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农村的那些年，每年春耕前都不得消停，上级不顾农时节气，派干部下来逼迫农民适时早种，好像不催促，农民不知道种地似的。适时早种，啥时候算适时？不是当地老农说了算，也不是生产队干部说了算，而是上级派来的干部说了算。当地的农谚是：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可是干部们恨不得清明就种完地，谁提出反对意见，就给谁上纲上线扣政治大帽子。
有一年，种下的高粱该出苗时不出苗，又种二遍。上级不但不检讨自己强迫农民早种的错误，还将高粱不出苗归咎于春风。当地早春风沙大，刮起风来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地表的浮土被风刮走，种下去的种子被吹得七零八落，焉有出苗的道理？第二年仍不接受教训，过早种下去的谷子四十天也不出苗，生产队不得不到处淘换种子，仓促抢种二遍，搞得屯子里鸡飞狗跳，民不聊生。
夏锄时干部们也下来干预，让社员精耕细作，用小扒锄铲地。那么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蹲在田里用小扒锄铲，又累又慢，事倍功半，猴年马月才能铲完？各家的自留地那么小，也没见过哪家用小扒锄铲地。集体的地早种，三铲三趟，个人的自留地晚种，二铲二趟，产量却比生产队的高得多。刚挂锄干部就迫不及待地下屯估产，在队长陪同下逐块地估产，给人的感觉是怕农民瞒产私分。在秋收前，这样的估产进行好几次。打场时干部们的眼睛盯着粮食不眨眼，催促农民交公粮。
隆冬季节，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公社干部顶风冒雪下来给社员开会，动员大家大干快上，改土造田，高温造肥，给人们展示出阳光灿烂的美好前景。干部们的口才都好，三寸不烂之舌把改土造肥说得天花乱坠。有的社员不以为然，在下面小声讽刺这些干部是，“狗掀门帘子 — 全靠嘴撑着”。在上级的压力下，队长不得不违心表态，这个冬天改造多少垧地，造出多少肥料。
干部走后，队委会开会研究对策，大话说了出去，将来怎么应付上级的检查。他们十分清楚，动员会上说的那些事情根本行不通，土怎么改？拿什么改？土地是有限的，能种田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上哪儿去造田？高温造肥理论上不错，可是农户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垃圾，就那么点鸡屎、猪粪和人粪尿，冬天滴水成冰，那点儿粪还没等发热就冻得梆梆硬了，难不成把粪堆到热炕头上？
上面一年到头瞎折腾，想起一出是一出，春天“东风吹，战鼓擂”，秋天“战鼓敲，红旗飘”，把老百姓支使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公社干部生活在农村，原本也是农民，为什么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农民一马，让农民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呢？他们死心塌地贯彻上级荒谬的指示，为的就是吃那点儿皇粮，脱产不劳动和在乡间作威作福吗？
干部下屯瞎指挥，到了饭点儿生产队还要给他们派饭，派到谁家，谁家至少要炒一盘鸡蛋，这是农户家能做出来的最好的菜。干部吃饭时，女人在地上侍候，随时准备填饭；孩子们靠墙坐在炕上，眼巴巴地盯着碗里的鸡蛋，盼望能剩下一些。好心的干部可怜孩子，刻意剩下许多鸡蛋留给他们。有的干部悠然自得地一筷子一筷子地夹，一口一口地吃，对周围的孩子视若无睹；眼看着碗里的鸡蛋越来越少，孩子们的眼睛越瞪越大，希望却越来越小。干部撂下筷子那一瞬间，孩子们一拥而上，将那点残余的炒鸡蛋一抢而空。我两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真不知道为人之父的干部怎能吃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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