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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紫阳有没有复出的机会”这个问题上，真正说得比较详细的，是蔡文彬。
蔡文彬也是河南人，是赵紫阳1975年主政四川时结识的。文革爆发时他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是四川学生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1968年被周恩来提名，参加“三结合”，担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赵紫阳来四川后相当器重他和放手使用他，文革结束后审查“三种人”，赵紫阳反对一刀切，设法保护他和安排他。1989年之后他离开体制创办民办高校和民营企业。在赵紫阳去世后，中办通知，点名四川省数人前来北京向遗体告别，前几位都是省里的主要官员，最后一位，就是赵紫阳“生前友好”蔡文彬。
蔡文彬在赵紫阳软禁期间，数次前往看望交谈。后来他主编了文集《赵紫阳在四川》，以及采访纪录片。2010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张博树主编的文集《赵紫阳的道路》，书中收录了海内外多位重量级人物如鲍彤、吴国光、陈子明等人分析评论赵紫阳的文章，蔡文彬的两篇文章放在最突出位置，其中一篇透露：在1991年12月赵紫阳告诉他，邓小平于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两次派人向赵紫阳传话，希望赵复出。
这个信息称得上是爆炸性的，此前从来没有人知道。蔡文彬说，邓小平派人找赵紫阳谈话，中心意思两条：一条是希望赵紫阳对“六四”能够有个明确态度，拥护中央决定；另一条就是希望赵紫阳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总书记。赵紫阳说，邓不是通过组织程序来找他谈话，而是通过特殊渠道的传话。第一次来人谈了以后，赵紫阳就讲：“请你回去转告小平同志：一、我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总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我就没有再考虑过出来工作，在我辞职前我跟家里人开过会跟
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准备。二、要我出来工作，对‘六四’应该有个说法，‘六四’没有个说法，我无法出来工作。‘六四’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反革命暴乱’，更不可以否认后来发生了流血，这场悲剧本来不该发生。现在应该对‘六四’有个公正的结论。三、如果一定让我再出来工作，我不当配角，不挂虚职，也就是不当委员长，不当政协主席。我也没有能力担任总书记，但我认为我做国务院总理比李鹏合适。”?
蔡文彬解释说，第一是此前数十年交往中从来没有对外泄露过两人的交谈，他（赵）信任我；其次我是一个局外人，这些话他不好和局内人讲；第三他还有些维护邓小平的意思，赵紫阳说“这是小平同志以个人名义向我传话，讲出去就不好了”。我根据赵的叮嘱，从未告诉任何人。2009年8月9日，单独对鲍彤讲了，问他：“紫阳讲这个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鲍彤说：“你应该把它写出来。既然赵跟你讲了，他的目的绝不是只让你一个人知道，但是也不是要你马上披露，而是希望这件事早晚有一天要公诸于世。”
鲍彤又说：“我对这个事亮明我的观点：我信。”然后他列出了他之所以相信的六点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邓小平对陈云和李先念在“六四”前极力推荐、自己别无选择提拔上来的江泽民，并不满意。江泽民主政一年多，感恩于李先念和陈云，靠近他们，让邓小平不能容忍，觉得比去比来还是赵紫阳好，所以很想重新起用赵紫阳。而且他的心病就是“六四”在自己死后被清算被翻过来。如果赵紫阳对此表态，他就放心了。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他担任双主编之一的《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9年5月20日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三十年后看六四》，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写邓、赵关系的演变过程。文中对蔡文彬所披露的这件事说：“按照这个逻辑，邓在六四后的1990年、1991年两次传话让赵“重新出山”，也并非不可能。”
蔡文彬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一些旁证，包括宗凤鸣、杜导正等人书中的一些叙述。但不管怎么说，这么明确地说了邓小平两次要他复出，只要对“六四”明确拥护中央决定，当总书记、总理都可以，蔡文彬的说法只是一个孤证，还有待今后更多材料来证实。
［最近我读林雪上下册《寻道者赵紫阳》一书，其中也提到蔡文彬此说，她指出：此说史家大都没有采信。林雪辨析说：首先此说未得到邓、赵两个当事人任何材料、记载的证实；“第二也不符合邓小平的性格”。该书下册516页写道：“从来不认错（的）邓小平也不大可能召回赵紫阳，更不可能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那只能是人们的期盼。”但林雪所说邓小平“从来不认错”，我看下笔轻率了，史实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证明：邓小平甚至多次白纸黑字写下认错检讨。——老高2023年5月17日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