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户居民的社区,不需要物业。
门前卫生,自己不会破坏,所以不需要保洁。
只有自己一户,不存在邻里纠纷,所以不需要保安。
把实验扩大百倍,就会有公共区域的卫生与安保需求了,就需要大家集资,支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维持邻里之间的秩序。
天生的委托代理人矛盾在于,业主要求品质的物业服务,而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品质服务只在一定程度上重要,更重要的是维持被聘用的地位,以确保财源不断。
在业主心中,既然是集资聘用的第三方,物业是哪家,在服务优质的前提下,其实无所谓。
但这对物业而言,是危险的言论。
物业的本能对策,是将物业与业主在身份上绑定,将甲乙双方混淆一谈,甚至推出先有物业,才后有社区的论断,不容置疑。
要将这显然不服逻辑的论断灌输人心,必先让居民认可:除了提供可替代的服务(如清洁和维修)之外,物业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是业主生存的前提条件。若没有物业,社区则会被其他社区吞并,业主将丧失物权,甚至生存权。
此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其他社区的居民,于公于私,都无动力区吞并此社区。
于私,要想住过来,置业搬过来,不就行了?不想掏钱置业,要靠一己之蛮力,也很难轻易霸占他人不动产,得不偿失。
于公,就算吞并了其他社区,先不说代价,只看收益,对每个家庭有什么好处?小区面积和户数翻倍后,是居民的卧室面积变大了?还是餐桌上的鸡腿增多了?
显然都不是。
从逻辑上讲,唯一有吞并其他社区动力的主体,只有物业,因为吞并之后,服务对象数翻倍,物业费也翻倍了。
回到本社区,为了让居民相信其他社区的威胁,且看不到其他社区的居民对于吞并本社区并无兴趣,深入人心的自卑感成为了必要因素。
这就是民族自卑感的意义。
为了让大家笃信政府的不可替代性,天生的被欺负感是宝贵而必要的,要让每一个人深信,自己出生下来,就是被外国人无条件欺负的命,唯有执政者的存在,才让国民幸存,得以苟活于世。
古往今来,总有民族间的争端,但是否每次都是本民族被外族欺负,并不一定,可能极大多数时候,是内外执政者在争夺对本国人民的欺压权而已。
那怎么知道大众的历史观是否有被蓄意植入了不恰如其分的自卑感,或被外族欺压的危机感?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但如果有很多不是欺压的情形,被当做被欺压的证据来教育民众,让大众反刍悲哀的话,那么就是执政者的洗脑行为了。
如圆明园的碎石被作为英法欺压的回忆,让民众仇恨英法,乃至扩大意义上的列强,就是自卑洗脑。
首先,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而八国联军是1900年的事情。众多人在圆明园的仇恨中唾骂八国联军,可见对自卑的人而言,仇恨谁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仇恨的对象。
另外,愚民还囫囵吞枣地认为,大火能够把石砌建筑烧成碎块,把后续多年来本国人民和军阀切割采集圆明园遗址的石料的结果,推到外国人头上。
如英国向大清国卖鸦片被作为欺压中华的证据,反复回锅重温,却只字不提鸦片进口是通过清政府授权的广州十三行完成的,是清政府至少默许甚至从中盈利的交易。
后来,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官员打击英国走私鸦片,打击的不是鸦片,而是走私。犹如打击汽车走私,打击的不过是不交关税的行为,而没有人和汽车过意不去。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各路英国商人开始绕过有清政府授权的广州十三行交易,造成鸦片走私泛滥。清政府懊恼的,不过是收不到这笔关税罢了。从英国商人蓄意走私就可以看到,原本清政府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关税利润有多高。
最有力的例子,是在别人没有看不起你的地方,硬要精神自虐地沉醉在被瞧不起的愤慨中。如“东亚病夫”之称,都以为是列强对中国人身体素质的藐视。
洋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可另行讨论,但决不能以这句话来作为被欺压的依据,因为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是人体。
有“北京小桂林”,就必然有个真桂林,只是北京这里略有桂林的某些特质。
同理类推,有“东亚病夫”,就必然有个外国的原版“病夫”。“欧洲病夫”是奥斯曼土耳其。曾经强大的帝国在腐败之下积贫积弱,犹如病夫,而东亚病夫大清同有土耳其的病灶。
即便这样,国人也自卑了身体素质很多年,至今还在自卑。多少影视作品里,国人用武术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只能说是观众会错了意,欣赏了错误的人踢错误的地方。不应是武侠踢匾,而应是纪委反腐倡廉。
虽然自卑的民族心借助曲解的历史,能够浸润在耻辱中,而后对执政者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但它也有副作用。
自卑中成长的孩子有明显的讨好倾向,民族亦然。讨好型的民族更容易让别人瞧不起,而这恰恰又印证了执政者的教导:“我们天生被外国人瞧不起、被外国人欺负”,形成自洽的闭环。
对于这个论断,或许乍一听,很多人会激情地否认,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否认态度强烈、越是猛烈反对向外国人下跪的群体,越是讨好倾向严重的群体。强势的外表之下,通常隐藏着被深度洗脑后的强烈自卑感。
只看实际,不扯闲淡,我们看真实案例,来看看简中区的民族自卑感有多强。
抖音上外国人夸中国的视频,以及海外中国人用美食征服外国人的视频火爆,就是靠国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自卑感支撑的。对中餐真正的自豪感,是觉得我们的美食这么丰富,外国人喜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非觉得收到了意外的肯定,大快人心。
爱国最深的基本盘,非山东莫属,而给每个非洲留学生安排四个女学伴的,恰恰是山东大学,而非国人眼中最媚外的上海。(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5%A4%A7%E5%AD%A6%E5%AD%A6%E4%BC%B4%E4%BA%8B%E4%BB%B6/23617157)
都说要对日本强硬,可在武汉,日本人丢的自行车,能优先被找回,而国人的不能。(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3851987646905333365&sourceFrom=search_a)
我假推一个最坚定的“U型锁”战士,纵然口号喊得响,要是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美国白妞,好歹也会全村上下遛个几圈,让大伙都羡慕一番。若是他闺女嫁了英国白汉,别说对国人男一分都不少的彩礼不用收了,倒贴钱都觉得光宗耀祖。
其实这个讨好外国人的现象,从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在洗脑后,我们被告知瞧不起我们、甚至会对我们有敌意的人在现实中被发现没有敌意,或普通级别地友好时,我们就会极为感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公民普遍比中国人素质高的情况下(在排队还是未攻克的高科技时,请大家不要反驳),难免不对彬彬有礼、有绅士风度的人投去好感。
这便是民族自卑感的副作用,而这种隐藏于自豪感之下的自卑感恰恰是对内跪拜威权的必要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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