋怨我。虽然嘴里说的都是日常琐事，比如我家务做太少之类，但那种语气和表情，总让我觉得她对我整个人都不满意。我不知所措，试图多帮她，但不得要领，效果不彰。

有一天她又发牢骚，大意是我不关心家、不帮忙又添乱等，然后语气严厉地说，“以前我什么事都相信你，现在我不相信你了！”她一字一句，清晰冷静；我感觉一阵冰凉掠过心头。感情永远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任何一方停止信任，爱情之火就会熄灭。从恋爱时期到儿子们出生之前，每次遇到困难，她都百分百支持我。她的信任一直是我内心巨大动力。但眼前她说不再相信我，难道她顶不住压力、要放弃我们都在为之奋斗的未来？如果她真没了信心、撤回对我的托付、不爱我了，那么多年以来我们为彼此做的牺牲、连同这个家，就不再有意义。

现在回想，生活压力和产后抑郁在当时叠加在一起，让雪梅心理处于崩溃边缘。她本觉得我是家庭顶梁柱，但在真需要顶梁柱时却发现我没啥用。那时养家靠她，因为她的工资远高过我的奖学金；照顾家和孩子更靠她，我贡献很有限。岳父母看在眼里，自然觉得雪梅吃亏，心疼她、埋怨我，不方便当我面讲，就经常私下找她表达意见。父母都为自己孩子着想，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当年雪梅不听岳父母劝阻嫁给我，他们曾长期敌视我。随时间推移，隔膜已减弱，但很难完全消除。雪梅平时有主见，能够恰当看待父母的话。但在那个时期，抑郁造成她心理失衡。他们的话让她更急躁，对我的怨气也更大。

我当时太简单任性，没能理解和包容她。现在回想，她每天上班，为工作忙碌不堪；回到家里，尿片和奶瓶又没完没了。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却逃无可逃。谁家老婆既要生孩子、照顾家庭，又要负责养家糊口？强烈的委屈和无奈感让她不时陷入狂想，感觉找不到出路，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外在困难属不可避免，却是暂时的，我们正努力克服。如果她内心冷静、我们肯于拼搏，完全可以挺过去。拼搏，就是我们唯一出路。与在国内时一样，我们靠拼搏战胜过很多困难。关键是她心理。面对抑郁的折磨，她孤立无援。我是她最亲近的人。她杂七杂八的抱怨和偶尔的口不择言，本质都是向我求援。但我心思全在紧张的学业上，没能及时体察她的煎熬，甚至怀疑她是否还爱我。这是我的不对，说来惭愧。

自从她说不相信我之后，我心里一直冷飕飕。几天后一个晚上，难得有机会，我们安顿孩子们睡下，交代好父母，然后出门散步。途中为了打破尴尬，我随口说，“假如今天才相识，我们还会喜欢上对方吗？”这本是没话找话的即兴玩笑，说完了却发现它暴露了我的隐忧。那一刻，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都沉默了。四周夜色苍茫，那句话仿佛就挂在我们眼前的空气中，想躲也躲不开、想甩也甩不掉。两个人再找不到话可说，只能静悄悄地走在空荡荡、阴森森的林间小路上。回想以前感情好时，我们在一起做什么都高兴；现在有了裂痕，即使肩并肩也无话可说，近在咫尺也感觉遥远。记忆里那夜月光清冷，成排的参天大树在夜风中摇曳，萧瑟之声如潮水拍岸，一浪接一浪，肃煞迫人。

又过了一两天，她特意安排我们的二人时间，开场就说，“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后不再怀疑这、担心那了，着急也没用”。然后她谈到岳父母，他们对美国了解有限，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务关系的想法不现实。她已与他们沟通过，以后不要总讲我的不是等。她又总结说，以后她遇事要坚持主见，避免心太急、听风就是雨。她的话对我总有巨大威力。这儿以后，我们之间积蓄了几个月的隔阂、以及几天以来已变得无法掩盖的嫌隙，一下子都消融殆尽。其后几年，我忙于学业与工作，家务方面也努力，但不敢讲有多大进步。她肩上工作和家庭两副担子一直不能减轻，但她咬牙坚持下来，而且基本不怀疑埋怨我了。即使偶尔情绪低落，她也不像以前那样全归罪于我。每次想起那段重压下的日子，我都感激她、佩服她。

恋爱不应该因结婚而终止。每当面对重大挑战，夫妻都会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感情与关系。爱有多深，就愿意为对方、为家庭使出多少力气，付出多少代价。对于相爱的两个人，爱情是他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雪梅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次危机也一样，经过波折与沟通之后，她再次选择竭尽全力，支持我、维护家庭。她说出不再相信我之后的那几个日夜里，我对婚姻的信心降到历史最低点，至今记忆犹新。但她很快改变态度，重新振作起来，又挑起家庭女主人的担子。我看到了，被她感召，信心回归，我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更进一步。这种二人互相促进、感情得以升华的过程，结婚前如此，结婚后也一样。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产后抑郁是一种病。我问她，“当年我那么没用，你是否想过离婚？”她说曾想过“死了算了”，但没想过分手。我吓一跳，第一次知道她想过死，原来她的抑郁曾那么严重！她完全靠自己恢复，我没帮她什么，深感歉疚。另外，我们可以直截了当谈论离婚、死亡等阴暗话题，因为早有共识，诚实是我们之间的基本原则。我俩都不喜欢遮遮掩掩，也都受不了对方遮遮掩掩。记得在恋爱时期，我们曾讨论过对彼此的要求。她说不许我“欲擒故纵”，就是希望我表里如一，爱她就要表达出来，不要让她猜。如果我疏远她，她就离开我。她不想靠猜来维持关系。我也对她说过，“如果哪天想分手，无论什么原因，都请直接告诉我，不用怕我受不了”。我同样要求她有事直说、永远不欺骗我。即使以替我着想、为我好为借口，我也不要。

我们最严重的吵架也发生在那个时期。结婚这么多年里，我们吵架次数不多，总共三五次。每次都由小事引起。最长的，几个小时也就过去了。这个“史上最严重”发生在大女儿大约三岁、儿子们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当时全家一起吃晚饭，但女儿哭闹着不吃。雪梅本来在给儿子们喂饭，就撇下小的，转身照顾大的。我觉得女儿在胡闹，大人不理睬才对，不应该纵容她。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个吧小时，我首先投降。她矜持一会儿也就没事了。类似的大声吵架，后来还有一两次，都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但都没有那次激烈。表面上，两个人因为孩子、家务等吵架，但实际上我们都不在乎那些琐事。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都太忙碌，有时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烦躁情绪。

孩子们三四岁之后，吃喝拉撒睡大致自理，我和雪梅还是很忙，但心情舒缓很多，脾气也自然好转。她时而还会有小性子。我看到她脸色阴沉，就会嘻嘻哈哈、哄她以自保。反过来当我意见坚定、情绪激烈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吭声，等待我的茶壶风暴自然消退。我们没有实质矛盾，又都心存戒备、不想让小摩擦升级，所以就吵不起来了。美国有句形容老夫老妻相处状态的流行话，“从没想过离婚，但想过谋杀”，意思是两人长期在一起，即使互相绝对忠诚，有时也会意见不同、矛盾激化，恨到想杀了对方。老布什总统太太曾在电视采访中用这句话形容自己的婚姻，但我至今从没有过那种想法。

雪梅持家

雪梅连续生三个孩子，并在同时期读完硕士，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高科技专业工作，不久后在公司里成为技术能手。我博士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她因工作留在原地，孩子们随她。我平时住纽约，只在周末回家。从周一到周五，她白天工作，三个孩子去托儿所，晚上她独自照顾他们。每天都像是一场战斗，她生活异常紧张，但样样事都做得好，让周围人赞叹不已。渐渐地，她的事迹传开，在那个小城的中国人里成为口口相传的佳话，她成了大家谈论的模范太太。每个周末我们都带孩子们出去玩。在马路上、商场里、或聚会中，总有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她如何应付如此繁重、让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生活安排？我们有一说一地回答。他们听完后就会祝福我们，夸孩子们可爱，夸她真能干！

留学生中有孩子的并不多，大家关系很好，经常聚会。一次我们家办派对，来了一屋子人。我看到一对夫妻默不作声呆在角落里，就走过去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我见过很多次，但不熟，她老公更是点头之交而已。这位太太抬头看见我，就毫无铺陈、很大声地说，“我老公天天在家里拿我和你家雪梅比，说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顾家，又能上班赚钱！”说话时她眼睛直盯着我，故意避开身边老公。她声音清脆，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怨气和抗议。房间里其他人大概都听见了，但都假装没听见。她老公先一怔，然后面红耳赤，尴尬地陪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我，没心没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邻居聚会，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气地说，她照顾一个孩子比雪梅照顾三个孩子更辛苦。她是雪梅的朋友、全职主妇，有一个女儿，刚刚蹒跚学步。她父母与她同住，帮她照顾孩子和家务。但她还是很忙，并且逢人就历数做新妈妈的各种辛苦。她和我理论，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妈妈时刻参与，所以妈妈可以抽空休息；而一个孩子只能和妈妈玩，永远需要妈妈，妈妈就只得一直忙碌。之前我听说过她常在熟人面前拿自己与雪梅比较，就对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以后我们每天早晨把两个孩子送到你家，让你照顾。这样雪梅就只看管一个孩子，像你现在一样累；而你每天都有三个孩子一起玩，就像雪梅现在一样轻松了。”她听完立刻心领神会，笑而不语。从此以后，我再没听说她与雪梅攀比。

谈到家庭生活，很多人好奇有关钱的问题。我和雪梅都来自1970、80年代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我们父母都不富裕，但基本够吃够穿，都不知如何赚大钱，但精通节俭。他们言传身教，我和雪梅都从小把节俭当作习惯，但不懂追求钱。恋爱时期，我拿硕士生标准津贴，有时从项目经费中获取一点补助。两项加起来，我每月收入大约80到100元出头。谈不上多，但我从没觉得不够花，而且小有积蓄。记得我们开始讨论结婚后，我特地为她买过一枚金戒子作为定情物，300元左右，全来自我抽屉里散放的现金。

她工作后赚的远比我多，同样花不完，经常塞钱给我。我不要，她就偷偷把钱放进我平时放钱的抽屉里，弄得我也分不清哪些是我原有的、哪些是她塞进来的。那时我对钱缺乏概念；她比我稍成熟，知道钱重要。我们结婚后、尤其有孩子后，我才体会到生活离不开钱。但是，也许继承了父母思维，我赚钱从不为奢华享受，而是希望解除钱对我的束缚，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简单讲，我想创造条件让自己忘记钱，重回少年时代自由自在的内心状态。

在美国，我读博士期间，雪梅自费读硕士，孩子们又相继出生，我的奖学金就显得太微薄了。那几年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身边几位处境类似的留学生，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好意告诉我们，他们享用了美国政府救济，并建议我们也申请，但我们一直没行动。一天，我们带孩子在邻居家里玩，孩子突然需要换尿片，却发现忘了带。女主人随手送给我们十件装一大包。我们要付钱给她，她说不用，尿片来自救济，是免费的。她只有一个孩子，就申请到救济。她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很慷慨，救济计划里各种婴幼儿用品都免费，每个孩子定期定额领取，她家孩子根本用不完。

当时我和雪梅处处省钱，但不敢在孩子们身上省。比如每个月花在奶粉、尿片、婴儿罐装水果等育儿消耗品上的钱都数倍于我俩的生活费，非常沉重。我还认真算过，孩子换一次尿片的成本，包括尿不湿、湿巾纸、爽身粉等，大约0.3美金。每个孩子每天要换5、6次，三个孩子一天大约5美元。当时官方汇率是1美元 = 8.3人民币，实际汇率更高。孩子们每天拉屎拉尿就要40多人民币。我在中国读研究生时，每月津贴才80几元。与屎尿相关的费用还只是育儿总花销的一小部分，更贵的还有托儿费、为他们租大房子、买小面包车等，每项都不可能省。养孩子和维持家庭真昂贵呀。结婚有孩子后，人不可能再像单身时那么轻松。

我们实在缺钱，邻居描述的政府救济就显得特别诱人。那天吃晚饭时，隔着餐桌我问雪梅，“我们要不要也申请救济？”她一边伺候孩子们吃饭、一边在忙碌中抬眼与我对视，还没开口，我们就从彼此眼神里看懂了对方心思，前后不到五秒钟。我们都藏着一份自尊，以独立为傲，不想依靠他人。美国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我们身边其他人的钱。当然，孩子们的福祉高过我们的自尊。如果他们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我们大概会放低自己、申请救济。但当时情况远没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决定不伸出乞求之手。

那时雪梅操持家务、管钱，我配合她，我们想尽办法开源节流。比如她的硕士班规定，一个学期内修三门或更多课，学费都一样，于是她就同时选四、五门课。虽然很忙很累，但可以提前毕业，节省学费。这期间双方父母帮我们照顾孩子，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向信用卡公司借了一部分钱，又得到一点父母资助，最后有惊无险度过了那个时期。因为养成了节俭习惯，再加上美国的高工资，所以她工作后，我们财务收支立刻平衡，并在短期内还掉所以借款。我工作后，我们再没感到过钱不够用。她继续主管家务和钱，我乐得远离这些事。说来有趣，我的专业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钱打交道，生活里却很排斥钱。

我工作几年后，收入和级别都大幅提高。一次出差去见几位重要客户，两位管销售的同事陪同我，从纽约出发，经停多个美国大城市。路上寻开心，他们开始讲自己老婆的笑话。一位说，他太太不久前买了辆豪华车，但莫名其妙不喜欢，所以刚刚又买了一辆更贵的。另一位紧接着说，他请太太安排年度家庭休假，结果太太背着他自己做主，与几位闺蜜家庭合伙，租下一个埃及小岛，来回都租用私人飞机。我在旁边听着，与他们一起嬉笑，心里却很受触动。相比之下，雪梅太节省了，从不主动要求奢华。我平时想不到为她买贵重礼物，于是暗自决定要改变。

途经西雅图，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难得空闲。同事们推荐了一家欧洲名牌店，于是我跑去逛，心态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很快我被几位美女售货员围住，接受关于奢侈品的“速成教育”。她们认真讲解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为雪梅选了一个天价女式包。出差归来回到家，把包献上。没料到，雪梅觉得它没用、又贵，坚决要我退掉。我再三请求她收下，还提议去换别的牌子或款式，但她心意已决，毫无商量余地。其实我理解她，她并不怕花大钱，以前买更贵的东西，她都干净利落。她不同意买这个包，因为觉得那是乱花钱。她认真做家庭女主人，并有自己一套标准。而这套标准里包含“不乱花钱”。

我回到公司上班，那两位同事问起雪梅是否喜欢那个包。我说退了。他们再问，是不是雪梅觉得它还不够高档？我就讲了经过。他们听后大惊失色，连声感叹，“Saint！(圣人)”、“Angel！(天使)”。之后，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变得人人皆知。年底公司开聚餐会，这两位同事偕同夫人，四人竟然一起跑到我和雪梅面前，专门求证“天价包事件”的来龙去脉。两个男人先发问，两个女人竖着耳朵听，然后女人们插嘴补充问题。听到雪梅亲口逐一确认事件里所有关键细节后，两位太太神情变得严肃和若有所思。调查完毕，他们起身离开时，男士们似笑非笑，斜觑着自己太太，仿佛在说，“看看人家太太！”两位女士则凝视着雪梅，眼神里全是敬意。

终于回归家庭

在我读博士期间，雪梅父母得知她想做全职太太，坚决反对。为确保她继续学业和事业，他们提出多帮我们照顾孩子，以减轻她后顾之忧、让她没借口回归家庭。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非常感激！我当然早知道她愿望，并一直为之努力，无奈奖学金太少，短期内我们承担不起，于是她只得在父母监督下读硕士和工作。按理，她是否回归家庭，我应该参与决定。但他们三人讨论和争吵时我插不上话，实际上成了旁观者。

作为原则，雪梅坚定想做一件事，我总支持她。但我其实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做家庭主妇。她父母反对，促使我审视她想法是否合理，于是我开始观察周围人。一些外国同学的太太不工作，家庭生活完满和谐，但他们处境与文化和我们的不可比。身边中国留学生夫妻要么双双有工作，要么拼命找工作，无一例外。原因首先是移民问题，夫妻二人都有雇主，可同时申请绿卡，如一人失败另一人可补救，成功率远高于一人申请。第二个原因，当年留学生都很穷，一份奖学金不足以养家，只得寻求第二份收入，尤其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我们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太太们都渴望工作，其中一些长期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就是家庭妇女，但她们因此更努力找工作，绝不言弃。总之，我没遇见过哪个中国女生主动回归家庭。

没有可参考的例子，我曾感觉茫然。平均下来，我们每年能遇到一两对同学夫妻。因为彼此知根知底，聚会时我常发问，“雪梅不想上班，想做家庭主妇，你们怎么看？”几乎所有人第一次听说后都惊得目瞪口呆，表示不可思议。雪梅于是解释，比如讲，“我和公司老板无亲无故，我为啥要把最好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他们？不如留给自己家人…”。对方太太一般会很感兴趣，然后与雪梅贴心交流。一位交大女生事后总结，“我从没想过不工作，身边没谁那样做，我们也没那个条件，想也没用。但听雪梅一讲，我觉得做家庭主妇也挺好”。她很有代表性，其他多位太太反应类似。我因此逐渐认清，别家太太不做家庭妇女，主要因为没条件，或没深想过，并非因为发现了我不知道的、做家庭妇女的重大缺点。雪梅希望回归家庭，偏离主流想法，不是她想歪了，而是她想得比别人更深。我不再为她的计划感到不安，虽然还不完全理解。我也不需要完全理解，只要她真想要，又没什么大不妥，我就同意。

我工作后，雪梅赚钱不再必须，但她又等了两年，待小女儿出生后，她才顺势辞职。这距离她第一次告诉我她要做家庭主妇已十几年，我们终于实现了她少女时代的梦想。在同一时期我筹备创业。我所在的行业竞争极端激烈，我必须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才有机会。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一间公寓，平时每天工作到半夜，只在周末回家。雪梅则承担起全部家务，包括照顾四个孩子。每个周日晚上我离家去公司，因为有她做后盾，我才可能安心。周五下班后我回家，但每每从周四开始，我整个人就莫名地喜悦，仿佛有音乐在耳畔暗暗演奏。那时我真正体会到雪梅回归家庭对于我和孩子们的意义。因为她全职在家，孩子们才享受到良好的生活质量，我才有创业成功的可能。她让我们忙碌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在我上班、三个大孩子上学时，我们都盼望回到她身边，因为她代表我们共同的家。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纽约工作时，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优秀单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名校毕业、聪明能干，都是高薪专业精英，但经常抱怨爱情难寻。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却有个大家庭，在他们眼里有点另类，所以在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后聚会时，他们常与我讨论婚恋问题。有些女生问，怎么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总回答说，这看似玄妙，其实很简单。你要留长发，穿高跟鞋、束腰长裙，不要戴眼镜。在天气好的时候，比如春秋季刮微风的日子里，你要经常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动，比如在大学校园里或草坪旁，脸上要带着自然和自信的笑容。你这样做，自然有男生主动追求你。我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中有人认真追问，也有人哈哈大笑；有人觉得是好主意，也有人怀疑。现在回想，我的建议太过具体，有点滑稽。

与雪梅相识，对我一生意义重大，记忆与体会渗入潜意识，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她对我的关键作用，许多只有我清楚，外人看不见。比如从十几岁起，我不时陷入高强度冥想，有时想着数学或物理问题，有时想着人生与社会等，可以昼夜不停，连续几天，让我筋疲力尽，却无法自拔。情况严重时，我觉得自己落入孤独的深井，越来越远离身边人群与现实，仿佛就要与他们脱钩，滑入黑暗的井底。在遇到雪梅之前，这类负面心理影响到我生活中很多事。家人与朋友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帮我。但与雪梅相爱后，即使在我们相距遥远时，我也觉得她离我很近。只要我找她，她总在那儿；只要我伸手，就可以够到她；如果我用眼神探求，她就会投回懂我的目光。于是我有了一位可以信赖的伴侣，也就有了一条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救命通道。她对我非常重要。有了她，我才逃离近似病态的孤独感。

孩子们幼年时，我长期在纽约工作，我和雪梅平日分居两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还要奔波于孩子们的各种活动之间，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具体事务占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电话里，我们交谈内容总是眼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语气永远急促。生活压力下，我们不再有机会经常谈心，也没多少时间留给彼此。但是，也许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静、凭窗仰望月空的时候，或在开车往返两地的途中，我会情不自禁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比如答应我求婚时她激动、坚定的泪眼，在北京重逢时她的喜悦，大女儿出生时她骄傲的笑容，等等。但我回想最多的还是初识的情景。她灿烂地微笑，衣裙飘逸，风采照人。在我记忆的画面里，她周围的人与物都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蓝天和大地之间，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这样的思绪提醒我劳碌的意义和家庭的源头。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孩子，但我们在一起不只为工作和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我爱雪梅，所以从来珍惜她。但接触社会后，我珍惜她又多一个来自现实的理由，因为邂逅的人与事经常提示我，像她这样的人太少了。比如在美国我们遇到过很多上海来的朋友，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初次见面时总要互相介绍。当听说我不是上海人、我们也不是因为要出国才结婚时，他们经常惊讶。有些人会礼貌地旁敲侧击，问雪梅家在上海哪个区？读哪所中学？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他们无非好奇，雪梅是“正牌”上海女生吗？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困难，才不得不嫁给一个外地人？因为多次经历类似场景，我总能在刚开始就领会他们的目的，但还得像背台词似的一一回答他们那些表面问题，“…静安区、育才、交大教授…”，然后看着他们表情由惊讶变得更惊讶，我就觉得有点滑稽，但还要控制住自己表情，不让他们察觉我看穿了他们心思，避免他们尴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这样，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恋中的地域观念如此重，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雪梅却坚定选择嫁给我，真不容易，她太稀有了！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颗为爱勇敢的灵魂。

感悟夫妻关系

追求爱，永远没有止境。我和雪梅都努力爱对方，也都信任对方爱自己。这种爱情里的对等，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夫妻平等。年轻时我模糊地以为夫妻平等就是“夫妻一样”，两人都有工作、都照顾家，在所有方面不分主次。我俩婚姻观念本来差别很大，但因为爱她，我听从了她的安排。现在回头看，如果她当初没那么坚持，按照我的粗浅想法，我们很可能与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夫妻都工作。那样的话，我们不太可能生养四个孩子，孩子们年幼时得到的关怀与照顾会大幅减少，我的事业也会更多被家事拖累。事实证明她要求的“男主外、女主内”符合我们实际，远比我原有观念更合理和有效。

很多高学历女性、社会精英女性等，认为婚姻不够可靠，自己一定要经济独立，以备不测；或即使一辈子婚姻完整，夫妻之间或明或暗、总存在互相抗衡的一面。她们觉得有份工作会让自己在二人关系中更有底气。雪梅不以为然。年轻时她工作体面、收入高，但主动放弃了。在当时看，我正在创业，前途远未稳定，她却让全家都依靠我一人收入，并把我推成一家之主。在我俩关系中，她选择全方位信任我，主动与我互补，避免夫妻竞争。她押注我们婚姻永不失败，夫妻永远同心，没为自己留后路。

《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年轻时我以为这些话违悖夫妻平等原则，但长期生活经验加深了我的理解。《圣经》把夫妻比作基督与教会，基督爱教会，教会爱基督，二者之间有最彻底的爱。《圣经》要求夫妻也如此相爱，丈夫献上生命，妻子献上顺服，双方都毫无保留。这个标准之高，令人生畏，也常令我惭愧。如果任何夫妻像《圣经》说的那样相爱，他们就真正平等了，因为夫妻平等的基础，也是婚姻美满的根本，就是爱，不是级别地位、赚钱多寡、或其他功利因素。

《圣经》承认男女有别，推崇丈夫领导家庭、妻子跟随丈夫，并形象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最好的领导无私奉献一切，包括生命，就像基督之于教会；最彻底的跟随是顺服，就像教会之于基督。雪梅主张我主外、她主内，要求我作一家之主，我觉得与《圣经》原则一致，内容更具体。在我知道的所有美满家庭里，妻子都把家庭看得最重要，通过养育孩子、辅佐丈夫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她们相配，丈夫必须挣钱养家，保护和领导家人。《圣经》讲出这类夫妻关系的精髓。婚姻中领导和跟随只是责任和分工不同，不代表人格高下。比如从年轻到现在，雪梅都主动跟随我，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因此产生高低贵贱之分。婚姻中我要求夫妻真心相爱，但再没什么精细想法。她在这方面思考得比我多，我无需多费心思。我俩如何相处、我们家日常如何运作，都基于她的规划和主张。

八  结束语

这就是我和雪梅从相识，到最小孩子出生，那十几年青春岁月的概况。刚下笔时，我只想记录在洛基山上谈到和想起的一些好笑往事。之后把初稿拿给朋友们看，没想到他们反应热烈，远超我预想。在感慨人生与爱情沧海桑田的同时，他们提出很多新问题，探究我俩当年经历与思想里的方方面面。我这才发现文章太简略，留给读者太多疑问，于是决定改写。新版补齐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生子等关键事件，并着重介绍我们的想法、选择、以及事后反思。写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篇幅已很长，只得匆匆收笔。在埋头书写从记忆中涌出的那一段段历史时，我一直觉得是在讲给心中那些亲切而熟悉的人。

首先，我要写给我和雪梅的交大同学们。我俩在国内相识、恋爱、职场打拼、最后出国，其中每一步都得到同学们帮助。比如我第一次邀约雪梅，请一位共同好友牵线。刚恋爱时，两边同学为我们打探消息、出主意、分析形势等，帮我们化解最初的陌生感。我找工作时，多位同学帮我联系他们所在单位。刚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借住在同学宿舍里。后来我需要租房，同学利用社会关系帮我寻找房源。出国前我缺美元，同学帮忙去黑市换…。每当我俩想起这些老同学，就觉得很温暖、很感激。

客观讲，当年同学们祝福我们，但也怀疑我们能否长久，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后来遇到的各种障碍，并且他们目睹过太多校园情侣在类似处境下分手。后来我们结婚生子、生活和顺，出乎很多人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毕业后几十年里每次同学聚会，都有人问起我俩的爱情与奋斗史，这次洛基山聚会也不例外。我把回忆写出来，也是对同学们做个交待。

人们总把“困难”和“痛苦”联系起来，觉得外部困难必然带来内心痛苦。毕业季分手的校园情侣们，就因为预计未来将遇到困难、自己将经受痛苦，所以放弃。我和雪梅的经验却不同。如周围人所料，我们婚恋遭遇一连串困难，比如父母反对、两地分居、没有户口等。这些困难确实带来痛苦，但爱情带来甜蜜与希望。二者相抵，困难与痛苦就不算什么了，甚至我都不愿称其为痛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也远比痛苦多。

回想当年，我们被自己爱的人爱着，满怀希望地拼搏。我们算运气好，大致心想事成。但任何人在爱情与奋斗中度过青年时代，即使后来没有终成眷属、或事业没有大发展，也不算虚度光阴，也会青春无悔。当年我和雪梅从爱情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各司其责，努力打拼，因此变得更加了解和信任彼此，关系也更亲密。爱情不仅甜美，而且为人心中注入希望，释放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帮人冲破看似不可逾越的险阻。总之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相爱的两个人都可以一路快乐。爱情值得被信赖、应该被追随！

第二，我要写给雪梅的家人、朋友、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们。在育才中学、交大、和美国的硕士班里，她都学业优秀、乐于助人，被老师和同学们欣赏。她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工程师，因为能力强、做事又好又快，受到老板和同事们信赖。她父母亲戚本来期望她以事业为重。得知她做全职太太后，他们曾惊讶和不理解。其实绝大多数女生中年后都以家庭为重、事业次之。无论照顾家庭还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雪梅把家和孩子们照顾得很好，她的成就不逊于任何上班的人，值得亲人们为她骄傲。

无论家庭型还是事业型女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都经历奋斗和磨练，都会品尝失败的酸楚和成功的喜悦。但前者经常默默无闻，而后者有更多机会被外界了解。原因很简单，贤妻良母们把主要精力都献给了家庭。如果家人不说，外界无从知晓她们的故事。在共同生活中，我目睹雪梅对爱情的忠贞、在重大抉择中体现的高贵品质、面对艰险时的挣扎、心想事成时的喜悦等。在很多时候我是唯一见证人。与那些事业成功的女生一样，她的人生也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如果说出来，也可以激励人、对社会有益，所以我为她写传记，以告慰所有关心她的人。

第三，我要写给我们的四个孩子、以及家族里其他晚辈。人受教育多了，经常以为所有决策都应该基于清晰冷静的分析和对比，包括恋爱和婚姻，其实不然。冷静思考、权衡利弊固然必要，但人生重大决策更多基于信念。尤其在年轻时，你还没什么经验，未来又很不确定，决策信息无可避免地匮乏，即使你想冷静全面地分析和对比，你也做不到。比如硕士毕业分配时我拒绝寻求岳父母帮助留在上海，对后续事态影响巨大。但我当时并没为此深思熟虑，而只为保持内心干净。类似地，雪梅为我拒绝其他更稳妥的追求者，也不是因为她看清我比他们更有前途---当时不可能看清---而是因为她坚信要爱就爱一辈子，绝不为利益放弃爱情。

对于忠于爱情的人，爱情是一种信仰。相识后不久我就发现，在雪梅温柔的外表下面蕴藏一股狂热。她追爱的方式经常是“燃烧”自己。看到自己的努力与牺牲让爱情之火越烧越旺，她感到由衷满足。在过去几十年里，她一直保持这种热忱。看懂这点之后我觉得，她这样追求爱情，与先哲们历尽千辛万苦追求真理与正义，本质一样。他们都全身心朝自己认定的崇高目标奋斗，在奉献中快乐。他们的满足感源于给予、不源于索取。这其实就是基督的精神。它是卓越人生的真谛，也是爱情的真谛。勇敢追求爱情也是伟业，勇敢追求爱情的人也是英雄。

爱情是人生终极目的之一，不但独立于财富、地位、名声等世俗目标，也独立于婚姻与家庭。爱情经常导致幸福的婚姻与家庭，但那只是爱情的副产品、不是目的。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假如我和雪梅在一起多年后发现彼此不适合、分手了，或愿上天永远不容发生，我们未来感情破裂、婚姻失败，是否就证明我们年轻时的爱情错了、曾经的奋斗与牺牲都白费了呢？不是的！因为爱情在当时就赋予我们灵魂上的满足，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平凡的生命迸发出异彩。

人在困境中，为凝聚内心力量，经常会主动审视自身。我们身处困境时，雪梅曾多次自我刨析，比如在上海她父母要求我们分手时，或在美国她被产后抑郁症折磨、觉得生活难以为继时。她说我是她在最好的年华、选择最多时的自主决定，不是父母替她选的，也不是受环境、年龄等因素逼迫下的不得已。在最渴望爱情的年纪，有机会抛开一切，投入一场纯美爱情，然后与爱人终成眷属，在爱情中度过余生，她认为这就是梦想成真，为此所有艰难都值得，所有不眠之夜、担忧、和眼泪都不算什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她都无怨无悔。作为她最亲近的人，我的理解是，她最重视的爱情“回报”，包括幸福感、对前途有希望、对生活有驾驭感等，都在她内心、在当下，而爱情的外在与未来好处都只是锦上添花，相对不那么重要。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精彩爱情，关键在于他能否听懂来自心底的召唤、勇敢追求爱、抵御各种现实诱惑等。可惜太多人认为爱情只是获得某种“长远幸福”的手段，不理解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他们贬低了高贵的爱情，也为一旦危机降临就抛弃爱情、换取财富地位等世俗好处找到借口。那些东西可能让生活更舒适，但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年轻时我见过很多人选择为现实利益婚恋，不敢追求真心爱情，或者对已经开始的恋爱，甚至婚姻，失去信心，轻易放弃。近年来我又遇到他们，已是中年、事业有成、家庭完整，但还暗地里惦记着年轻时没敢开启、或没坚持到底的爱情。他们的遗憾溢于言表。

爱情并不高深复杂，年轻人无需羡慕前辈经历，因为爱情也会从你心里自然生长出来。年轻人面对的环境与我们的不同，爱情表现形式也会不一样。其实每一对恋人的相处与处世方式，都是他们在生活中靠自己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只要双方都真心，爱情就会美好，具体形式不重要。现在很多孩子受流行风潮影响，以为用一百只蜡烛、一千朵玫瑰就能制造出浪漫、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难为情地示爱就是勇敢，这些想法太肤浅。浪漫源于两个人心心相印。你真心爱对方、对方也真心爱你，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浪漫。面对困难、逼迫、诱惑，你们依然坚守忠诚，才是真的勇敢。所有人都应该珍视爱情，以作贤妻良母为人生目标的女生尤其如此，因为爱情经常是她们生命中最伟大、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事，直接关系到她们全身心的努力是否值得，以及一辈子过得是否有意义。很多男人相信，甚至一些女人也认同，爱情是性欲的衍生品，真是荒谬到可笑。爱情里有性，但爱不从属于性。爱超越性，远比性珍贵，也远更难得。在追求性满足道路上孜孜不倦的人，不会因此获得爱情。奉行这种观念的人是缘木求鱼。

最后，我要写给雪梅和我自己。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全面回顾青年时代，并厘清一路走来雪梅曾为我放弃的其他人生选项。年轻时我热烈地爱她，却不太会从她角度想问题，造成对她理解不足。现在回头审视，我获得很多新领悟，在更深层次上发现她待我始终如一。她其实什么都懂，心如明镜。关于我前途里的重大风险，当年她与她父母旁观者明，有些地方比我看得还透彻。但她依然选择了我，并且义无反顾，断了所有后路，包括不得不与父母冲突。她对我的情义没打过折扣，可谓真爱不相欺。我又被深深感动，大爱不言谢，但愿我配得上她，但愿通过努力，我能帮她过上她想要的生活，或至少不留大遗憾。

在回忆和落笔的过程中，当年种种或甜蜜、或艰苦的场景又回到我脑海，我们这样一对平凡夫妻也经历过那么多波折与拼搏！眼下我们生活平静，不再面对严重威胁或困境，山盟海誓换成了柴米油盐。希望这篇文章能促使我们重温对爱情的信念。遥想当年，无论在幸福的热恋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里，我们都相信、守护了彼此。今后我们还要互相勉励，切莫在安逸中淡忘了承诺，谨防琐事磨损掉感情。过去的爱情是未来爱情的基础，但不是保证。我们还要在每日生活中互相珍惜、互相成就，让共同的人生之路继续精彩，并充满意义。

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这篇回忆也是我送给雪梅的银婚礼物。

【正文完】

初稿成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后来热心读者们提出很多问题，并给予真诚的建议与批评，于是文章又有了多处修改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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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读者

文章发出几个星期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渠道，我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感言，绝大多数发自肺腑，让我心暖。感谢大家！原以为文章中有太多关于交大、上海、和上世纪80、90年代的元素，很多读者不熟悉，会有隔膜感。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真心的爱情故事有足够力量穿透那些屏障，让不同时空中的人心产生共鸣。

论教育背景，我本是工科生，重逻辑轻感情，近数字远笔墨。我之前从没写过情感类文章，这篇源起偶然，是被朋友们刨根问底后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会时，同学们追问我恋爱史，态度真诚，触及关键细节、以及我们当时的深层思想。最开始我有点惊讶，仔细品味后才明白，很多同龄人在反思人生与爱情，那些尖锐的问题就来自这类反思。思考的人经常希望与别人交流，了解别人的经验，作为审视自己和理解社会的参考。在聚会中，大家把我和雪梅当作了这样的“别人”。

年轻时同学们憧憬美好爱情，但经过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太多爱情输给利益考虑、或在平淡中消磨殆尽，于是很多人暗自灰心气馁，甚至怀疑真爱是否存在。聚会时朋友们推敲、甚至质疑我们的故事，因为心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疑问，就是在几十年前那个真实环境里，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能否战胜严苛的户口制度、毕业分配、两地分居、父母反对、出国潮等强大现实障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带来一生幸福？我的回答是，“只要坚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放弃对爱情的信心。这个宗旨、外加同学们恳切的态度和充满洞察力的问题，促使我认真梳理记忆，努力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并在后续讨论中尽可能理解每个提问者，给予针对性的回答。经过多轮这样深入的交流后，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能抛砖引玉，为严肃读者提供思考时的借鉴。

生活中，失恋或离婚的人通常更愿意倾述，幸福的人相对沉默。在流行影视和文学作品里，绝大多数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幼稚虚假，比如琼瑶和三毛的很多作品。而爱情悲剧经常更写实、让人信服，比如1990年代风靡上海滩的《孽债》。这造成很多成年人因为很少见证真实可信的美满爱情，所以不太相信爱情，觉得“软”的爱情不如“硬”的物质条件可靠，并堂而皇之地宣扬似是而非的婚恋观念，比如门当户对、城市人不找农村人、大城市人不找外地人等。这些论调可能伤害不经事的青年。年轻时就对爱情没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追求爱情。少年人内心对真爱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侩观念泯灭，即使爱情机缘就在眼前，他们也会无视，或不知珍惜。每每听到这类误导人的观点，我总不以为然，但也没有能力或愿望逐一反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亲身经历写出来，让读者看到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如何激励两个平凡的人奋发向上，克服各种阻碍，人生过得满足且有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见、建议和鼓励，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但由于文中批评当年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读者表示不满。他们人数虽少，但意见高度一致，反对外地人丑化上海人，反映一股上海人集体情绪，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我在上海生活多年，内心喜爱这座城市，自视为半个上海人。我批评上海，不为丑化它，而是替很多当年的上海青年惋惜。这里讲的“上海青年”并非都土生土长，其中很多从外地来沪，被本地市井观念同化。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引领全国，吸引各地优秀青年云集于此。上海青年，尤其是上海顶尖大学里的莘莘学子们，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但是他们中太多人接受了功利婚恋观，包括狭隘的地域观念，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让自己错失爱情机会。我看透了，不禁为他们唏嘘，于是直抒己见，希望能帮助他们看清一些人生道理。

几十年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一边倒地负面描写那个时期的上海人。大家熟知的艺术形象，比如《渴望》里的王沪生、《芳华》中的林丁丁、《孽债》里为回城而抛妻弃子、或抛夫弃女的上海知青群体、以及众多电视连续剧里的上海人，尤其上海丈母娘们，都是为现实目的利用爱情、鄙视爱情、背叛爱情的刻薄角色。《芳华》作者严歌苓自己就是上海女生，她笔下与她同龄的上海女孩同样也是无情无义的物质女。我和朋友曾逐一回忆广泛流传的、反映我们这代人青春年华的文艺作品，竟然都没找到不惧困难、坚定捍卫爱情的上海人角色。雪梅是标准的上海姑娘，文中故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我讲述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实际上反驳了流行文艺里大量存在的、对上海人的习惯性偏见。

我探讨上海人的地域观念与排外，其实是同学和读者们推动的结果。在落基山上第一次讲我们的故事，我本没在意我是外地人、雪梅是上海人这件事。但在后续交流时，同学们最关注的就是我俩之间的地域差别，问我作为外地男生如何追到上海女生？最热烈的争论也围绕地域与户口相关问题，让我始料未及。后来在各种场合与读者交流，类似情况又出现。年轻时我和雪梅经历那么多波折，当然体会过上海的排外意识。但在我俩之间、以及我的思想里，地域从不是大事。她在交往之初就跨过了这道门槛，再未回头。我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爱就爱了，不管对方来自什么地方。在美国生活的几十年里，地域更不是问题，我们早已淡忘。现在突然发现那么多人依然重视它，并且想法与我们大相径庭，让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

有读者反应，文章里议论太多，让人不能痛快欣赏爱情故事。这是我故意为之。我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通俗言情小说，而希望为严肃思考人生和爱情的读者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案例。落基山聚会时我的口头叙述、以及本文初稿都只讲情节、很少议论，因为刚下笔时，我力图完全就事论事，要像写实验报告那样写我们的经历。我还找过几位当年见证人一起回忆，为让我写出的每个情节都经得起推敲。但是朋友们读后，讨论话题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学与世界观高度。比如他们争论焦点曾包括，当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隐藏的、更关键的功利目的？我们一见钟情是属于精神层次、还是因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质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挣钱，家庭地位会不会降低？爱情的源头是内苯乙胺、多巴胺、或人体里其他化学物质吗？我其实理解这些提问者，因为我也思考过类似问题。但他们讨论抽象程度之高、议题深化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预料。大概参与者们都聪明博学，对爱情、人生、和社会已思考得很深，不屑于言情小说式的肤浅浪漫。

这些讨论也表明，即使在背景相似的同学中，基本价值观也存在巨大差别。中年后回头看，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与爱情经历的不同。但在平时，即使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极少谈及这类话题。现在大家因我的文章而开始深入交流，我备感荣幸。记得在学校时，有的同学读琼瑶、三毛等言情作家的作品，被感动得激情满怀，但后来面对自己婚恋时，想法和行为照旧遵循现实考虑，背弃浪漫精神。究其原因，那些作品为商业目的，着重煽情，却思想浅薄，不足以帮助人应对真实生活。我希望我的文章不只感动人、还能为人带来实在改进。既然我已遇到这样高水平的读者群体，就应该迎合他们的思想水平，回答他们最深层的问题，而不应学琼瑶和三毛。所以在修改时我努力把当年的形势全景、我们的想法、以及后来的反思都讲出来。也许文字会因此变得抽象一些、阅读时会多一份沉重，但这样写对态度认真的读者更有用，所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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