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5）
“斗、批、改”之第二个任务是“批”。按“十六条”的规定，批判的对象有两个：一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以文革的实际进展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是一句空话。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因为“学术”的本质是科学，而科学是批不倒的。能被批倒的只是些“伪学术”或“伪科学”。而且学术权威们往往都具有比较高深的专业知识，如果批判者不是对口的专业人士并也具有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也无能力去批。文革初期有些红卫兵、学生也批过“反动学术权威”，但闹了不少笑话。听说还有不少学生白天批“反动学术权威”，晚上偷偷去他们家请教问题或去借书。因为这些学生知道再过几年他们都要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如果在学校没学到一点真本领，将来在社会上也不好混，所以要趁这个机会尽量多学点，就是冒点险被人知道了说与“反动学术权威”划不清界限也值得。至于中共的行为更可笑，虚伪、“实用主义”到了极点。最为人所知的是许多名医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先是罚去扫地冲厕所，后又押送去农场、“干校”劳动改造。但是，当中央那些高官生了病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那些“反动学术权威”去救命。当时我们常常听说上海的一些名医，上午还在劳动改造，下午突然宣布“解放”了，紧接着就由小轿车直接送飞机场专机飞北京去了。
至于“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中共革命贯穿始终的任务。中共从“土地革命”一直到文革，在政治、经济领域先是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主要是列宁的国家学说，开展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等到共产党夺了政权，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又担心资本主义会复辟。于是他一方面在党内寻找并清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在社会上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认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或“走资派”，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妄图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意识形态及遗物统统消灭、彻底清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延续和实践。但是，这种批判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原因是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伪科学”。而我所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伪科学，是因为他们创造、信奉的共产主义，只是机械地描述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大致过程，而没有揭开这种演变的内在规律，及这种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只看到了部分的、人之外的物，而没有看到主宰人本身的“欲”、或我们俗称的“人性”，在这种演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步错，步步错。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中共，这些国家数十年的革命实践都已证明了：共产党可以运用武力消灭地主、资产阶级，但无法消灭“剥削”。广大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依旧没有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原来的地主、资本家被消灭了，领导工人、农民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共产党自己却成了新的地主、资本家，而且是比旧的地主、资本家更贪婪、更虚伪、更专制的地主、资本家。因此，我认为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徒劳的，是注定也要失败的。
这一点，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自己也看清了文革必然失败的命运。文革后期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又说：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实际上他承认了现在的共产党已变成了新的地主、资产阶级。这就不是少数干部“变修”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共产党执政以后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不是列宁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结果，而是“革命”本身演化的结果。毛泽东又引用列宁的观点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个观点显示毛泽东到了他生命终了之前终于认识到他几十年“革命”建立的政权原来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跟旧社会差不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无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也不是他讲的什么“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而是人性和客观的经济规律。而这客观的经济规律，其实也受制于人性。共产党从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这正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虽然如此，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对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仍是抓得很紧的。在这些批判中，我认为对当时社会震动较大的有以下一些：
文革正式发动前，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宣扬的“清官坏过贪官论”，和文革发动初期《人民日报》在报道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的报道中提出“个别党员、党组织不能代表党”的观念，对人们的思想都带来过很大的冲击。对于这种批判，我个人认为其结果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清官坏过贪官”论显然是一种极左的、脱离了人们对道德良知认知常识的谬论。但“个别党员、党组织不能代表党”这个观点，显然是积极的、符合广大人民心愿的“民主”观点，尽管这个“民主”是极为有限的。
一九六七年的大批判，除了五月八日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批判》，指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还值得一提的是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以及《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批判完全在胡说八道。打倒一大批干部，难道不是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群众干的吗？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不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吗？怎么能不顾事实，把这样人人皆知的责任推到 “资反路线”头上，推到刘少奇的头上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栽脏！还有就是九月八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两本书是陶铸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六四年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陶铸在这两本书中以老共产党人的身份，与主要是青年读者们谈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情操。姚文元认为陶铸所谈的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真正应有的思想和情操，而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和情操。然而这也是以己之非去责人之非，一百步笑五十步而已，他“小姚”所谈的“道理”并不比“老陶”高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