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童小溪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书中对毛刘的群众路线的观察和分析很有启发性。
刘少奇对群众工作的重视一点不次于毛主席。可他们在如何对待群众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异，而这个差异是导致毛刘不同文革路线的主要原因。书中引用了美国学者的一段话：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 70 年代寫作的《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 ：群衆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闢地
總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和群衆關係上的差別 ：劉少奇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爲一個工會組織者在爲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是堅持“參加生産動”。……毛幷沒有比其他領導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衆——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爲他常常長時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其說毛爲促進領袖與群衆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
王光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四清。而四清正是刘少奇领导的政治运动，王光美深度介入其中。四清的运动方式非常典型地反应了刘少奇的群众观。这种群众观就是将群众当作群盲，是一群非理性的乌合之众。要靠刘少奇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们做主。
刘少奇六一年曾在湖南蹲点十八天，还和大队书记彭梅秀爆发激烈冲突。王光美则先后三次去桃园蹲点搞调研，时间跨度将近三年，还写出了六万多字的桃园经验的报告。夫妻俩的蹲点调研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以前白区工作那一套，再就是沿用了土改时的工作方法。工作组作为遣差大臣去处理群众与干部的矛盾。
文革初期，刘少奇和王光美还是这一套。他们不是去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而是去断是非的。他们沿用的还是反右那一套，工作组把很多对领导有意见的人打成反党分子，比如蒯大富。这其实不是在发动群众，也不是在搞民主，而是在维护原有秩序。
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成为运动主体，赋权给他们。从民主的角度看，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更符合现代民主理念。这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毛泽东主导的文革小组成立后，很快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文革小组下到基层不是以高高在上的遣差大臣的姿态，而是以向群众学习的姿态。而刘的群众路线则更像封建社会的清官思维。
文革后来的发展是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开展的。可结果却导致了大民主和全面内战。这真是理想越超前，现实越打脸。文革的失败也让中共认识到，民主和法制必须是同步的，没有法制的民主就是灾难。
可如果文革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的话，估计就是一场放大版的反右运动，中共也不会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