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十三）

流沙河（十三）

 

初中三年，两年全校第一的时光，是我求学路上最舒服的一段日子，虽然班主任老师并不怎么待见我。我也不太喜欢她。

五年级暑假，父亲要求我先自学英语。等到开学，英语老师对字母书写要求很严，f那一横必须写在那条横线上，g和f必须写到底线，但不能出底线，诸如此类，让我烦不胜烦，觉得他有些吹毛求疵，不就是写个字吗？只要人认得就好啦，那时并不知道写一手好字的裨益，加上我都学过了，所以很遗憾的，没怎么听讲，慢慢地，英语落下了，等到期末考试，只能勉强及格。尽管语文和数学成绩第一，但总分只能算个中等。看到小学那些差我很远的同学都考到了我前面，心里不慌是假的。但起初是有点鸵鸟的，有点害怕，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下学期开始学语音，实在没有多大兴趣，自己掩耳盗铃，强装镇定，很快一年过去。

有天母亲回来，拉我到一旁问我学习是怎么回事。小姨告诉的她，说我英语才刚刚及格，可以想象她们姊妹又在一起打嘴巴官司了，这回母亲被打得措手不及，被讥笑她的丑闺女学校成绩不再是第一了。母亲看上去很难过，只对我说了一句，你要争点气啊。因为这一句话，暑假我拿出来那两本英语书，从头到尾看了个乱熟。

初中二年级，换了英语老师，她原来是哥哥初中三年的英语老师，哥哥他们班那年将近十个孩子考上了中专，摆脱了农村户口，开始打响了挽月中学的名声。那个暑假考上中专的家里轮流摆谢师宴，好不热闹。哥哥的班主任开始在挽月中学办高中班，但不过一年，他就被调去了区里的重点中学，相应的，周边县城有老师开始调到我们学校来。

英语老师点我回答问题，我知道答案，但就是张不开嘴，不论同桌怎样鼓励都无济于事，她知道我知道，一个劲地催我，你快说呀，快说呀。

僵持了好几分钟，英语老师满脸失望，摇了摇头，叹口气说，赶不上你哥的一半。听见她这样说，我心里有股气在反驳她，赶不上我哥？怎么可能呢！然后答案就脱口而出了。从那以后，仿佛说英语的那个们被打开了一样，畅通无阻，每次英语考试，我都是全校第一。后来父亲总说我之所以学习好，是哥哥的头带得好的缘故，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是没有几分道理。

接着就是表姐她们那一届，考上中专的有十几人。那时在学校里能明显地感受到那种欣欣向上的欢欣鼓舞的气氛。

我们那一届创下了挽月中学升中专的最高点，我们一个班，近二十人，和二班一起，多达三十多人，跳出了农门，在当地的轰动效应，是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的。

我去了武钢三中，虽不算在考取中专的人数里，但当时的中考成绩590分（6门课，640的满分）被视为新标，后来无人超越。校长有些惋惜，说要是600分就更好了。

哥哥和表姐他们那两届去读师范的学生都去了武昌武汉第二师范学校，到我们这一届，情形就不一样了，只有本来就是城市户口的学生才能去二师，农村户口的大多去了新洲师范，当然有门路的另当别论。

之后几届考取中专的学生逐年减少，好几个拔尖的老师先后调离去了重点中学，挽月中学又恢复到默默无闻的状态。

中考的数学最后一题，是书上的一道例题，但当时在考场上列二元方程式的时候，不管我怎样入手，最后推算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方程式，列不出第二个关系式，然后我就坦然放弃了，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如果那道题解出来了，数学就是满分，总分也会如校长期待的一样，超过600。

那一年的政治考试题都在发下来的复习资料上，只要是背了，考分都很高。是从初中到大学那么多年政治课考试最轻松的两次之一。

班上有位男生，唯一一个有成绩比我好的，是物理，虽然考出来我俩的成绩差别不明显，但我知道整体上他的物理学得要比我好那么一丢丢，因为我感觉他学得比我更轻松些。数学和化学我俩应该不差上下，我强于他的是语文和英语，加上他特看不上背政治题，所以我总分总能比他高出几十分。

考完试父亲让我再去参加武钢技校的招生考试，以防万一，我跟他说不用了，肯定考得上，父亲也没有再坚持。很多年以后我回国，才知道父亲背地里以此为傲多少有些炫耀地讲给我那些堂表亲听，虽然他更多的是在惊叹我当时的自信。

偶尔会有女同学语文考得比我高一两分，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第一，所以我也没觉得她们对我有什么威胁。

其实有个同学的中考成绩比我高，592还是592.5, 但语文老师说他正好批改她的语文卷子，虽然有封条看不到她的名字，但她的字体太明显太熟悉了，所以给了她的作文满分，我想如果是我改卷子，在面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的时候，我也会给她满分的吧。在他眼里最高分还是我。

她是一个很用功的女孩，她妈妈说每天下了晚自习回家后她都还要学习到十一二点才会去睡觉。父亲有些羡慕，说哪里像我，回家吃完宵夜我就上床睡觉了（晚自习6点半到8点半）。

那时的我是不太明白晚自习后还有什么需要再学的。作业都做完了，该记的该背的都背了。应该是我做作业的速度比较快，一般午休的时间就能把大部分家庭作业做完了，余下的晚自习前都能处理完。我记得化学那本厚厚的书我可以用几天的课余时间就可以从头到尾看一遍，充分体会到了温故知新的意思，好几遍下来，到中考前我可以把那整本书背下来。

 

两分之差，我对第一还是第二并不在意。即使她语文没有满分，正常情况下如果减少五分甚或十分，其实她的成绩跟我也差不了多少。后来堂弟他们上中学，我的考分似乎成了老师们口中一致的标杆。堂弟他们觉得老师们个个都成了祥林嫂，一提到中考，就是我。以至一听到老师们说我的名字就有无比厌烦的感觉。没有老师提过她的名字，更多因为作文被满分的事

班主任老师，怎么说呢，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对她有几分疏离感，不似和其他老师那样，可以很放松地对话。加上我自己一直对老师的要求有些高的缘故吧，又到了逐渐懵懂觉知人心人性的年纪。我自己以为老师该有的师德和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而她刚好是第一个让我近距离看到这种落差的人。

说她是第一个，也不全然是。

五年级，小升初考试前，我们几个的作文被班主任老师当范文贴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她跟全班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临时写不好作文，就要把这几篇范文背清楚了，让我觉得很像是作弊。模考的时候要写的作文正好是我写的那篇范文（不记得是个什么题目了，写了些什么），我当时有一点点担心，怕有同学会用我的稿子，但时间紧，我也只能把我写过的再写一遍。

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后，她笑着告诉我们，班有二十几篇作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她笑出声，你们这些孩子，难道就不知道临时改改细节吗？后来她没再用范文这招。

我们是很喜欢她的，是因为每次课堂写作文的时候，她自己会和我们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写一篇，然后读给我们听。告诉我们哪些部分她觉得不错，哪段她自己也不太满意。那样的练习，让在时间逼迫下有些痛苦的写作，变得让我们有些期待了，想知道她会写些什么。读那么多年的书，她是唯一的一个陪我们写作文的老师。

初一开学不久，班主任老师突然不来上课了，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学校也没有任何说明，任由我们放鸭子。班上有同学和她同村，说是要组织班干部去她家看望并请她回来上课，不知道谁去了，（我当时应该还只是个小组长，初二入团以后才是团支书），一个星期后很开心看到她回来给我们上课。

到初二同一时期她再次失踪，我们才知道是和她先生吵架了，没有谁再去她家看望她。一周后她也回来了。

初三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当时只是奇怪为何总是开学后那个月吵架。现在想想，她是在和学校闹别扭才更说得通。学校也习以为常了，才会那么淡定地放我们鸭子。

师资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年纪两个快班，六个快班的班主任之间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毕竟评优和加薪都是和升学率息息相关的。各个学科配给班主任的老师，直接关系到升学率，抢老师其实比抢生源更难。这是我现在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的。初二给我们换来了全校数二的英语老师，（数一的英语老师是初一一个快班的班主任），初三换来了数一的物理老师（副校长，教完我们一学期就调去了区重点中学）和语文老师（教导主任），也许都是她罢课换来的结果。

初二期末考试，出的作文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现在想想，当时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一定独自得意得不行。当年不暗世事的我，哪里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当真就开始描写起她来。直到有天她因为什么发脾气，脱口而出骂道，他妈的，还说老子像个不倒翁，我就知道我闯祸了，那是我写的，应该是描述她讲几何时喜欢闭上眼手指在空中比划身子随着手臂摇晃的样子。

她不待见我，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初二暑假她来我家，唬得我一愣，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她是为她女儿来找父亲帮忙的，细听才知她女儿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校，想让父亲帮忙给她安排进武钢当工人。闲谈之间得知我有偏头痛，她告诉父亲一个秘方，天麻炖乌鸡，于是父亲每周一炖，吃到我读高中，偏头痛至今没再犯。

送走她之后父亲摇头，说怎么可能办得到？父母在武钢，可以进大集体（各个厂办的小工厂，是工人，但没有国家编制）。武钢技校毕业，可以进武钢当工人。还有就是 中专、大专，大学毕业分配的可以做点安排。她什么都靠不上边啊！

当年的我看到的是她以老师的身份想走后门。可如今的我看到的却只是一个母亲为了女儿的前程四处奔走的苦心，在她社会资源那么有限的情况下。

虽然我两年次次全校第一，可初中三年，每年区里的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的获奖者（我们所能企及的最高级别）都是另一个女同学。她爸爸是数学组的组长。

到中考前，听说有几个奖项是可以给中考成绩加分的，因为我要去读高中，几个奖项分给了几个要考中专的同学，我什么奖状都没有得到，得到的却是一张夹在档案袋里的纸条，上面写的是不服从组织纪律之类的一句评语。

那个纸条是新来的校团支部书记写的，偷偷给我档案里塞进去的，学校里的其他领导都不知道。我们初三时他大学毕业分来的。不高，很瘦，是那些年第一个分来的大学生，一来就当上了团支书。

我记忆里得罪他可能有两次。他很热衷在学校办各种大型活动。一次是他刚来不久，具体要做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把我们整个初三召集在食堂大厅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他一直在捣鼓话筒和音箱，我们后面还有化学实验课要上，我跟他说了一下，就带着我们班里的同学去了实验室。我开了头，其它班的同学也不等了，跟在我们后面也都离开了。

第二次是有天午休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一起晒太阳聊天，他走过来，突然抓起我的马尾向后扯了一下。我別着头跟笑嘻嘻的他大喊，放手啊！他脸色瞬间就变了，松了手，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是新来的副校长（他从周边的一个县城高中调来，教我们化学）在寄走我们档案前一一检查才发现的，训斥他胡闹，把那张纸条从我档案里拿了出来。

班主任老师视力不好，又不戴眼镜，改我们作业的时候得凑作业本很近。我们那时练习册都是买的印刷好的成品，但质量真不怎么好，用圆珠笔写都会浸润到反面，更别提钢笔了，可反面还有题目要做，所以我只得用铅笔做题目。

有天下午自习她坐在讲台上批改到我的作业，一下子就火了，把作业本一摔（还在她桌子上），骂道，明知道老子眼睛不好，还用铅笔写！我只能跟她解释纸张太薄了，浸墨水不得已才用的铅笔，还给她看了之前用圆珠笔写的那页的情况，她才消了火气。当时我心里觉得她是因为父亲没有帮到她女儿的工作才发的火。后来为了不挨骂，只能注意不把铅笔削太尖，写字的时候再写重一点，好让她看得清楚点。

当年还是孩子的我，并不明白世道的复杂和艰难。因为奖状的事，是很有些失落的，不是怨恨，是那种没有得到承认的被认同感，所以对学校也没有多少归宿感，有点飘着的感觉，不知道根在哪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就像是被时间冲走了一样，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也不再属于你了。

虽然很喜欢好几位老师，原来想着考上大学后再回去看望他们，后来考大学很不如意，没觉得有啥脸面回去，再后来生病，出国，一路折腾到现在，竟没回去看望过他们一次，很有些白眼狼的感觉，并不是要什么贵重的礼物或溢于言表的感谢，只想要像父亲和倪老师那样哪怕是几个小时的相处和闲聊。一次都没有，是很遗憾的。现在他们大多数人可能已不在人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