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蕾
经济发展既要“稳”，也要“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都要求经济发展具备充足的动力和活力。释放经济活力、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是稳中求进的必有之义。在陈云看来，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下推进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前者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后者的作用则是微观搞活，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保证稳中有进。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陈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在整合资源和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建设中，这一体制有利于调配资源、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但也容易发生管得太死，使经济失去活力的问题。陈云对此有清醒认识，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不能把市场统死，更不能忽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按照陈云当时的设想，要搞“大计划，小市场”，既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既是国家市场的补充，又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一是要适当放权，除了“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二是要有更多竞争，在农产品收购上，不能“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重要物资要实行统购和计划分配，其他物资可以“自由选购”。三是将一些计划性指标作为参考指标而非强性指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断，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标志着他在认识上对苏联发展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其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方出现了只强调市场调节而忽视国家计划、只强调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必要的国家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倾向。对此，陈云指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但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市场经济不能被忽略。1979年 3月，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经济两个部分，他清醒指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两者不会相互替代，反过来可能会相互强化，具体而言，“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981年12月，陈云将两者的关系提炼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观点随后被纳入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及年底通过的新《宪法》之中。在此基础上，1982年陈云提出了“鸟”和“笼子”关系的论断。他认为：“搞活经济是对的……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是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但计划不是僵死的框框，应结合实际，“‘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还应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进一步将计划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通过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合理约束市场的盲目和无序，推动外贸体制、特区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