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4): 逐户夜访山乡

第三章  青春无歌

4、逐户夜访山乡

 

被高山环绕的条石沟的夜很长，从秋到春，每天午后四点左右天就黑下来了。我和姐姐想用晚饭后的时间做点事儿。白天干活儿时，我们发现这里不识字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不用说坐火车，连见过火车的人都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这大山深处。队里的男社员穿的都是家织布做的裤褂，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每家吃的最好的饭是高粱米饭，大多数时间吃的是地瓜面和高粱米面，用盐腌制的咸白菜、咸萝卜是他们大半年的主菜。到条石沟以前，我没有想到“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依然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更没有想到他们依然“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依然贫困、落后和愚昧,但是他们也淳朴、善良。

我和姐姐无休无止地讨论着这个话题，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农民讲习所”，想起了“山村女教师”。我们决定一点点的做起，教社员学文化,从识字开始，从一个人开始教起。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生产队饲养员魏大叔的女儿“大琴头”。她十六岁，长得比我还高，已经在队里干了好几年农活了,她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一个字都不认识。1966年四清工作队进村以后，她背会了几条语录，可还是不识字。一天晚饭后，我们去了她家，告诉她我们的想法，她一边微笑着听，一边不停地干着活儿:洗碗、剁饲料、背妹妹。等她终于坐下来时，我们拿出早准备好的纸笔，工工整整写下她的名字，教她认字，一笔一划地写，可是她心不在焉，一会儿去找鸡，一会儿去看猪，又找出了鞋底纳，时不时地抬头看着我们写的字出神。

我们搞不懂她在想什么，一遍遍手把手地教她写，她却怎么也写不好。我灵机一动说，干脆教她写“毛主席万岁”吧，报上不是常说那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认识和会写的第一句话，治好的聋哑人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五个字吗？五个字在我们手把手的帮助下写出来了,但“大琴头”含着歉意对我们说，她不想学识字。她告诉我们，她的爸爸妈妈都不识字，不也过了一辈子吗？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多挣工分，多干家务活，帮助父母撑起这个家，带好弟弟妹妹。而且她已经订了婚，一两年内就要出嫁了,将来就是生孩子、带孩子、打狗喂猪，认不认识字都是一样的。我和姐姐无话可说。

我们曾经以为她希望能上学，能识字，能读书。我们真的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这样怎么能接受“再教育”呢？我俩做了新的决定:要做农村调查，逐家逐户走访，了解整个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的现状和历史。每天晚饭后我们走访一户农家。在村民的石板炕上，我们听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讲民国年间闹“胡子”的故事，讲合作化、四清运动的件件往事，也讲卖果种菜、打柴脱坯、养猪养鸡，儿女成亲。一边听他们谈古论今，一边跟大婶大嫂们学会了操着吱吱呀呀的纺车纺线。最让我得意的是我们跟"小佬头"的妈妈学会了用老式织布机织出“家织布”，也学会了按照她们的独特方法做鞋。

走遍了东队,我们又去离住处三里远的下沟南、北两个生产队走访。在风寒夜冷的晚上，我们握着手电筒，提着打狼棒，走在条石沟的山间小路上，走进一户户社员的家里。在石板炕上和村民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物质贫穷、精神贫乏和困境中的无助,知道了终年累月折磨农民们的种种病痛。

特别让我们震惊的是在王永福大叔家看到的“买卖婚姻”实地演出。大叔家的儿子只有十五岁，媒人介绍的女孩也只有十六岁。女孩因想继续读中学，就把自己“聘”出去，并亲笔写了一纸她自己称为“卖身契”的协议，称：“彩礼800元，中学毕业后完婚。”在媒人的带领下，女孩到王永福家“相门户”、“过彩礼”。我和姐姐对看到的一幕迷惑，可很多社员却交口称赞，说这个女孩有主意、懂事、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在这个山乡，想读书、能读书的女孩子实在太少了。这个女孩确实引起了很多家长们的羡慕：对家庭有责任感，为父母分担、并且“不贪财”，因她只为父母要了钱，没有为自己要嫁装。

在后来的走访中我和姐姐知道了在这里要彩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社员，还是大队干部，没有不要彩礼的家庭。我们看到的彩礼单中就有一份是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何某开出的。她所要的有:350元现金、50尺布、8个家织布（每个21尺）、四套衣服、一台缝纫机。我们算了算，这些东西大约需用1000余元人民币，是一个男劳力三四年的全部收入。一般的彩礼是七、八百元，起码500元以上。要最低彩礼钱的是地主富农家的女孩子，最低的只有200元。阶级路线贯彻在所有的生存空间。

彩礼商定,家长就带女孩到男孩家见面，名曰“相门户”。相门户的内容是“过钱”，交彩礼。过了彩礼金，就要开始张罗办喜事。商讨“过彩礼”的过程像是一场交易。女方说:“先过400吧,”男方说:“太多了，拿不出来呀，缓一缓吧。”“那先过200吧，不能再少了。”“好说，好说，亲戚都做成了,还在乎这个？”这是“相门户”时，吃过了“八大碗”之后不可缺少的一幕。这样的情景在条石沟，在范家公社，在绥中，在辽西，甚至全国的农村都是大同小异吧。

我们是在"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鼓噪下成长起来的，从没有怀疑这个宣传的真实性，可是，条石沟这个小山村的现实击碎了我们的想象。五十年后，“要彩礼”，也许改头换面，也许花样百出，仍遍布城乡，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当婚姻的双方协商“房子、汽车、金钱”这个彩礼的“升级版”的时候，再不会有人像我们当初那样的“大惊小怪”了。

当年的走访户中，我记忆最深的是下沟赵云霞大娘家。赵大娘家是全大队“苦大仇深”的典型，大队书记在会上这样讲，可是当他和我们偶遇，知道我俩要去赵家，竟神情不悦，板着脸说：“这么晚了，还跑那么远干什么？” 真搞不懂他的两副面孔！

在赵家，受到了大娘和她老伴儿的热情接待。我们多次重访赵云霞大娘家，还在她家热乎乎的炕头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夜。我们在赵大娘家里听到的不是她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而是“挨饿”的六十年代里村民吃橡子面、观音土被“撑死”的往事和大小队干部贪污、腐败的一件件有真凭实据的往事。赵大娘的家距离大队部几十步之遥，他们老俩口只有一个女儿，早已结婚，在公社供销社上班，她的坎坷身世就带着这个大队的部分秘密，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赵大爷纯朴、寡言、温和的模样，赵大娘善良、耿直的秉性和慈祥面容，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和姐姐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有任何防备之心。我和姐姐也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对他们所讲的“严重问题”守口如瓶，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