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前后，一篇名为《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的帖子开始在网上流传。
当时好几个论坛都有博主在几乎同一时间“原创”了类似的帖子。
这些帖子无一例外，将王康年所开的涉事药房称之为“小药房”，将王康年本人称之为“牺牲品”。随后几年在不同的平台上都有类似的帖子流传。
然而，正如某些网友在当时已经指出来的那样，
这些文章中普遍存在将事实片面化的问题，而且行文思路如出一辙。
那些洗白的文章中提到的无非以下几点：
“大康药房”只做零售，自身不具备“制假”的能力；
没有一家药厂因“制假”遭查封；
也没有一名“受害”的志愿军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证。
仅凭着这几点结论就想洗白王康年，那未免也太可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生于1924年，17岁时考入上海大亚电台作为电台报告员。
大亚电台是一个商业性质的电台，每天在这里工作，王康年对于生意上的事情多少也懂了一些。
不久之后他在岳父——一名公共租界巡捕——的帮助下租了一间客堂，取名叫做大康行，做一些小百货掮客生意。
后来西药大热，他便将自己的生意主要转到了这个方向，大康行也改名叫做大康西药房。
最开始王康年没什么进货渠道，只能做投机性的买卖，也就是从其他的药行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
即便是做这种投机的生意，一定的本金还是需要的。但是当时的王康年没什么积蓄，所以就热衷于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他先抛出空头账单套客户的定金，再去大药厂批药。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王康年的投机行为很快就被识破了，他的药房因此声名狼藉，他自己也负债累累。
在原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的档案中有这样一纸诉状，编号为诉字1061号。原告名为严广骏，被告就是王康年，
诉讼所标的法币高达2亿元，诉讼费法币也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
图|1949年3月-5月，解放前夕的大上海
根据诉状内容，严广骏从递上诉状的前一年十一月开始，陆续将一些西药存放在王康年的大康西药房内，前后存了十批。
但是在当年四月份大康大药房破产的时候，王康年不仅拿不出这些存放的药品，还拒绝与原告见面。因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各种药剂每盒多达4000多支。
诉状上所标的时间是1949年5月3日，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剩20几天，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按理说国民党的法官们都已经没有心情判案了，
这样的一张状纸还能够被受理，属实是因为涉案金额过于巨大。
当时王康年所做的“买卖”可以总结为“拆东墙补西墙”，他认为西药的价格早晚会降，于是就将客户寄存的药品先高价卖出，想着到时候可以低价买回来。没想到没等到低价的时候就有很多客户要提取药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康年用玉米面改装成了阿司匹林等药粉，想着只要吃不死人就没问题。
图|阿司匹林中的药粉
但是客户并不是傻子，寄存药品的人，又岂会完全不懂药理？于是到他的药行索要药品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因此而破产。
从诉状以及大康药房破产的原因中就能看出，
王康年早年就不是一个正经安分的商人，更不是那些文章中所说的“为人正派、注重信誉”的人，否则就不会在破产清算后耍无赖不与原告见面。
大康西药房也绝不是一家“小有名气”的药房，就算是有名气，这名气显然也不是正面的。
上海解放后政府采取了扶持经济的政策，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工会的调解下，大康药房所有之前的扣住的药品和未交付的存单都转换成了债务，并且在国家机关的支持下得以用负债的状态复业。
在政策的扶持下，大康药房的经营状态一度还不错，从复业开始到1951年销售额达到了旧币350亿元，还掉了一小部分债务，
王康年也尝到了和国家机关做生意的甜头。
图|1950年的上海老照片
这两三年里王康年尤其活跃，不仅参加了当地的工商联，还在大康西药房所在的大楼担任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他尤其喜欢和机关、部队还有国营企业做生意，惯常会溜须拍马的他将自己店中员工的服装都换成了列宁装，自己也是满口红色名词。
然而这一切没有能改变他心黑的事实，也没有改变他投机取巧的本质，
他依然喜欢做“无本生意”，甚至在与军队做生意的时候也不改“棺材底下伸手”的本性。
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志愿军进入了作战最激烈的阶段，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我军死伤人数已过10万，
其中第五次战役投入军队人数空前，这就要求各方面的物资都需要向前线集中，药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图|抗美援朝旧照
当时我国几乎没有自主生产西药的能力，西药都需要从香港等地进口，而这就需要全国的各个药企共同努力调货了。
1951年11月，志愿军后勤工作人员来到了上海采购急需药品，这些药品以消炎药为主。
在战场上受外伤之后如果能通过消炎药及时止血、防止滋生细菌，受伤战士活下来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反之，如果化脓感染的话，轻则截肢，重则会丢了性命。
大康西药房原本是没有向香港方面大规模调货的能力的，但是王康年为了尽快偿还债务和赚钱，铤而走险揽下了志愿军的贷款，并承诺12月中旬就能够交货。
王康年心里真实所想的是，
我军与美军在前线死磕的过程中，由于装备上的差异极大，死伤在所难免，谁都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所以药品生意是相当“稳定”而且没有什么风险的，没有真正的药品也没什么关系。
图|金城银行近照
所以即便是店员提醒他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消炎药，而且一直没有渠道弄到这些药的情况下，他依然老神在在。
这时王康年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自己单线联系香港商人采购药品，这样就无人知晓他到底买了什么了。
当时金城银行的记录显示，1951年8月16日，大康西药房向广州金城粤行借调了4亿元用于委托香港商人李世明采购药品，双方约定当药品到达上海火车站后，一同前往车站提货。
然而在货物“到达”之后，他迟迟没有通知银行方面取货，后来银行委托人去取的时候被告知这些货物已经由大康药行的人单独提走了。
这些“货物”自然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种事王康年做了不止一次，从银行贷到了相当不菲的款项。
图|建国初期，上海火车站
而这些款项早就用于偿还了债务，根本没钱也没有渠道去买药。在12月中旬原定的交货日期到了的时候，他只用一些医疗器械和辅助药品搪塞了过去，以拖延交货时间。
根据大康职工马维善和腾仲年揭发，王康年用热水袋、鱼肝油等对于前线战事来说并不紧急的药品搪塞志愿军，在多次接到志愿军催促特效消炎药的信件之后，他又拖了三个月没有设法进货，只用当时借到的三亿元贷款用于投机倒把赚钱。
后来，在志愿军多次催促下，拿不出药品的王康年再次铤而走险，用劣质的药品替代了本应该提供的特效消炎药。
根据大康西药房员工王祖蕃揭发，王康年曾经用一批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当作新品卖给了解放军，面对诘问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又不会吃死人。”
图|荣康医院近照
另一位员工马维善揭发，早在1949年苏北淮阴某机关在上海采购药品时，王康年就伙同哥哥王康庆伪造了200多磅的伪药，主要手段是用另一种便宜的药水掺自来水；此外还有用每磅3万元的药冒充每磅12万元的药获得银行贷款，而且此后并未归还等。
王康年在药物上的造假还不止如此，更过分的有：
用玉米面冒充消炎药，将生锈的医疗器械、破损的热水袋和玻璃片等当作医疗物资发往前线。
据志愿军荣康医院揭发，1951年10月该医院在大康药房采购了X光机一台，当时王康年称5天可以到货，价格为两亿五千万元，医院方面在五天内就付清了货款。
然而一个星期之后都没有收到货，医院方面多次催促后，终于在四个月内收到了X光机。
可大康方面不仅没有派人来安装调试，在医院另请人安装之后发现缺了两支专用灯泡，依然不能够使用。
图|护士正在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
而且据专业人士说，这款X光机当时的价格仅为一亿八千元左右。
当时我军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在武器设备方面与美军的差距实属无奈，医疗用品方面存在缺口也是当时国力不强所致，
但是这样一批假冒伪劣的医疗用品能够被输送到前线的现象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
除了王康年这样的黑心商人以外，沿线负责药品质检的官员也难辞其咎。
当时其实有部分药品被发现有问题，官员以“前线战况紧急”为由解释自己没有仔细检查，然而后来的调查分明显示，这些官员全部都接受过王康年的贿赂。
其中以苏北卫生局局长刘某为首，王康年在刘某身上的“投资”高达两百多万元，除了请客吃饭送礼之外，还送了一部机器脚踏车。
图|50年代，我国进口的捷克波兰pzo光学显微镜
回报也是相当丰厚的：该局在大康西药房购买的显微镜，每一台都比市价贵了整整300万元。
在经过细致调查后发现，王康年曾经向37个国家机关单位的共85名工作人员行贿，行贿金额达到了2亿元之巨。
这样拖欠志愿军欠款，并且以劣质药物、过期药物，甚至不是药粉的玉米面代替特效消炎药发往前线，并买通了几乎一整条线上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在那些“澄清帖”的笔下，竟然变成了
“志愿军军需官要求赊账……在此之前已经提走两批药品，欠下5亿多元药款”
。
试问一个员工都承认没有特效消炎药的药房，军需官要如何提走价值5亿元的药品？
银行汇款账单俱全的情况下，又何来“赊账”之说？
图|上海新闻日报1952年1月15日（三反五反运动），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偷税达一百八十亿余元
王康年罪行的暴露，与金城银行的报案有直接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王康年数次从金城银行贷款用于采购药品，并约定双方一同去提货，
但金城银行委托人始终得到的都是大康西药房单独提走货物的信息，这与银行的规定不符。
1952年1月25日，金城银行派出了业务员与王康年交涉，因为恰逢除夕夜而“无法办理”。银行方面也表示了理解。
1月31日，也就是当年的正月初六，银行方面约王康年来到银行面谈，在其花言巧语之下，银行方面误以为大康西药房只是暂时周转不灵。
毕竟当时谁也没想到竟然有人有如此大的胆子，敢于诈骗国家财产。
图|毛主席旧照
然而等到了2月4日，王康年开始故技重施，躲着银行方面不见面，银行当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报警，要求将王康年以及所有涉及药品运输的运输行负责人传讯归案。
而金城银行之所以会去细查自己与大康银行的流水，并且严正要求对方予以解释，是因为前线已经有人发现了大批药品造假行为，并将此上报给了中央。
毛主席得知后拍案大怒，要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严查此事。
然而王康年受贿的官员中有人将此消息透露给了他，他迅速调配资金妄图贿赂调查干部，并且开始销声匿迹。
陈毅最开始并不知道这名假药贩子是谁，
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他锁定了银行流水来排查，最终抓住了大康药房这只硕鼠。
图|陈毅旧照
1952年2月4日这天下午，公安局在大康药房的职工检举会后将王康年逮捕归案。
对于公安局的人来说，这也是瞠目结舌的一个下午。
首先是在员工检举会上听到了大量王康年用假冒伪劣药品、过期药品等搪塞解放军的事实。由于这些员工是当着王康年的面检举的，并且未遭到反驳，所以他们陈述的情况应该确有其事。
其次，在对当初大康银行抵押于银行“价值五亿元”的贷款物件进行排查时，发现其押品价值仅为一亿元出头，而且其中大多是假冒药品，实际价值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最后，当天下午人民银行也发来了信件，称大康药房欠人民银行贷款也达到了5亿元之巨。
图|王康年旧照
所谓“牵出萝卜带出泥”，很快一批与王康年有“交情”的受贿干部就被调查了出来。
为了减轻罪行，其中有人检举交代称王康年曾经用以次充好的方式牟利数亿元，具体包括用普通法国器械代替高端德国器械、用产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等。
由于当时专业人士并不多，一时之间竟然也让他蒙混过关。
此外还有皖北卫生处向大康购货高达25亿元，其中许多订单都没有交付，由王康年受贿的“中间人”在其中代为遮蔽，竟然两年多都没有被发现。
1952年2月18日，《解放日报》刊登出以《丧尽天良的盗窃犯王康年》为题的一组照片，介绍了王康年这些年的诈骗经历。然而对王康年的判决和枪毙却是到1953年2月才进行的。
图|有关王康年的连环画
在为他“洗白”的文章里，这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有心人为了“谋害”他在“罗织罪名”。
实际上之所以拖了一年，是因为大康药房涉案金额巨大，款项、存单繁多，牵涉其中的官员数量也相当不少，所以统计起来需要不少的时间。
当时工作组八人确定了三步工作：
第一先清点大康既有药品价值，第二整理账户上的催收账款，第三步出售存货以偿还债务。
从2月份王康年被捕开始，第一步的工作就在进行了，清点到4月中旬已经基本结束，药品的出售则到6月底基本结束，所得的款项仅有三亿五千万元左右。
然而第二步中所整理出的欠款金额足足有26.1亿元。
图|王康年旧照
最麻烦的部分是清点整理大康滞留香港的存货，也就是王康年单线和香港药商李世明联系订购的货物，这批货物的金额达到了港币25万元以上，大康所付的定金也达到了10万元港币。
由于金额不小，李世明方面一直表示要得到王康年亲笔委托书才愿意配合金城银行接洽。
而王康年一直不愿意配合，拖到了6月20日才写下了亲笔信，金城银行方面才得以拿到李世明提供的药品清单。
这份清单清楚地显示了王康年是如何欺骗志愿军战士，套取高额贷款的。
存货中的主要货物为各色化学试纸，共计17箱；大型X光机14架，其他均为一般药品。
当时承诺志愿军能够订购的特效消炎药竟是一样没有。
图|抗美援朝油画
在调查了王、李二人来往函电之后，发现王康年压根没提到过志愿军急需的药品。
为此，法院判定王康年“存心盗骗”、“非法套汇”。
根据志愿军卫生部门统计，朝鲜战场上我军因药品不足不治身亡的战士共有21679人，不知道王康年本承诺的能够采购到的特效消炎药如果能按时到达前线，能够挽救多少战士的生命；不知道王康年出售的劣质药品、假冒药品和卫生不合格的器械，又导致了多少战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将在港药品运送回国，以及清偿各受害人债务等颇耗费了一些时间，这才让王康年苟延残喘了一年的时间。
1953年2月28日，
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财产”三项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并追缴所有他违法所得。
图|关于王康年事件的报纸报道
以王康年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万死不能赎其罪，又谈何“冤枉”！
在某些“洗白”文章里，还提到了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同样称其为“无辜”商人。
今日笔者就为大家列出这些人的“事迹”，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是否“无辜”：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经理朱立成，在负责承办志愿军所用的汽车材料时，将从旧货摊上买到的废旧材料稍加修饰用于冒充新货，其中有些化油器都已经坏了。
在有人劝诫说这样的化油器在寒冷的朝鲜会出毛病，耽误军运的时候，他说：
“反正不是此地用，管他呢！”
福华电厂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承做前线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
图|关于奸商李寅廷的连环画
为了赚取黑心钱，他将领到的1万斤新鲜好棉花换成了废棉花，并且在不做漂白、脱脂处理的情况下，用这一批带着化脓菌、破伤风、坏疽菌的废旧棉花做成了十二万个急救包发往前线。
不知有多少战士的伤口在用上了急救包之后反而恶化，甚至因此丧命了。
上海联合牛肉庄张新根、徐福记牛肉庄徐苗新，两人承做前线的牛肉罐头。
在前线战士甚至需要吃雪的情况下，两人用水牛肉、马肉冒充黄牛肉制作了高达30亿元的罐头，其中甚至有多达1000斤的臭罐头和坏罐头。
有些臭牛肉表面已经发绿了，两人就在其上抹了一层牛血送到前线。
这些食品不知让多少前线战士中毒患病，丧失战斗力。
图|用坏肉臭肉暗害志愿军的奸商张新根和徐苗新
同样在食品方面动手脚的还有济南盛昌蛋厂刘云升、安景远，在制作蛋粉的时候用了7600多斤臭鸡蛋。
武汉大兴米厂彭锡承，在加工大米的时候将2000斤好米换成了霉米。
苏州刘盛兴，承做三万斤豆腐干，但每百斤里都少放了五斤盐和十斤酱油，又没有晒干，以至于头一批2500斤在路上就发霉了，被退回后又将这一批掺到了以后交出的成品中……
在面临国家危难时刻的时候，有人能写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而有的奸商却在这种时候大发国难财，即便是发给前线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吃穿用度，他们也敢为了利润在其中大做手脚。
这样的奸商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例如汶川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趁机倒卖天价手机卡。
图|汶川大地震的感人场景
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是我们的幸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了解那段纷乱的历史。
也正是在了解了历史全貌之后，我们才不会被别有用心的“洗白”文章欺骗，才会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党、我军面临了多少困难。
为了利益铤而走险抛弃人性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大有人在，而我们作为普通的一员也要警惕这些人的存在，一旦发现立刻举报，或许能从奸商手中救下几条无辜的生命。
-完-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