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元帅里是很有性格的一个，很多人喜欢他，而且他还具有一定文采，留下的诗词尚可一读。陈毅有让人赞许的一面，但也显示了好斗特点。这里包括红军期间和毛泽东因红四军领导权的争斗，也包括文革中所谓“二月逆流”与文革派的争执。但是让人困惑的是很多与他共事的人，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中失意的人，被他片面地恶毒攻击，表面似乎嫉恶如仇，但实际很不客观，比如对井冈山的老上级朱德，对军事上比他强很多，曾是他下级的林彪，粟裕。特别是与他同事的饶漱石，更是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
转载一篇陈毅在上海关于「高饶反党同盟」的报告，选取了涉及饶漱石的部分，饶漱石的问题实际是在陈毅介入后变得复杂和恶化。据记载“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谈话间，忽然向陈毅问起饶漱石的情况来。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专谈高、饶问题。”随后，饶漱石的问题变成了清算。
可是饶漱石罪行到底有什么呢，可以读读陈毅的报告，给人印象是由于个人恩怨进行的上纲上线的攻击。饶漱石后来的下场是很惨的，被关押近20年后惨死在狱中，是党内残酷斗争的一个范例。
本文作者向德先生在大陆「解放」前就从事「民主运动」工作，「解放」以後，曾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生活过一段长时期，他的「身份」，按照中共的称呼，是「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作者和中共显要、「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交往和接触，对中共政情，耳闻目睹，知之甚稔。作者於数年前来港後即弃政从商，近应本刊特约撰稿，本文是关於高岗、饶漱石反党同盟内幕的第一手报道。 ——编者
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一日至三月卅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通过关於高岗、饶漱石反党同盟的决议。高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此会议中，不但被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逐出，而且被开除党籍，这样令人震惊的决定与处分，在「人民日报」其後公布出来的内容，却是一贯地空泛而不具体，关心而肯於研究的人们，可能从中嗅出某些严重的党内斗争与倾轧的气息，但又无法揣知其中内情；事实上那次事件曾通过党的秘密会议方式，向党的高级干部与极少数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宣布出来。当时，笔者忝属後者，正在上海，市长陈毅即在私交上亦常相往还（陈毅当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任第一书记）。关於饶陈斗争，外间本就传说甚盛。在报张正式公布此项消息数日後，笔者接到华东局的通知，着於次日赴会听取陈毅的「关於高饶反党同盟的报告」。陈毅的报告，笔者印象最深，这不仅是由於彼此时相往还，主要是由於陈毅确有点文人气质，不打官腔，不喊教条；他报告时全是四川摆龙门阵的派头，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我们常可由陈毅的「顺口溜」中，发现不少问题；他一口四川官话，又比一般山东干部的演讲来得动听。而那次报告，又是秘密进行的——以後也不会再对外间宣布。其中有一部份是陈毅如何对待其政敌饶漱石的内幕资料，所以我细心默记，直到今日，印象犹新。乃为文忆述，以供关心中共政情的人士参考。
陈毅的报告
陈毅的报告是在海格路福煦路口、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的一间小型会议室举行的。市委会的大门，恰好斜对着静安公墓（旧名外国坟山），我每次到市委员会，回头一望，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报告规定早晨八时开始，我於七点半稍後即到场。已有人在座，稍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他们是「国民党革新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致公党」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上海市负责干部，还有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总共三、四十人左右。大家见了面，打过招呼，就各自坐下，静候开会。大家也不大说话，而每个人都知道，在这种严重的场合，确是少开尊口为妙。
陈毅於八时前数分莅临。报告准八时开始，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解放军服，领口敞开，神情严肃而略显兴奋，并未携带公事包，空手就座，於是我们知道今天所听到的，决非印就的教条，定有若干「即兴」的「内里文章」可听了。
（ 高岗罪行部分删略）
饶漱石的「罪状」
饶和我共事最久，从新四军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少说也有十四、五年了。解放後，在华东局，我们同是书记。在政府机构，我是上海市长，他是华东军委会主席，我也是军委会的委员。彼此的思想、作风、性格都是很清楚的。作为饶漱石的多年同事的我，现在来诉说饶的罪行，我的心情与其说是感慨，毋宁说是愤慨！
饶的罪行也是很严重的。
饶的第一大罪是「滥用职权、扩大个人势力」。作为一个党员，处事的最高原则，不论是多高级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饶漱石处事的最高原则是「一切为了饶漱石的利益」。
远在新四军时期，饶担任政治委员，我任军长。按照党的规定，军长和政委必须紧密合作，我在这点上是严格遵守的。但饶派任了不少干部，却并不全都通知我。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到三野和华东局都未有所改善。
华东区约有一亿六千万居民，长江下游是中国重、轻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农产品也占全国很大比重，福建沿海位於国防最前线，山东是老解放区，其地位何等重要，党都主要的交给饶漱石负责，这是怎样的一个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可是饶漱石却利用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委派他赏识的干部充任各重要机构的领导职位，利用第一书记的职权下条子直接派去，并不通过党委会，只是随後通知党委会备案。不少干部事後经党委会审查，并不够资格，反映给饶漱石，饶却搁置不理，并且还说：「你们别管，由我一个人负责好了。」这是严重的破坏党纪的行为。照党的规定，书记是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的，但最後决定权在党委会手里，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只是有较大的发言权罢了。
就这样，许多不称职的他的私党被安插到各重要岗位；而同时，中共介绍到华东的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却被饶漱石以各种藉口挡驾回去。以後更变本加厉，中央交下的许多指令，饶漱石不同意的，就以「结合华东具体情况」为理由，或者推诿不办，或者甚至随意篡改，饶漱石指责说「黄逸峰①闹独立王国」。饶漱石自己才真是独立王国哩。它不顾党的利益，只顾他个人卑鄙的欲望，卑鄙的野心。
凡是以个人欲望出发的野心家，他安插和庇护他的小人，一定是感情用事，打击耿直的正人君子。
刚才谈到的黄逸峰就是被他打击的君子之一。我现在正式代表华东局宣布，黄逸峰已被恢复党籍，并恢复名誉。饶漱石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他容不下正直的人。他和黄逸峰作对头是远自一九四一年新四军时代就开始了。布尔什维克是应当不计个人恩怨的。饶漱石却对个人恩怨一点一滴记在心头。黄逸峰就作了牺牲者。我还可告诉各位，一九五三年，轰动全国的所谓「黄逸峰事件」，彻头彻尾就是饶漱石挟嫌报复，制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查明当时「解放日报」所登载的一切报道是饶漱石授意捏造的。那些编辑现正受深刻检查。饶漱石这种诬害他不满意的人，手段下流，而且也是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黄逸峰只是比较著名的事件，其他较小的还有许多，就不详细说了。
共产党也是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旧社会出身的人，旧的习染或多或少和大家一样，共产党人不是神仙。让我再强调一次。
同样重大的问题是，在饶漱石的「压力」下，为什么有那样多的党员干部竟任他胡作胡为，默不作声呢？这些党员和「解放日报」的编辑一样，都该检查。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那里去了呢？什么时候讲过只许书记集中，不许别人集中？书记批评别人就可以，普通党员就只能自我批评，这样党不就成了军阀统治了吗？这样的党能发挥力量吗？
我定要抽空到华东各地去检查一次工作。看看饶漱石的恶劣影响究竟到什么程度，看看像「解放日报」竟然不敢站稳立场的编辑，只会逢迎巴结上级的不配做党员的「党员」究竟有多少。②
饶漱石的第二大罪是「散布失败主义思想」。
远在新四军任政委的时期，我军力量一般地说固然不如日军和汪伪军，也不及蒋介石的军队。中共指示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的战略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遇大敌则避、遇小敌则围，以消耗敌军的作战力。打游击决不是看见敌人来了就跑的，抓住机会还是要和敌人拼命，要包围敌人，消灭敌人，自己的力量要分散以能尽快转移为原则，但也要迅速集中加入战斗。可是饶漱石对我们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低，见着敌人就躲避。就这样，我们新四军丧失了许多消灭敌人和取得胜利的机会。饶漱石缺乏对战争的机动性。
作为一个大军的政委，他本来有权决定许多临时性的战斗问题，而他总是迟疑不决，他的口头话是：「如果我贸贸然决定了，延安方面不支持我，怎么办？谁来负责？」其实这全是藉口，为什么在干部的调动任用上面，他就不请示党中央，而自己作主决定了呢？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党中央召集全会，决定在蒋介石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之时，就渡江进击，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但饶漱石在这点上表现得迟疑不决，畏首畏尾。他主张再等一下，观望一下。最後，由於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饶漱石才无可奈何地服从党中央的指示，与我带领三野大军进击，终於取得了解放华东广大地区的伟大胜利。这应归功於党中央。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的。饶漱石会犯错误，我也会犯。自然，即使是同样的错误，也要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分析，不能一律看待。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因为无数的人力物力投了进去，就为的要胜利；可是，战争在实质上又不是赌博，因为胜利或者失败主要在於事前的充份准备，而不是凭命运、靠手气。从解放东北战役开始，我们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主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妙算正确。
可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遭受过战争上的挫折，而且是很不小的挫折。有一件事报纸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本是军事秘密，不该讲到此地，我忍不住讲出来，因为在座各位都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想来也不会对外传出去。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为了给解放台湾打下基础，党中央决定首先解放金门。这是台湾的门户。三野受命担任这伟大的任务。
可是，当时我作为三野司令员，和饶漱石对如何执行解放金门的任务，发生了分歧意见。一向是失败主义思想的饶漱石，当时又产生了轻敌思想。这种思想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胜则骄和败则馁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辩证法。饶漱石认为蒋介石已经完了，只要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会不战而降，派一、两师人进攻金门就能解决问题。在决策会议上，我和饶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列宁讲的「敌人越到垂死的阶段，挣扎越是猛烈」这句话，对於解放金门战役仍是适用的。因此，我的意见是蒋介石必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金门顽抗，我军必须以全力进攻金门，并且在万一战局不利时，作最坏的准备。
饶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见，遵照党的纪律，我放弃了我的意见。结果，那决战役，我军失败了，损失了一万多人。责任主要落在饶漱石的头上，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及时反映给党中央，我还是犯了错误，对此，我也作了检查。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究竟中国参不参战，不只是党外人士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党内对此也意见不一，老实说，不少党员以为美国是真老虎，怕惹事，最後，还是毛主席断然看透美国是纸老虎，提出有名的「美国三短一长，中国三长一短」的论断③，说服了党内外怀疑动摇的人士，志愿军就在该年冬天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而以美帝国主义失败告终。这是每个人知道的。
可是，就在抗美援朝期间，饶漱石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从山东半岛直到福建沿海，又是国防的最前线，他却在最初开始就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没有丝毫信心。毛主席说美国是纸老虎，饶漱石却认为美国是真老虎。毛主席认定台湾最多偏安，决无力量反攻，饶漱石却随时怕抗美援朝闯了大祸，台湾会借此和美国一起再打回来。这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思想，既然指导着饶漱石，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上就必然地暴露出来了。
在华东局的若干次会议中，饶漱石讲话时常都说：「就是蒋介石回来，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打惯了游击战。蒋介石打不来游击战，上海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城市，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哩？就是放弃了上海南京，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拿回了上海南京，我们农村包围城市，他还是没办法！」谁打算过放弃上海南京？谁打算再回到农村打游击战？党中央没有，我，三野司令员也没有。这只是饶漱石失败主义思想在作祟。饶漱石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掩饰不住他的丑恶的失败主义思想。这种说法只会在干部思想中撒下怀疑的种籽。
为了证明他论点的「正确」，他又在外面散布谣言，说什么「毛主席说过，必要时放弃上海和南京以南地区，而以徐州为国防第一线，以郑州、武汉为国防第二线……」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我就不晓得。我还可以帮饶漱石补充一句：「以延安为第三线。」照他这样说，这么多年的解放战争就全白打了，我们又到延安窰洞算了。要回延安，饶漱石去，我可不去，我觉得上海和南京都不错。
这些谣言若由普通老百姓说出来，我们都得追查一下，出之於第一书记和华东主席之口就简直是真的别有用心，不可原谅了。这些谣言使干部思想混淆，并且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这是饶漱石的失败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饶漱石又采取了若干行政措施来配合他的谣言。从一九五一年起，饶漱石藉口以「发展内地工业」为名，将大批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工厂迁往内地，近者如安徽、江西，较远者如郑州、开封一带，更远者有迁至西北新疆的。饶漱石对干部宣布的表面理由是：「上海、长江下游一带，工厂太集中了，许多都应当迁到内地去，协助落後的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减少无谓的交通运输费用；同时，工业原料运到上海南京一带来加工，何不把工厂搬到原料产地呢？」
饶漱石如此说，我虽不是经济学家，不懂运输费用如何能减少得了，原料运到上海加工的车费固然省了，但作成成品後，还不是得运回上海一带来销售吗？长江下游是主要的内销市场。同时，又增加了一笔很庞大的将工厂成套设备运到内地的运输费用。工厂搬家不是简单的，不只是离原料产地的距离问题，还有若干连带的、必须结合考虑的问题，如当地的工业条件、厂址建筑、电力供应、干部的衣食住问题等等。特别是技术干部问题，如必需调去内地，可是他们在上海一带住惯了，不习惯内地如河南和新疆的生活环境，即便他们勉强去了，他们的家属怎么办？去是不去？不去不行，去了又过不了，怎么办？
可是饶漱石坚持迁厂，不考虑当地条件够不够，动员干部思想工作又做得不够，就这样硬迁去了，弄得当地政府手忙脚乱，弄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人心惶惶，其实，饶漱石的真正思想是准备放弃京沪，这一切的措施只是为放弃京沪作准备而已！
饶漱石的第三大罪是「思想资产阶级化。」
在座同志大概以为饶漱石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思想上总该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化了罢。但事实上饶漱石的思想真可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饶漱石不止一次对他的亲近同志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饶漱石欣赏的是那一种美国生活方式？华尔街的呢？还是纽约贫民窟的呢？贫民窟的生活方式很不舒服，饶漱石恐怕绝对过不惯。华尔街的生活方式，汽车、洋房、穷奢极欲的享受，我没有过过，不过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我更知道，这种少数剥削者的生活方式正是我们革命者流了无数鲜血发誓要打倒的目标，饶漱石如果欢喜那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我们就要打倒饶漱石。再说，世界上有那样多的国家，那样多的民族，各国、各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如果饶漱石谈的不是物质上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谈精神上的生活方式，美国的人们一天到晚万分紧张，每分钟都在追求利润，金钱笼罩了一切，也笼罩了思想领域，也许美国人过得惯，我不认为作一个中国人会过得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作为一个华东区的第一书记竟会羡慕那种精神生活，不如乾脆去作美国人罢！
可是，我并没有否定美国的产品是很优秀的，我现在用的是派克钢笔，钢笔当然是派克好，可是，我知道派克是美国工人智慧和劳动的产物，不是华尔街资产阶级的产物。
生活方式要紧张，也要松弛，我认为精神上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最为理想，我常常喜欢作些歪诗，做得虽很差，我却自得其乐，如果变成了美国人，我想我就没有时间来得到这种乐趣了。
饶漱石又常常说：「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林肯解放黑奴，罗斯福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也佩服他们，但问题是历史上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伟大？饶漱石如果是布尔什维克，他就应当记起至少有两个人和林肯、罗斯福同样伟大，他们就是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斯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各民族、各国都可能有伟大的人，我就觉得孔子也很伟大，虽然我不百分之百赞同他的学说，伟大还是伟大，当然美国也有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饶漱石最佩服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干部们听了饶书记的报告，思想上必定难免这样想，我们全国上下都在反美帝国主义，为什么饶书记最佩服的，恰巧都是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呢？
作为华东区党的最高负责人，竟满脑「美国第一」的思想，满脑资产阶级思想，又怎样去领导本区一亿六千万人民的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工作呢？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的意图。我们说：分别作为世界上的国家之一员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但在思想范围上，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永不能和平共存的。这是一场艰难而复杂的、尖锐而长期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两种思想必以一种思想之彻底胜利而结束，思想斗争是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的。
关於饶漱石的个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原则性的，所以我不在此多谈。不过，我愿提供一件事实：饶漱石的一个女儿，长期住在巴黎，直到全国解放很久，在同志们不断提意见下，饶漱石才勉强地把他的女儿接回上海。这位饶主席的小姐，从头到脚，从思想到生活，不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化，这且是整个「巴黎小姐化」了。过不惯我们的生活，瞧不起我们土包子干部，自不在话下。我担心的是他瞧不瞧得起她的那位父亲，虽然她的父亲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不过，离巴黎的水准恐怕还有一段路！
我是一个脑无城府的人，我上面所谈的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和饶漱石并无个人恩怨。他利用各种机会来打击我，多讲了显得我器量狭小，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郑重声明，饶漱石造谣说，我和袁雪芬④乱搞男女关系，人不能没有缺点，但我的缺点恰恰不在「好色」上。共产党员在私生活上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对於男女关系是看得很严肃的。乱搞男女关系是超出了私生活范围的纪律问题，算是违反婚姻法，严重者要作刑事处分的。我不敢犯法。如果我和袁雪芬乱来，我的爱人张茜首先就不会放过我。饶漱石要毁我，竟无耻到捏造这样下流的谣言，真是黔驴技穷，无所不用其极，对我无损，只是显得他更加卑鄙而已！
我们党员中固然也有像「解放日报」某些编辑那样善於逢迎他的一撮人；所幸我们党中央还有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人，饶漱石的罪恶活动要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终究是办不到的，当党中央接到越来越多的关於饶漱石企图把华东脱离中央控制和其他罪恶活动的反映时，党中央感到事态严重了。
但党是仁至义尽的，与对高岗的考虑一样，党中央决定将饶漱石调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但同时还保留着他在华东的党和政府的职位，希望在京期间，他能改正错误，然後也许调派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虽然组织部长也已经是够重要了。谁知他不但不检查错误，更不必说改正错误了，他竟心怀愤恨，和另一位差不多由於同样原因被调到京的高岗，搞起反党同盟来了。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党组织部长，高岗也调到了北京。党中央用意是给他们以改造机会，同时保留他们的原职，也不伤他们的面子。共产党本是不讲面子的，可是中国五千年来就是撕不掉面子，因此尽可能还是要照顾到。高饶两人作了那么多年的党员，面子这一关还是过不去，那么就不撕掉，他们总该满意了罢。殊不知蜕化变质而有无限权势欲望的野心家，不管怎样，永远是无法满意的。他们认为他们失意了，这自认为「失意分子」的两人终於结合起来了。他们在北京常常密谈，他们互相埋怨着说：「中了毛主席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回不去东北和华东了。」可是他们并不死心，高饶两人虽然身在北京，东北和华东他们的亲信干部还是占有领导岗位，他们的影响力还是达得到的。他们计划利用他们当时在北京和党中央的地位，特别是利用饶漱石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地位，继续调派大批亲信干部前往东北华东，打进重要岗位，企图在时机成熟仗着东北和华东的地盘与实力来挟持中共，必要时造成割据局面。这样，中国的统一就被破坏了，中国完蛋了，不用说，共产党也完蛋了。
以上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已查出了具体的事实。党中央监视着高饶的行动，但是放手叫他们搞，看看究竟搞得出什么花样。在饶漱石任组织部长的短期间内，我们发现党员调动频繁，计达十四、五万人次，占总党员人数百分之一强。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而且我们还发现很多是团级甚至团级以上的干部，调离或调往的地点主要是东北和华东。原来他们视为非亲信的被调离了，再调他们认为亲信的去接替。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调配，於是高饶就利用它来东调西调，调得很多党员昏头涨脑，却又有苦说不出。
幸而党中央早就采取了监视态度，也发现了高饶的反党阴谋。被高饶认为亲信的大部份党员干部，并没有陷於高饶的阴谋为高饶所利用而从事分裂的罪恶活动，相反地，他们对党中央表现了忠诚，纷纷揭发了高饶的罪行。
当党中央掌握高饶反党同盟的显明而足够的证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全体会议，控诉高饶的罪行，并且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决定请高岗、饶漱石分别出席答辩。
饶漱石对於政治局委员会议所控诉的罪名，基本上是认罪的，虽然对於个别的几点，他不同意。饶漱石有不同意的自由，但事实胜於雄辩。
高岗却顽固地拒绝承认对他任何的指控，并且说政治局全会「无权审问」他。会议举出了若干具体的事实来证实高岗的罪，於是高岗无话可说了。高岗阴森地站了起来，陡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枝手枪，他说：「既然各位同志这样不信任我，我自杀给你们看好了。」於是，高岗将手枪指着太阳穴，似乎准备自杀，子弹要发射了，他旁边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怕惹出大事，很快地用手一挡，子弹就呼的一声射进了会议室的天花板。高岗的自杀被阻止了。
高岗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错误面前他坚决不认错，这又是一大错。党的规定，在中央全会或政治局全会这样的高层会议，任何出席者都是不准携带枪械入场的，怕的是走火伤人，高岗却昂然带枪入场，这又是一错。党员为了党的利益是可以牺牲性命的，但如果是违反了党的利益，党向你提意见，帮助你得到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你却自杀，这就是抗拒到底，以自杀釆威胁党，这又是一大错。高岗自然是至死不悟了，但高岗的这种企图自杀的表现使毛主席非常痛心。当时毛主席也出席会议。毛主席痛心地说道：「高岗的这颗子弹其实并不是射向自己的心脏，而是射问共产党的心脏！」
政治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高饶反党同盟的决定，并提议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这就是各位同志在报上所读到的了。
高饶反党同盟的内容大致如此。由高饶反党事件，我们所得的主要教训就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就是必需扬弃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思想，随时认清错误，检查错误，加强改造，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到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们时刻铭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每天揩抹你的思想镜子上的灰尘以防变质，不然，到了灰尘越积越厚，身败名裂之时，後悔也来不及了。
* * * *
陈毅的报告至此结束。讲话长达六小时，当中休息一次，约十分钟。由於报告生动，我们听来并不感到疲倦，到了中饭时间，也忘了饥饿。报告的主要内容概如上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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