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南京。
离我在纽约的家，隔着半个地球。
年轻时听那首著名台湾民歌《橄榄树》，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那时我以为，“远方”是空间，是海峡，是被隔开的地图。多年之后才明白，远的不是空间，是时间。
我离开南京已经几十年。中间也回来过，探父母，见同学。城市却以我无法追赶的速度向前奔跑。等我再次认真回望，它早已换了一张面孔。
现在的南京，还是我记得的故乡吗？
我试图寻找故乡。
回到曾经的宿舍大院。
小时候和小伙伴在草坪上玩泥巴、撒尿浇土、斗机子的地方不见了。捉蛐蛐的破墙根消失了。篮球场也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灰色公寓楼，曾属于孩子们的草地，成为停满汽车、电瓶车的水泥地。
大院前太平北路边的珍珠河，儿时顽皮掉进去沾了一身混水。如今河岸整齐河水清澈见底，像一条被精心修饰过的项链。城市变干净了，我却找不到当年的泥水气。
小学还在原址。
只是校门口，我们放学后比赛谁走得远的人行道牙上，挤满接孩子的家长。透过人缝望进去，那片每逢大扫除要去拔杂草的泥地操场，已经铺上彩色胶皮。低矮的教室楼变成多层大楼，窗明几净。
它比从前漂亮，却不再是我记得的小学。
初中我几乎没再回去。
九中的青砖围墙沿着长江路整修一新，刻意营造出旅游景区的民国气息。可围墙里，当年的青砖教学楼早已不见。碑亭巷对面的玄武区少年宫，我放学后学画画的地方，如今成了江南织造博物馆，冷冷清清。虽名声在外，我却提不起进去参观的兴趣。
我站在学校门口想：如果进去，我会认得什么？
房子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房子。
高中更遥远。
当年骑车沿中山北路去上学，总是从后门进校。上大学后曾回去见班主任王老师。如今察哈尔路正门门禁森严，隔墙望去，楼宇宏阔，气势堂皇。名校风范，比我们那个年代阔气许多。
只是我站在墙外，是个路人。
大学也许还认得我。
四牌楼校区的中轴线，校门、梧桐大道、大礼堂、中大院、图书馆，仍是旧日模样。前几年同学聚会，我们在原教室里走动，在老食堂里吃饭，在大礼堂前说笑。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坐在路边写生，阳光从梧桐叶隙落下。
在那里，我还能把灵魂放下来，蹦跳几步。
那一刻，时间短暂地折叠，记忆与现实重合。但折叠只是一瞬。
青春还在空气里，只是我们已不在青春里。
“胜利在新街口，曙光在鼓楼。”
这句翻改流行歌词，代表当年最流行的两家电影院。与朋友去看电影，门口买一包旧报纸卷成尖筒的葵花籽，一边嗑一边聊，觉得日子无边无际。如今再去鼓楼广场找曙光电影院，踪影全无。新街口的胜利电影院，只剩一个嵌在德基广场商厦边门的假面。
新街口依旧人流汹涌。
只是没有人认得我，也没人＂问我从哪里来＂。
一半的人低头看手机，机械地穿过十字路口。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自己属于哪个方向。
地名还在，坐标还在，我却像漂浮其间的影子。
新街口广场中央的孙中山铜像还在。西北角上37层的金陵饭店，在高楼之间像个矮了半截的大叔。四十多年前，它曾是神州第一高楼，专门接待外宾。那时我只能站在远处仰望，想象围墙里的世界。
如今我住进这家酒店，出入随意。几十个国家可以免签入境，可我在大堂里却难得见到几个外国面孔。倒是自己成了稀有的＂外宾＂。室内泳池宽敞明亮，再没有当年室外泳池边围观的喧闹。
当年仰望的世界，如今我身在其中，却不再值得仰望。
站在高层客房里，俯瞰外面著名的十字路口：
我曾经属于那里，现在隔着一层玻璃。
有人羡慕欧洲古城，几十年后回去，街巷仍在，老邻居仍在。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可若树已换，根已移，落叶又归向何处？
魂还能停在哪里？
故乡似乎没有走远，但是时间走远了。
“远方”不是大海，不是国界。
远方是时间。
我几乎认不出故乡。
父母早已过世，亲戚天各一方，几乎断了亲情的节点。
故友相见，也多了几分陌生。
但乡音还在，口味还在，情感还在。
一次在出租车里，司机问我：“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我说，各有优劣。
他追问：“你喜欢住哪？”
我回答：我大半生在美国，更习惯那里。
这是真话。
我没有流浪，我的家乡在远方。
南京、中国，比从前进步显著。
儿时的城市没有辜负时代，但时间没等我。
我的故乡没有消失，它只是留在记忆里。
故乡的远，是时间的远。
时间，从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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