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1）
“二月逆流”以后我曾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取缔“红卫军”是南京军区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后才发生的。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多年后我在《林彪日记》中找到有关记载，证实这个传闻不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央军委，提出三点意见：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南京军区的报告中没有说出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红卫军的理由。但对于靠枪杆子造反起家的人来说，这种理由又何须明说呢！因此只隔了一天，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林彪就批复同意了这个报告。
然而，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命令要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才执行呢？我猜这可能与当时的局势有关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时候，就全国的形势说，中共中央还正在继续呼吁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势力还处在刚开始形成的阶段，力量还不大，而各地当权派则正在想方设法压制他们，压垮他们，若此时取缔“红卫军”，势必会打击群众的造反势头，影响到造反派的壮大。稍后，造反派成气候了，当权派却已经自顾不暇，而军队还没有公开介入地方文革；也即是说，在那个时候中共并无可用的力量去执行取缔“红卫军”的任务。这样，取缔的任务就拖到了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以后，由军队来执行。而这时候因为有了《军委八条》，尚方宝剑在手，军队要镇压、取缔的造反组织已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军”了。它的目标是要将所有的造反组织趁势一扫光。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镇压计划。在青浦，取缔“红卫军”只是作为全面镇压的一个切入点，以便师出有名。结果青浦就出现了先取缔“红卫军”，然后以“与红卫军勾勾搭搭”为罪名镇压造反派那一幕。
十六日，大街上攻击“联总”的大标语越来越多。看这情势，“农革司”砸了“红卫军”，现在还要对“联总”下手。有小道消息说，“农革司”砸“红卫军”背后的支持者是县人民武装部。难怪他们的气焰如此嚣张！这个形势对造反派来说决不是好事。这一天，除了几个回江苏探亲的同事，单位内绝大多数人都已回来。往常我们造反队员聚在一起都是有说有笑的，此时大多沉默了。空气中仿佛有一股严重的肃杀之气。由于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现在出面镇压的正是人民解放军，大家只好有气往肚子里咽。
二月十七日早上起来，人们发现青浦已经换了一个世界。在二月十六日半夜至十七日凌晨，“农革司”和“农红司”再次调集了一万多农民进城，“砸”了设在县委招待所的“联总”总部和青中“红旗”。同时被砸的还有县房管所“房战团”、县锡剧团“全无敌”、县电影院“东方红”、城厢镇装卸队“红旗”和县新华书店“版司”等七个组织。这七个组织除了装卸队“红旗”，其它都是青浦造反派中比较有名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砸掉了，再砸其他的造反组织就问题不大了。可见人武部对先砸哪些组织，后砸哪些组织也都是经过考量的。
那天夜里我们造反队有部分队员因为关心“红旗”的命运，彻夜守候在青浦中学附近，亲眼目睹了农民冲进青浦中学“红旗”所在地，将守卫在里边的学生强行殴打、拖走的场面。青中“红旗”是全县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在全县造反派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单位造反派刚起来造反时“红旗”就派人来联络、支持，因此我们与“红旗”也有一份战斗友情。“红旗”被砸，激起了全青浦县城内造反派的愤怒，纷纷派代表去青中向“红旗”学生们表示慰问，并在十八日那天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组织也派了人去青中慰问并参加了示威游行。不过，我们“白求恩”和“送瘟神”的头头此时考虑已十分谨慎，派出去慰问、游行的人都是家庭成分比较好的队员，像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都没有让我们参加。
从二月十七日起，青浦县的造反组织天天有被“砸”的，天天有人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上空。我后来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从二月十四日开始，全县被砸、被勒令解散的造反组织共有一百六十多个，被捕的造反组织头头至少在一百人人以上。为了关押这么多的“犯人”，后来听说看守所早就做好了准备，把原来关押的犯人都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将监狱腾空了，还准备了比平时数量多好几倍的手铐。种种迹象说明，这次镇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主谋是县人民武装部，助手是县公安局的“公革司”，而“农革司”、“农红司”这两个农民造反派组织则被收买、利用来充当了镇压造反派的打手。至于原县委的当权派有没有参与，哪些人参与，一时还不清楚。但我怀疑是有的，不可能没有。
形势对造反派非常不利。就在十八日那天，《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其中说：“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仿佛在替人武部的镇压撑腰。
那天我在街上还看到一份二月十七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说：“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也就是说，一个月前江青流泪表示支持临时工争取应得权益，然后由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造反派合议下发的文件现在统统不认账了。《通告》还说：“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这个文件虽然注明了清除的对象“不是指家庭出身”，但我们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看了，多少有站在刀锋边缘上的感觉，寒意逼人。我看了后默想：一切的一切都与当前的那股镇压逆流密切配合。翻脸何其之快啊！现在全国建立的省市级的革委会不过十分之一、二，“革命尚未成功”，而毛泽东就要开始“卸磨杀驴”、“秋后算账”了。
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大大地颂扬了军队对文革的贡献，无异是在肯定军队镇压造反派的行为，为军队镇压造反派叫好、打气。这一个个中央文件，一篇篇社论，就像一根根大棒接二连三地猛击在我们头上，打得我们眼冒金星，根本无从招架。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时候，几乎每一篇社论都说出了我们心里话的《人民日报》，现在不见了。
配合着“二·一七”后的形势，原先在“一月革命”时消声匿迹的各单位保守派，突然在同一时间又纷纷冒了出来。二月二十一日，血防站内原来已解散了的保守派又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取名“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送瘟神造反队’”（竟然与我们的“送瘟神战斗队”同名。也不起个别的名字，真没出息！）不久，县人委系统成立“青浦县人委机关红色革命造反兵团”，“送瘟神战斗队”就与除害灭病办公室、卫生科、妇幼保健所等单位的保守派合组了“卫生机关红色革命造反队”。当时，全县所有新成立的保守派组织，在组织名称中都统一加上了“红色”两字，所有我们又称他们为“红色”派。
二十四日，“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送瘟神造反队’”发表了一份《告“白求恩”和“送瘟神”的全体队员书》，说我们“与红卫军勾勾搭搭”，二·一八参加了“反革命活动，犯下了极大罪行”，要求我们“赶快起来大造你们头头的反，大造你们队伍中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反”。对于这种污蔑造谣、毫无事实根据的“劝降书”，我们很多人根本不屑一顾。但是，单位大门外的白色恐怖却是实实在在的。对方的头头也利用这种形势公然威胁我们，说：“你们两个组织是非法的，是反革命组织。”“我们是有解放军支持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解放军来、要公检法来，他们就会来。”因此，我们对这个“送瘟神造反队”也不敢掉以轻心。
果然，当天他们就开始对我们队员进行分化瓦解，做起思想动员工作来了。对于一些出身成分有问题的人，他们威胁说：“你们组织中都是些什么人？没有一个党员，没有一个好团员，都是些乌龟王八蛋。我们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一些出身没问题的人，他们装出贴心的样子说：“你出身好，你是团员，你是受蒙蔽的，只要反戈一击揭发那几个反动头头的罪行，我们是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而当有人准备退出我们组织时，他们又来劝阻，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先不要退出，要留在里面开会时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摸清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 他们不仅吓唬我们队员本人，还吓唬他们的家属。同时，对我们造反队的头头和骨干则实行人盯人的监视。我们“白求恩”有一个头头因为有事骑自行车去朱家角办事，对方立即也派一人骑自行车跟踪一直跟到朱家角。
当时，对于保守派的挑衅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确实是解放军支持的。在这种压力下，二月二十五日，一直与“白求恩”并肩斗争的“送瘟神战斗队”自动宣布解散。但是，主要由青年组成的“白求恩”却不肯解散。因为我们坚信自成立组织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即使罢张宜的官，开除曹晖德的党藉，也都是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的。刮经济主义妖风，我们非但没有份，还在“促生产”中做出成绩。所以我们大部分队员不认为我们是非法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但精神上的压力十分沉重。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白求恩”部分队员天天聚集在办公室里议论、分析，谋求解决之道，但毫无办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解放军。解放军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一向在社会上享有崇高荣誉和特殊地位。军人的妻子若有婚外情，不论谁是主动者，男方一定会以“侵犯军婚罪”判刑。现在中央明令由解放军“支左”，而谁是“左派”是军队说了算的。我们即使明知解放军错了，也不能公开反对。因为只要一说军队“支左”支错了，一定会被扣上一顶“反军”的大帽子，这就要罪加一等了。何况，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一片声的为军队镇压叫好，就如去年八、九月份《人民日报》一片声为红卫兵叫好一样，即使我们想喊冤，又能到哪里去喊？前阶段中共为了鼓动群众起来批判当权派，说反对某个党领导甚至某个党员就是“反党”是“反动逻辑”，但现在这个“反动逻辑”又死而复生，通行无阻了。无奈之下，那时候，我们“白求恩”中的大部分队员每当夜深人静时就聚在造反队办公室里一起唱《长征组歌》里边的《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的歌，发泄心中的苦闷。我们当然不会幼稚到认为毛泽东能听到我们的歌声，会来解救我们的苦厄；但此时此刻除了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造反派名曰“造反”，其实还不是毛泽东手上的一枚棋子？他要用你时可以将你吹捧到天上去，不用时即刻可以将你丢弃。而每当我们唱歌时，总有“红色”派出的人在门外偷听。我想，也许他们听了正在耻笑我们呢！但此时已经不在乎了，要笑就让他们笑吧！
