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无歌
（1）与兵为伍
1972年10月，我被分配到位于女儿河畔的铁合金厂工作。和我同时入厂的有一百八十多人，分别来自绥中、兴城、锦县，黑山。除了家在锦州、沈阳、抚顺的知青，还有一些“还乡青年”，包括少数从未读过中学的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
我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工厂大门有持枪的警卫把守,大门外的街道上有邮电所、副食店、百货店、银行、粮站，专为工厂的职工和家属服务，还有工厂直属的小学、中学和医院。偌大的工厂和附近的住宅区形成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厂区以外是河流、村庄、农田。
入厂后，我们被安排在车间参观、劳动、学习，直到年底才开始分配工作。这是一个几千人的大型国营工厂，走进那巨大的厂房，看着高空中飞驰的天车，冶炼炉中熊熊的烈火，“全副武装”`、挥汗如雨的工人，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做什么。
一天，在一个车间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架像写字台桌面般大的落地屏幕，前面坐着一个青年女工，不时地按着上面的按钮，样子很潇洒。我听说那叫仪表，可以操纵全车间的工作系统，那个女工是“仪表工”。我有了一个想法，希望自己能当一个仪表工,可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我被分到了工厂的职工医院。和我同时被分到这里的共有四个人，一个分到药局，一个分到口腔科，我和郝敏分到病房。我觉得很茫然,一个刚回城的知青，只学会了种地、铲地和收割，在这个分工明确、职责严格的医院里我能做什么呢？
上班第一天，护士长杨媛晶分配我和负责病房卫生的小毕给病号换床单、被褥，又在小毕的带领下打扫走廊卫生。当我在门诊挂号室外扫地的时候，心里突然一阵酸楚，竟然掉下眼泪，一种十分委屈的感觉笼罩在心间，而且久久不能消失。我自己都无法说清，在穷乡僻壤的山乡干着那样艰苦、繁重的农活，我没有过这种感觉，住在那样冰凉刺骨的炕上，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吃着无油无菜只能填饱肚子的每日三餐，我也没有过这种感觉。
1973年春节过后，于院长把郝敏、小毕和我找到院长室，向我们宣布：要送我们去部队的护训队脱产学习两年。第二天，于院长亲自把我们三个送到205医院附近的一个大院，那是沈阳军区第三护校的校址，文革后改称“护训队”。我们是护训队的第一批学员。于院长告诉我们，我们将在这里和所有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也要一起参加训练。这里的情况和地方不一样，教学场所、设备、环境和师资没有受到冲击和破坏，我们会接受专业的护理知识教育，也会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
这个护训队共有96名学员，我们三个人和一个山东农村来的17岁女孩（据说有亲属在205医院当干部）被称为地方学员，其余全是部队选送人员。在一片绿军装的映衬下，我们四个人格外醒目。
这个大院里除了护训队还住着一个医训队，成员同样是沈阳军区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只是他们的身份是“工农兵大学生”，每天早饭后排队步行到医学院上课，晚饭前归来。
大院里临街三层红楼是我们的宿舍、实验室和教师办公室。我们住在一楼，双层铺的房间里住着八个人，每天午睡和晚自习后都回到宿舍的时候，显得有些拥挤。一日三餐在操场南端的大食堂吃，六或八个人一桌，比起铁合金的食堂来，这里的伙食已经很丰盛了，并且以细粮为主，主副食都不限量。我们几个地方学员每月交30斤粮票和10元钱，住宿和上课都免费。
我们的教室紧挨着食堂，宽敞明亮，容纳90多人还绰绰有余。每天按部就班地全天上课，教材是部队统一编印的生理、解剖、病理、护理学，分别由内、外、传染、皮肤、五官、中医、检验等专职教师授课。
我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听课、记笔记都很认真。一次，负责管理护训队和医训队的安队长来队里听课，在向老师们了解学生情况后对我说，你这样的年轻人很适合在部队医务部门工作，在那里你会有发展前途的。他问我:“你想过去部队吗？”我连想都没想就说："我没想过。”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九十多人的护训队学员绝大部分出生于1947到1957年，多数是部队卫生员，少数是护士（已有干部籍）,每个人的学习目标都很明确：战士要取得学历提为干部，干部要争取好的成绩以便长期服役。面对这些同代人，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三届”学生都是知青，都上山下乡了,这里的“解放军战士”都是从学校直接入伍的，他们没有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必经过层层评选才当上工人，他们只要通过父辈甚至父辈秘书的一个电话、一个便条或者只是转达的几句首长指示，就可以走进各自所选择的海陆空部队各个兵种。我所在的护训队里大多数是女兵，男兵只有二十几名,女兵最多选择的是通讯、卫生和文艺兵。
晚上就寝前躺在床上是宿舍里气氛最活跃的时候，上下铺的人彼此仰望和俯视着谈话，诉说一天的队内见闻、听课感受。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她们的父辈、家庭，津津乐道于父母地位，结交的上层人际关系，以及她们所知道的部队上层秘闻、八卦。我知道了我的同学们多数是来自北京、沈阳、长春、石家庄、承德等地的驻军医院和野战军的卫生兵,她们的父辈从总参、总政的官员到军区和野战军部队首长,还有三结合到地方政府和大学革委会的领导。和我同宿舍的聂姓女兵来自黑龙江，她爸爸的官衔大概是最小的一位了，因为他在朝鲜战争中负伤后转业了，当时只是一个连长,是他当年的战友帮助小聂参军的。她的举止小心谨慎、察言观色，还要随时承受别人的嘲笑讥讽，因为她的兵当的不理直气壮，而且在部队没有靠山和保护伞。
我的同桌小黄的父母是普通市民,是她当师长的姑父送她到部队，又安排她当了卫生兵。她比我小三岁，没读过初中，智商不高，学习吃力，很多课听不明白，最怕考试,不过她的实际操作能力还可以，护理实习时挺能干的。我认为她做一般的护理工作可以胜任，就在每次考试时乘监考老师不备，把答好的卷子递给她，让她可以逐条校对、改正，并为此被监堂老师抓到了一次“现行”，被警告。所幸她以合格成绩顺利毕业，并提了干。
在护校学习时,我的最大收获不是获得了毕业证书，而是读到了一些以前不曾读过的书。那是苏联文学的解冻岁月，我从同学们那里借到了一些内部读物，还借特权之光，随他们坐着专车去文化宫看了一场求之不得的内部电影“解放”，整整看了一夜，共八个小时。
我们的学习、生活和训练都以班为单位，经常开班会、布置任务，总结成绩。我所在的班有十几名同学，我是唯一的“老百姓”。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好班长田丽萍,某医院的护士，和我同龄，我们很谈得来。她父亲是沈阳空军部队的首长，但她没有高干子弟常见的傲慢,朴实、谦虚，不会撒谎做假。当我知道她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参军，是下乡知青后，对她的家庭也心生好感。那时她正在谈恋爱，男朋友是205医院的一个普通干事，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和大多数讲究“门当户对”的军二代比，她有些“出格”。我俩常在晚饭后走出学校大院沿街散步、聊天，谈各自的成长经历，成了知已。毕业后，我们一直通信。我在铁合金厂上班时，她到锦州出差，还专门跑到医学院找到妈妈，送去赠给我的礼物。后来她转业了，分到鞍山的工厂医院，我因家庭变故，处理信件时一时大意，弄丢了她的地址，后来我又调转了工作，我们失联了，可我多年来都牵挂着她，怀念她，盼望还能再见到她。田丽萍，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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