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篇文章，建构与解构——论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正文

其实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东西，趁着今晚有一点空闲，把想到的东西打出来吧。

这篇文章里的核心观点，来自于一位我非常尊重的研究传媒的教授，他是少有的几个能够让我尊重的教授之一。

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这样的媒体和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声称自己是观察者，是守望者，是批评者，他们不断地对社会上的事情说三道四，无论他们说什么，有一个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批判社会、批判政府、批判体制。

这些人认为自己非常崇高，他们说，一个社会是需要批评的，批评才能让社会进步。他们还说，媒体也罢，知识分子也罢，他们的责任就是批判，而不是表扬。

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动人，也有一些年轻人因此而认为这些媒体或者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脊梁。事实上，有不少批评者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些很偏颇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偏颇的，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批判，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这里，需要先界定一个概念，所谓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与不带“公共”二字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

媒体的本职是反映社会真实，无论这种真实是媒体人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他们必须毫无裁剪地把它反映出来。

知识分子的本职是研究社会真实，无论这种真实是他们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他们只能按事情的真实面貌去得出结论，而不能加以取舍。

但 在加上“公共”二字之后，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改变了，它们无论在研究社会还是反映社会的时候，都必须加上一份价值观的判断。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所 谓公共媒体总是报忧不报喜，我们见到的公共知识分子总是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上，就是如此，因为他们不再是中立的，而是有所倾向的。

我姑且相信公共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都是追求社会进步的，因为当他们挨骂的时候，总是露着一脸的委屈。

我当然也知道有些所谓的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拿着钱替某些利益群体说话的，这些属于完全黑了良心的败类，我对他们无话可说，唯有呼吁国家恢复“焚书坑儒”的国策，每年坑杀200个公知，还天地以清明。

我这篇文章，只是写给那些自认自己还有良知，却走上了错路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他们还可以抢救一下。

媒体和知识分子应当批判社会，也应当批判政府和体制，这一点我从来都不否认。但媒体和知识分子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应当明白自己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社会，而非解构一个社会，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机。

建构一个社会，就是要让一个社会能够整合起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建设一个共同的家园。

解构一个社会，就是要让一个社会解体，民众要与政府对着干，把整个体制颠覆，改天换地，然后再从大乱之中求得大治。

解构与建构，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两种方式。古人说：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其实就是讲社会在反复的解构与建构之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知道，解构的目的在于建构，唯有当社会已经无法进行建构的时候，才需要解构。如果为了解构而解构，那么社会就只能是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永无宁日。

有些知识分子说自己的职责就是解构社会，这种知识分子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他们是永恒的破坏者，在他们眼里，没有一个社会是值得他们维护的。他们说社会是黑的，所以要颠覆它，让它变白。那么当社会变白之后，他们又怎么做呢？

如果他们选择了支持这个变白之后的社会，那么他们将成为体制的捍卫者，这与他们声称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对立面的观点就相悖了。

如果他们选择了继续颠覆这个变白的社会，让它重新变黑，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群疯子，刨个坑把他们埋掉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媒体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并不是天然的反对者，他们应当在需要当反对者的时候才成为反对者，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康的，那么他们应当成为善意的批评者，是为建构社会而批评，不是为了解构社会而批评。

清末，清政府腐败无能，体制僵化，维新派试图在体制内加以修补而不能，在这个时候，社会就需要解构，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动员民众，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四大家族盘根错节，甚至于小蒋亲自赴上海打虎都功败垂成，这个时候，社会只能解构，而无法建构。许多知识分子站出来反对政府，呼吁建立一个新世界，同样是顺应历史。

在 解构了旧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中国奇迹震惊世界。在民生领域，国家建 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医保的覆盖面达到了95%以上，村村通公路、村村通有线电视、西部大开发、得到联合国高度评价的扶贫成果……这一切都充 分说明了这个社会总体上是健康的，是值得去维护的。

即 使在媒体和知识分子们鼓噪最多的民主方面，中国的成就也是十分喜人。这几天某周末报的删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部分人高举标语牌到报社门口去表示支持，这 不充分证明了中国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吗？如果中国真的是如某些人嘴里说的那种专制独裁体制，怎么能够容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就应当知道自己的责任在于建构社会，而非解构社会。一个社会被解构时所遭受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远的不说，看看我们北边的邻居俄罗斯就知道这一点了。

前苏联轰然倒下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在10年间衰退了一半，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3-4岁，一个曾经在经济、工业、技术和军事等方面排名世界第二的帝国，直到20多年后仍在靠卖石油维持生存，用这样的代价还换取所谓的涅磐重生，真的值得吗？

说完这些，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陷入了一种盲目追求解构社会的误区。他们羞于担当体制的修补者，认为这样做就是屈从于权力。他们为了体现他们的风骨，而不惜去解构一个明明很健康的社会，让这个社会陷入混乱。我不得不说，如果他们的本意是好的，那么至少他们的思维方式出了严重的偏差。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是中国社会现阶段非常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部分城管的野蛮执法，无疑是应当批评甚至鞭挞的。但一些小贩违规占道、出售不卫生食品、污染环境，难道就不应当加以规范吗？

作为一个社会的建构者，应当站在一个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替城管制订执法规范，替小贩寻找合法经营的渠道，最终使市容整洁的要求与小贩的生存能够并行。

但我们的媒体和公知是如何做的呢？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贩一边，高呼取缔城管，甚至鼓励小贩杀害城管，把一件明明可以和睦解决的事情，激化到诉诸暴力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社会的分裂。

再如，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一个社会热点。医生中有败类，患者中也有医闹，但绝大多数的医生和患者都是无辜的。

面对这种矛盾，一个社会的建构者应当努力地调和医患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批判医疗体制中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向患者解释医疗问题的复杂性、医生的辛苦。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医患之间就能够有更多的理解，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

但 我们的媒体和公知做的却恰恰相反，他们自称代表社会的良知，把医疗体制中负面的东西无限夸大，对于医生中那些感人的事迹却不置一辞。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社 会上制造出一个医疗体制无比黑暗的印象，使患者不再信任医生，而医生也必将因此而心灰意冷。长此以往，损害的是整个社会中的你、我、他。

真 正负责任的媒体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应当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捍卫者，而非反对者。他们可以对社会提出批评，但其目的一定是为了让社会 更加美好。当社会出现矛盾的时候，媒体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当调停者，而非煽动者，因为这个社会是百姓的社会，是我们自己的社会。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学历很高的一个人群，如教授、律师、记者等等，往往站在解构社会的位置上，试图改变这个社会的一切。他们批评高铁、批评航母、批评天宫实验室、批评中国的一切进步。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成就都使得这个政权更加稳固，为了能够让政权崩溃，他们宁可中国一无是处。

而反过来，一些平头百姓，如公司里收入低微的小白领、工厂里的青工、普通警察等等，却组织起来成了所谓“自干五”，承担起了本应由知识分子去承担的建构社会的职责。他们同样也会批判社会，但同时他们也为社会中的任何一点进步而喝彩。

在公知们强烈批判社会中存在的人情冷漠现象时，自干五们开展了“传播正能量”的运动，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好人好事传播开来，去感动所有的人，让人们不再犹豫于要不要去扶摔倒的老人。

那 些自诩为社会良知的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参与到“传播正能量”的运动中来。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知道这样的运动将对社会产生建构的作用，从而 影响到他们解构社会的“大业”。他们宁可让人们变得冷漠，宁可让那些温暖的火焰熄灭，原因只在于他们希望这个社会更早地崩溃。

我一直相信，在公知中间，有一些人还是可以挽救的。他们只是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步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歧途。

热爱这个社会吧，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热情去建构这个社会，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