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4）
（五十一）军宣队说我不爱国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有一支“支左”部队进驻我们县卫生系统。这支部队是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没有明确的宣布，也没有即时进驻我们单位，而是只进驻了县人民医院，所以我实在说不清。当时只听人说，因为他们进驻的是知识分子单位，所以派出的军宣队员也都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且至少是副排级的干部。因此人未来，已是先声夺人，让我对他们起了几分敬意。但不久就从人民医院传来消息，说这批军宣队都是“土包子”，什么也不懂，连打个电话也不会。电话军队也有，怎么他们连电话也不会打了呢？原来，那时我们县的电话机刚“升了级”，从原来手摇发讯号接总机，再由总机接线员将电话接到我们要打的电话机上，改为不用手摇，只要拿起话筒就接通总机了，后面的顺序与以前一样。当时我们称这种电话机为半自动电话机，市区那种转盘拨号、不用总机转接的叫自动电话机。而军队用的都是手摇的。就这么一点小变化，因为军宣队员初来不懂，见电话机没有手摇柄，就不知怎样打电话了。听人民医院的人形容，说他们抓头挠耳，不知所措，出尽洋相。我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这是一点小技巧，只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立刻会用，不能因此看不起他们。当时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县人民医院、高级中学等单位，都被人目为知识分子单位，虽然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们为“臭老九”，但在他们自己仍自视很高，看不起其他文化低的人。也许是我学历不高，没有自傲的本钱，只认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不值得计较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后来军宣队的一连串表演，真的使我大失所望，想尊敬他们也尊敬不起来。
且说军宣队进驻县人民医院后，他们做了些什么我并不关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不来我们单位，因此我甚至忘记了他们。后来有一天，我们都分组在办公室里学习文件，我看到窗外有两名军人经过，我才想到军宣队的事，并猜他们大概就是进驻我们县卫生系统的军宣队了。这次这两名军人来我们单位不知为什么事，也不同大家说话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日子，血防站突然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这两派是怎么联合的，我们很多造反队员根本不知道，是有一天张宜突然以大联合委员会召集人身份召开全站工作人员大会，分配我们下乡去“促生产”，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单位也已经大联合了。这样离谱的事，我想应该就是军宣队的杰作。不通过群众，暗箱作业，这个做法与县两大派联合时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只是这时候已非一九六六、六七年造反时期了，因此没有人对此提出责问或异议。经过这几年现实的“教育”，很多人都已明白所谓的“群众路线”不过是一件“展览品”，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展览一下，而且是只看不用的。过去，是党委、党支部说了算；现在则一切都是军宣队说了算。这次下乡“促生产”，也许因为我以前在赵屯公社工作过，于是被分派到了赵屯。
赵屯是青浦县最西北的一个公社。据说因南宋时赵构曾在此屯兵抗金而得名。从青浦到赵屯小轮船需行两个半小时。西大盈江从青浦县城经城西和新桥两个公社后，在赵屯公社北部注入吴淞江。江的北岸就是江苏昆山县了。这西大盈江是当时联系县城和赵屯的唯一通道，每天有两班轮船经过赵屯往来青浦和昆山之间。赵屯是一个极小的乡村小集镇，有一条“T”字形的石板小街，全部街道不足百米。街两旁除了民居还开着十来家商店。文革前这里有家白切羊肉店，旁边有家麵馆兼售白酒，早市上街来喝酒吃羊肉或吃羊肉麵的农民很多，因此早上小镇也显得很热闹。我是在赵屯第一次吃到白切羊肉的，从此就喜欢上了它，在这家羊肉店也买过几次来吃。但这次去，小街依旧，羊肉店已没有，麵店也没有了，市面冷清好多，令我很失望。中国的平民饮食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两次大变化：一次在一九五六年工商业合作化以后，许多原本做饮食的个体户被组织起来开合作饭店或点心店，许多特色小吃被取消。一次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服务行业“破四旧”，提倡要面向“工、农、兵”，饭店办成了食堂模样，价钱大众化，但菜色也普通化了。这种风气当时连上海国际饭店的餐厅也不例外。我不知取消供应羊肉是否也属于“大众化”的措施，因为对于当时当地的农民来说，劳动一天的收益也不过几毛钱人民币，吃一次羊肉面至少要人民币三角多，喝一次羊肉酒差不多要五角以上，相等于大半天甚至一天的工分值，太“不大众化”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前赵屯农民吃羊肉面、羊肉酒，并不表示那时农民收入高，而是因为农村重男轻女风气严重。男子抽烟、上街吃顿羊肉酒，一是男子特权，二是男子的面子。许多农村妇女其实除了一日三餐，青菜萝卜干，一年四季也不乱花一分钱的。
我们这次下乡，与文革以前下乡的情况已有些不同，下面实际工作的展开，与我们去不去已关系不大。那时连党政机构的威信都大不如前了，我们业务部门又能怎样？不同季节应做哪些工作，我们对公社只能是客气地“建议”一下，不能硬性要求。这一点单位领导也清楚，所以我们工作压力不大。公社将我安排在公社院子的一间空房内，吃饭就搭伙在公社食堂。一个人住一大间空房，虽然寂寞但也自在，晚上关了门一个人看书不受干扰。在赵屯的日子，只要不下雨，我就与公社血防组的人去各个大队转转，看看大队灭螺员们的查灭螺工作和各种卫生工作开展情况。我自己对工作的态度基本上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我观察，公社血防组的人对大队也是这样的态度，都不像文革前那么认真了。公社血防组组员老沈是我以前在赵屯时结识的朋友。这次下乡很多时候就是他陪同我。有老友相伴，又正值暮春时节，田野一片绿色，天蓝云白，风轻日暖，气清景明，下乡倒像是去春游 。尤其离开那个两派争斗不已的县城，来到这个偏远小镇，也不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那种放松的心情让人如去了世外桃源。
那天我同老沈上午去了江家、蔡家两个大队，下午去南山大队。当时我们正走在一条大“龙沟”上天南地北聊得十分起劲，突然老沈停住脚步，指着西面二百来米外竹树掩映下的一个村子问我：“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队的妇女干部？”我仔细想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了几张脸，却无法肯定哪一张是南山大队的妇女干部。那时侯很多大队负责血防工作的都是大队妇女主任兼任的，她们年纪一般都在三十多四十岁左右，打扮也差不多，一律齐颈的短发，连衣服的式样也差别不大，没有现在那样多姿多彩，因此除非很熟悉，常常分不清谁是谁。而我又素来是一个不太认人的人，离上次来赵屯又已隔了两年多，现在如何记得起来？我原以为他要告诉我这个大队血防工作的一些情况，不料他接着说的是：“这个妇女干部是个寡妇！”我闻言感到奇怪，她寡妇不寡妇与工作有什么相干？老沈见我一脸疑惑，接着解释说：“她们这条村上像她那样年纪的妇女基本上个个是寡妇！前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村上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差不多都饿死了。她老公也是饿死的！”听闻此言，就如前两年我听杨桃源评论毛泽东书法造诣一样，犹如平地起了一个响雷，把我惊得突然失去了反应。我怔怔地望着老沈，一时竟想不出答什话才适宜，心中却在惊呼：“啊呀，这么犯忌的话你也敢说！难道你不怕成为反革命？”老沈见我惊惶不答话，很快也醒悟过来，于是也不再说话，两人闷头走路。到了南山大队，我们也不去找那个妇女主任了，在村里胡乱转了一圈就打道回府。一路上，我内心对老沈充满了愧疚。我知道他对我说这些是因为信任我；而我却没有搭理他。我想对他进行解释，因为我与他身份不同，他是农民又是党员，说错话可能还不会有事，但我们说错话，即使成分好也很有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政治惩罚，所以我不敢接他的话题。但转而一想还是不要解释，当它根本没有发生过最好，反正没有第三人知道。
关于这场这场大饥荒的情形和造成这场的大饥荒的原因，我在本文开始部分已经说过一些。当年中共的说法是因为“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但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很多人就不相信。我也是不信的人之一。我在本文前面就说到过，一九六〇年春天我们那个交通闭塞的小镇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又一群难民，个个面黄肌瘦，沿街问人要吃的。他们的衣着并不很破烂，所以不是叫花子。其中还有人将随身带的衣物与镇上居民换粮食的。我就亲眼看见一个青年女子当场将身上穿的一件红色绒线衣脱下来跟人换吃的东西。有人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回答是嘉善的。嘉善县与青浦县毗邻，离练塘更是只有二三十里远。那里历来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若说那边遭了严重天灾，何以我们这里一点影响也没有？若说是“苏修逼债”造成的，那也应该全国一个样，这债不能光叫嘉善的人还，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人因被“苏修逼债”而逃荒？当时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让嘉善的饥荒这么严重，但反正就是不信。不信这是天灾造成的。也不信这是“苏修逼债”造成的。在这场大饥荒中，我们镇上有一些老弱病残的提早死了。但青壮年大规模死亡的好像没听说过。文革开始后，关于大饥荒造成大规模死亡的事我已经有所听闻。这主要是在揭发批判“走资派”的罪行时作为具体罪行披露出来的。如河南信阳等地的灾民饿得将树皮草根也吃尽了，最后是吃“观音土”死的。但那时我还以为这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事，在我家乡没有大批饿死人的事发生。因此老沈说南山大队有大批三十多岁壮年死掉，使我很吃惊，原来在我们家乡也有这样的事发生。后来我曾多次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趁机向老沈了解更多一些关于南山大队饿死人的情况。但同时又反问自己：当时你有这样的胆量吗？是的，我没有这个胆量。相比老沈，我只是个懦夫。
关于嘉善和南山的事，直到过了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发生这些惨事的原因。十多年前我看到金冲及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里边说到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要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分率三个调查组去广东、湖南、浙江调查饥荒情形和发生饥荒的原因。田家英去了浙江。他与浙江省委商量后选择了两个县做调查，一个是较好的，一个是较差的，其中一个就是嘉善县。《毛泽东传》没有说明嘉善县是较好的还是较差的县，但看到这里我就明白了当年嘉善何以会有那么多灾民出来逃荒了。因为如果嘉善县的灾情是天灾造成的，田家英根本不需再去调查。所以很明显嘉善的大饥荒是人祸造成的。这才需要调查究竟是那些人祸造成了这场灾难。那时我还看到不少有关灾荒的回忆。其中如甘肃省，因为在大饥荒中、又在天寒地冻的季节，省委号召大搞水利建设，结果死了不少人。回想起老沈对我说的南山大队死了许多青壮年，使他们村成为“寡妇村”，我就猜想南山大队死的人，极可能也是因为在饥寒交迫情形下，还被逼着要去做极沉重的开河劳动，于是身体透支太甚而死亡。因为冬季开河“重新安排山河”，抽调的都是青壮劳力。于是死的不是老弱病残反而是青壮年了。而造成这些青壮死亡的，当然是因为他们带队的干部是个极左分子。否则凡带队的稍有几分人性，也不至于此。所以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赵屯南山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县里，而且文革前我也在赵屯工作过，却都不知道有这件事？原因很简单，知道的人都不敢说，非十分知心的人也不敢对他说。当时的人即使自己家里有人饿死了，或知道有亲朋戚友饿死了，一般也不敢对外说是饿死的，而只敢说是病死的、老死的。尤其像我们家乡那样的江南鱼米之乡，很多人的死不是由于突然的断粮，而是长期营养不良慢慢导致死亡的；也没有像河南信阳那样，饥民不仅吃光了粮食，还吃光了树皮、草根，只得吃明知吃了会死的“观音土”，也就是说大饥荒明明白白无可隐讳也无可狡辩，所以究竟是“病死”还是“饿死”的还真的很难分清这界限。如果一定说是饿死的，很容易被人说是“造谣”、“污蔑社会主义”和“攻击三面红旗”，弄不好就给你顶“反革命分子”帽子戴。面对善于巧辩而又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死者已矣，生者尚要偷生，有几个敢与他们争辩？而且这种争辩有用吗？走笔至此，我越觉老沈对我情谊的深厚，对老沈的思念也油然而起，于今四十多年不见了，不知他还健在否？他从部队退伍时就患有白血球减少症。我真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